工人階級與新社會運動──介紹《從階級理論退卻》一書

許由

在八十年代的西方，一方面在統治階級那兒忽然興起了新右翼思潮；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運動裡，卻興起一股「新」新左派（Newer Left）。這些「新」新左派比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更「新」一點。他們中許多人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工人階級被證明沒有能力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從此社會變革的希望只能寄託在「新社會運動」（即環保運動、和平運動、婦女運動等）上面。他們這許多主張，同後來的民間社會派頗有一脈相承之處。

「新」新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引來了一番爭論。不少馬克思主義者為文反駁。但寫得較為全面的，似乎還是要數這本《從階級理論退卻——論一種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The Ret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Verso, 1986）它的著者是艾倫．麥建辰．伍德（Ellen Meikins Wood）。這部書因為寫得好，還獲得了多依切獎。她這部書篇幅不多，但是談到的問題很多，而且往往能一針見血，揭露那些「新」新左派怎樣曲解馬克思，怎樣在邏輯上自相矛盾或者論證錯誤等等。我們這篇文章，只能粗略介紹她在幾個問題上的某些觀點。毋須說，雖然介紹的是艾倫．伍德的觀點，但畢竟那是由筆者所演譯的，難免會出現錯誤，敬希讀者指正。

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

這部書的副題是　「論一種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簡稱為NTS（NEW TRUE SOCIALISM），指出的就是那些「新」新左派所鼓吹的社會主義。但什麼是舊的「真正」社會主義？什麼又是新的「真正」社會主義？其實艾倫．伍德在這裡不過是鎔鑄馬克思的舊辭吧了。在馬克思時代便存在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空想思潮，他們以超階級的「博愛」、「人性」等道德說教代替階級的運動，又認為只要平均分配土地便能使小生產者擺脫剝削。馬克思在《德意形式意識形態》一書中這樣揭露他們：「『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外國的共產主義文獻並不是一定的現實運動的表現和產物，而純粹是些理論的著作……是從『純粹的思想』中產生的。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即使這些著作是在宣傳某些體系，它們仍然是以實際的需要為基礎，是以一定國家裡的一定階級的生活條件的總和為基礎的。他們把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為真，似乎這些著作所談的是『最合理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定階級和一定時代的需要。……因為它所關心的既然已經不是實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喪失了一切革命熱情……而是宣揚對於人們的普遍的愛了。」（註1）

艾倫．伍德把如今那些「新」新左派稱為新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為了說明，他們其實同十九世紀某些空想社會主義一樣地空想。自然，歷史背境大大不同了，而他們的論點也有時頗有自己特色。他們大肆攻擊馬克思主義是「經濟主義」，「階級化約論」，「實在論」，同時力主要論述（discourse）去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力量等等。

艾倫．伍德把他們的論點歸納為幾點：

1.工人階級並沒有如馬克思所預料的那樣，由於經濟上的地位而令其具有建立一個新社會的能力；

2.上述事實反映了：政治與經濟之間是沒有必然關係的。不能說經濟決定了政治或階級立場。政治與意識形態是獨立於經濟關係之外的。反過來說，一個階級的經濟利益並不一定會體現到政治領域；

2.這進一步表示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並無特別優越的定位；甚至可說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並無很大興趣；

4.因此社會主義運動之建立，可以獨立於工人階級，獨立於一般經濟狀況，可以拿「人民」作為其群眾基礎。純粹靠思想媒介，而不問其社會定位，便能夠把「人民」結合成社會主義力量；

5.社會主義的目標是爭取普遍的人類利益，是要超越狹隘的階級利益。因此社會主義者不應主要爭取工人，也要爭取其他社會階級；

6.所以，可以把社會主義了解為各種各樣的人民「民主」鬥爭。事實上，社會主義一詞就可以為「激進民主」所取代。而「激進民主」可由現時的自由主義民主制和平過渡而成。這是因為，現在的自由主義民主制並非像馬克思所說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自由主義民主是沒有階級性的，其階級屬性是不能確定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它，社會主義者也可以利用它使它變成社會主義民主。

馬克思是控術決定論者？

艾倫．伍德所評擊過的「新」新左派學者很多，其中一位就是拉克勞（Ernesto Laclau）。拉克勞猛烈抨擊工人階級革命學說。但是，他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的呢？他說：

