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興亡的反思

解讀十月革命

解读十月革命

施用勤

(转载)

解读十月革命?都解读了90年了,还有什么可解读的?还有必要吗?十月革命创立的苏联都不复存在了,十月革命开创的人类历史新纪元也已经成了历史上已经翻过的一页。如今已经是后革命时代,响亮的声音是告别革命,人间正道私有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显然以后者的胜利告终。我国某些学者已经开始公然批判十月革命,甚至指责列宁是布朗基式的冒险家,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遵循的是马克思早年思想,不是他的最后结论;斯大林的暴虐专制制度是这场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改良道路才是社会主义的坦途,如今的西欧国家已经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

诚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道路掌握了政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进行了一些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因此通过今天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业绩与被斯大林官僚扭曲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较来否认十月革命和列宁,是不合适的,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来进行这种比较,才公平。而且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决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因此要搞清列宁、十月革命与第二国际的是非对错,必须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

第一次世界厌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大概是不能否定的。战前,第二国际召开的三次代表大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题中都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内容,都做出了反战决议和宣言。可战争一旦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都纷纷在保卫祖国、保卫文化的名义下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和参预的战争,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的灭亡。仅此一点,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始终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来没有对这个口号加过任何限定,没说过在战争期间可以以保卫祖国和文化的名义与本国资产阶级联合,而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决裂和厮杀。

列宁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也就是不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打仗,把对外战争变成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二者相比,哪个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大概不难判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让本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决不是马克思的立场。利用资产阶级政府被战争所削弱,利用战争所造成的人民群众的不满,用和平方式或用武力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人民政权,应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虽然与西欧各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相比,俄国无产阶级要弱小得多,与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弱小得多,但正是因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反战立场,最终赢得了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推翻了临时政府,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在无产阶级更加强大、社会民主党影响更加深远,生产力、文化更加发达的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是甘愿为本国资产阶级效劳,而是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坚决地反对战争,努力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话,应该说,它们有更大成功的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漫长、规模巨大、破坏性极大和牺牲极其惨重的战争。战争改变了参战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无数工人农民应征入伍,造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产量的巨幅下降。1913年,德国小麦产量为44亿公斤,1916年降至29亿公斤,1914年奥匈帝国小麦和燕麦总产量为90亿2000万公斤,1916年降至62亿公斤。法国1913年小麦产量为84亿4000万公斤,1916年下降至55亿2000万公斤。英国1916年谷物产量下降了25%。

战争期间,军工规模急剧扩展,德国从事军工生产的有350万人,英国有230万人,法国有256万人。日用必需品的产量锐减,产量减少引起物价上涨,各国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工资却没有提高。

在军工巨头大发战争横财时,广大人民群众却挣扎在饥寒交迫、亲人离散之中,亲人战死和受伤致残的不幸消息频频传来,使无数家庭陷入绝境。[①]人民的不满日益加剧。

尤其是在1917年春,受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西欧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高涨。德国无产阶级热烈支持俄国革命,发起反战罢工。1917年4月,柏林军工工人宣布罢工,莱比锡等城市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30多万人。罢工工人提出许多政治要求:放弃割地,缔结和约,释放政治犯,召开工人代表会议等。这年全年,德国共发生561次罢工,参加人数为661万7000人。反战浪潮也影响到军队。1917年6月,12艘军舰的水兵起义。7月,所有军舰上都成立了改善士兵待遇的经济委员会,士兵通过这个组织传布命令,散发反战公告。

1917年,奥匈帝国境内共发生2530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92万人。

同年,法国的工人罢工和前线士兵起义的浪潮汹涌澎湃。5月25日,大部分前线军队都处于骚动状态,有些部队甚至拒绝开赴战场,甚至有几个团向巴黎进军,高喊“打倒战争!俄国革命万岁!”的口号。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承认:“彼得格勒发出的冲击波波及了所有工厂和矿山,首次引起了骚动。使征兵工作和前线的供应工作发生了困难。”1917年,英国工人进行了688次罢工,参加人数为82万1000人。[②]

