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社會主義真締

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

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

埃內斯特.曼德爾 Ernest Mandel

編者按:埃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比利時自由大學的教授,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國際工人運動、過渡社會分析及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論著述。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有:《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論歐洲共產主義》、《〈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

“但他首先是一個革命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曼德爾十幾歲參加工人運動,二戰時期曾三次被德國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著名的街壘戰前夜,他對學生作了鼓動,並參加了第二天的戰鬥。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是他的顯著特點!

曼德爾代表了一種與社會民主主義、史大林主義及後史大林主義所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是資本主義世界不可調和的敵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亞等所謂“自由”國家禁止入境。但“社會主義陣營”同樣將其拒之門外。工人階級的敵人--資本家和官僚,在“封鎖”曼德爾這個問題上結成了統一戰線!

在《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一文中,曼德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工人是資本家和市場法則的奴隸;在“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工人被官僚剝奪了制定計劃、管理生產的權利,成了官僚的奴隸。工人階級只有通過民主的自治,自己確定自己的需求的優先順序,並按此順序分配社會資源--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這樣才能擺脫資本家和官僚的枷鎖。哈耶克們認為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爾看來民主集中的計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通向自由之路”。

亞曆克.諾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對我國理論界產生了一定影響,從曼德爾的批判中,聯繫當前我國的實際,一定會得到有益的啟發!

阿曆克.諾夫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並與建設社會主義無關。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力地回答諾夫的觀點,就必須遵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形成時所採用的同樣方法。換言之,我們不應當從想要實現的最終理想,或是規範目標出發,而應當從正在舊社會的母體中成長的新社會的基本要素出發,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產階級的運動法則和內在矛盾出發。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是什麼呢?勞動的日益相對社會化,不斷追求勞動的強度和效率,無情地奪取新市場;節約勞動的技術變革所造成的壓力(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利潤率不斷下降;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度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的日益國際化,以上所有這些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關的運動法則,導致了這種最終結果。

1.勞動的客觀社會化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意味著什麼呢?它首先意味著勞動過程本身與我們所消費的産品的生產和選擇之間的日益相互依存,對於一個14世紀中等人口的歐亞國家來說,這種相互依賴最多也只涉及到幾百人,而在今天它卻可能包括幾百萬人。勞動的客觀社會化,還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因為它包含勞動組織計劃迅速發展,在工廠內部,一旦實現了工業化,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便不再是市場,而是計劃了。工廠越大,這種計劃的範圍和規模也就越大。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計劃便超出了工廠的範圍,而達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況下,達到了包含許多工廠實體的水平。而隨著當代世界上超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發展,計劃已經成了國際性的。從法律上講,常常包括許多公司。

這種長期過程的結果,便是相對於直接分配勞動力來講,由市場分配的勞動力迅速減少,無論從政府對經濟的日益增長的干預,福利國家的出現,還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勝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勞動力市場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儘管所有這一切有助於這種最後結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內在邏輯,及其積累和競爭的長期發展。當然,直接分配勞動,可能伴隨著貨幣方面的簿記--就象俄國,中國,以及東歐那種官僚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出現的那樣,但這並不能使之等同於市場分配。當通用汽車公司在X工廠中生產卡車配件,在Y工廠生產車身,而在Z工廠組裝卡車時,進行貨幣成本計算的電腦輸出資料,總是包含有配件的運費,但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X工廠將配件"賣"給Z工廠。

銷售意味著所有權的改變,隨之會出現一系列反映實際財産,即金融利益的決策過程。決定車身生產數量的,並不是市場,而是計劃中的卡車數量,車身製造廠不會因為向組裝廠發運了"過多"的車身而"破産"。自然從所有這些過程都局限於中間產品這一點上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即這些產品沒有達到最終用戶(在這裏我們之所以使用"用戶"一詞,而不是"消費者一詞,因為用戶有可能是另一家工廠,或者政府,工廠可能購買機器,而政府也可能購買軍火)。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越來越求助於一些非市場機制,這不僅僅體現於生產領域,而且也體現於流通領域。資本統治下,勞動的經濟社會化,總是伴隨著或交織著非市場勞動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發展,這種事實只會使整個過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計劃」

我們一直在使用"計劃"一詞,但這一概念本身卻有必要加以更精確的表述,計劃並不等於"完美","科學",或"人道"地分配資源,它僅僅意味著"直接"分配(即預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場分配是對立的 (事後分配)。計劃分配與市場分配,是資源分配的兩種基本形式,他們本質上是不同的──即使他們有時候被混合於一種不穩定的和雜亂的過渡形式中(不一定自發再生),他們具有根本不同的內在邏輯。他們也派生出不同的運動法則,他們在生產者和生產組織者之間的推動力量不同,並通過不同的社會價值表現出來。

在歷史上,兩種勞動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存在過。因此,兩者都是相當"可行"的,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過,產生過完全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找到"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種計劃。只有對班圖村落中那種前殖民地時期的計劃視而不見的人,才會否定後者的存在;同樣我們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計劃;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以常規,風俗,傳統,魔法,宗教及無知為基礎的計劃--一種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騙子,文盲支配的計劃,最糟糕的是,我們還可能找到一種由軍事將領指定的計劃,因為每支軍隊都得預先分配資源,同樣也可以找到由技術專家,甚至科學家,勞動者,或者非利益專家組織所制定的計劃。但不管採取什麼形式,所有這些計劃都是通過某一社會實體的周密選擇來直接、預先地分配資源(包括勞動)。在相反的另一極,是通過市場的客觀法則來分配資源,時候調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決策。

同樣,事後分配資源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歷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過,從理論上講,可能存在一種帶有"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在實際上,這種經濟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可能存在著一種被壟斷力量所歪曲的市場經濟,壟斷力量可以操縱很大一部分經濟活動,因此也可能在長期內控制價格。市場可以與形形色色的獨裁和專制形式並存–如18世紀的專制主義,19世紀的沙皇制度,甚至還有20世紀各種軍人政權和法西斯專政;然而,它們也能與先進的議會民主形式結合,就象在本世紀後半頁那樣–雖然這些議會民主形式只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150個國家中的不到20個國家。

市場經濟同樣也可能把生活水準降低,從而加深人民群眾的苦難,18世紀到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在東歐,這種情況要延伸到20世紀,而在南半球,至少有一半居民今天仍然過著這種生活。但在另一種情況下,市場經濟也可以極大地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就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30年和戰後西方國家那樣,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導作用的雖然是市場法則–即由銷售和收入(在資本主義條件是利潤)所決定的對資源的事後分配。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在從小商品生產向小工廠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過渡時期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擴張。這是在19世紀中葉自由放任時期。以後純粹的市場分配原則,便越來越同大工廠和企業內部合理計劃安排生產的內在要求相互衝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論》中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矛盾"在所有起決定性的生產領域和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裏,新生產方式獲得的支配權越大,那麼它也就把私人生產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就越明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已經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直接對抗。"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一書中也論證過從這種根本的對抗中可以引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一般運動法則,即從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的合理性與整個社會的不合理性同時發展的趨勢中引出這個法則。

兩種不同的資源分配制度,在結構上是相關的──事實上,很大程度上等於兩種對立的、針對需要調整產出的方法,因為每一個社會最終都是傾向於消費的──如果沒有生產者的消費(即勞動力的再生產),便根本不會有任何產出,勞動乃至人類生存。現在只有兩種基本的能使當前產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一開始便給出這種需求,由任何一個社會實體來組織能滿足需要的產出;或者是這些需求基於一種未知和不定的狀態,通過"有效需求"的費用由市場揭示。

當前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統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爲: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受社會調節和干預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環經濟學與福利政治學的時代。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出現了一股強烈反對凱因斯理論與對策,以及恢復市場及商品市場的文明價值地位的思潮,這種變化也深深影響了左派。今天社會主義思潮的主體(比馬克思主義還要古老,但被馬克思科學系統地加以表述過的社會主義)仍代表了對商品生產及市場本身的批判。將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一系列理論假設非神秘化的深遠歷史過程,正處於一種被不加選擇地拋棄地危險之中。因為不僅保守的學者和政治家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及歐洲共產主義者)現在正重新發掘並將毫無科學根據和經驗實證而僅僅是盲從和迷信的資產階級原則,溶進其社會主義思想之中。這種思想變革的邏輯和一般結論是:人們已經不相信合理計劃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場。因為市場正擊中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心問題。當前辯論的真正危險並不在於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之後的短期內,應當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換,而在於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本身(建立一個可能花上一個世紀才能建成的無產階級社會)是否值得去實現,為什麼值得實現。對於從巴貝夫,聖西門到恩格斯,盧森堡的許多思想家來說,這一向是個根本問題。對於生活在當代的我們來說,它依然是一個中心問題(尤其當我們閱讀阿曆克.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時)。