「對馬克思主義來說，生產力的發展，在朝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演進中扮演關鍵角色，因為『生產力的過去發展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生產力的今後發展則使社會主義成為必然。』這是構成數量更多和更受剝削的無產階級的根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奪取並集體管理已經高度發展及社會化的生力。……按照這種觀點，如果歷史具意識形態有及理性的基礎，那是由於生產的一般發展規律。」（註2）

其實，他所闡釋的，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他所引述的那句話，也不是馬克思的話。但不管怎樣，他是反對他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歷史事實上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機械。他用以證明的，是關於勞動力學說：「馬克思把勞動力了解為商品。」但問題在於，「勞動力之不同於其他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於：資本家必須不限於購買它，他還必須驅使它去生產出勞動。」但是既然要勞動資本家來壓搾工人，那就「當然地使那種觀點，即生產力的發展是自然的、自發的進步現象這個觀點，變得不成立。……實際上，一旦勞動力被購入，便要從中盡量搾取勞動。因此如果勞動過程缺少了一連串的統制，便不能存在。」但統制必然引起工人反抗，而「工人的鬥爭，明顯地不能拿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來解釋，因為工人鬥爭的動力，本身並不能歸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這個名目。但倘若資本邏輯與工人反抗的邏輯之間的分裂，影響到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組織，那麼它也必然大大影響到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及其發展步調。因此那種認為生產力是中性的論點，認為其發展應了解為自然的單向的，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註3）

既然生產力的發展不是中性的、自然的，而是充滿著勞資鬥爭的，因而反過來又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既然這樣，就不能說生產力的發展自動保證工人階級革命——這些所謂「後馬克思主義者」是這樣論證的。艾倫．伍德沒有和他們糾纏在什麼勞動力學說上，而是徑直指出他們曲解馬克思主義：

「拉克勞及摩菲在攻擊馬克思主義是『經濟主義』及『階級化約論』的時候，首先硬說馬克思是如此定義『經濟』，以致經濟是不包括社會關係的，以致『經濟』疇只剩下一些抽象的『物質』基礎，以致『經濟』領域實際上變成等同於技術，而『經濟規律』則變成為生產力的中性的、自然的發展。他們在回答這種自製的技術決定論的時候，力圖證明生產領域並非由中性的技術所決定，而是滲透著統制與反抗的社會關係，彷彿這是馬克思所不知道似的。」（註4）

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生產時，總是不忘指出其勞動生產過程的充滿對立的性質，不忘指出工人運動的鬥爭歷史怎樣影響到資本主義生產，而當時科學技術又怎麼遠非「中性」，相反，它總是滲透著階級鬥爭。整個資本論第一卷談的都是這些問題。其中指出資本所組織的生產勞動過程，怎麼不僅決定於技術的「中性」需要，而且決定於資本主義的對立性質。

「對於馬克思來說，正正因為『經濟領域』並不是中性的，而是滲透著階級剝削及階級利益的衝突，所以『經濟』總是和其他社會領域結成有機關係。正正因為物質生產組織是經過階級扭曲的，所以『經濟關係也是權力的關係，是衝突及鬥爭的關係，而這種種關係的鬥爭不僅在經濟領域進行，而且波及其他社會及政治領域。（畢竟，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前提，不就是說物質生產首先是一個社會現象嗎？）所以，實在不明白，為什麼生產組織不能同其他社會關係分割開來這個事實，不但沒有成為馬克思能夠成立的論據，相反，竟然成為它不能成立的『證明』！」（註5）

工人階級與革命

「新」新左派所了解的馬克思關於工人革命學說，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機械的機器決定論，按照這種理論，生產力的自發的發展會自動地、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個團結的革命工人階級；並由他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既然歷史證明，生產力的發展不會自動帶來工人革命，那就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成立。拉克勞說：

「這裡二者必居其一。要麼就是確立這樣一種歷史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工人階級的內部分化能最後被消除，並在熱火朝天的時刻中變得絕對團結，……要麼，就是要拋棄上述理論，而且隨之也拋棄那種認為某些人比其他人享有某種優越地位的理論，拋棄那種認為『客觀』利益能使某些人成為『社會主義』代理人的理論。」（註6）