欧洲社会民主党不仅不利用大好的革命形势夺取政权,反而帮助资产阶级政府镇压罢工工人,破坏革命形势。贻误了夺取政权的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如果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不是用保卫祖国、保卫民族文化的谎言来欺骗人民群众,让他们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卖命的话,一旦群众觉悟之时,就是发动这场野蛮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垮台之日。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欧洲苏维埃联邦和一国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领袖在发动革命时,着眼点始终是发达的欧洲国家,他们认为他们完成的俄国革命仅仅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引爆欧洲发达国家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是他们的近期目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世界革命。十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论述过欧洲革命胜利后将建立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前景。如果欧洲真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话,今天备受人们称道的“欧盟”将提前几十年出现。仅凭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谁更好地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十月革命后,尽管马上爆发了内战,布尔什维克在进行生死存亡的艰苦斗争时,也没有忘记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创立了第三国际,即使在内战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是年年召开。

内战胜利大局已定,俄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托洛茨基建议废除战时共产主义,实施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列宁之所以否决了这个建议,并非他意识不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也不是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正常形式”(布哈林语),而是他仍寄希望于欧洲革命,不愿在欧洲革命爆发前使俄国阶级关系复杂化。

正是因此,在发动十月革命前,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没有考虑在俄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如果欧洲先进国家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短期内爆发革命,建立起欧洲社会主义联邦,那就不存在布尔什维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单独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了。

列宁病重和逝世后,联共(布)党内爆发了党内斗争,一国社会主义曾是理论斗争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有人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加到列宁的头上,指责他在这个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个理论与列宁毫无关系,它是1924年底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一起炮制的,于1925年正式公布,取代世界革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他们制定推行这个理论正是在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期,新理论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评。于是多数派采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惯用手法,把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列宁的理论和主张。其依据就是列宁在其晚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说的苏联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托洛茨基反驳说,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条件指的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实行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在这些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阶级,国家也要消亡,还要废除常备军。在一个孤岛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是不能消亡的,常备军也是不能废除的;包围这个社会主义孤岛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会让它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布哈林声称苏联将撇开一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托洛茨基辛辣地讽刺说,你可以撇开一切,在一月的严寒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

实际上,列宁终其一生都是世界革命论者,从来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者。1923年3月2日,也就是在列宁第二次中风,彻底失去理政能力的4天前,他还口授了另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他指出精简机构、厉行节约,为苏联的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③]请注意“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这句话,不是“撇开”,而是“坚持到”,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没有保障。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始终是世界革命论者。如果列宁认为苏联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指的真的是在苏联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话,他显然是不会这么说的。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列宁用了几个“坚持下去”:“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不是在小农水平上、在这各种方面都很有限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④]这里的“坚持下去”与上面的“支持到”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坚持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官方一直把斯大林定位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度对他顶礼膜拜,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理所当然地成了列宁主义的学说,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何况又有前几年被吹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领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布哈林也是这个理论的共同作者和鼓吹者。今天,国内不少学者仍以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的那句话为依据,指责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超越了阶段,俄国根本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⑤]这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由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失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夺取政权的机会之后,欧洲是否再也没有出现过革命形势呢?据托洛茨基的观点,革命形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出现过多次:如1923年秋天在德国,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甚至在1930年代初的纳粹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无产阶级利用社会危机夺取政权的好机会。但由于把持共产国际大权的是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由于当年导致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三个阶段”理论[⑥]的作祟,他们不仅不能把握时机,甚至都看不到时机,以致每次都用他们的错误的方针政策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其结果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被彻底破坏,还导致了把整个欧洲浸泡在血泊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

你开玩笑!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不是敌人对它的诬蔑,而是当年包括列宁、托洛茨基这两位十月革命的领袖都公然宣称并引以为自豪的事。在7月底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用武装起义的口号代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响和赤卫队攻打冬宫的场景,是这场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也界定了它是武装起义和暴力革命的性质。你凭什么否定它,竟说它不是暴力革命?现在国内某些学者就是据此公然把列宁与布朗基等同起来,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是革命形势使然,靠的是革命党人秘密组织、精心策划的密谋。

这大概是对十月革命的最严重的误读。

十月革命不是单纯的武装起义,更不是少数革命家精心密谋策划的冒险。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只看使十月革命获得成功的最后一步,忽视了它的过程;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对它的领导,忽视了苏维埃的作用。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呢?是出于先是政治局多数派、后来是斯大林排除十月革命的主要直接领导人托洛茨基的需要。

