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興亡的反思

西方史學界關於俄國革命史的爭論

西方史學界關於俄國革命史的爭論

[英]凱文•墨菲  蕭淨宇 譯

原載2009年第2期《國外理論動態》

英刊《國際社會主義》2007年冬季號(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364&issue=116)刊登了英國左翼歷史學家凱文•墨菲(Kevin Murphy《革命與反革命:莫斯科一家金屬廠的階級鬥爭》(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一書作者)題為《我們能寫俄國革命的歷史嗎?》(Can we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的文章,批駁了西方史學界關於俄國革命的幾個主導性觀點,如俄國革命從列寧的《怎麼辦?》開始就必然導致後來蘇聯的種種問題,是布爾什維克扼殺了俄羅斯當時本可能產生的民主政治,是布爾什維克的殘酷導致了國內戰爭的殘酷,等等。作者認為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研究結論本來都是難以推翻的定論,西方史學界的翻案風是受西方社會在蘇聯崩潰後日益加強的反共傾向影響的結果,而西方史學界罔顧事實、跟著反共意識形態走是一種道德墮落。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十年前,霍布斯鮑姆作了一場題為“我們能寫‘俄國革命’的歷史嗎?”的演講,對20世紀這場決定性的社會運動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他對伊薩克•多伊徹的托洛茨基三部曲的公開讚揚回答了這一問題:是的,儘管正如霍布斯鮑姆所提示的那樣,要準確描述任何一段像這樣充滿政治色彩的歷史都是很困難的,但寫“俄國革命”的歷史仍是可能的。我想補充的是,不能不提及另外一些對“俄國革命”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描述。作為一部對1917年階級力量的綜述,托洛茨基的著名史詩性著作《俄國革命史》始終是無與倫比的。維克多•謝爾蓋的《俄國革命第一年》則仍是一部明確的反擊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攻擊的著作。如果我們想在“俄國革命’之外的更為廣闊的歐洲背景中來理解“俄國革命”,那麼我們一定要把皮埃爾•布羅埃對“‘德國革命”的匠心獨具的研究算在內。歐內斯特•曼德爾的關於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主義的著作、托尼•克利夫的關於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體系階級特性的著作,也始終是任何一個對這場革命感興趣的人的必讀之作。

關於“俄國革命”時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闡述的清單顯然要比這個長得多,我們是站在一個有著豐富傳統的肩膀上的。如果霍布斯鮑姆對這一傳統更為熟悉,那麼他就會對重新彌漫於歷史學界的敵視“俄國革命”的態度作出更小的讓步。

其次,霍布斯鮑姆認為,前蘇聯檔案的開放將會改變我們對蘇聯社會的理解。“許多真實發生的事現在可以真相大白了”,不幸的是,這一說法用於“俄國革命”卻要複雜得多。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任何一個特定時期,對“俄國革命”所作的權威學術詮釋中所存在的不足從來都不主要是因為缺乏原始資料而引起的;政治觀點問題要重要得多。

俄國研究最初是作為冷戰的產物出現在美國的。戰略服務局(中央情報局前身)幫助組建了主要學術研究機構。學者們採用了曾盛行於反法西斯時期的極權主義範式來反對他們的前盟友和現在的對手——蘇聯。冷戰時期,西方學術被斯蒂芬•科恩所講的“連續性主題”所主導。它假定從早期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實踐必然發展到勞改營。這些描述典型地始於把列寧的《怎麼辦?》一書視為一部萌芽中的專制藍圖。由此,可以初略認為,少數布爾什維克陰謀家出於私心,在1917年通過武力奪取了政權,壟斷了國家,並且通過暴力與恐怖締造了極權主義的党國。

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激勵了一代史學家去“自下而上”地研究歷史。這一新的社會歷史在俄國革命研究領域所產生的修正作用,比在其它任何領域都更為徹底。十年間,一群天才的史學家毋庸置疑地證明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所長期論證的東西——1917年蘇維埃的掌權是一場大規模群眾性叛亂的終極結果。亞歷山大•拉賓諾維奇和斯蒂夫•史密斯等研究“俄國革命”的社會史學家們的大膽學術成就,不僅挑戰了,而且最終驅逐了極權主義論。