這使我們面臨著一種困境,同樣也給試圖回答阿曆克的人及其他"市場社會主義"的贊成者帶來了困難,他們希望分析和校正蘇聯,東歐和中國過渡經濟失常局面,這本是一種正統和必要的當務之急。我們並不相信這些社會具有任何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也不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遍及這些國家的各個角落,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徹底地壓抑過(現在變得實用)殘存的市場關係。但是,諾夫一書的要旨是經典定義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列入日程,從一開始就僅僅是一種空想。換言之,諾夫的論述,不僅僅涉及過渡時期的具體經濟問題,而且也觸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蘇聯這個歷史上落後,遭受戰亂破壞和官僚暴政統治的國家的經驗,常常被用來為反社會主義計劃的古典論添枝加葉。應當問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蘇聯經濟所遇到的某些問題,不正說明普及社會化的條件還不成熟嗎?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證明一點,即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存在這樣一種趨勢,表明現在的物質、技術、和人力資源需要實行計劃。同時這些先進社會也表明大規模失業、婦女勞動力及少數民族受到極度剝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護生態方面的失誤所造成的大量問題,都將有待於通過真正社會化及民主的計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來解決。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爲經濟效率或是對無產階級的盲目崇拜而反對商品生産(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如果僅僅因為那些主張官僚集權的蘇聯人錯誤地引證馬克思的論述,就因此無視在馬克思著作中達到完美的社會主義傳統論點,這將是錯誤的,這樣做就如同因為反動的資本主義分子引用人權原則,而我們就拒絕這些原則一樣錯誤。

決策過多?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一看,阿曆克為反對他所謂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經典論點。基於對蘇聯經濟的真正瞭解,他論證說在俄國,某一時期內可能會存在1200萬種商品的生産,只有市場才能夠起到合理安排這些商品生產的作用──決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個民主的生產者協會都無法處理,從這一論述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呢?讓我們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東西清除掉。諾夫的數位中包括大量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此外還有專用設備,而普通公民是不會遇到也永遠不會消費這部分產品的;它還包含了同一種消費品的不同品種,在西方社會中,這可能意味著10種不同的清潔劑或20種麵包,一般人只消費其中的一兩種,而不是全部。瞭解這一點,對認識諾夫所面臨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事實上,先進地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並不"分配"數以百萬計的商品—-無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私人消費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購買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對於許多人來手這已經夠誇張了)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費"數以百萬"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據"市場信號"來"選擇"這些商品。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史大林時代所推崇的那種觀點(有一種"無限的消費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有"無限的產品")只不過是一種荒謬的幻想,你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消費無限的產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地球上存留的時間確實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看一看生產品(包括中間產品),那麼這種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分配的,而是通過定貨來生產的。很顯然,這種情況同樣適合於今天大多數的重型機器產品。當你去超級市場時,你所要買的絕不是渦論發電機,你是通過非常精確的規格來訂購這些產品的,即使它是由社會供給商調節的,但與"市場分配"絕非一回事。各種供應商並不會製造出可供您選擇的各種商品,他們只能生產一種被自發使用的產品。沒有市場機制的介入,這一過程也會照常進行,代替供應商之間的競爭,你將計算出不同生產單位的各類產品成本,並選擇最廉價的供應商–假若所有質量以及技術方面的規格都符合要求的話。

由此我們便得出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在當代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絕對不是按"市場信號"來生產的,都不是年復一年的波動,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動,當代生產的主流,符合現行的消費模式,以及預先確定的生產技術,而後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獨立於市場的。這是怎樣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所造成的。

為什麼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預先知道的產品所所需要的資源分配,不能靠生產者聯合體在電腦的協助下予以解決呢?電腦可以同時處理"數以百萬計"的方程式,當然,消費者的習慣不是固定不變的,技術上的長期變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消費品的核心結構(不僅僅從根本上改變產品的生產方式)。一個世紀前的馬車以及馬車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標準產品。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馬車,並隨之帶來了一系列後果(汽油、道路建設、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後在建築上幾乎不使用水泥、鋼材、玻璃和鋁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築中,木材和磚瓦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然而,這種變化最終大規模的出現,推動著它們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市場和消費者,而主要來自發明家和生產單位聯合體。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到處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給他們汽車,要求蘋果公司給他們電腦;相反倒會有不少的企業(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個世紀就已經指出:這種由資本主義內在競爭和勞動–資本之間階級鬥爭所決定的、不間斷的技術變革和發明的必要性)不斷地把新產品拋給消費者,以便造成一種對其產品的需求,使它們能夠盡可能多地推銷自己的產品。

2 稀缺與豐裕

正如諾夫所描述的那樣,在一種先進的工業經濟中,分配的絕對複雜性,只是幻想,誰也不能否認,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也會面臨某些困難–有些可能預見到,而另一些則無法預見。

但是,從諾夫提出的技術含義上講, 沒有理由認為這一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概念的批判,不僅針對他建立無階級社會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針對社會主義目標本身.因爲,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賴以生存的前提(按諾夫的觀點)──豐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讓我們將豐裕定義為一種充足,這種充足可以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滿足人民的需求,沒有一個人會不滿足或是去追求別的更多的東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產的東西)在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中,這個概念起著關鍵的作用。豐裕消除了資源分配上的衝突。因此從定義上講,每一個人都擁有足夠的東西,也就不會有相互排斥的選擇…..那,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形形色色的個人和組織,會相互競爭,以獲得隨意可得的東西。讓我們以蘇格蘭城鎮的供水為例,顯然它不是沒有成本,在水庫管道修建,水的淨化,以及設備維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勞動,但由於水源充足,沒有必要通過"規定價格"來限制水源利用,各種用途的水源供應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絕對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水的供給也不受任何"價值規律"或者利潤標準支配,不存在因為水源而展開競爭,也沒有因為水源而引起衝突。如果其他物品也象蘇格蘭的水源那樣,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那麼人類社會就將形成一種新的姿態,追求財富的欲望將淡化,而財產權以及與財富有關的一切犯罪現象都將消失。

諾夫沒有前提的推理

在諾夫關鍵性的論題中,有一大堆沒有根據的前提,他一開始就告訴我們,所謂"豐裕"是指不存在資源分配的衝突;接著,他又悄悄地把"資源分配"變成僅僅是消費者的需求。因為假若蘇格蘭有50個發電站開始運轉,那麼當然不會有足夠的水源。換言之,諾夫不聲不響的提出了一個假設條件:充足是由特定時間、地點的需求決定的,而且只被它們所決定,其他一切條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現存的消費習慣(以及生產模式)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和永恒不變的,然而他並沒有使這種假設更加清楚。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他先前所說的豐裕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行不通,這種斷言就會被推翻。在他的論點中,還有更深一層的矛盾,阿列克一方面指出,要麼蘇格蘭居民保存足夠的水源就必須用勞動力修建管道,水庫,並進行維修活動。既然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的,用於修建水管、水庫的同一勞動力也可以用來生產任何其他的替代品──建立高爾父球場、發電站,甚至去造導彈,然而奇怪的是,總的來說,圍繞"資源分配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蘇格蘭,水源可以"‘不考慮價格因素"的情況下分配,圍繞所涉及的勞動力分配也不會存在明顯的衝突。所以,諾夫以及無數經濟學家(更不要說社會學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學家)在資源普遍稀缺和人類具體行為模式之間的聯繫上,根本沒有給予經典論證。因為上述例子可以說明,假如滿足某種條件的話,在特殊情況下,人們對某種具體商品所表現出的態度完全可能不帶有財富欲望。