现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著作中,至今还说是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去年央视播放纪念十月革命89纪念周年的专题片仍说是列宁下达了攻打冬宫的命令。其实,在10月24日(俄历)夜[⑦]列宁乔装(他当时仍受临时政府的通缉)来到斯莫尔尼宫时,彼得格勒大部分已经处于赤卫队和起义的军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在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差的只是对被包围在冬宫里的众叛亲离的临时政府的几个部长和保卫他们的2、3千士官生和军人进行最后一击了,克伦斯基已化装乘美国使馆提供的汽车逃走。列宁抵达的斯莫尔尼宫是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及其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十月革命不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而是以苏维埃的名义发起的。具体领导十月革命的另有其人,他就是后来备受诅咒的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托洛茨基把他指挥十月革命的斯莫尔尼宫的小房间比喻为舰长的舰楼,足见他在这场革命中的角色。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弹炮击冬宫的也是托洛茨基。[⑧]就是在十月革命前的准备阶段,大量革命工作是经过苏维埃进行的,尤其是在七月事件之后,列宁为躲避临时政府的逮捕而隐藏起来,不能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机关被捣毁,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以武装起义取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由于列宁不能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公然反对武装起义,斯大林则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在此期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的积极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根据历史本来面貌把十月革命与彼得格勒苏维埃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人们肯定会由此联想到一直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活动、后来任其主席的托洛茨基。正是由于把十月革命与苏维埃割裂,斯大林才能说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委员会领导的,并以托洛茨基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而否定他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又以他本人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把自己封为十月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则反驳说,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委员会是协助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他没有必要两次加入同一个组织。

为了搞清十月革命的性质,必须研究十月革命的全过程,即不只是起义的准备和爆发的阶段,还有从4月开始的布尔什维克为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而进行的民主斗争的整个过程,才能判断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凭的是它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和全国人民的支持,还是完全依靠武力?胜局是整个过程奠定的,还仅仅是诉诸武力的结果?为此有必要扼要回顾一下二月革命和其后产生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

1、二月革命与苏维埃、临时政府、双重政权

二月革命与苏维埃:国内版的《世界通史》对二月革命的描写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了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但由于他们在领导群众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仍被关押在监狱里或在流放中,所以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了苏维埃的权力。这是按照斯大林亲自定稿的《联共(布)党简明教程》写的。事实并非如此。

二月革命是工人自发的起义。它从彼得格勒面包危机开始。世界大战进行了将近三年,劳动群众已经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沙皇政府把彼得格勒的面包师征召入伍,加剧了面包供应的紧张,所有面包店前排起了长队。这首先引起了彼得格勒妇女的不满,在三八妇女节(俄历2月23日)那天,她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的口号。其他工厂工人纷纷响应。政府派警察和军队镇压,但军队支持罢工工人,甚至把枪口转向镇压工人的警察。27日晚,起义的工人士兵取得了胜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继承了1905年革命的传统,建立了苏维埃及其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的普通党员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自发的革命,但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它的领导。主要原因是战争先于革命把农民组织起来,即把他们组织到军队中。他们以其庞大的数量排挤了无产阶级,并把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作为自己的领袖。苏维埃的领导权理所当然地落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的手中。苏维埃从诞生伊始,就履行了政权职能,它选举了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临时粮食委员会,剥夺沙俄政府官员的财政支配权,立即为国家银行、国库、铸币厂、印钞厂派出革命警卫。

临时政府的产生:然而,这些领袖却不认为应该由他们来掌握由革命诞生的政权,也许是受了三个阶段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享受胜利的果实。于是产生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当时,接到沙皇解散杜马诏书后建立的杜马临时委员会面对这一沉重的打击和爆发的革命不知所措、惊恐万分。此时,新建立的革命政权——苏维埃却主动走到他们面前,坚决要求他们组阁掌权。杜马主席罗将柯惶恐地问,这不是造反吗?杜马议员苏尔金安慰他说,这不是造反,劝他以臣民的身份掌权,总得有人接替逃走的大臣,如果暴乱平息的话,皇上任命了新政府,就把政权还给他,如果暴乱平息不了的话,他们不掌握政权,别人就会掌握它。杜马领袖商议良久,最后才由米留可夫出面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他们同意掌握政权。这让后者长出了一口气。[⑨]