蘇聯解體後,一些因素削弱了空前的檔案開放的益處。首先,蘇聯的解體和美國政治右傾影響了歷史。美國自由主義在政治與道德上的墮落模糊了研究“俄國革命”的保守主義專家和自由主義專家之間的界限。蘇聯正在解體時,當理查德德•派皮斯發表他關於俄國革命大部著作時,美國歷史學家彼得•凱內茲還在替該領域內仍相當活躍的自由主義傳統辯護,並嘲諷派皮斯虐待“俄國革命”。一代人以前,自由主義史學家中的一些人甚至還接觸性地談論馬克思主義,但他們現在卻領頭重提“連續性主題”。

也許,最能戳破右翼史學的一本書是拉爾斯•裡赫的新書《重新被發現的列寧:歷史背景中的》。西方標準教科書認為,《怎麼辦?》是最終導致斯大林主義的殘酷的布爾什維克之連續鏈條的第一環。這一神話傳播得如此廣泛,以至於幾個月前連喬治•布什也把它加人到自己的保留節目中。他說:“20世紀初,一個流亡海外的律師在歐洲出版了一本名為《怎麼辦?》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於中,他公佈了他在俄國開創共產主義革命的計劃。世界沒有留意列寧的話,於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裡赫系統地證明了俄國革命運動中最堅定的追求政治自由的戰士不是別人,而正是列寧。對於那些堅持讀完這本頗具新意的著作的人而言,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明對列寧的誹謗——史學領域的那些大學者們,在他們匆忙把列寧妖魔化的過程中,甚至從來未認真系統地讀過列寧的著作。

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史學家都正確地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1905年和1917年的群眾運動上:通過與其僱主的衝突學習罷工運動的工人們、蘇維埃的組建、工廠委員會,等等。

儘管秘密警察定期地逮捕和遣送激進工人去戰爭前線,但革命者仍不斷湧現。管理層和秘密警察所用的殘酷手段的確也催生了較好的勞工組織。我在莫斯科一家金屬廠所發現的很有趣的事情是:工廠裡按技能、性別、年齡進行的各種劃分甚至在1917年革命之前的這一過程中就已被取消了。其實,導致最終與工廠主尤裡•古讓衝突的是工人要求增加不熟練學徒工和婦女的最低工資。這促使謀取暴利的古讓威脅說要關閉工廠,因為最低工資的要求在她看來“是反國家、反民主的,因為它創造了一個靠犧牲其它階級人口而生存的特權階級”。

現在,除了一小撮日益減少的冷戰鬥士,很少有史學家今天還試圖把時鐘倒撥並完全忽視社會史學家們的重要貢獻。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認為‘十月革命’不過是某種陰謀政變的想法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然而,霍布斯鮑姆自己對“十月革命”也懷著矛盾心態。他認為,“如果一個民主的俄國從革命中產生那將是某種大多數人們所贊同的東西,那會更好”。

這種對十月革命的矛盾心態支配著學界——對於許多學者來說,“十月革命”並不符合他們所認同的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的標準。如果你讀了菲力普•馮納對俄國革命是如何衝擊美國政治的迷人描述,你就會發現,對於哪怕是稍微有點左傾的任何人來說,“俄國革命”都是一座希望和激情的神奇燈塔。例如,在紐約的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集會上,500名工人自動請纓參加紅色衛兵,去保衛蘇聯以抵禦德國入侵。當時成千上萬的勞動婦女都向舞臺扔出自己的珠寶首飾,支持革命。

其實,並沒有什麼新發現可以挑戰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知。我們知道,670名代表中的507名代表贊同政權轉到蘇維埃手中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使用武力的討論仍如它在1917年一樣,至今仍是一種遮眼法。在“二大”之前、期間以及其後,沒有任何記錄顯示,“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和盂什維克”只要布爾什維克不使用武力,他們就支持蘇維埃政權,而武力是溫和的社會黨人在他們試圖推翻蘇維埃政體的努力中自己也不反對的東西。顯然,這裡有一個雙重標準——上述提到的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動用武力推翻臨時政府的史學家們卻同時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軍事謀反保持沉默。

鑒於自由主義政黨在整個1917年的極端反革命歷史,霍布斯鮑姆注意到甚至連自由主義史學家也可能無法使人確信會出現一個民主的、議會政治的俄國。但《斯拉夫評論》雜誌編輯馬克•斯坦因伯格最近作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評論。他說,由於受崇高的政治夢想和現實的政治勇氣鼓舞,自由黨人試圖“構建一個新的民主政體”。最終,這些民主的努力被“列寧主義者的專制主義扼殺了”。