條件是什麼呢?為什麼"價格配給"在蘇格蘭居民水源消費的例子中成了多餘的呢?令人吃驚的是,阿曆克並沒有提到經濟方面的原因,儘管馬克思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毫不困難地也同意這一點(這馬上說明了為什麼同樣的原因不能應用於該地區發電站潛在的倍增情況),這是由於對每一個普通消費者來說,對水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已經等於零,或者為負值,免費供水也許會導致一些輕微的浪費,然而該浪費卻低於該特殊產品的"價格成本"(安裝水錶,雇傭控制人員,收取水電費等)。在這種情況下,給水確定價格是不合算的,穩定的,可預見的(傾向於下降)需求,乃是關鍵的有效經驗資料,其他一切都來源於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資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麼這種情況為什麼不能同樣適用於相同條件下的其他產品和勞務呢?蘇格蘭水源果真是唯一的一種需求彈性等於零或負值的物品嗎?這恰恰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陷入矛盾的地方。因為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後資本主義機制的出現,需求彈性不足、能免費分配的商品以及勞務數量也會逐步增加。讓我們假設當60%或70%以上的消費品和勞務都這樣分配,這種累進式的增長將會極大的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諾夫的結論中,還偶然出現一個預期理由,他在此處好象認爲,"產權"不可避免的來自"稀缺"。當然,稀缺既然造成了這樣的權利,就有必要建立一套具體的社會機制,來促進、支援、捍衛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割斷廣大勞動者同這種權利的聯繫,割斷他們同自己生存基礎(土地、水源、空氣)之間的天然聯繫,這些反過來又同具體的社會階級聯繫在一起,他們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反對其他階級保衛自己的利益對土地產權的稀缺已延續了數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蘇格蘭人民(英國,歐洲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能夠民主的做出決定,不將産權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潛在投資者,任何經濟法則也不會因為僅僅存在著稀缺而將公有水源變成私有水源。那麼處於對潔淨的沒有確定價格的水源的偏愛,他們可能不得不為消費者"支付"更加昂貴的能源"價格"(即在能源產業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質和人力),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作為消費者和公民來說這是正確的.

處於同樣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類追求欲"這種結論也是錯誤的,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普遍的追求欲望。追求欲望是具體的,與其說同產品的總稀缺或者某一產品的稀缺有關,倒不如說同某一具體需求的相對密度更有關。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也同樣稀缺,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汽車,許多司機(當然還有大多數汽車愛好者)都想得到一輛這種牌子的汽車。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會因此而加入一場狂熱的角逐,他們不會計算著每一個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價獲得一輛稀缺的"羅爾斯"。他們也不會覺得有一種對豪華汽車的追求欲望,當他們知道自己永遠也得不到這種汽車時,他們更不會精神崩潰,所以說追求欲望在"總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蘇格蘭人對水的追求那樣。這足以證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經被滿足了,或者在這些地方,出現了一種消費飽和狀態,這便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依賴的基本假設,它是完全現實可行的。

3.需求層次

為了回答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我們引用"需求的相對密度"這一概念。這個概念對社會主義計劃有幾種含義,在今天的西方通過消費者對"有價格的商品和勞務"(如果存在著"非價格"商品的話)的不同行爲,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這並不一定通過貨幣來間接衡量,它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比如說,通過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況下(就像目前蕭條期大多數人收入情況一樣),具體消費模式的變化,某些廣泛的特徵將會清楚地表現出來。因為其他開支將先於另一部分被削減,每一種消費品範疇內的某種產品都將被減少;而另一些產品則會增加(例如消費更多的豬肉,減少對瘦牛肉的消費)。在保健方面的開支要比在化妝品上的開支更不容易變化,這並不是隨意作出的選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知識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資本的崇尚)在於,由於中產階級進而廣大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有關消費模式的大量經驗和統計資料,這些資料在許多國家是類似的,這顯示出一個客觀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對幾百萬人都相同的選擇順序,一切對人類需求負責的討論,都應當從這裏開始。

這種討論得出的是一種早在150年前由普魯士統計學家恩格爾所提到的模式:一旦經濟增長使需求多樣化,便會出現一種明顯的需求等級,有基本需求和補充需求,也有對奢侈品的需求和邊際需求,概括地講(在這裏我們隨時準備接收經驗資料,而不是抽象推測的糾正),我們要在第一類中歸入基本食品和飲料,衣服、住房以及相關的居住設備(例如:暖氣、水電、衛生設備、家具),教育與保健,工廠的往返交通,在某一工作速度和強度下恢復勞動力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娛樂。這些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如果一個普通工資收入者想繼續在某一個水平上工作所必須滿足的需求。這些需求還可以進一步分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歷史道德上的補充需求,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它們的含義不同,它們的波動以及變化,不僅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有關,而且也與相互衝突的社會階級的歷史力量均衡改變有關。然而,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它們都是客觀的資料(絕大多數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它們不可能被任意改變(包括"市場力量"活動)而不引起各社會經濟階層的劇烈騷動。

在第二類商品和勞務範疇內,我們可以歸入大多數較高級食品、飲料、衣服和居住設備,最精美的文化,"閒暇"和服務,私人汽車(與公共汽車不同)及其他所有消費品和服務便歸入了奢侈品的範疇。當然,這三種需求品範疇的明確界限很難確定,第一種最容易劃分,需求(以及為滿足需求而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從第二範疇向第一範疇的逐漸過渡與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尤其是無產階級鬥爭帶來的結果)密切相關。休息日工資照付,是工人階級最近才爭得的鬥爭結果,它始於1936-1937年奪取工廠的大風波,以後波及了整個工業國家。第三和第二商品範疇的區別,所表現的是一種社會文化選擇,而不僅僅是大眾化現象。雖然所有這些要點都值得強調,但由此形成的一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類需求層次不僅有生理的基礎,而且有歷史社會的基礎,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觀的,在所有大陸上,儘管情況不同,都可以遇到這種現象。但由於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不均衡以及複雜發展,它們常以非同步方式出現,需求層次並不是任何由市場力量、專制官僚或者專家集團決定的,它是通過消費者自發或半自發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唯一的"專制"變是多數人–不會迎合這種一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於酗酒者;吸煙者不同於非吸煙者;素食者不同於肉食者;有些人拒絕看電視或者不能看電視,不讀報也不讀書;而另一類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醫院。但是當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包括成千上萬不同時間和地區突出一種模式。它證明在絕大多數消費者當中存在著明顯的需求層次。

這種層次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彈性不僅隨著經濟增長的每一階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趨近於零和負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現出同樣趨勢。今天,在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對典型食物(麵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費,不論是在絕對量還是在國家貨幣並支中的比重,都明顯地下降了;對水果、蔬菜、基本的內衣、襪子,以及必要的家俱的消費也下降了(至少在貨幣價值上是如此)。統計數位表明:儘管人們的偏好和食物(各種麵包和糕點)任意多樣化,但對食物、衣物、鞋襪的總消費(以熱量攝取、平方米數和雙數來計算)仍傾向於停滯,甚至下降。

消費模式

上述事實完全駁倒了資產階級和史大林分子關於普通人民的需要會無限增長的信條,沒有什麼能比這種由消費者實際行為所表明的事實更明顯的了。需求的停滯在西方是一種可以證明的趨勢,這不僅僅因為一旦超越某一界限,需求強度會下降,而且因為超過這一界限,需求的動力也會改變。合理的消費模式越來越取代所謂的不斷擴大消費量的本能欲望,在這裏"合理性"並不需要市場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計劃的官僚或通曉一切的專家來"規定"。隨著人們選擇偏好的改變,隨著其自我利益越來越被自我意識,它便從日益成熟的消費本身產生出來。

食物方面的消費提供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在饑餓與災荒的邊緣掙扎,即使在本世紀,這種現象仍在困擾著我們星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在這種條件下,人類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捲歐洲的、長達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發一場真正的暴食現象,然而一旦"無限制的食物浪費"重新成為可能,這種貪欲還能夠維持下去嗎?25年以後(僅僅一代人的時間),當食物再度成為豐裕、充足的,人們的選擇偏好開始出現引人注目的變化。少吃成了通則,健康比吃飽喝足更重要,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醫生和保健業"強迫"人們接受了某種的消費模式,而是由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造成的。這種類似觀念的變化早在保健業出現以前就產生了,那部分"已經為自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富人,早就接受了這種觀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統治階級和一個世紀以後美國苗條的百萬富翁之間,早已開始了一種烹調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從更多樣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樂趣。他們越來越把烹調看成一種消遣,但是他們依然傾向於減少熱卡的絕對攝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過早的死於暴飲暴食和動脈硬化。