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临时政府就这样产生了。这个政府和后来的几届联合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协约国的压力下,对外继续推行战争政策,对内拒不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然而这些资产阶级领袖认识不到,自发地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群众不像苏维埃领袖那样“自觉”,认识不到他们完成的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认为把政权交到资产阶级手中,革命就成功了。不,他们有他们要达到的十分具体又迫切的目的,那就是在罢工开始时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因此,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的短短的8个月期间,发生了四次政府危机。

于是产生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双重政权。苏维埃是起义的群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是起义人民的直接代表。在这个机构中,没有未参加革命并敌视它的代表大资产阶级、贵族、地主的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苏维埃的领导机构,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虽然他们主动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并支持这个资产阶级政府,但他们毕竟承受着代表民意的苏维埃的压力,对政府的政策和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这个并非由革命直接产生的政府却千方百计地要摆脱苏维埃的监督。无论是以贵族、大资产阶级为主的第一届临时政府,还是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几届联合政府,都一样。克伦斯基成为临时政府总理后,情况变得更糟。总理和各个部长们都不履行对苏维埃大会做工作报告的责任。

临时政府不仅不解决上述诱发革命的问题,而且表明自己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不顾不愿意打仗的军队和人民,继续在战场上发动进攻,还把农民自发地夺取地主土地称为无政府状态,声称要严加惩处。粮食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也日趋恶化。

2、苏维埃内部力量的消长

布尔什维克本是苏维埃内部的少数派。开始时,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占了5/6。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他们更是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只有两个:施略普尼柯夫和扎卢茨基。

在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多数人是支持临时政府的。他们同样受三个阶段理论的束缚。3月28日(俄历),在列宁回国前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惟一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捍卫者的任务。”在宣读完他的报告后,他又宣称他更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也持同样的立场。他反对列宁的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四月提纲》。他在刊登在1917年4月12日(俄历)《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列宁的提纲》中写道:“他的提纲对英国、德国、法国的正在形成的革命的头几步来说,是极其伟大的纲领,但不是对已经完成的俄国民主革命。”[⑩]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国内局势就是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和立宪民主党必然会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以推翻资本的断然措施妨碍工兵苏维埃的这项工作,从科学和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允许的。”[⑪]

列宁回国后,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布尔什维克领袖准备在苏维埃中当反对派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然而是民主斗争而非武装起义的道路。列宁还在苏黎世时就说过:“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少数人夺取政权。”[⑫]列宁于4月初返回俄国时,认为俄国是当时欧洲国家中最民主的国家,而且他对民主斗争充满信心。针对布尔什维克当时处于少数这一情况,他说:“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⑬]列宁把那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工作归结为“耐心向群众解释”。这表明布尔什维克当时想通过民主斗争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它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是相信苏维埃民主制度会使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多数,从而为在自己政纲的基础上建立政府的目的提供充分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更替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从4月至7月初,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工作都集中在通过苏维埃保障革命的和平发展。

布尔什维克以什么方式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呢?它向群众耐心解释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坚决主张立即停战,把土地分给农民。它的主张就是推翻了沙皇政权的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而且它的主张是出自它的政纲,没有丝毫蛊惑人心和政客的收买人心的手腕。它就是靠它的立场主张与人民要求完全吻合,并不屈不挠地为自己的主张、同时也是人民的最迫切的要求而与临时政府以及支持它的苏维埃多数派进行斗争,最后终于使自己成为苏维埃中的多数。这一过程也映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靠的是一批杰出的鼓动家。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这样描写他在现代马戏场为彼得格勒广大底层群众演讲时的情况。他每次进入挤得水泄不通的马戏场时,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有时甚至是被举上讲台。群众聆听革命讲演,就像婴儿吸吮母亲的乳汁。演讲结束后,他的退场比入场更加困难,往往由“无数手臂把我抬起,在大众头顶上浮向出场口”。

后期,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迅速增长,因经费有限,它的书面宣传与它的影响十分不相称。但因为它的思想和口号表达了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拥护这些思想和口号的群众自发地用各种手段传播和复制它们,在有条件的地方用印刷机,没有条件的地方就当众朗读,或用背诵和手抄的方式来传播。而数百万份免费寄往前线的其他党派的报纸却没有读者,成捆成捆地堆放在那里。

托洛茨基在总结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时说,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临时政府没有立即停止战争,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如果他们能在这两点上满足人民的要求的话,布尔什维克根本就没有机会赢得多数,即便能够获胜,也维持不了多久。