霍布斯鮑姆關於“與其它社會黨人結成廣泛同盟”的可能性的觀點是一個嚴肅但有漏洞的觀點。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並不反對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和解,但前提是什麼?事實上,“二大”一致表決同意這樣一個蘇維埃各黨派聯盟的政府,但作為少數派的社會黨人卻旋即無視了他們剛剛表決同意過的決議,公然抨擊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的舉動,並退出代表大會。亞歷山大•拉賓諾維奇指出,在十一月大辯論期間,孟什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對與布爾什維克政府達成協議甚少興趣,或者,正如維克多•謝爾蓋所言,他們想要的是作為勝利者得到全部。

維克多•謝爾蓋詳細說明了為什麼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步出“二大”會場以後就立即與立憲民主黨人和工業權貴結盟,組建公開呼籲武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公共安全委員會。不過,並沒有一個軍團響應他們的號召。在亞伯拉罕•高茲領導和孟什維克的支持下,右翼社會革命黨人試圖組織一場由君主主義者、軍官和反蘇維埃社會黨人參加的未遂叛變。幾個星期後,右翼社會革命党人向哥薩克軍閥和正在進軍彼得格勒的未來納粹同盟者彼得•克拉斯諾夫提供了兵力援助。孟什維克丹後來承認他們是希望布爾什維克能“被軍隊消滅掉”。謝爾蓋評論說,“在這一關鍵時刻沒有什麼比這兩個大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派的道德墮落更為可悲”。因此,沒有新的證據可以改變這樣的事實:在工人階級歷史上,孟什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在最具決定性的關頭,走出了代表俄國民眾民主選舉的會場,並與反動力量勾結在一起。

還有就是關於右翼社會革命党人選舉勝利的神話。我們現在知道,在區分左翼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的三個地區,左翼社會革命黨人贏得了絕對優勢。他們獲得的票數比例在波羅的海艦隊多於2比1,在喀山是9比1,在彼得格勒是32比1。最近的一份研究薩拉托夫省的報告顯示,那裡的農民抱怨說,他們被迫把票投給了社會革命黨人,但由於布爾什維克黨的土地法令而希望把票改投給布爾什維克。現在,除非一個人想相信,在反對地主的大規模反抗運動中,農民同時也贊成將權力交回給披著社會革命黨人的外衣的立憲民主黨人,否則,在我看來,這樣的結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所佔25%的票數和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所佔40%的票數加起來,贏得了選舉的勝利。

但是,對於霍布斯鮑姆來說,十月革命是一個錯誤。他問道:“是什麼使布爾什維克決定通過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革命去奪取政權?”為什麼布爾什維克的計劃是不切實際的?他間接提到了他稱之為德國革命的“神話”,那場革命未能如布爾什維克所希望的那樣,給俄國革命以幫助。霍布斯鮑姆回憶說:“我這一代是用1918年‘德國革命’被背叛的故事教育出來的,”但是,他又說:“德國不屬於歐洲的革命部分……。一場德國十月革命,或者任何類似於它的東西,並沒有認真地進行過,因此不會被出賣。”

比起稱“德國革命”為“神話”的說法,我更相信皮埃爾•布羅埃研究“德國革命”的長篇巨著。

在內戰問題上,霍布斯鮑姆同意奧蘭多•費格斯所宣稱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勝利的觀點。不幸的是,霍布斯鮑姆並未提及內戰爆發的根源。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內戰是始於二月的階級鬥爭的續篇。在整個1917年,極右翼和自由派一再聲明使用暴力是他們階級解決叛亂的辦法。然而,一般的教科書卻指責布爾什維克進行的是不道德的戰鬥,並聲稱內戰的開始與蘇維埃奪取政權或關閉一月的制憲大會有關。

我認為,來源於檔案資料的最重要的驚人發現不在前蘇聯,而在威爾遜總統的檔案中。其工作人員大衛•弗格勒松的《美國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秘密戰爭》一書表明,就在十月革命後幾周,美國就開始向敵視蘇維埃政權的白軍輸送大量現金。羅伯特•蘭辛公開宣稱美國試圖在俄國推行民主,他秘密地說服總統威爾遜相信,繼續東部前線戰事有利於通過一個“軍事獨裁政府”建立一個穩定的俄國政府。在後來的幾年中,美國向哥薩克軍閥輸送了數以萬計的美元,試圖安插這樣一個服從美國利益的軍事獨裁政府。這裡要強調的是,俄國專家諳熟這一切,在任何關於俄國革命的學術研究中、甚至是在專門的關於頓河哥薩克的研究中,都沒有人提及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認為,任何一個關於“俄國革命”殘酷性的真誠的討論,其出發點都應是美國、英國和法國對白軍的大規模的軍事援助。離開了這些支持,白軍從一開始就註定不會從地面出發。我們現在知道,托洛茨基關於白軍是西方帝國主義創造的僱傭軍的論斷是十分精闢的。當然,我們知道,美國、英國、法國及其同盟國也向蘇聯境內輸送了成千上萬的士兵。而我們也知道,一旦西方在1919年底停止了對白軍的援助,內戰很快也就結束了。

