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兼談陳獨秀的「右傾」問題

楊奎松

　　對陳獨秀的一生，至今人們的評價不一。有的是因為觀點不同，有的卻是因為資料欠缺。綜其一生，與共產黨關係最大。恰恰是陳獨秀在共產黨的這一段時間，許多資料長期不得披露，研究起來困難很多。因為幾乎所有談及陳獨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說，由於他「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因而成了「中國的孟什維克」，「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對中國共產黨1927年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但是，如果我們連這一時期陳在黨內主持工作過程中的許多重要文獻資料都不了解的話，焉知他的那些「主義」的背後，沒有更複雜的背景？何況，中國共產黨自始就是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並直接受到莫斯科派來的代表的監督指導，我們又如何知道他沒有進行過內部的抗爭？

　　1929年陳獨秀曾經發表過一個《告全黨同志書》，歷數自己當年五度「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被迫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情形（2）。但共產國際早已給陳獨秀的「錯誤」定性，聲稱中國革命的失敗關鍵在於，黨的領導機構中存在著「陳獨秀這樣一類機會主義傾向最嚴重的領袖」。於是，什麼「右傾份子」、「投降主義」之類的政治名詞紛至沓來。陳獨秀的辯白，自然引不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關於中國革命分「兩步走」

　　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黨史讀物都認為，有關中國革命需要「兩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間基本上還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回國，帶回共產國際的意見之後，人們才認識清楚，然後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確定下來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什麼叫中國革命「兩步走」？簡單地說，就是強調中國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會主義，必須要先經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民主革命階段，然後再來搞社會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之所以存在嚴重問題，也就是因為它完全無視中國當前存在的客觀需要，不僅沒有提到反帝反軍閥的問題，一廂情願地主張以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作為黨的基本政治綱領，而且反對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反對共同敵人。是不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當中，真沒有人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後才能進行社會革命呢？我們只要仔細地讀一讀陳獨秀1920年九、十月間發表的文章，就會發覺，陳獨秀實際上早就提出了類似的主張。

　　陳獨秀當時就明確指出過：「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無論哪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的幸福，簡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必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能改變方向。……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當然，「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3）

　　陳獨秀上面的話表達了幾層意思。第一是肯定歷史的進步必然要經過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資本主義），再由共和到社會主義這樣一個過程，不能跳躍。第二是強調他堅信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不能謀全體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社會革命未必一定要等著資產階級革命成功，確立了自己的統治之後很長時間再來進行，它完全可能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迅速發生。第四是認為在資產階級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派同封建勢力鬥爭的時候，共產黨應該聯合民主派，幫助他們反對封建勢力。在這裏，中國革命要「兩步走」的思想，可以說已經呼之欲出了。當然，由於陳這時相信中國從1911年己經完成了從封建到共和的轉變，因此他此後一度仍在鼓吹社會主義，但他畢竟已注意到，民主派和君主派的鬥爭依然存在，這也就是為甚麼當國民黨佔據廣州時，已經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他，會毫不猶豫地接受邀請去廣州工作。

　　從1920年九、十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的1921年7月，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中共一大卻因為維經斯基回俄，陳獨秀在穗，通過了一個既不能清楚表達共產黨最高綱領，又極端自我孤立，無論理論上還是政策上都明顯較前倒退的決議。決議對於中國當前的實際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規定所有黨員必須斷絕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一切聯繫，主張必須對現有的其他政黨一概採取攻擊的態度。會議雖然仍舊不能不推舉陳獨秀做領導人，實際上卻明顯地在反對陳獨秀關於應當幫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觀點，不贊成陳獨秀繼續與國民黨合作。（4）不論中共一大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們是否就此有過爭論，會議的決議已經清楚地表明，當時全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遠較陳獨秀更加「幼稚」。

　　既然全黨「幼稚」，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產國際，其實也就是俄國共產黨的幫助與指導。除了由中共通過決議，明確承認自己是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以外，莫斯科從中共成立之初，就開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的任務，就是監督和指導中共中央貫徹共產國際的各項指示和意圖。共產國際最初甚至規定，黨的領導機關的會議，必須有國際代表參加。只是因為陳獨秀的堅持反對，此一規定才沒有具體執行。（5）但是，在中共，乃至作為中共中央第一任總書記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之間，上下級的、領導與服從的組織關係，則是確定了的。不僅如此，由於數十名各地知識份子初步結合，嘗試革命，知識、實踐均十分欠缺，因此，他們最初對俄國的經驗，甚至對俄國的代表，也只好抱著一種「孔步亦步，孔趨亦趨」的學習心，決心以俄人的理論為理論，以俄人的政策為政策。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有人說陳獨秀一開始就向共產國際鬧獨立，從上面的情況看，這恐怕也有些言過其實。（6）