有人会说,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后,在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放弃了民主斗争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代之以“武装起义”的口号了。这是史实,笔者并不想争辩。但说从此布尔什维克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以布朗基式少数人的冒险夺取政权的,则与史实不符。因为在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之间,还有一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使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再次走上了民主的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最终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

也就是说,七月事件没有终止民主斗争的进程,只是把它打断了一个多月。

七月事件也是列宁不是布朗基主义者的证明。七月事件是工人士兵自发的表达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不满足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的抗议。而且士兵手持武器进行武装示威。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时机不成熟,对示威群众循循善诱,竭尽全力使游行保持在和平示威的范围内。

临时政府为了给自己6月进攻大溃败找替罪羊,借列宁乘德国安排的铅封车回国一事,把列宁打成德国奸细,以叛国罪指控布尔什维克领袖,对他们发出通缉令。七月事件后,更是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他们的出版物,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沙皇时代的非法政党的状态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到芬兰,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被关入监狱。那时,对失去合法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确实没有进行民主斗争的可能。不仅如此,连二月革命后就一直存在的双重政权的情况也终结了。

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深得克伦斯基信任和依赖的、并被他提升为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打破了这种局面。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得不请求尚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等率领群众保卫彼得格勒。暴乱粉碎后,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合法政党的地位,继续为赢得苏维埃的多数而进行民主斗争。

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有效投票为355万张,社会革命党得票20多万张,减少了37.5万张,立宪民主党所得选取票占全部选票的1/5,孟什维克只得到可怜的2.3万张,布尔什维克得票增至20万张。[⑭]而在6月初,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了5/6的选票。[⑮]9月23日(俄历),在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时,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13人、社会革命党6人、孟什维克只有3人,[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加在一起都少于布尔什维克,何况社会革命党人中还有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到了这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在俄国首都的情况是这样,在外地又是如何呢?在纪念十月革命4周年的晚会上,布哈林说:“(列宁的)信(敦促夺权——施注)写得太尖锐了,并用种种惩罚来威胁我们,我们大吃一惊。还没有人这么尖锐地提过问题……开始时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后来经过协商,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销毁列宁的信。也许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虽然相信,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们无疑能成功地夺取政权,但我们认为,在外省我们还维持不下去,如果我们夺取政权,解散民主会议,我们不可能在俄国的所有其他地方巩固自己。”[⑰]这也是后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反对十月革命的理由之一。但在预定于10月25日(俄历)召开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妥协派代表人数占代表总数的1/4。孟什维克和追随他们的各民族代表不超过80人,社会革命党有159人(一说为192 ),其中左派占3/5。[⑱]早在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苏维埃选举中赢得了多数。

从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历届政府的组成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决定的。除第一届临时政府是由被革命群众排除在苏维埃之外的大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组成的外,另几届联合政府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政府,苏维埃的多数党就成了执政党。根据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布尔什维克成了苏维埃的多数后,理应由它来组成政府,实施它的政纲。何况此时的临时政府空有权力的表象,实际上已经气息奄奄。苏维埃的妥协派也消耗尽了他们的二月革命的资本。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是这样描写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衰落的:“如果揭去骗人的表象的话,政府的每次重组都与群众运动背道而驰。从一个政府到另一个政府的过渡都充满了危机,它每次都变得更加长久,带有更加病态的性质。每个新的危机都消耗掉政府的部分权力,削弱革命,使统治者士气低落。头两个月,执行委员会无所不能,甚至能指名让资产阶级当政。在其后的两个月中,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一起还能干不少事,甚至能在前线发动进攻。在执行委员会软弱无力的情况下,第三届政府还能粉碎布尔什维克,但不能把此事进行到底。第四届政府是在最长久的危机之后诞生的,已经什么都干不了了。刚刚诞生,它就奄奄一息,眼睁睁地等待自己的掘墓人。”[⑲]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组成它的政府,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临时政府不是民主法制政府

上面说过,第一届临时政府是由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利益的政党组成的,而这些政党由于反对革命,在革命产生的权力机构苏维埃中没有席位。而苏维埃是代表革命工人士兵农民的

利益的,不同的阶级利益必然造成这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磨擦。这些磨擦集中在和平和土地问题上。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坚决不把土地分给农民。