艾倫．伍德這樣回答：

「換言之，如果工人階級之構成為一個團結的革命力量，並非完全出於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的內在因素，如果它還需要『外來的干預』——例如，採取政治教育及組織的形式——那就表示工人階級喪失掉作為革命代理人的特殊資格，或許，連它作為一個階級的身份也喪失掉，並且要融和於其他社會人仕；而這些人的集體身份，他們之連結於社會主義事業，是完全出於偶然的，並且要依賴『論述建構』（Discvrsive Construction）。」

「去否定工人階級的『客觀利益』，去主張工人階級利益之相容於社會主義目標，在程度上與其他『社會人仕』並無分別，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首先要注意，這樣說，同說物質利益不能自發地將自己變成政治目標，（更不用說可以自動變成政治行動），是不大相同的。他們那種說法，意味著：除非物質利益已然變成為政治目標及聯合的政治行動，否則物質利益是不存在的。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剝削狀況，在決定工人的生活境況及其經驗方面，並不比其他狀況，其他偶然因素更具有決定性影響。進一步的推論就是，工人雖然受到資本主義的直接剝削，但他們並不比其他那些並非直接受到剝削的人更受剝削的影響，……甚至推論出，工人並不會從剝削之終止那兒得到什麼重大利益。……簡言之，拉克勞及摩菲的立論是：並沒有所謂物質利益；有之，只是由『論述』所建構的關於物質利益的這種觀念。因為，說什麼工人在生產關係中的共同處境，並沒有在工人中間產生共同的『客觀利益』，如果這種觀點是有實際意義的立論，那除了表示上述推論之外，還能表示什麼呢？這種立論的最終結論，就是：一個穴居的原始人可以跟一個工人一樣有可能變成社會主義者——只要他有幸聽得到相應的『論述』的福音便行。」（註7）

緣何厚此薄彼？

這些「新」新左派成天指責馬克思主義是機械論，其實，他們的思想方法才是真夠機械的。他們以為，如果世界事物並不是由一條簡單的、絕對的、單向的、毫無矛盾的定律所支配，那就表示並無任何決定因素，沒有任何關係、任何因果可言。然而，不幸他們也不是貫徹到底的。他們在考察工人階級的時候，往往拿最機械的準則來考核他們；可是，在研究其他社會階層或「新社會運動」時，他們就用最有彈性的標準來量度他們。

只要到現在工人還沒有成功建立社會主義，就是工人沒有能力建立社會主義的證據（雖然「新社會運動」一樣沒有成功建立過社會主義）；只要革命不是工人發地進行的，而是由一些身份並非工人的人領導——就像1917年俄國革命——那它們就一定不可以叫做工人革命；只要工人的團結不是由經濟發展所自動產生的，而是由某些人自覺地促成的，就足以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革命學說予以證偽；只要工人進行的，只是經濟鬥爭而非直接的社會主義鬥爭，那就是工人不能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證據（雖然「新社會運動」不見得就是自覺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只要談什麼工人是社會主義的代理人，就一定表示會變成另一種救世主，甚至變成專制溫床（而新社會運動這個新代理人則絕對不會變質）。艾倫．伍德這樣揭露他們：

「拉克勞及摩菲等於要我們承認：一方面各種各樣的『民主鬥爭』是不矛盾的，是順利結合的，另一方面，在工人的經濟上的階級鬥爭與政治鬥爭之間，卻存在鴻溝。這就是說，由自由主義民主論述所催生的政治運動，比諸於從與資本對抗的物質利益所催生的階級鬥爭，能使我們更接近社會主義事業。……」（註8）

「NTS的其中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他們激烈地反對在先進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採取革命暴力，但另一方面，至少總是在暗示，只有在工人已經採取革命暴力這種形式的時候，才能承認工人已經向資本主義作出真正的挑戰；同樣矛盾的是，那些人大力譴責別人要求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又主張以最漸進方式實行社會主義；但同樣是這些人，他們之所以認為工人始終沒有向資本主義挑戰，其根據的就是工人沒有立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同時，那些根本沒有把攻擊資本主義根基作為自己目標的社會運動，（而這些社會運動也沒有在事實上作過這些攻擊）叩被歡呼為社會主義的好材料。」（註9）