陳獨秀：「暫時支持國民黨」

　　對俄國人「孔步亦步，孔趨亦趨」，當然不是說雙方之間沒有矛盾、沒有衝突。

　　有記載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的第一次衝突，是因為國際代表馬林1922年春「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馬林建議的前提是，這個只有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織，「若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他們的宣傳前景暗淡」。不知道陳獨秀與馬林是否為此有過口舌衝突，至少馬林當時就記下了這一情況，說：他4月間幾度同中共領導人談話，建議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而「我們的同志拒絕這個主意。」（7）「我們的同志」，當然包括陳獨秀在內。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後有社會革命的陳獨秀是不會拒絕聯合國民黨的。他從廣東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之後，就不止一次地表示過贊同聯合戰線的政策，主張同這時唯一革命的國民黨合作。就在他反對馬林建議的同時，他還在寫文章呼籲勞動階級要援助國民黨革命成功。（8）他之所以反對馬林的建議，純粹是因為把自己變成國民黨員，必然要以服從國民黨的領袖和主義為條件，這難免要束縛中國共產黨人的手腳，損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馬林的建議後，寫給這時已回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的維經斯基的信中所說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都不同，國民黨聯合美國，甚至聯合張作霖、段祺瑞等軍閥，與共產黨反帝反封建軍閥的主張太不相容。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受其束縛，絕不可能。（9）

　　但是，這時共產黨只有幾十個人，要想推動中國革命，非聯合在南方有相當影響和基礎的革命的國民黨不可。為此，陳獨秀不止一次地寫文章呼籲，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來華後也向孫提出了國共兩黨黨外合作的主張，卻均被孫中山拒絕。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合作這種形式，實際上已經成了實行國共兩黨聯合戰線的幾乎唯一的途徑了。（10）

　　1922年8月12日，馬林從共產國際回來，帶回莫斯科關於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在國民黨內開展工作的指示（11），再度勸說陳獨秀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贊同黨內合作。8月28-30日，馬林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進一步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最終通過了黨內合作的方針。不難想象，陳獨秀等人對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現實條件的困難，以及共產國際指示的權威性，都促使陳獨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對意見。然而，這並不等於說陳獨秀根本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亂地幹國民革命」了。（12）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後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對國民黨所做的分析，和為中國共產黨規定的任務，就可以了解到這一點，即他並非如我們許多文章所說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個極端。

　　他當時寫道：國民黨員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識份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員都是鑽營家和官僚，只有孫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是「暫時支持國民黨」。我們加入國民黨，為的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糾正這個黨接近張作霖和日本的錯誤，「向國民黨中工人份子宣傳促進他們階級的覺悟，使他們了解國民黨終非為無產階級利益鬥爭的政黨」。因為中國工人是共產黨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運動前景廣闊，深受壓迫的中國工人甚至會比先進國家的工人更具戰鬥精神。因此，根據他的歸納，由劉仁靜在共產國際四大宣佈的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任務，概括起來其實就是：第一，通過對國民黨內工人的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擺脫孤立局面，把群眾團結到我們周圍，一面向帝國主義鬥爭，一面分化國民黨。（13）

陳獨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將主要注意力都用於發展自身，這未免與共產國際剛剛確定的聯合戰線政策有些矛盾。由於回莫斯科述職的馬林堅決反對，一個月之後，即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又專門就國共關係通過了一個決議。決議一上來就宣稱：「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儘管決議再度重申了共產黨人要加緊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的觀點，但強調的重點已經明顯變化，原來要求共產黨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這方面，如今則強調，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只是共產黨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務」。它並且特別提醒中共中央說：由於中國的「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共產黨需要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該留在國民黨內，並且，共產黨應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生衝突。（14）

　　自建黨伊始，陳獨秀就認定，落後於俄國的中國，一定要按照俄國革命的方式進行革命，即共產黨先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就二月革命，再聯合工農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幾度公開發表文章，說明中國革命之所以要兩步走，就在於「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只不過，陳獨秀一直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幼稚，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而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遠遠大過資產階級，兩階級聯合進行國民革命的結果，無產階級的力量最後勢必大過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成功後，緊接著自然是一場「十月革命」，「資產階級決難堅持獨厚於自己階級的經濟制度」。也正因為如此，他一直認為，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爭取和組織無產階級，壯大自身力量的基礎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時，即可在最短時間一舉而成就社會革命。（15）共產國際轉而突出強調民族革命，這與陳獨秀最初的觀點顯然有多少差別。

　　1923年10月，蘇聯顧問鮑羅延到達廣州，孫中山開始啟動國民黨改組工作，一批國民黨元老再度借機抨擊陳獨秀「欲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結果又引起新一輪矛盾。（16）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屆一中全會上通過決議，強調謹慎以外，陳獨秀還不得不發表文章，公開表示共產黨純以國民革命為重，並無社會革命之計劃。他表示說：「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若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如俄國1917年從二月革命迅速演變為十月革命。「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幹國民革命。」（17）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把陳獨秀的這段說法，簡單地歸結所謂「二次革命論」，批評陳獨秀想要讓資產階級取得政權，有了充分發展後再談社會革命。（18）事實上，這樣的觀點在邏輯上未必有什麼錯誤，因為俄國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取得了政權，然後再由布爾什維克發動奪取政權的十月革命的。何況，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陳獨秀也並沒有斷定將來中國的二月革命不會迅速演變為十月革命。聯繫到在他主持下剛剛通過的，關於共產黨人應「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的決議，注意到他在文章中雖然是含混地，卻是特意地強調了彼時「也許有新的變化」，足以看出陳獨秀這時其實並未放棄取得國民革命領導地位和希望迅速實現十月革命的願望。他之所以沒有像過去那樣斷然地否定存在著資產階級建立穩固政權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像上面的文章本來就是為了消除國民黨人的疑慮而作的，不能不講得比較含混些。我們很難簡單地把它同所謂的「二次革命論」劃上等號。