病人(或者體弱多病者)的消費模式顯示出一種很相似的情況。顯而易見,沒有一個人會因為免費的外科手術而讓自己的肢體和器官被一個接一個地切除掉,但是戰後藥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國發現了NHS以後,對牙科和眼鏡的需求一樣),不僅僅是(或者不是)消極地服從於制藥工業不負責的廣告壓力的結果。從本質上講,它代表了一種未得到滿足的、累積的基本需求,一旦這種積累積消失或達到了某一停滯點,任何細微的、顯示過度用藥負作用的教育運動,都可能非常有效。藥物消費最終將會下降(在比較富有的社會階層中,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的確,由於人們毫無過分樂觀地注視著對吸煙危害性的系統的公開教育,煙草消費已經明顯減少,煙草工業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勞無益。

從上述思考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當"稀缺"越來越限於不太重要的產品和勞務時,貨幣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為非定價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比用貨幣支付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更多。"消費者只能通過其貨幣收入在不同商品與勞務上的分配來間接地決定其需要"這個設定是荒謬的。人們為什麼要依靠貨幣來迂回地確定自己的需要呢?實際情況正相反,他們希望得到一定量的自己所喜歡的食物、衣物,或者閒暇時間。他們便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只有這麼多的錢購買它們,這意味著我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須在其中作一種選擇。"情況並非是,他們先擁有了貨幣才到處宣揚:"由於我們的衣袋裏有了現錢和我面前的櫥窗,我現在才覺得我餓了。"使物質資源符合物質需要的最簡單──也是最民主──的方法,並不是在兩者之間加入貨幣的媒介,而是通過尋問來找出人們的需要。可以構成未來社會主義邦聯的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興趣和愛好的人們所組成。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的全部標準化水平將會逐步降低,在滿足需求的某一點上(或者停滯點上),將會自然而然地出現一種從消極消費到積極消費的轉折,出現一種需要更大的創造性才能滿足的需求的多樣化現象。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漸地歸入兩個範疇,一類是由那些富於冒險和想象力的少數人(他們急切地想嘗試新產品和服務)發展起來的商品。但新産品的大規模生産,卻不會隨著發明而自動實現,她必須是多數人的自主選擇。20%的人口是沒有權利強制所有人使用新產品的,儘管他們為保證其生產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有些情況下,大多數人並不選擇新的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調整總計劃將會保證新的需求得到滿足。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很少出現這種偉大的消費革命。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比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們是汽車革命、家用電器革命和塑膠製品革命。這些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億萬人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大規模過渡的發生,不會是無情的或無政府狀態的,它將是合理的和人道主義的,它將第一次由指令決定,並且處於它所影響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這將為商品生產以及貨幣交換的消亡提供一個客觀基礎。同時,假如現存機制能夠滿足所有自發的、習慣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經驗所決定的基本需求的話,那,社會衝突的激烈程度可能減輕。這將為貨幣和市場經濟的消亡提供一個主觀基礎。因為社會衝突只有在涉及到實物、土地、基本勞動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下,才會特別激烈。但是,我們還很少發現,數以百萬計的人,為進入時髦的巴哈馬海灘而互相殘殺的例子;我們也找不到為了爭奪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個座位而引發的世界大戰的例子。偶爾的政治陰謀,大規模腐化甚至暗殺,在解決"稀缺"品分配的衝突中都可以採用。然而,這種糾葛與愛爾蘭饑荒、大蕭條,或者印度種姓等級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饑餓、失業和種族歧視所引起的衝突將會消失,我們將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一種行為模式和思想體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僅限於奢侈品,競爭僅限於古巴雪茄,那,這同今天所遇到的將是一種不同的現象。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樣一個世界對於99%的人來說都更加美好。但是,有一些人卻抵制這些結論,因為每當我們使用某些需求比另一些需求具有優先性的社會"需求層次"概念時,就會引起他們的深刻懷疑,尤其是在經歷了我們時代官僚集權經濟以後,我們究竟有什麼權利,憑藉誰的權威,以什麼樣的非人道結果,把這種"優先選擇"強加給人類呢?那不等於"通向農奴制"了嗎?

這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必須嚴肅對待的論點,因為他們比任何其他哲學及政治觀的追隨者都更加忠誠于人類解放事業(即自由事業)。謹慎地處理這一論點是很重要的,在諾夫推薦給我們的名爲《對需求的專制》一書中,費倫茨.費赫直接了當地譴責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對本國人民需求所實行的全面專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但本身卻是片面的,它包含著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來源於某一概念,而後者又反復出現在費倫茨.費赫、艾格尼絲.赫勒、奧塔.錫克、布蘭科、霍瓦思、沃洛茲米爾茲、布魯斯和許多其他"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同樣的概念,也會出現在受過良好理論訓練的、新自由派學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說馮.米塞斯、馮.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社會組織化需求"的概念,對於這些理論家來說,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是什,經濟資源的稀缺都是構成其經濟理論(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石。資源稀缺本身意味著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下面是"社會組織化需求"背後的假設:個人需求並不能被社會自動承認,只有一部分需求能夠被承認,象計劃經濟一樣,這也同樣適用於市場經濟。專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它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以及這種形式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結果。

形式與結果

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市場社會主義者來說,這一點似乎很顯然:即市場專制("由錢袋決定分配")要比計劃專制(定額分配)給個人帶來的痛苦少的多,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小的多。假如我們用北半球的一個具體的例子–福利國家瑞典收入差異分配同俄國的分配作一番比較,那麼上述情況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這種極端只代表歷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現象。假如我們看一下歷史上資本主義通過市場關係的收入差異,以大眾貧困和收入極不平等為特徵的一般分配的話(過去150-200年中,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一般化現象),那麼結論遠遠不是明確的。

現實收入分配所能滿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則人們對這種缺少滿足的分配所採取的具體形式愈不關心。新聞媒介最近引用了聖地亞哥一位天主教牧師的話說,在智利比索最近一次貶值後,該城市中的窮人(占總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貨幣收入甚至買不起麵包,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很難使智利人相信他們比東德人更自由(後者並不缺乏主要的食品,無論對其他次要需求實行怎樣的獨裁)。當代非洲提供了另一個例子,說明了這個道理,當饑荒折磨著人們的時候,有誰還會譴責那種把食物定量分配給饑餓者的分配形式是一種使他們淪爲"農奴"的"專制"分配?難道向他們出售糧食會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自由"嗎?假如孟加拉國爆發一種傳染疾病,難道人們還會抱怨分配藥品不如在市場上購買藥品這種形式嗎?其實,滿足基本需求的更經濟、更合理的分配並不是通過市場貨幣這一條迂回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總資源。

在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時,貨幣與市場關係可以提供給消費者以更大的自由。因為消費自由意味著消費者的選擇,而在面臨實際的基本需求時,消費者恰恰沒有選擇權。通常情況下,你不會在麵包與客機座位,普通教育與舊電視機,衛生保健與波斯地毯之間作出"選擇"。貨幣作為消費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對相對過剩的產品的選擇上才會有效。當然,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為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當然,如果一個社會民主地決定對基本需求給予優先分配,那麼它便會自動減少滿足次級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資源,這意味著只要未得到滿足的需求不是邊際的,就無法逃避某種程度上的"對需求的專制"。

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最明顯的地方。難道犧牲數以百萬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萬人的次級需求就更為公正了嗎?提這樣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贊成限制高級需求,高級需求是隨著工業文明本身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在於逐步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而不僅僅是限制基本需求。馬克思決不主張禁欲主義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馬克思共產主義觀的核心是充分發展人的個性,這一概念意味著人類需求多樣化和滿足方式的多樣化,而不是把我們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馬克思設想的市場及貨幣關係的消亡,包含著逐步推行資源的預先分配法則,以便用越來越多的服務來滿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種上也要比現存資本主義更加豐富而不是更加貧乏。

4.對生產者的專制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分析了阿曆克.諾夫以及其他人在消費問題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批評,但是這種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普通人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消費者,他們首先是生產者,他們每天平均仍要花費9到10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於工作途中,假如一個人一天睡眠爲8個小時,那麼他總共只剩下6個小時用於消費、娛樂、思考和社交。