語言化約論的貧乏

「新」新左派們要否定工人的革命潛能，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們中有一位學者，叫加文．基程（Cavin Kitching）的，在他那部《社會主義再思考》（Rethinking Socialism, 1983）的書中，並不否定工人有他們的物質利益，但是，事情壞就壞在這裡。馬克思以為，工人的物質利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動力所在。但基程認為，一個人越是受物質利益所影響，他就越難領略社會主義的真締。要領悟它，必須具有想象力，必須能同現實利益衝突保持距離。但是，「最限制想象力，最打擊自信的一種壓迫形式，就是那種物質上被遞奪的壓迫。這種物質剝奪，使他們局限於採取起碼的肉體生存，沒有多少時間或精力去從事廣泛的反思，不論是反思自己還是反思社會。」（註10）反之，最少受壓迫的人，反而能夠接納最激進的思想，因為他們有更大的精神自由，知識份子就是其中的表表者。結論是什麼呢？就是：「做為社會主義者，不是要支持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來反對資本家階級，而是信仰一種特殊的普遍人類利益的觀念，一種經由廢除階級來超越階級自利的觀念。」（註11）所謂普遍利益，就是要復活共和主義、公民觀念。

基程這裡實際上主張另一種超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只是這種經濟決定論同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相反：一個人越受物質壓迫，越不會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然而，受到這種束縛的只是工人，而知識份子則不受經濟決定，他們能夠自由地追求普遍的人類利益。艾倫．伍德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重彈柏拉圖的老調吧了。富人才會有理想，而窮人只是物質主義者；所謂「政治人」與「經濟人」的分別，就是前者以公民榮譽、普遍利益為重，後者則粹著眼於世俗物質。這是一種赤裸的精英主義。所以，毫不奇怪，雖然有些「新」新左派們常大談什麼建立反資本主義的工人文化霸權，但骨子裡，他們談的其實是由他們一小撮知識份子代替廣大工人去建立他們的「社會主義」文化。

另一些「新」新左派比基程更徹底，他們乾脆否定物質利益是存在的。他們不僅僅認為，政治及意識形態是可以同社會基礎完全脫離的；實際上他們的說的是，整個社會簡直就是由思想構成的。人沒有任何固定身份可言，有之，只是由思想所賦予的身份。物質利益也是這樣。另一位學者加利夫．鍾斯（Gtareth Stedman Janes）說：「我們不能像翻譯電報那樣把政治語言還原為某種物質利益的原始狀態，因為，首先是由政治語言的論述結構來表達及定義物質利益。」（註12）一切事物都要經過語言才能掌握了解，於是……一切事物都是由語言思想去決定的。並沒有獨立於語言之外的、客觀存在的物質利益。但艾倫．伍德問得好：

「就讓我們假定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綱領或政治語言，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或觀念範疇，足以清楚地表達工人之作為被壓搾的對象的利益，他們之同資本家搾取剩餘價值的利益處於對立狀態。但這難道會改變這種關係的剝削性質或其基本對抗性質麼？難道這會改變如下事實：一般來說，不被剝削總比受到剝削好一些？難道這會改變上述關係中一方處於有利另一方處於不利的事實麼？……如果說『利益』並不獨立存在於其表達方式之外，如果對上述問題都答以『是』，那我們就進入了絕對唯心主義的巢穴，一切都不復存在，除了思想。但倘若他們並不是這樣，那麼，說什麼物質利益並不先於『論述』而存在，究竟還能表示什麼意思？」（註13）

不能從物質狀況直接推論出其政治立場，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這個論點出發，不能就得出結論，說二者沒有關係的，甚至說無所謂物質利益可言，有之，只有政治思想。更不能說社會主義政治根本不需要紮根於工人階級或任何階級，只需以社會主義思想來感化所有人就行了。