　　關於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的一些談話就能夠了解。毛澤東曾多次講：未來只能是與國民黨一道，並且是以國民黨為主體來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共和國，用毛澤東後來的說法，就是「獨裁加若干民主」，領導權多半仍舊在國民黨手裏。他開始時甚至講，那時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時候要不要搞社會主義，大家開個會討論討論，「通不過，慢慢再來」。（19）很顯然，沒有人因為毛澤東一度講過這樣一些話，就認為他右傾，或是說他主張「二次革命論」。其實，出現這種情況多半只是因為陳獨秀、毛澤東他們認識到當時的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因而對未來前途的估計變得比較實際一些而已。同在1923年，身為陳獨秀（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比陳獨秀的看法實際上更為悲觀。他不止一次地談到，以中國當時的落後，共產黨不可能成為群眾性的政黨。中國商人的作用較工人、農民「尤為迫切和重要」，強調「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大，領袖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20）如果我們說陳獨秀是所謂「二次革命論」，那麼毛澤東呢？

陳獨秀與鮑羅廷的衝突

　　陳獨秀是不是準備「一心不亂地幹國民革命」，是不是從此把國民黨的利益置於共產黨的利益之上，準備讓「資產階級」來當權，這一點從陳獨秀1924年同鮑羅廷的衝突中間，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年1月，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全力推動下，國民黨成功地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依照俄國共產黨的形式進行了全面改組和重建。新設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黨部等中央領導機構，其中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是中共黨員。尤其是負責組織發展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黨員在工作，中共總共只有200多名黨員，差不多都擔負了國民黨的重要發展工作（21）。以致從1923年10月以後到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後幾個月時間裏，中共自己的活動大大減少，黨員人數幾乎沒有增加。擔任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三常委之一，並兼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明確告訴鮑羅廷說：我們的黨員無法抽出時間做群眾工作，已經失去了同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繫。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9個區委會，64個支部，黨員7780人，共產黨的幹部黨員只有30餘人，目前主持9個區委中的5個，和64個支部中的13個，就已經忙不勝忙，自然無暇及自己組織的發展問題。（22）

　　對於這種情況，負有蘇聯外交部使命的鮑羅廷似乎比較滿意。因為在他看來，共產黨的整個組織都「萎靡不振」，不過是讀些小冊子然後把它們散發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組國民黨的工作當中，他們才變得「人心振奮」和「異常活躍」起來。在莫斯科對中國事務有極大發言權的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也興致勃勃地稱讚中國共產黨人有紀律，說他們沒有用任何左派言辭給國民黨一大製造麻煩。（23）話裏話外不難看出他們對中共的發展不僅毫不關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煩。但中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對此卻明顯不滿意。維經斯基就專門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共的同志們加入國民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們花了太多的時間來建立國民黨的組織，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眾中和知識份子中的宣傳組織工作，這是不妥當的。他明確認為：「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在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國民黨工作。（24）

　　1924年5月，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集陳獨秀等領導人召開了中央執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一反共產國際決議過去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25），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26）；一反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斷言「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分（階級份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有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27）；一反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份子集中於國民黨」的主張，提出：黨現時的根本任務是「在大產業的工人裏擴大我們的黨」，「組織純粹階級的鬥爭的工會」，「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上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狠（很）大的錯誤」。會議的基本目的，明顯地在於強調階級鬥爭，強調共產黨自身的組織和發展，認為只有成功地訓練好產業無產階級群眾的階級精神及階級意識，使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民革命，才能「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民族解放才能徹底。」（28）

　　根據已有的資料，可以知道維經斯基在五月擴大會議開會前半個月就來到上海，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翼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說，會上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論」，「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陳獨秀雖與維經斯基同一立場，決心一面加強自身的發展壯大，一面在國民黨內加強階級鬥爭，但不難想象，他未必沒有同樣激烈的想法。（29）會後，陳獨秀馬上就向鮑羅廷提出了公開共產黨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問題。國民黨內這時批評蘇聯對華政策和中共黨團活動的輿論正烈，鮑羅廷窮於應付，也樂得把這一分歧歸結為派別鬥爭。他於是公開講：「黨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30）

　　這個時候，國共兩黨在許多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已經暴露無遺。由於黨內合作的關係，所有共產黨員都已是國民黨員，不管陳獨秀等人以何種名義發表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都不免被國民黨人看作是黨員反黨的證據。不過幾個月時間，國民黨內檢控共產黨人違紀，進而聯署反對共產黨「跨黨」的案件就有20多件，黨員達2000餘人。到6月18日，更進一步發生國民黨中央監委彈劾共黨案。讓陳獨秀深感意外的是，孫中山對此不僅不壓制，反而決定開中央全會進行討論。