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并非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也许是由于俄国君主专制历史的影响,资产阶级和地主渴望强有力的专制政府,苏维埃表达的民众的要求和它对政府的压力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渴望。早在二月革命前,他们就讨论过建立军事专政的设想。立宪民主党领袖尼•维•涅克拉索夫认为,只有把政权交给一个有威望的将领,才能控制局势。在四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曾试图建立军人专政。当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拉•格•科尔尼洛夫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往塔夫利达宫,企图用武力镇压工人士兵的行动。但被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劝阻。[⑳]

四月事件导致第一届临时政府垮台,组成了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人员结构虽然有了变化,但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性质没有变,在和平与土地问题上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摆脱苏维埃对政府的监督和限制,是后来历届临时政府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的目标。

新内阁口头上满足人民的和平要求,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6月在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欺骗和进攻的惨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为了转移视线,政府诬陷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为德国间谍,把进攻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它依赖暴力,对人民的不满进行镇压。政府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调动忠于它的军队镇压自发示威的工人士兵(即七月事件),而且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查禁了它的报刊,从而结束了二月革命后开始的民主时期,政府成了赤裸裸的专制政府。

镇压布尔什维克实质上是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同时也破坏了军队、工厂和农村的民主组织。所有这些都暴露了克伦斯基政府反人民的暴虐专政的本质。

七月事件后政府进行了改组,策列铁里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授予新政府无限权力,他坦言人民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从而导致局势的激化,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避免这种结局的出现。[21]由此可见,新政府的非常措施是针对人民的。

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在改组后的内阁任总理,还保留了陆海军部长一职。此后的临时政府专制制度中,又增添了克伦斯基独裁的因素。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更加依赖军队。他提拔任命科尔尼洛夫将军为总司令。

科尔尼洛夫叛乱及其失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临时政府,也打击了支持政府的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这次暴乱中,群众彻底抛弃了他们,他们从而失去了基础,再也无力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争夺政权的斗争的舞台上,只剩下临时政府和成了苏维埃主宰的布尔什维克。

随着政府独裁专制的加强,克伦斯基越来越沉醉于建立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的梦想中。他摆脱了把他推上权力宝座的社会革命党的羁绊,并着手一个一个地清除横在通向他个人独裁道路上的障碍。他在米留可夫等人的协助下,消除了苏维埃对政府监督的残余,还取得了组建和改组内阁的权力。在此应该补充一句,克伦斯基的独裁愿望得与资产阶级地主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个人独裁政府的要求相吻合,并且得到了后者的支持。7月23日,他组建了新内阁,从此时到十月革命前的短短的3个月中,他频频改组内阁,切尔诺夫认为,他的改组原则是把所有有声望和有个性的人物(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一个接一个地逐出政府,用平庸、没有主见和个性的人代替他们。[22]他的所作所为的惟一目的,就是保证他的无限的权力并且不受监督。

克伦斯基利用科尔尼洛夫叛乱,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之机,要求其余所有部长辞职,开始独掌国家大权。为了掩盖他的独裁,他任命他的四个心腹组建了一个执政内阁。至此,克伦斯基建立个人独裁政权的愿望已经实现。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失去了基础的权力的空壳,它只能满足他的虚荣的权力游戏:独自一人颁布关系国家生活的命令,以个人好恶任免官员。他自认为国家兴亡系乎他一身,耳边响着令他陶醉的阿谀奉承之词:祖国的拯救者、民族英雄等等。

在这个权力顶峰的假象之后,是众叛亲离,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唾弃了他,连曾经支持他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谴责抵制他。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失败之后,他的命令已经失效。

9月18日,克伦斯基为了显示他的力量,出人预料地颁布了解散波罗地海舰队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水兵回答说:“解散波罗地海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是非法的,不能执行,要求立即撤销。”克伦斯基无计可施,在苏维埃的协调下,他于三日后收回成命。[23]驻芬兰军队、舰队、俄国工人委员会以地方政权的名义扣留了政府的运输货物。克伦斯基威胁逮捕苏维埃委员。该委员会答复说:“州委员会平静地接受临时政府的挑战。”[24]