工人階級與「新社會運動」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有能力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開始建設一個更進步更平等的社會，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直接受資產階級剝削的階級，因此廢除資本主義剝削制最符合他們的客觀利益，而且更因為他們是生產的階級。資本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才能生產出來。他們既資本的能力，也就同時具有不生產資本的能力，具有癱瘓資本主義整個機器的能力。還有工人階級是集體的生產者階級，因此他們不僅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而且有能力建立一種不再是建基於剝削的、而是互助合作的新社會。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他們具有的力量，他們的創造能力，使工人階級大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他社會或政治力量，使工人階級有資格成為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代理人。去重申這個立場，不等於說社會主義業已獲得保證。不。這也不等於說單靠工人運動便能達致社會主義。我們要說的只是：我們的主要的資源除了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之外，就不能再是其他階級。倘若他們自己無法喚醒自己，沒有任何外來干預可以越俎代庖。如果這個資源竟然在某些災難性歷史時刻中，被擊潰或被中和掉，那麼社會主義就真正降為一些小宗派的烏托邦。即使是最富熱情，最有戰鬥精神的社會運動也為他們所不取了。（註14）

我們強調工人階級的重要性，絕不是要為此而貶低「新社會運動」。倘若有社會主義者完全抹煞新社會運動，那是錯誤的。事實上，過去西方的工人運動的確太忽視新社會運動。然而，另一方面，那些「新」新左派卻另走極端，他們大大抬高新社會運動，同時大大貶低工人運動。他們的錯誤並不更少些。

艾倫．伍德在書中大量引述另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關於新社會運動與工人運動的關係的言論：

「威廉斯堅稱，只要新社會運動不曾把那個『社會的中堅』即工人階級包括在內，這些運動就始終只是邊緣性的，徒勞無功的，因為工人階級才是位於社會秩序的中心，處於『決定性關係』及『經濟秩序的關鍵地方。』那兒『不僅存在著佔支配地位的機構及其附庸，而且許多時也包括了大多數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新運動在差不多所有生活領域都是活躍的和有影響的』，但恰恰除開了經濟領域。然而，所有其他社會問題，最後還是要回到這個中心去的。（所以，把那些「新社會運動」看作是「中產階級的問題」，是頗為荒謬的。……把這些問題看作是同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無關的，那同樣是荒謬的。這些問題，名副實地同他們的根本利益有關。經常暴露在危險的工業生產過程及環境破壞之下的，是工人。最需要獲得新女性權利的，是工人階級婦女。）……威廉斯似乎是在衝著NTS的構想來說的：工人階級的「日常」的問題，他們一些「地區性」問題，若比諸於新社會運動，是更接近於社會秩序的核心，更近於那些支配著所謂「基本人類需要」及普遍利益的命運的社會條件及其根源，雖然新社會運動本身是拿著「基本人類需要」及普遍利益作為自己的當前目標的。」

有些人以為，核子戰爭的威脅，是人人受害的。所以，和平運動比諸工人運動具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也比工人問題具有更迫切的性質。結論就是，和平運動比工人運動更有意義，更值得搞。艾倫．伍德答道：

「這些運動的道義力量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他們的構成，並不是立足在如下基礎之上，即在資本主義秩序與對和平及生存的威脅之間的連繫上面。恰恰相反，他們的統一性及廣泛吸引力，有賴於把和平及環境問題從現行社會秩序，從當前的構成社會秩序的各種衝突的社會利益中，抽象出來。人類的共同的普遍利益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大家都是人——這只能視為，他們不要改變現存的社會秩序及階級關係，相反，他們不過是把人們從他們所隸屬的社會秩序及其階級制度中，從他們各自具有的各種不同的特殊利益中，割裂開來。換言之，這些運動之存在，正好有賴於他們在相當程度上能夠避免觸及資本主義的秩序及其階級制度。」

「的確，這樣設計的政治綱領，可以多少脫離社會狀況及物質利益而『自主』起來。但恰恰是這種自主性，使他們抗拒發展為一個主張社會主義變革的政治綱領。……我們怎能設想，一個運動，它的基礎恰恰是把當前的階級狀況及階級利益抽離出來，恰恰是自覺地避免以挑戰現存社會關係及統治的結構為目標，這種運動，竟能變成為一個反對這種結構的可靠的集體力量？」（註15）

我們這樣說絲毫不表示我們反對進行環保及和平的運動。我們要說的是，如果環保運動及和平運動不同工人運動結合，不採取挑戰資本主義的方向，它們再有更多的群眾，也是徒勞的。