　　陳獨秀自國民黨一大以來，一直都把孫中山視為國民黨左派。因此他堅持適度的批評，並不擔心會引起嚴重問題，因為他相信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壓制右派。但進入7月，孫中山同意討論彈劾案之後，陳獨秀和鮑羅廷的看法都開始變化。鮑羅廷斷定：「讓左派去打擊右派是困難的，這樣做國民黨必然滅亡」。而陳獨秀卻告訴維經斯基說：國民黨內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份子，「如果說那裏還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都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位領導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他建議：「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應當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製造）反對派」。（31）

　　五月會議本來就激起共產黨人對黨內合作形式的潛在不滿，隨之而來的兩黨矛盾的白熱化，不可避免地在黨內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國民黨的浪潮，陳獨秀顯然也在考慮萬不得已時的辦法。鮑羅廷見狀急忙做廣東區委的工作，勸說廣東區委於7月15日通過一項決議，批評中央準備退出國民黨「實際上走上了一條不正確的道路」。他同時寫信給瞿秋白，通過瞿轉告陳獨秀：「我們的同志現在對可能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考慮太多」，不了解「我們的根本方針應該是召集和組織國民黨左派」。（32）

　　不論陳獨秀是不是得到了來自廣州的勸告，他顯然我行我素。在7月21日的中央通告當中，他以「委員長」的名義通告全黨稱：五月擴大會後，「國民黨大部分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們急進份子」。「此時國民黨只有極少數領袖，如孫中山廖仲愷等尚未有和我們分離之決心，然亦決不願開罪於右派份子，已擬定於秋間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對我們的關係。」為此，陳獨秀要求各地黨組織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要以各種方式公開表示對右派的不滿，努力獲得和鞏固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和市民各團體的實權，並且「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吸收一切不滿意國民黨右派主張的左傾份子，以「形成國民黨左翼與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陳獨秀雖然沒有在通告中談及退出國民黨的問題，並且仍然主張「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但他無疑是做好了萬一破裂，另組「新國民黨」的準備的。（33）

　　8月21日，國民黨召開一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容共問題。瞿秋白剛好應鮑羅廷之邀前往廣州，被鮑羅廷推舉參加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也一同與會。當他從鮑羅廷處得到消息，得知鮑羅廷和孫中山內定成立一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國共分歧問題時，馬上專信告知上海。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當即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直接致電鮑羅廷和瞿秋白，極其強硬地規定：（一）禁止在國民黨的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禁止瞿秋白以黨的名義在國民黨的會議上發言：（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三）責成我們的同志在全會上對反革命份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御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34）

　　由於當時上海與廣州之間的通訊條件十分落後，陳獨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開會做出決定，發往廣州，實際上已經成了馬後炮。沒有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全會上採取進政的態勢，鮑羅廷和瞿秋白為共產黨黨團的作用問題進行了辯解，反對國民黨中央監委提出的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提議，但仍舊贊同了那個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決議要求共產黨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35）

　　消息傳來，上海的中共中央內部一片憤怒。蔡和森等人強烈要求致電莫斯科，控告鮑羅廷和他所實行的一整套妥協路線。陳獨秀則倍感沮喪。他在隨後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說明了這一可悲的情況，稱：「這次會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等人雖然不能開除我們，但卻利用右派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令人氣憤的是，「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合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36）

　　經過一系列緊急磋商後，陳獨秀派高尚德趕往廣州，以傳達中共中央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貫徹中共中央進攻路線，決心抵制鮑羅廷的妥協政策，並通過決定規定，鮑羅廷無權領導廣東地區黨組織的工作。瞿秋白9月23日剛一回到上海，陳獨秀等就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禁止他再去廣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釋說，國民黨全會的決議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中共中央還是強硬地通過了一項決議，在批評瞿秋白的同時，譴責鮑羅廷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陳獨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鮑羅廷：中共中央決定召鮑羅廷同志前來上海進行政治磋商，一面上書共產國際遠東部，要求共產國際對鮑羅廷提出警告。（37）

　　就在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嚴厲批評鮑羅廷的同時，高尚德在廣州也推動廣東區委的領導人展開了同鮑羅廷的辯論。

　　廣東區委這裏與鮑羅廷的爭論也頗為尖銳。共產黨人不贊成孫中山聯合奉系軍閥張作霖和江浙軍閥盧永祥來對抗直系軍閥吳佩孚，鮑羅廷卻不予反對；共產黨人不贊成國民黨工人部部長廖仲愷以支持北伐，服從大局為名，強迫廣州印刷工人停止爭取改善自身權益的罷工，鮑羅廷卻堅持勸說共產黨領導人要工人復工；共產黨人反對聽任商人資本家組織武裝威脅廣州政府，鮑羅廷卻贊同孫中山搞所謂「新經濟政策」，用所謂實行廣州自治的辦法來緩和緊張局勢。不僅如此，共產黨這時與國民黨還有許多具體矛盾，如共產黨人前腳幫助農民成立了農民協會，國民黨區黨部後腳就強行予以解散；共產黨人剛剛召集了民眾大會，就有國民黨軍隊前來抓人。由於共產黨人始終是以國民黨幹部的身份出面做群眾工作，國民黨人的破壞已經使共產黨人的工作開始陷入困境，使民眾也產生了恐懼或困惑的心理。對此，鮑羅廷更是熟視無睹。