對於試圖連接1917年和斯大林主義的史學家們來說,新經濟政策時期提出了一個重要挑戰。我在我對“錘子和鐮刀工廠”的研究中想說明的是,1917年的理想最終與不斷上升的斯大林主義產生了衝突。然而也有一個非常有活力的、積極的、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強迫截然不同的相對寬容的工廠生活。在新經濟政策期間,可以聽到黨外不同的聲音,工人們可以進行宗教活動。大多數職業女性定期參加婦女會議,因為這些會議提供了這樣一個論壇:在該論壇上,她們的抱怨可以被聽到並且得到回應。大多數工人積極參加工會活動,並有權期望他們的代表對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作出回應。工人們提交了很多意見,其中大部分都按有利於工人的方式得到了解決。與一個利用和對抗工人階級的國家機構絕然不同的是,工會組織正如它後來所成為的那樣,被工人們自己看作是權力的一個有效源泉。1925年的工會組織是如此強大,以至於該廠廠長後來寫道,工會代表在廠裡所擁有的實權要比党的領導們還大。

儘管七年戰爭給經濟帶來了災難,但到了1926年,工人們的實際工資卻增加到了接近於其戰前的水平。黛安娜•科恩科爾在其對印刷工人的最新研究中發現了關於強大的工會組織的類似證據。根據科恩科爾的觀點,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印刷工人在“四個重要領域擁有主導權:與總監的關係、行為準則的頒佈、報酬獲取途徑和對工作程序的調控”。我想提醒的是,這描述的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一種制度。

最近發表的1922-1928年國家安全局的報告摘要報告了3000多例罷工,但其中當局逮捕罷工工人的例子僅有6例。到了1925年,整個蘇聯監獄中的人數剛剛超過十萬,其中只有極少數的政治犯。安涅•阿普列鮑姆在她獲得普利策獎的對勞改營的研究中勉強承認,到1927年底,蘇聯監禁人員增加至30萬人,而政治犯在1925年之前一直享有特權。但到了1930年,就發生過13754起群眾武裝抵抗的騷亂。其中,有250萬農民與被派到集體農莊的國家特工人員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所以,如果我們看看從新檔案中和很久以前就得到的原始資料中顯現出來的各種證據,我們就會發現大量的歷史著作在數據與方向上的漏洞。《怎麼辦?》不是一個當權組織的反民主宣言,而是一部倡導政治民主的文獻和一條實現政治民主的可行途徑。布爾什維克並沒有篡權,而是為支持蘇維埃政權的大規模起義提供了領導地位。內戰並非由布爾什維克發動,而是1917年階級衝突的繼續,並且因西方政權的頻繁干涉而只會不斷加劇。儘管受到七年戰爭和內戰的蹂躪,但蘇聯公民卻能公開批評他們的政府;他們有權實踐自己的宗教信仰;工人們繼續在工廠裡擁有主導權;婦女參加了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政府頒佈有利於少數民族的政策;大部分農民活得自由自在。當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當高壓統治在蘇聯社會的每個層面取代了寬容和宗教信仰時,這一切有了改變。

許多史學家或許會承認這些論點所及的一些詳情,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仍有人堅持拒斥早期蘇聯社會是與後來的斯大林主義有著本質區別的觀點。譬如,喬治敦大學學者們所編的新教科書《俄國史》寫道:“從文化繁榮方面來說,在新經濟政策與其後斯大林主義統治的血腥的二十五年間存在著值得注意的分歧……,然而,接下來的一些恐怖——擺樣子的公審、勞改營、濫殺無辜——已經各就各位了。蘇聯體系連同其黨章和意識形態在斯大林完全執政以前就已經得到了完善的構建,而且,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以集體化和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

西方史學家又一次試圖把1917年和斯大林主義之間聯繫起來的做法並不會使我們感到震驚。新一代活動分子必然會開始就“俄國革命”提出許多問題。我們不能把這段歷史拱手讓給反共分子。但同樣,我們不是從零起步的。我們是站在一個儘管檔案開放已有16年,但仍經得起學界檢驗的有著極豐富傳統的歷史研究成果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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