反觀工人運動，他們雖然許多時都首先從事經濟鬥爭，可是，反乎極左派與「新」新左派所言，經濟鬥爭的意義並不僅僅具有經濟意義，更不能說恰恰是經濟鬥爭使工人只知為麵包而鬥爭，不知道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其實，工人即使把目標暫時局限於經濟鬥爭，但由於工人處身於社會結構的中心，所以經濟鬥爭的內在邏輯往往發展為政治鬥爭，甚至發展為政權的鬥爭。無數歷史事例都證明這點。百多年的工人運動，它之從工會運動進而發展為工人政黨，就是經濟鬥爭上升為政治鬥爭的明證。更不用說，重大的經濟鬥爭往往發展為巨大的政治鬥爭了。另外一方面，有時候由於某種政治形勢的特變（例如戰爭），工人常常一開始就進行政治鬥爭，並不一定經過經濟鬥爭這個階段。而一旦工人進行重大的政治鬥爭，便會掀起資產階級的全面反攻，最後演變為兩大階級的對抗。即使這時工人還不曾直接提出社會主義要求，整個鬥爭邏輯卻無論如何正在促進運動向這個方向進發。所以，說什麼經濟鬥爭只會妨礙工人走向社會主義，說什麼工人太著眼於物質利益而忽視普遍利益，那是沒有根據的。

自由主義民主制有沒有階級性？

NTS其中一個愛用的名詞就是激進民主，或曰民主革命。對這個名詞的具體解釋人人自不盡同。但許多人還是有一點相同的。那就是用激進、民主革命來代替階級鬥爭和工人革命運動。他們讚美議會民主，或至少認為議會民主沒有確定的階級內容。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議會民主的批評是沒有根據的。就像拉克勞說，民主是「沒有什麼階級含意的」，更不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既然這樣，人民就大可以把議會民主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民主。

伍德首先指出，民主一詞的歷史起源，從頭起就含有階級性。在古代希臘，民主意即平民的統治。事實上，阿里士多德在論政治一書中，就不僅是根據享有選舉權的人數多寡來介定民主，而且首先是根據階級。他說：「『民主』一詞的貼切含意，就是這樣一種憲法，政府是由自由的人及窮人控制，而同時他們又構成大多數。同樣地，『寡頭統治』在憲法來說就是指由富人及出生高貴的人控制政府，而他們是少數。」柏拉圖更明白。他談到窮與富總是不斷進行階級戰爭，而「一旦窮人戰勝，結果就是實行民主。」

歷史上一切統治階級都害怕民主。即使是資產階級，在他推翻貴族統治之後，最多也只是在自己階級裡面實行選舉，而不讓普羅大眾享有任何民主權利。在工人運動的不斷壓力下，它才逐步擴大選舉權。然而，與這個進並進的，就是民主一詞也日益被閹割了，它從「平民統治」，日益變成為某種純粹的管治形式及程序，日益變成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下面，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是分離的。在這個情況下，即使政治上實行民主選舉，也不會有礙於資本在經濟上繼續剝削工人，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可以自行調節，並且向來在抗衡著政府權力。這是同過去其他剝削制度不同的地方。過去的剝削制度總要依靠國家直接干預，才能從人民搾取財富。所以，伍德指出：「既然資本的剝削權力並不依靠擁有超經濟力量，這樣一個結構上分開的政治範疇，一個由『平民統治』的政治結構（更正確的說法是由平民選出『代表』去統治），就可以存在下去，同時又不會影響到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剝削關係。」「自由主義民主制之所以能與資本主義相容，恰恰是因為它不會觸及生產關係」。「這樣就劃分開兩個領域，其中一個是資本主義可以容許實行民主（即使如此，它還是有限制的），而對於另一個，資本主義是不能容許實行民主的。這種劃分，正好與對立的階級利益之不可逾越的劃分，是相一致的。」換言之，自由主義民主制，由於一面賦予人民抽象的政治權利，另一面又任由資本家在經濟上剝削他們，所以，這樣一種民主，深深打上資產階級統治的烙印。「事實上，NTS那種（政治經濟）互無關係的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反映了資本主義政治思想的基本假設，即政治與經濟（或社會）領域之大大分離；正是這種劃分，使自由主義民主制得以發展，同時又可以毫不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自由主義：權力一定異化