　　正因為如此，當高尚德帶來陳獨秀等人的意見到來後，以譚平山為首的廣東區委立即召開會議，同鮑羅廷進行了長達幾天時間的反覆辯論，明確主張，即使不退出國民黨，也應該退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尤其應該拒絕在工人部和農民部工作，否則無法獨立地出面爭取和保護工農的利益。會議並且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做出決定：鮑羅廷無權領導廣東地區的中共黨組織，涉及有關地區性的問題時，鮑羅廷只能參加由譚平山、馮菊坡、周恩來等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並以普通黨員的身份進行工作；涉及全國及全黨性的問題，鮑羅廷則必須與中共中央代表協商，並報中共中央同意。

　　由於10月中旬突然爆發了廣州商團叛亂事件，10月下旬又突然發生了馮玉祥領導的北京政變，中共中央以及廣東黨組織與鮑羅廷之間的衝突，不得不暫時地擱置起來了。但到一個多月後，即維經斯基再度來到上海，參加12月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和1925年1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這個問題仍舊成為陳獨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個重點。

　　1924年12月上旬，維經斯基同陳獨秀等在上海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議，其中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陳獨秀對鮑羅廷乃至對共產國際的某些不滿。陳獨秀等人不僅對鮑羅廷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且也對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態度表示了極大的困惑。陳獨秀明確說：我們給他送去了許多決議，發去了許多電報，他從來不予答覆。而這並不是因為他認為共產黨員不能工作。他在廣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個國民黨的工作幾乎都是共產黨員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國，在現在這個時期，一切工作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如果共產黨員想要進行工作，他們可以在國民黨內進行。因此，他從來不談共產黨的工作，甚至答應給張國燾的1000元，也是通過孫中山給的。事實上，不僅是鮑羅廷，就是共產國際也是如此。舉個例子，我們每個月只能得到1000元來搞中國的全部工作。中國的國土如此之大，派一個人到北京去，就得給他一百元，沒有錢就辦不成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國民黨的報紙，每月卻能夠得到2000元來寫文章反對我們。用於黃埔軍校和國民黨組織的開支，蘇聯一年提供的費用就達到200萬元。而我們甚至沒有經費為黨的機關報《向導》在報紙上做廣告，沒有辦法把它們免費散發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為每期如果不賣到五六分錢就無法維持出版。

　　不難看出，無論是陳獨秀，還是其他共產黨人，在涉及到共產黨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場的問題上，沒有誰真的能夠做到「一心不亂地幹國民革命」。他們不僅對鮑羅廷，就是對莫斯科也頗多怨言。他們相信，莫斯科過分重視國民黨了，共產黨的發展不該受制於鮑羅廷。值得注意的是，維經斯基事實上是傾向於支持陳獨秀的，他告訴他們，莫斯科並不等共產國際，共產黨沒有必要聽鮑羅廷的，它應當公開打出自己的旗幟，而不能一心不亂地為國民黨做苦力。

　　讓大多數中共黨史著作津津樂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召開的。它通過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共產黨自身獨立性和鬥爭性的決議。尤其是陳獨秀起草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突出地表達了陳獨秀這時對整個中國革命進程的看法。它明確提出：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是十月革命後，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爭鬥中，須依靠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之努力，即此等爭鬥得著勝利，亦須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有他們強固的階級組織及其政黨，才能夠保障革命的勝利，並抵抗新的反動勢力，進行自己階級的革命。」「因此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著勝利」。反對資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斷定中國民族革命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擔任，宣稱革命成功即是無產階級的勝利，這是左傾；若是忘了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忘了無產階級自己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便是右傾。

　　對於陳獨秀提出的決議案，用瞿秋白的話來說：「只有幾個與群眾和黨的生活沒有聯繫的同志」，對決議中關於「民族革命勝利後，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必得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定之」一句，有過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種『不斷革命』的暗示，但這種暗示很快就消失了」。（38）很明顯，這個觀點同陳獨秀1923年的說法有某些相似之處。而與會的絕大多數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內，都是贊同的這一觀點的。他們並不同意泛泛地談論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斷革命」。因為他們了解，以現有的力量對比，要想一舉實現俄國1917年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飛躍，幾乎是不可能的。國民革命勝利後能否接著就是社會革命，確實要看國民革命中共產黨自身的革命準備能至何種程度和當時的客觀條件如何。

陳獨秀的所謂三次「大讓步」（39）

　　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無疑是中共歷史上具有突出意義的一次旨在加強自身階級性和鬥爭性的大會。不少對中共後來有重大影響的觀念，如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來的。何以不過一年時間，它就重新陷入妥協的泥沼，以致有了人們所謂的陳獨秀的三次「大讓步」了呢？這種轉變之突然，同樣有些讓人難於理解。

　　當時的形勢是，中共四大之後，中共組織上迅速發展。從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間，歷時一年零七個月，黨員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過1倍稍多。而從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開中共中央執委擴大會議時，不過9個月的時間，黨員的人數就增加近兩倍，達到了2428人。尤為重要的是，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前後，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右翼勢力公開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史稱西山會議派），隨後因上海的日本廠主和英國巡捕槍殺示威工人和學生，引發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五卅」運動，中國共產黨得以公開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幟，極大地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影響。（40）