這裏出現了一中雙重的強制力量,連“消費自由”的擁護者也無法對付這種力量,因為在一定範圍內,你越使所要滿足的需求多樣化,你在某一技術水平和勞動組織條件上使生產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決定工作量的不是生產者本人而是由別人專制地強加給他們--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勞動立法,或者還是最無情的勞動市場法則,造成今天數以百萬人的失業,主張建立更正義、更人道社會主義的人,對這種獨裁真的會向他們對消費者需要上的獨裁那樣深惡痛絕嗎?因為被當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謂市場“賞罰”制度,只不過是加了一層薄薄偽裝的對生產者時間和勞動(進而也是對其生活)的一種獨裁。

這樣的賞罰不僅意味著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壞”,它也意味著周期性的解雇和失業的痛苦(包括失業者自覺無用於社會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時意味著生產的加速,受制於跑錶和組裝線,生產班組的強制紀律,精神緊張和肉體損害,嗓音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日益荒疏,把人變成機器和電腦的工具。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人要受這種緊張的折磨,難道僅僅是為了讓自己的“消費滿足”提高10%,而達到同代人的50%和20%嗎?然而這恰恰是市場力量迫使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想避免被淘汰,想維持其家庭和他們本人的生存!難道為了不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付出這種價值得嗎?我們所能說的只是這種情況遠遠未被證實。假如基本品的滿足不會因此減少的話,那麼放棄第二輛私人汽車(如果有合適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棄第一輛),放棄電動切肉刀,每周少於10小時,使緊張感少一些,不更可取嗎?如果他們可以隨意作出選擇,即如果替代的選擇不會減少其對基本需求的滿足,不會災難性地增強其不安全感,誰會知道生產者們將作出什麼樣的決斷呢?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市場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這類決斷都不可能由生產者隨意作出,他們受到背後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費者決定,或者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客觀法則”支配。但這種專制並無致命之處,這裏假設的皇帝確實是連衣服也不穿的。沒有什麼強有力的理由不讓自由體中的生產者發表這樣的看法:“我們有100萬人之多,一周幹20多個小時,此外還要花2000萬個小時,使用現有的設備,監督現有的勞動組織,我們在現階段和不遠的將來要滿足X種基本需要!通過使技術和勞動組織合理化,我們可以嘗試在未來20年中將勞動量減到每周16個小時,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仍然還有一些額外需求要滿足──而我們現在要每周工作5個多小時,20年後要每周工作4個小時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我們法定現在每周工作25個小時,將來逐漸實行每周工作20小時工作制──即使這意味著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既然如此,我們憑藉什麼樣的“公正”、“正義”、“民主”和“人道”、“原則”來把生產者同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目的而支配時間和勞動的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呢?

5.客觀的非正式的合作

諾夫從沒有正視這個問題,但他毫無疑問曾經說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對這一問題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為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一書中,他論證說即使市場有缺點,能夠作為一種具有凝聚力量的經濟組織而取代它的,只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這是其著作的主題之一。但是,它是一種未經證實的,過於武斷的偏見。其實可以用經驗來證明:在任何一種形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實現之前,在東方與西方,這越來越不現實。諾夫所忽視的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與決策的繼續分裂化所產生的矛盾已經越來越不能為市場或是中央官僚計劃體制所容納。由於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數以百萬計的、日常的主觀非正式合作行為所克服,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沒有崩潰。

我們這樣說含義何在呢?要理解此處的利害關係,有必要強調一個重要的區別,貨幣關係並不簡單地等於市場關係,因為它可能是半市場性的,也可能包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如果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受到價格波動誘導的經濟,那麼“經濟力量”不管是消費者還是公司、就要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如果沒有這種反應,則很難證明(除非它是一種無需證明的公理)這種信號在經濟上是相關的。然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實際行動(包括工人階級的消費)的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們顯示:絕大多數當前生產的產品是在消費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購買的。或者是從熟悉的服務分配者那裏獲得的,而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毫不誇張的說,對普通消費者來說,至少有80%的消費屬於這種情況。

由此可見,現實的價格波動不會誘使正常的主顧突然改變他對麵包店、雜貨店、地鐵線路、理髮店、超級市場以及服裝店的選擇;更不必說,使其改變子女就讀的學校和醫院了。普通人決不會僅僅為購買一磅便宜5個便士的蘋果而逐個水果店地奔波,他們的時間(在許多情況下,習慣以及同熟悉的商販和主顧聊天的欲望要比這些邊際差異更寶貴)。典型的情況是,只有在經濟突變時(油價上漲300%,或者由於失業收入下降30%),這種消費模型才會對傳統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即使這時,也並非所有商品和勞務都如此。

有跡象顯示,日益發展的非市場反應在許多日常經濟行為中都超過了市場反應。甚至在工人階級之間,人們對蘋果的突然降價也會表現出某種懷疑(懷疑“質量不好”,或是“為推銷而耍的滑頭”),而蘋果的銷售量也會少於價格昂貴的水果,節日商品價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說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壓抑節日開支(這裏的先決條件是就業和收入情況無變化)。

這類經濟關係不涉及真正的市場經濟,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它們所代表的乃是一種初級形式的自發合作,雖然說不可能幾十年不變,但它們在幾年之內通常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它們也可能被個人、家庭隨意改變,並且經常作爲這些變化的結果--然而,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這些變化,也不存在大的經濟動蕩。這種情況同樣非常適用於公司內部許多交易。為了把原料定價單的價格降低5%,眾多的供應商之間可能會出現一種如癡如狂的角逐,不過這種角逐對一個大公司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它有固定的供應商,這些供應商會保證產品的發貨期或質量,這是經驗所證明的,而這種經驗會抵消價格稍微的差別。在當代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大多數生意都是這樣進行的,它們是由相互瞭解以及可預見的結果所產生的習慣、常規及自發合作為基礎的。

一個不足之處(反問)

然而,上述論點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駁:這種數以百萬計的自發合作行爲,即使不受市場信號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強大的經濟集中力的支援,並且在這種支援下才可以實現。這種集中力可能是市場的,也可能是計劃的。因此,這樣的日常活動,只對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動而不對大規模的集中化活動作出調整。這種反駁包含著某種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注目,然而,其力量卻建立在這種對比之上:一方面是數百萬計的消費者,他們習慣於去某一個小商店或是超級市場購買煉乳,他們不大可能注意到價格上的細微變化,不大可能改變其習慣,購買較便宜的煉乳;另一方面是N和C兩家公司,市場迫使它們緊緊盯住那種牛奶的生產成本和收益以及破產的痛苦,難道“市場”沒使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為一體嗎?也許不是市場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針對數以千計零售的分配網路,將被徹底地常規化,其煉乳的產量也將是高度自動調節和常規化的。事實上,“市場”很少以任何一種經濟方式介入這種循環,因為作為壟斷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據生產的平均成本加預先確定的利率差額自己規定銷售價格。人們總會需要牛奶的,而且總是消費事先決定的或多或少的數量,因此,此處經濟上有意義的唯一事實在於多大的國民收入份額(或者國家開支)被用於牛奶的消費;在現有營養和衛生條件下,哪一部分生產資源被用來生產和分配牛奶;在現有先進技術的情況下,所有其他的波動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顯的是電力工業,全國電力網(共同體及鄰國的網路)無須任何形式的市場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機制來使之正常運行。通過統計可以相當精確的確定電力的需求彈性,一年中某一時間的最大用電量可以事先估計出來,為了防止突然停電或是電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儲備足夠的電力。結果在數億消費者中,分配電力基本上不需市場力量,也不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電腦根據獲得的資料來處理。的確,對這種商品“定價”顯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對私人消費和一般企業來說是如此,對少數耗電量較多的大企業仍可以收費)。如果廢除了這種制度,那麼電力機構中約90%的現存的官僚機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們不能將這種情況推廣到所有商品和勞務,或是工業中的每一個部門及社會中的每一個部門。有些集中化問題的技術性質使得常規確實無法代替決策機制,經濟資源(在一國或國際範圍內)在不同經濟部門或不同社會區域的總分配必須由某種精妙的機構來控制。

然而,正是這種普通人之間越來越廣泛的、事實上的合作──伴隨著勞動客觀社會化──證明在市場盲目力量與龐大的中央官僚機制之間只有一條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聯合的、自治的、以合作為基礎的)。