在面对布尔什维克起义威胁时,他企图征调私人车主的车辆,但一辆车也没有征上来。政权无非是对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支配权。从这个角度说,克伦斯基政权早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就垮台了。唐恩也说:“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以这种支持加强政府的错觉,无论如何不能亲手把政府推向深渊,它本来就相当快地滑向深渊。”[25]克伦斯基过去的同事切尔诺夫预言他注定要灭亡。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在描述这位政府首脑时说:“克伦斯基脚下失去了根基,越来越暴露出那种用医学术语可以称之为‘神经衰弱’的心理状态的全部症状。”[26]

克伦斯基无力调动军队保卫他的政府。本来承担保护政府责任的卫戍部队公然站到苏维埃一边,拒绝政府和军区司令部将它的几个团调往前线的命令。在奉命前往彼得格勒保卫政府的部队中,步兵第17师在途中得知派他们前往的目的地和目的后,拒绝前往。在温登,有两个团反对派他们去镇压彼得格勒。[27]克伦斯基所能调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两个士官学校的学生、零星部队,再加上一个主动前来的妇女突击营,总数只有3千多人。

中央政权如此,军队和地方政权也一样。第三军的特派员向政府报告说,军事法庭无法开庭,因为士兵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海军司令部已经失去了对舰队的控制。在海战开始之前,舰队司令问水兵是否执行作战命令时,水兵回答说:“我们将执行命令,但必须有我们方面的监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舰队将有毁灭的危险时,司令将第一个被吊死在桅杆上。”[28]

像依赖军队、内务部和警察严厉镇压人民的克伦斯基个人专制一样,地方政权也上行下效,频频要求上级机关为他们派兵镇压当地的骚乱。军队不愿意充当镇压人民的工具,地方政权也开始迅速崩溃。特派员们害怕丢掉性命,纷纷弃官逃跑。波多利斯克省的特派员H•A•斯特拉霍夫写道:“所爆发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政权的崩溃和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这场龙卷风是阻止不住的。”[29]

如果说政权就是支配物质和军事力量的权力的话,那么克伦斯基的政权在十月革命前就垮了。十月革命仅凭以工人赤卫队为主的3万多人就推翻了临时政府,而且在此前后,全国各地方政权也都转到了苏维埃手中;这一政权更替过程不仅未曾爆发全面内战,而且连局部武装冲突都少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上层领袖对无法夺取全国政权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 * *

从十月革命的全过程来看,早在起义发动前,临时政府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临时政府的垮台就意味着政权转到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占多数的苏维埃的手中,也就是转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最后的武装起义是可有可无的行动。托洛茨基说:“卫戍部队充满信心地走向起义,而且并不认为它是起义,而只是实现苏维埃主宰国家命运的无可争议的权力而已。”[30]

所有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对十月革命顶礼膜拜时,还是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对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正是客观认真的研究的缺席,导致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对这场革命做出了相同的界定:十月革命等于暴力革命。

[①] 参见《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390页

[②] 参见同上,第398-399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0页。

[④] 同上,第392页。

[⑤] 参见《苏联兴亡史论》第159-16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三个阶段理论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首先应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或是积极反对十月革命,或是对它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10月期间的斯大林)。即使十月革命获得了胜利,仍不能清除他们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的影响,在后来的中国革命问题上再次表现出来。

[⑦] 托洛茨基在回忆十月革命时(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提到一个细节,10月25日早晨,他和乔装的列宁坐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屋子里谈话,前来参加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唐恩和斯柯别列夫经过这里时认出了列宁。据此判断,列宁应该是刚刚抵达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卸装。如果他是在10月24日夜就来到斯莫尔尼宫的话,那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城市,他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⑧] 参见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4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См. Л.Тро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1,стр,189,из-во Гранит, Берлин,1933г..

[⑩] Л.Троцкий,Сочинения, т.3, часть1,стр.371,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1924 г..

[⑪] 同上。

[⑫]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3页。

[⑬] 同上,第106-107页。

[⑭]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10.

[⑮] 参见《武装的先知》第292页,

[⑯]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83.

[⑰] Там же, том2,часть2, стр.147-148.

[⑱] Там же, стр.328.

[⑲] Там же,стр.387.

[⑳]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1期第46页。

[21] 参见同上,第48页。

[22] 参见同上,第51页。

[23] См.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79.

[24] Там же, т.2, часть2,стр.81.

[2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1期第53页。

[26]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1,стр.388.

[27] Там же, т.2, часть2, стр.134.

[28] Там же, стр.107.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1期第53页。

[30]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й,т.2, часть2,стр.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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