　　共產黨勢力與影響的迅速擴大，進一步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愷遭到暗殺，國民黨主要領導人胡漢民捲入暗殺事件，過去曾經被中共視為左派的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站在右派一邊，公開要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這在最初顯然是鮑羅廷不願意看見的。

　　還在1925年5月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雙方就再度發生嚴重爭執。鮑羅廷堅持共產黨必須把全部力量放到廣州去做國民黨的工作，即使損害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不僅陳獨秀，就連共產國際在上海的工作人員也深感鮑羅廷要求過份。而討論到即將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新選中央行委員會中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時，雙方之間更是意見衝突。陳獨秀提出7人，鮑羅廷卻堅持不要超過國民黨一大時的人數，說是「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爭到最後，陳獨秀不得不妥協至4人，鮑羅廷這才勉強同意下來。（41）

　　鮑羅廷回到廣州以後，情況出現了一些變化。他利用孫中山逝世後自己在國民黨領導層中的特殊身份，縱橫捭闔，大刀闊斧，擠走了胡漢民，趕走了國民黨內最高的軍事領導人許崇智，把與蘇聯顧問靠得最近的汪精衛和蔣介石扶上了政治、軍事領袖的顯赫地位。因此鮑羅廷膽子明顯地變大了。不過陳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看法。他雖然肯定汪精衛、蔣介石是「左派領袖」，稱贊他們「實實在在在那裏代表中國民族和英帝國主義奮鬥，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反動的軍閥奮鬥」。但他對鮑羅廷必欲限制共產黨的情況，始終難以釋懷。注意到共產黨影響進一步擴大勢必會更加刺激國民黨，導致國民黨或共產國際反過來束縛自己的手腳。陳獨秀再度明確提議：適當時機應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42）

　　這個時候，形勢之複雜與微妙，就連共產國際內部也意見分歧。如果說過去共產黨因為過於弱小，不得不借用國民黨的旗幟，在國民黨內進行群眾工作的話，那麼現在這個問題已經不復存在了。繼續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佔據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劇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衝突。維經斯基就明確認為，共產黨在廣州與國民黨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懷疑和右派的攻擊，再加上「過於突出他們要佔有國民黨機關的意圖」，自然會導致關係緊張。他相信：同國民黨的關係有必要「從聯盟轉向聯合」，否則將蘊含著很大的危險性。但共產國際卻相信，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變為黨外合作，難免會使國民黨內右翼傾向抬頭，使蘇聯控制和影響國民黨的力量減弱。因此，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反對任何退出國民黨的企圖。它的書記瓦西里耶夫9月21日上書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警告說：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有產生左傾的危險，必須趕緊重新審查它同國民黨相互關係的性質。不是退出國民黨，而是「對國民黨的領導應非常謹慎地進行」，「共產黨不應當要求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一切領導職位」。（43）

　　1925年10月，帶著共產國際的意見來到中國出席中共中央四屆一中全會的維經斯基，貫徹了共產國際反對退出國民黨的意圖。（44）不過，陳獨秀與維經斯基對國民黨的看法仍然不盡一致。陳獨秀為全會起草的有關國共關係問題的決議，仍舊堅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份子進行鬥爭。決議稱：過去將國民黨分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當的，等於把自己等同於左派，把靠近自己的國民黨人視同中派，實際上國民黨只有左右兩派，汪精衛等為左派，戴季陶等為右派。「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的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維經斯基卻鑒於戴季陶等與西山會議派有所矛盾，堅持將戴季陶等視為中派，說什麼：「當我們對中派進行批評和論戰時，應當考慮到合作」。因為我們要保持國民黨的統一，並通過國民黨實現全面的統一戰線。（45）

　　1925年11月底，利用馮玉祥的國民軍駐守北京地區的機會，國共兩黨聯合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示威遊行，試圖發動一場「首都革命」。儘管革命本身沒有成功，但在北京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維經斯基顯然進一步為他的妥協主張找到了根據，因為沒有鞏固的國共合作，包括與國民黨右派的妥協，共產黨無法在北京發動如此規模的示威行動。因此，他強調說：「在那些無產階級數量很小，特別是沒有像在上海那樣出現革命運動的地方，不鞏固統一戰線，不加強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鞏固的統一戰線，在國民黨各級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就要學會自我克制，「委員不妨少些，多做基層工作」。對於右派，也不要採取過於激烈的方針，「要揭露、批評，但不要把他們當反革命看待」。他這時有句很有名的話，叫做對右派「不要實行打掉牙齒的政策，而要實行更加謹慎的策略。」（46）