6.創新與動力

但是,這種第三種解決辦法不會導致常規和習慣的理想化(即不會導致經濟停滯),這當然不會出現在生產領域中,因為在生產領域中,生產者減少勞動量改變生存條件的利益將會產生一種內在的、降低成本的動力。它很可能減少人們對新消費品的追逐,改變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會帶來什麼困難(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費者,沒有過去幾年中流行的電動遊戲機和攜帶型電話,他們也一樣會過的相當快活)。只有對人性採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費中日益增加的新內容所帶來的進步與興旺。社會主義民主將讓步于文明(即產生於人類日益擴大的活動和關係之中:兒童的教養和教育的普及,對傷殘人的照料,創造性的工作,藝術與科學活動,情愛行爲,對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難道一個高度重視預防癌症和心臟病,研究兒童性格和智力開發,研究和減少精神病的社會,同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充滿活潑氣氛的社會相比較,真的是沈悶和缺乏活力的嗎?難道長壽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購買兩架電視機的自由嗎?缺乏市場競爭,不一定意味著缺少產品創新。縱觀歷史,大多數關鍵性的發現和發明均完成於商業關係之外,當人們第一次保存下來火種時,還不存在利潤;農業和煉鐵業並不是由於市場購買才存在的;而印刷術的發明並不是為了賺錢。醫學上最偉大的進步--從詹納到巴斯德,從科克到弗萊明--並不是在金錢欲望的驅動下完成的;電動機不是誕生在工廠和車間,而是誕生在大學的實驗室;甚至電腦(更不必說太空船)也是為了公共利益(儘管包含軍事目的)而設計的。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爲了增加私人鼓動的利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市場關係和報酬的衰亡會導致技術創新的消失。因為它的動力要比惟利是圖的競爭更深一層(即這種動力來源於普通生產者節約勞力的天然傾向和人類對知識與科學的獵奇心)。同樣,那種認為社會平等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據的,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式的集體農莊中輕而易舉地找出一些相反的證據。在這些農莊中,第三代人正從他們曾經生活的一種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都缺少貨幣關係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當然,這種集體農莊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公社,相反,它是一種軍事化的村落,起著一種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並帶有這種作用所賦予的一切特徵和腐敗。但是它卻深埋于滋潤著它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也就越來越同外部資本--工資勞動關係互相交織。然而,恰恰由於這些沒有前提的條件,這一點更加顯而易見:在集體農莊內部,簡單地廢除市場或貨幣關係本來會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多種社會經濟後果。儘管貨幣賞罰制度消失,但集體農莊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並頗有效率──事實上,它比包圍著它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裏並未出現非貨幣式的經濟不平等、特權、剝削和壓榨。暴力和犯罪幾乎消失,沒有監獄和“勞改營”,令人驚異,它的平均衛生、文化和福利水準高於整個以色列的水平。對於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這不僅得到了該制度辯護士們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學家布魯諾.貝特蘭、自由主義者迪特爾.齊默和社會學家梅爾福德.斯皮羅這一批持批判態度的人的肯定。當然也有大量的衝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別人的衝突,集體農莊並非完美無缺的烏托邦。個人主義傾向和行為決不會因為經濟平等而消失,那,為什麼這樣呢?無階級社會的標誌並不在於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一致性,而在於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個人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使整個社會個性化,而不是使個性社會化(即最大限度地發展每一個人的個性)。

7.聯合起來的工人自治

動力問題(效率、合作及創新)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更直接的困難在於大眾主權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與生產者勞動量最小化統一起來?阿力克.諾夫正確的論述了這種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矛盾,但要記住,這是一個真正的矛盾:在人類勞動向每周一小時,甚至零小時的演變過程中,除非使用“機器人”(這仍然是遙遠未來的事),你不可能無限地生產商品與勞務,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不能極大地滿足全人類的基本需求,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勞動者勞動強度,減少直接生產者同生產過程分離的狀態,一種聯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實現上述目標。它的主要機制是這樣運行的:

定期的(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設每年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國際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議將根據選民在選舉它時事先討論過的各種替代選擇來決定全國主要產品的分配,選擇(即每種選擇所帶來的可預見的結果)將得到清楚的表達:(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長度);(2)通過有保證的資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優先滿足的需求;(3)用於“增長”的資源數量(儲備基資+新增人口的消費+淨投資作為技術選擇的函數得到了明確的表達);(4)通過貨幣機制分配的、用於滿足“非基本品”和勞務的剩餘資源量;(5)最高和最低貨幣收入;(6)市場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格政策。這樣,在大多數受到影響的人的自願選擇基礎上,就可以建立一種全球經濟計劃網。

以這些選擇為起點,我們就可以起草一種首尾一致的總計劃,這裏使用了投入-產出表和物資平衡指數。每一個具體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分配)和社會生活方面(教育、衛生、通信、國防)可利用資源的分配。全國或國際性的代表會議不會超過這些總的指導作用,不會為每一個部門或生產單位及地區制定具體的規定。自製主體(比如制鞋、食品、電力設備、鋼和能源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將會在現有生產設備中具體分配總計劃規定的勞動量,如果在現有勞動量條件下實現產量目標所必須的話,他們也可以規劃下一時期的生產單位,他們將規定平均技術水平(基於現有知識,逐步引入最佳技術水平,即平均勞動生產率,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但只要總產出水平不能滿足總需求,只要生產者的新工作沒有達到他們認為滿意的條件,他們不會限制低生産率單位的生産。

在製造設備的生產單位中,先進步驟帶來的技術係數,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品構成。在製造消費產品的工廠中,產品構成來自工人代表會議和消費者會議的協商,消費者會議也提出產品的各種類型(比如說不同樣式的鞋子),由消費者實驗,評判和代替他們。展示廳和宣傳材料將是這種實驗的主要手段,後者實際上起著一種“選票”作用。如果一個消費者,每年有權使用6雙鞋子的話,他邊可以在有100至200種選擇的宣傳材料上挑選出6個樣品,這種選擇結果決定了款式的構成。同時也反映了消費者評判的生產調整機制。與市場機制比較,這一制度的最大優點在於:消費者對產品構成和防止過度生產有著更大的影響──用額外生產的社會資源儲備來平衡消費者的選擇和實際生產──幾年以後可以達到經驗上(統計上)的最佳化。工廠工人委員會可以自由地把這些生產單位作出的決策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組織生產和勞動過程)以便盡其所能實現勞動時間的優化。如果他們在把產品送去做質量檢驗後,能以每周工作20小時而不是30小時實現產量目標,他們便可以享受減少勞動量而不減少社會消費的待遇。

自治的優越性

阿力克.諾夫曾經說過:“在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民主選舉的議會,都不可能以115票對73票來決定10噸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産100噸硫酸。”在我們這個聯合自治模式中,任何一個議會也不必同時採取這兩種決策。沒有一個“中央”議會或計劃機構會接受它們。然而,皮革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為什麼不能夠靠多數票數(更可能是通過討論以後取得的一致)來決定皮革的分配(至於比較小的數量是否留給工廠會議去分配則是另一個問題)?一旦使用皮革的消費目標已經被其他機構決定,它為什麼不能把皮革總產量(比如5萬噸)在幾個工廠(就象今日資本主義皮革康采恩一樣)中進行分配,然後再將每一單位分配給“消費者”呢?(即皮革的最終用戶)。這種代表大會代表難道不能比任何技術官僚或電腦更好地處理分析問題嗎?他們更瞭解自己的工業並能考慮到大量的瑣碎事情,而沒有一個市場或是中央機構能夠在自己的計劃中想到它們(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實上,市場經濟中頻頻出現分配上的“失誤”,而一個明智的(組織合理的)工人代表會議從來不犯這種錯誤。資本主義計劃者對巴西伊塔普水壩的預算是50億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經達到了180億美元,這還不是全部數目。在美國農業機械製造托拉斯迪爾公司中,儘管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新產品的設計必須不斷改進,因為設計和製造工程在技術和興趣方面存在著特有的差異。在當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亞汽車公司,忽然發現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貨從相當於7天的產品減少到相當於5天的產量--即減少50%以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國性自治機構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電訊、運輸和分配。在這方面同樣也需要有一些民選的委員會,在決策最終實施以前,它必須同選民協商。地區和地方性機構可以具體調度由此分配的資源,它們擁有最大限度的主動來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實現使用者的滿足和生產者勞動量減少這樣的目標。這樣一種制度將賦予馬克思有關國家逐漸消亡理論一種具體內容,它會使至少一半以上部門一下子被自治機構所取代,它也會大大減少包括計劃部門在內的官員數量,同時它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將不僅僅被“商榷”,而且成為決策過程的直接參加者,參加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領導與被領導這種勞動劃分將開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一級”所壟斷,自治也不局限於工廠的範圍,兩者將在中央和分權兩級上被結合在一起,參與這種過程的千百萬人不會專門從事這些活動,不會把其所有時間花在會議的奔忙中,因為這裏所談的決策將直接影響他們的當前福利和工作條件。可以假定,他們對自己的責任不會採取一種形式主義和冷漠的態度,而是嚴肅地投身於管理過程之中。電腦使用所帶來的勞動時間的縮短,情報和通訊潛力將會分權制的成功創造一種物質基礎。但是,當生產和分配單位的貨幣收入超出了其免費的商品與勞務的法定分配時,這種收入又如何計算呢?我們可以用勞動強度係數使它與質量控制及消費者滿足相聯繫(煤礦及其他勞動條件較差的生產單位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對中間產品來說,定期交貨將構成質量控制和消費滿足指數的一部分。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對有關生產者和分配者資源、潛力的情報的真實公開交流沒有什麼妨礙,因為實施自治的勞動集團沒有必要隱瞞事實。諾夫認爲,有充分理由反對那種把真正的情報交流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然而,他卻忽視了蘇聯這樣的社會提供假資料的主要原因--工廠經理的利益是同工廠的實際產量聯繫在一起的。假如你不隱瞞原因,那麼你就很難隱瞞結果。當然,伴隨著產品流而自發產生的電腦化情報流,對民主集中制的計劃輸入正確資料很有幫助。