有些NTS承認議會民主是不夠民主的，也承認需要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民主來代替它，但他們認為，由於議會民主是沒有明確階級內容的，所以只需要把議會民主進一步擴大，便能建立社會主義。不需要革命，不需要對現存的國家機關來一次大清洗。

然而，伍德質問得好：

就算自由主義民主制是沒有確定的階級內容吧，但是「連社會主義民主也是這樣嗎？難道社會主義民主不會對哪怕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挑戰嗎？」（註16）要知道，「社會主義民主，在定義上就是要連生產關係也必須予以變革。」「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在各個方面都達到民主，包括要把那些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加以擴大。但是，在某一意義上，正是這個目標，使社會主義一定與資本主義發生根本衝突。」（註17）社會主義就是要把民主從政治擴大到經濟，要把生產資料從資本家的私產變成為為人民需要而服務的工具，而這就一定要大大侵犯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自由主義民主制即使沒有階級性，這不等於社會主義民主沒有階級性，不等於資本家可以對自己之備受打擊而袖手旁觀，不等於自由主義民主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

自然，社會主義民主有不少地方要繼承自由主義民主，例如法治精神、公民權、限制濫權種種法律秩序等等。但是，我們更要知道，自由主義民主中確乎有些東西是不能全盤接受的，伍德指出，首先就要把自由主義一詞同民主區分開來。民主就是平民統治；但自由主義從頭起就同民主沒有必然關係。自由主義之根本目標，不是實行民主，而是要監督國家權力（而此一權力可以是非民主政制）。「自由主義基本上只著眼於『限制國家之自由』；它本身對於權力之非異化是沒有興趣的。事實上，自由主義的最根本觀念——即使是採取了最『民主』的形式的自由主義——就是權力一定是異化的；權力之異化不僅是一種必要的惡，而且還是一種積極的善。例如，為了讓基本上是個人主義的人類能從事私人事務，權力就需要異化。這就是為什麼，對於自由主義來說，代議制是一個解決辦法而非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譯按：伍德在上文一再強調，任何一種公共權力都有可能腐化，這是人類一定要正視的問題。而代議制這樣一種比社會主義民主低級得多的民主形式，當然就更有腐化可能）。

「不同於自由主義，民主就恰恰是要解決權力的異化。鑑於某種異化權力或代議制仍是需要的（在任何一個複雜的社會這是無可置疑的），在這（註22）一限度內，從民主觀點看來，這些代議機構仍要被視為不僅是解決辦法，而且也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雖然民主政權仍無可置疑地仍會有（腐化）危險，而在這點上，自由主義仍有可以指教一下的地方；但是，限制權力，畢竟與權力之非異化並非等同。民主的意思——這不同於自由主義，即使是最理想的一種自由主義——更表示要克服『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對立，表示要把強加於『市民社會』的『國家』加以消除。『人民主權』就不會限於抽象的政治『範疇』，反之，只會促成在人類活動的一切領域中把權力加以非異化，並且向全部統治結構進行攻擊。攻擊會從生產領域開始，一直到國家為止。」

「這也表示，從自由主義擴展為社會主義民主，不會是簡單的、非對抗性的。」「社會主義的真締，將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民主組織方式——那些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在共同擁有的企業進行物質生活的手段的生產，並且實行直接的自治。按照定義，這種民主機構之存在本身，就表示了資本主義關係及與其相容的民主形式的終結。」（註18）

註釋

註1：他們認為「所有現實的分裂都是由概念的分裂所引起的，那末，不知為什麼他們一般還談論社會。既然他們充滿了關於概念能夠創造世界和毀滅世界這一哲學信念，他們當然也就會認為某一個人能夠通過消滅某種概念而消滅生活的分裂。」馬恩全集第三卷，五三五頁至五三七頁及五五一頁。《共產黨宣言》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界，而只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註2：轉引自艾倫．伍德的《從階級理論退卻》一書，頁54-55頁。

註3：同上，56-57頁。

註4：同上，85頁。

註5：同上，59頁。

註6：同上，60頁。

註7：同上，61頁。

註8：同上，71頁。

註9：同上，185頁。

註10：同上，118頁。

註11：同上，120頁。

註12：同上，93頁。

註13：同上，95頁。

註14：同上，92頁。

註15：同上，176頁。

註16：同上，136頁。

註17：同上，134-135頁。

註18：同上，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