　　正是由於維經斯基堅持的結果，陳獨秀在這之後與在上海正動搖於廣州國民政府和北京西山會議派之間的孫科、葉楚傖等人進行了談判，勸說他們改變初衷，參加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他為此保證說，共產黨絕沒有包辦國民黨的企圖，並可以「把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人數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三分之一等。（47）比較一下5月間陳獨秀費盡口舌才爭到4個名額，可以想見三分之一這個數字在陳獨秀未必是個妥協的數字。何況，陳獨秀對此也並非心甘情願。聯繫到陳獨秀這時還在連篇累牘地發表措辭尖銳的政論文章，堅持把國民黨分為左右派和聯合左派反對右派的立場，斷言戴季陶乃國民黨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斷言右派乃資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的代表，斷言中國的資產階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48）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維經斯基所說的這些「中派」請回去，並許下若干讓步的保證，並不是陳獨秀所主張的。

　　不論陳獨秀意願如何，請回孫科等人，與廣州的鮑羅廷和廣東區委這時的意圖是矛盾的。在巧妙地運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廣州政權之後，鮑羅廷已不那麼縮手縮腳了。共產國際和維經斯基等主張團結和妥協，而鮑羅廷卻對軍事受到蘇聯顧問控制，政權在左派汪、蔣手裏的廣州局勢充滿信心。對於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他與汪精衛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過去反對多選共產黨人的態度，決定國民黨中執委中應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為共產黨員，候補委員中至少一半為共產黨員。中共廣東區委對此舉雙手擁護。只因隨後收到中共中央的電報，鮑羅廷才轉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選入中央，在新產生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裏，讓共產黨員所佔的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但最後仍然把掌握著國民黨實際權力的中央黨部中將近80%的領導職位，交給了共產黨人。（49）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共產黨人沒有在國民黨中執委中佔據多數，只控制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結果還是引起了國民黨人的強烈反彈。「三二○」事變發生，以及隨後通過的《整理黨務案》，顯而易見都是針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領導地位來的。換言之，在不掌握國民黨軍隊的情況下，佔據國民黨的中執委也好，佔據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也好，最後的結果恐怕沒有太大的區別。

　　陳獨秀的第二次「大讓步」，指的是「三二○」事變時不敢反擊，讓蔣介石輕易得逞。但這個說法明顯與事實有距離。

　　當時的情況是，由於莫斯科不滿鮑羅廷擅自在廣州策動政變，搞掉胡漢民、許崇智。國民黨右派公開提出要求撤換鮑羅廷，深知此中內情的維經斯基也不表示反對。再加上在廣州的蘇聯軍事顧問也對鮑羅廷大權獨攬頗多怨言，主張撤換，竟至迫使一向支持鮑羅廷的加拉罕不得不同意召回鮑羅廷。國民黨二大閉幕後，鮑羅廷以回國述職為名，打道回府，實非得已。（50）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這時對國民黨現狀的擔心所在。而事實很快也就證明，莫斯科的擔心可能並非毫無道理。

　　鮑羅廷對當時的廣州形勢自然是信心十足的。他在路經北京時，向剛剛到達北京，準備前來廣州的蘇共中央書記兼紅軍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匯報過國民黨內部狀況，他明確肯定，包括他所選定的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領導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和站在左派立場上的。但就在布勃諾夫剛剛到達廣州不久，鮑羅廷打過保票的蔣介石就在3月20日發動了一起令人目瞪口呆的軍事政變。他一舉包圍了蘇聯顧問的住所，收繳了蘇聯顧問衛隊的武器，逮捕了自己指揮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所有共產黨員，並且繳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在廣州實行戒嚴。這就是所謂的「三二○」事變。

　　「三二○」事變的直接誘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代理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的季山嘉過於自負的處事態度，與蔣介石「天性多疑」和「虛榮心特別重」的性格發生了衝突，引起了蔣介石的嚴重疑懼。但從事變後蔣介石採取的一系列排斥共產黨的措施看，不難看出政變歸根結蒂是衝著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太大的權力來的。如果這時布勃諾夫採取較強硬的態度，加上有國民黨主席汪精衛的支持，再爭取到其他與蔣有矛盾的軍事領導人的附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壓制蔣介石，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但莫斯科幾個月來一直在談論：「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裏」，反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佔據國民黨領導機關，再加上包括鮑羅廷在內的幾乎所有蘇聯顧問都曾報告說，蔣介石是堅定的左派，因此，布勃諾夫幾乎毫不猶豫地就採取了妥協的作法，同意了蔣介石關於撤換季山嘉等一系列要求。（51）結果，季山嘉被布勃諾夫帶回蘇聯，汪精衛孤立無援，被迫去職赴歐，蔣介石輕而易舉地就攫取了黨政軍大權。

　　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關於「三二○」事變的具體消息，已經是在事變發生的一週以後了。遠在上海的陳獨秀對事變臨機的指導實際上起不到任何作用。（52）事變後不論廣東的共產黨人內部有無爭論，在布勃諾夫批評軍事顧問和共產黨人過分突出自己、發號施令是引起事變的重要原因之後，中共廣東區委的態度事實上與布勃諾夫沒有兩樣。3月底廣東區委已經發出公開信，保證說：「共產黨是要國民黨團結的」，「把國民黨認為是現在國民革命的領導」，並且宣佈說：「我們廣東現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領袖，但我們還要使這領袖更團結，更強固，更有指揮能力」。（53）很顯然，當時在廣州實際指揮退讓的，是布勃諾夫，並非陳獨秀。