這樣一種制度如何在全世界範圍內統一起來呢?一開始便應強調,民主自治並不意味著一切事情由個人決定,如果一個人這樣假設,那麼結論很明顯,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40億人類無法找到足夠的時間來解決彼此之間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這是不必要的,有些決定可以在車間一級作出,另一些決定可以在工廠一級作出,其他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區、全國以至全世界範圍作出。尋著諾夫的思路,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國家一級。但是,什麼樣的決定可以(或者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呢?有四種決定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為了迅速消除不發達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饑餓、嬰兒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須對全球人力及資源進行再分配;其次是有關真正稀缺自然資源的優先分配──這些資源可能被完全耗盡,少數人沒權佔有它們,只有現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體人類才有權決定;再次,一切可能影響到地球環境和氣候的決定,所有可能污染、毀壞海洋、南北兩極大氣層,或者象亞馬遜森林這樣世界生態平衡基礎的決策過程;最後,當然還有所有應當在全球範圍內禁止的東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毒氣的製造。

我們可以從上述全球角度導出對各大洲、各個國家用於計劃或滿足需求的資源限制,這屬於由各洲或各國決定的範圍,比如說,一旦美國、歐洲或亞洲所能利用的鋼的總噸位確定以後,該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便可以按自己的決定自由分配,如果(儘管存在著環境及其他理由)他們想保持私人汽車的統治地位,繼續污染城市環境的話,他們有權這樣做。消費者長期形成的傾向之變化一般是很緩慢的--很少有人會相信,在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幾天後美國工人便會放棄對汽車的依戀。強迫人們改變消費習慣比讓洛杉磯再遭受幾十年煙霧的困擾還要糟。工人階級(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觀點相反,今天第一次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數)的解放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實現,因為他們象我們一樣有自己的缺點,而不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自覺的資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計劃和自治的綜合體,要比市場經濟(壟斷資本主義)和指令經濟(官僚集權主義)都更加有效率,因為它具有一種現存兩種制度都缺乏的內在自我調整機制。我們並不相信“多數人永遠正確”,我們也不相信領袖、教皇和黨永遠正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犯錯誤,這當然也針對大多數民、生產者和消費者。但在這兩者之間有一種根本區別,在一個權利不平等--如果經濟不平等,政治壟斷,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資源分配作出錯誤決策的人,很少為此付出代價,更不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當大壟斷公司的董事長們決定大規模投資,而幾年之內不見收益,他們自己不會受到失業的懲罰,他們的郊外別墅也不會荒棄,但遭他們解雇的工人及其家屬(儘管對最初的決定一無所知)卻要受到這種命運的懲罰。同樣,當蘇共主席團、部長會議,或是計劃委員會在農業政策方面犯了決策錯誤時,這些高貴機構的成員一般是絕對不會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萬的人民卻可能在幾年內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個地區也會受到污染和毀滅。相比之下,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多數票支援一種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選擇和情報交流,我們很難相信大多數人會目睹自己的樹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費下降,住房減少,醫院編制不全而不去迅速糾正分配上的錯誤。

我們所描述的這個制度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純粹”社會主義,它仍是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形式(雖然明顯是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它仍然包含由市場或貨幣支配的部門,在小規模生產中(農業、手工業、服務業),仍存在著私營和合作性質的企業,個體企業並沒有遭到禁止,因為當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費保障之後,就不存在其他人向這類企業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經濟因素。他們之間的契約是建立在真正自願基礎上的,當人們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閒暇的時間來進行生產以滿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鄰里需要的產品時,家庭式的”自我就業“便會得到普及。千篇一律的汽車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醜陋--假如使用汽車的人變成有創造力的畫匠,在車身上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這種醜陋便會改變,自己動手的自由度將會大大提高。

8.苦難的結合──一個總評

阿力克.諾夫提出了一個包括5個方面的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家,社會化,合作化,小規模私營和個體企業的綜合。咋看起來,這種制度與我們剛才提到的模式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然而,儘管有一些交叉的地方,兩種模式卻在3個基本方面不一樣。第一,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和分配單位的性質。對諾夫來說,個人成本計算意味著這些單位的個人利潤--即相關集團和個人的收入,應當同投入與產出計算的貨幣成本(價值)之間的差別相關。換言之,這些單位都是公司。我們並不同意這些前景,我們認爲,將集團和個人收入同”利潤“聯繫在一起,必然強有力地刺激經濟向不合理方面發展,而且由於大量決策的採納都是為了具體和個別的利益,這也會使社會冒著被破壞的危險。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並不相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一致應當建立在貨幣賞罰基礎上。換言之,真正的市場關係--以貨幣體現的商品交換--應當主要限於私營及合作社部門、個人消費者和社會化部門之間的內部關係。結果是在先進工業國家裏,這樣的關係在産出與消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過渡將向著商品生產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擴張方面發展。

其次,阿力克·諾夫在”集中化國家部門“和由不太綜合的企業所構成的”社會化“部門之間劃了一道界限。他認為在前者中,技術規模和複雜性排除了生產者自治;只有在後一種情況下,自治才會起作用。他似乎也認爲,收入差異對兩者來說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對合作部門也是如此。因此他寫到:”收入差異“(勞動市場的一種)是勞動方向的唯一公認選擇,在這裏最關鍵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亂,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在一個公社或是組織良好的猶太式的集體農莊中,在工作上我們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選擇……但這不能推廣到整個社會。原因在於,這只有在少量的,彼此瞭解的,並能每天見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這種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歡某種生活的人。“這個論點看上去很象一般常識,但它實際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無根無據的信條和偏見基礎上的。唯一選擇是在專制性”支配勞動力“和勞動力市場化之間作出的。這一點並不是事實。合作基礎上的分配勞動就是一種替代選擇。同樣,也不會出現沒有收入差異就不能管理大規模組織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包括幾萬,甚至幾十萬成員的工會和教會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質特權的人來管理的。正如阿曆克.諾夫所指出的那樣:龐大的科學組織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說一些主要的生產者合作社了。諾夫曾在別處正確指出:很少有教授願意當垃圾工(即使後者的收入更高)。但是,這一番議論與他在這裏的一般假設是向背的,他主張:為髒、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術工作支付更高的報酬(假定社會已經為獲取這些技術作出了支付)。

但是,諾夫論點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他方面,我們可以在他假設的存在於”少數人“和”龐大組織“之間的對立中找到它們。因為不存在沒有結構的(即分裂的)龐大組織,現代工廠、銀行、醫院和中學肯定不是這種樣子。所有這類機制實際上是構築於客觀社會合作的小單位基礎上的:工作隊、辦公室、部門、階級等等。為什麼不能想象這些小單位自治,選舉代表(包括輪流任職),由代表管理較大單位,再由後者管理全體人呢?從現有非民主機制的基本構成單位的運行方式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自治的先決條件──這種條件存在於彼此相識,每日見面的少數人的工作關係之中。換言之,如果不相互協作,他們就無法工作。因此,同阿曆克.諾夫不一樣,我們相信,自治的範圍原則上講是無限的,不受部門限制;貨幣報酬和物質特權對管理職責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須的,但卻是有害的。

諾夫模式同我們模式之間的第三個基本區別在於:競爭的作用。諾夫清楚地知道,現存資本主義下競爭性追逐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在其社會主義理論中,他又希圖保留貨幣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認爲:我們應當區分”良性競爭“與”非良性競爭“兩種不同形式。然而,他用來解釋這種區別的例子實際上卻表明它在經濟意義上的相關性甚微。因為很顯然,為觀看蘇格蘭交響樂團演出座位的競爭,奧林匹克田徑競爭,甚至一個”社會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員會選舉中的競爭與市場上出賣土地、鋼材、重工業設備、飛機和導彈的競爭沒有相關之處。第一種”競爭“,就我所知,從未造成過數百萬人的苦難(儘管它造成過大量的個人不幸──但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從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論可以解決所有這類問題)。相比之下,第二種競爭不但一再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窮困的話),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戰爭。

虛假的困境

然而,諾夫不得不使用詭辯術,因為他仍然受傳統的市場理論的制約。那,在他的思想中,將”社會主義“與”市場“聯繫起來便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無法克服的矛盾。諾夫不斷譴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視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們高度自由接受社會主義義務,同時存在物質和金錢追求所造成的社會網路──本身就是集烏托邦之大成。換另一種溫和的方式來說,他們使人想起了蘇聯官場上的那種玩世不恭的說法:蘇聯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權力不平等以及對物質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時向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前進。諾夫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因爲,一種虛假的困境束縛了他的手腳。從以下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諾夫的邏輯:”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會化或合作性的)從事於一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産(假定為棉布、牙膏、軸承、假日旅館或其他物品),它們把自己的生產活動建立在與消費者協商的基礎上,消費者可以從任何一家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勞務,所有人都能從“他們的、他們所能選擇的供應商那裏得到生產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滿足消費者方面,他們有內在的利益……我們希望競爭動機主要不是金錢上的……但我們不能假定廣大人民僅僅爲滿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沒有物質刺激或物質阻滯需要的存在。”

這一論點的頭一部分,我們完全贊同。但我們對這一點將持保留態度;對大多數尖端和龐大的設備來說,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應商,然而,後一部分卻根本不是從第一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一種補充或是附加物。但實際上它與其他部既無聯繫又無根據,事實上,諾夫認為人們的行為或者與利益根本無關,或者是受金錢的刺激。但這種選擇不是徹底的,為什麼就不能存在非貨幣和非市場性質的刺激及阻滯呢?日常經驗證明,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畢竟,如果99%以上的汽車司機遵守交通指揮車的指揮,主要原因並不是他們想避免違章受罰,而是他們想多活一段時間。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與人類的另一種推動力不無關係,這種推動力是:最大限度減少枯燥、機械及無創造力勞動(僅僅作為獲取消費品和服務的手段,這等於犧牲生命和時間),總會存在通過更好的組織來減少勞動量的潛在刺激──一種強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這些,諾夫似乎忘記了“社會分紅”的可能性,為什麼不能有額外的免費產品或服務,同社會一年中總的經濟情況聯繫在一起呢?如果實際生產與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同一個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長(如果多數人這樣選擇的話)聯繫在一起,這為什麼不能成為刺激生產者和分配者增加產量,改進質量以及使勞動合理化的動力呢?

但是,一旦構造了主觀動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迫使他傾向於貨幣動機)以後,諾夫便忽視了把龐大的市場經濟與免費產品服務和社會財產結合在一起所帶來的不合理客觀後果。當然,如果利潤仍是資源分配的基本機制的話,那麼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習以為常的消極後果便沒有理由不反復出現。重要的是,當諾夫實際上論及了貨幣刺激的危險性時,他的例子卻是十分勉強的--並非為利潤的生產導致的巨大浪費:生產能力過剩,產品過剩,失業,設備和產品的銷毀,所有這些典型現象對消費者(同樣也是包括生產者)的損害遠遠比所謂“缺乏贏虧法則”造成的成本過高嚴重得多。這種教訓不僅會在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會從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獲得。實際經驗(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蘭,當然也包括其他例子)證明,通過不斷依靠市場機制的方法來糾正官僚集中計劃的畸變和失調,一開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終會使官僚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弊端越來越糾纏在一起,彼此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約。

這種模式甚至也適用於中國──對於主張市場社會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因為一個國家越落後,市場機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業中,毫無疑問,消除大躍進(一種直接引入共產主義的、荒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惡果已經引起了中國農村的巨大進步,生產力和產量直線上升,土地產出越來越多的剩餘,這正是將中國農民巨大的生產能量釋放出來的結果。中國農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幹的,具有西歐所不能比擬的(更不必說東歐了)2000多年精耕細作的傳統。越來越多的糧食剩餘導致勞動力的日益過剩。由於越來越少的人可以生産越來越多的食物,那,15-20年或者30年之後,那部分剩餘人口將怎處理呢?如果把過剩人口留給市場解決,結果中國將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這個問題在大城市中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酷。只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做到這一點,而又不會在農村造成俄國強迫集體化所觸發的騷亂(這本身便是對俄國市場力量增長的一種倉惶失措的反應)。

諾夫忽視了市場的消極後果而提出了一個積極的政治理論根據,即:決策權分散化,因此,可以充當抵制專制的堡壘。這當然是對市場的一重傳統的、自由這儀的辯護,但它不外乎一種社會主義偽裝下的誤解。諾夫伴隨著對管理者收入差異的承認,已經使這一點非常清楚了。因爲,如果管理者從其不同的管理職位上應當得到物質利益的話,他們最終將會使這些利益永久化,即:採用一切必須存在的經濟上不合理,政治上壓迫的行為來佔有這些權益。權力會被少數人壟斷,諾夫所主張的分權便不可能實現,除非它的運用與特權相脫離,這不是一種承諾,而是從人類有史以來的記載中得出的經驗性結論。一旦權利與特殊權益結合在一起,必然會偏離民主方向,向著知識情報的壟斷和多數人被少數人控制的方向發展。諾夫想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但他贊同對管理活動的貨幣補償,因此,他必然會在最後談到有必要存在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儘管他刺激地評擊“現行社會主義”,但他由此得出的兩個主張更接近于蘇聯式的官僚體系,而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重要的是諾夫使用了波蘭官方在批評團結工會拒絕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準時所使用的相同術語,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經濟混亂的責任並不在於工人的要求和罷工,而在於1980年前後官僚主義的錯誤管理形式。同樣的,他也沒有考慮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與“市場社會主義”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如果生產者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則”(即實際意義上的價值規律)最終決定產量和就業的話,那,工人們無論是在工廠、公社,還是在國家一級,都不可能破壞它們。難道沒有其他替代選擇嗎?但幸運地確實存在一種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有計劃的自治。人民的主權並不建立在社會的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完全一致這種假設基礎上;相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衝突,這種衝突也存在於技術先進與落後的生產單位之間,社會上活躍與不活躍的人之間,經濟文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地區之間。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一種具有內在防護力的體系,它可以阻止這些矛盾觸發新的階級衝突或是相互殘殺的暴力活動,從而破壞合理計劃及社會合作。相比之下,“市場社會主義”既不能克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弊病,也不能解決自由社會主義的弊端問題,他所主張的混合社會主義只能是混合的神話。一個可行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經濟學會超越這兩種替代選擇,與阿曆克.諾夫所聲稱的“中間道路”這一信念正相反。

我們辯論的最終點落在了人類歷史的中心問題上。人類在何種條件下才有能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全人類的自我解放與自覺是否永遠是一種實現不了的夢想。因此,如果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對社會發展不能達到自然科學目前對自然的控制程度,那,甚至自然科學的進步也會在我們面前引起一場爆炸。在有關理性潛能和命運力量之間的古老爭論(最終是知識與迷信之間的衝突)中,“市場規律”在其“合理”為裝日薄的情況下,僅僅是一種盲從的力量。難道人類對這些規律本身發展的探索應當禁止嗎?

(薛彥平譯自《新左派評論》1986年9-10月號,摘自《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十五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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