　　至於陳獨秀的第三次「大讓步」，則是指陳獨秀派張國燾等到廣州，逼迫廣東黨組織接受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但第一，應當看到，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由於種種複雜因素的影響，是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的。第二，接受《整理黨務案》既不是陳獨秀的主張，也不是張國燾能夠說了算的，它是莫斯科最高當局的決定。

　　對於「三二○」事變起因的具體了解，陳獨秀主要是聽路經上海回國的布勃諾夫介紹的。在這種情況下，他頭腦裏對事變起因的認識，自然比較多地是俄國顧問和共產黨人所犯錯誤，引起了誤會之類的印象。陳獨秀在3月29日給共產國際寫的報告，就明確肯定事情是國民黨右翼的孫文學會成員蓄意製造，蔣介石誤以為真造成的。但他同時也談到，「蔣介石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對共產黨人疑心很大。從這一點出發，考慮到蔣介石還是左派，蔣、汪關係破裂和國民革命軍因此發生嚴重軍事衝突，只能對帝國主義有利，陳也同意「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主張「應該全力『拯救』他」，使他認識到反革命份子的陰謀，從而不再害怕我們。這也就是為什麼，陳獨秀很快發表文章，公開承認：「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決不會去推翻他。（54）有許多人批判他這時「千方百計地向國民黨討好，結其歡心，瞻其馬首，絕對服從命令，不敢越雷池一步」。（55）查一查他在「三二○」事變後這段時間的文章，對蔣介石幾近阿諛的言論也確實可見。問題在於，遠在上海，不清楚事變真相，又不能火上澆油地把蔣逼到右派一邊去，以致丟掉廣州，在當時情況下，陳獨秀如何能夠去表示強硬的敵視蔣介石的態度？

　　由於事變過於突然，多數人又相信其中確有誤會，共產黨人解決事變問題的全部希望，最初自然都寄託在了對蔣介石最了解的鮑羅廷身上。事變發生後，布勃諾夫就提議將正在返國途中的鮑羅廷緊急召回廣州。蔣介石事變後也確實很快發表了反對西山會議派的聲明，並講了不少高度稱贊共產國際的話，陳獨秀相信蔣介石可能還不是右派，也不無理由。據說，鮑羅廷回到廣州後，曾同廣東區委商量，「應當進行一個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變」，而這時恰逢蔣介石專門寫信邀請陳獨秀到廣州，共同解決有爭議的問題，汪精衛也已離開，再加上陳獨秀始終擔心廣州國民革命軍其他將領更加反動，因此沒有表示贊同的意見。（56）中共中央這時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電報就提出：國民黨5月15日準備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國共關係問題，我們已派張國燾、彭述之與蔣介石商談，爭取在全會召開前解決問題。「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而且我們下一步的策略是正確的話，那麼蔣介石就會向左轉，而不是向右轉。」當共產國際來電，詢問中共中央是否有退出國民黨的打算時，陳獨秀明確答覆說：「我們不打算退出國民黨，左派和蔣介石也無意開除我們，他們只是想限制我們在國民黨裏開展工作。」（57）可以看出，陳獨秀直到這時在上海仍然沒有得到更嚴重的情報，因此仍舊相信有可能爭取蔣介石。

　　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召開。而4月底莫斯科實際就已經做出決定，並通過電報通知了鮑羅廷。決定的內容很明確，即「必須實行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的方針」，「要在內部組織上向國民黨左派作出讓步，重新安排人員，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組織關係」。（58）因此，不論鮑羅廷是否曾經提出過「進行一個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變」的主張，他的態度已經迅速轉向了妥協。在與蔣介石反覆談判後，他轉而力勸中共代表張國燾等人採取妥協態度。有莫斯科的指示，張國燾等自然也只好向轉而去勸說廣東區委的同志們。最終，蔣介石的整理黨務辦法被認可了。據蔣介石日記描述，當他提出這一方案時，「全場相顧驚愕」。但無論鮑羅廷，還是與會共產黨人，均未爭辨與反駁，蔣當然喜不自勝，馬上與鮑羅廷重敘友情，並興致勃勃地下令去鮑公館「看影戲」。（59）

　　會議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再明顯不過地反映出國民黨人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地位的恐懼心理。它規定共產黨必須將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者不得超過執委總數的三分之一，並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凡中共給其黨員的訓令，均須先交聯席會議通過。（60）結果，共產黨人紛紛被迫從國民黨的重要機構和軍事部門當中退出，國民黨明顯右轉。顯然，這並非是陳獨秀預期的結果。只有鮑羅廷出於迎合莫斯科的目的，報告說：《整理黨務案》使國民黨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因為它「對於我們來說只不過是個策略步驟，旨在消除共產黨與誠實的國民黨人之間的誤會」，但它「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蔣介石對廣州的右派領袖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中央黨部中共產黨員退出後，幾乎所有部長都是左派。（61）

　　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較孫中山兩年前的那個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辦法，明顯地要苛刻得多。陳獨秀當年對「國際聯合委員會」的辦法已經是怒不可遏，如今對《整理黨務案》自然不會無動於衷。事實上，對付《整理黨務案》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退出國民黨。維經斯基此前也在信中特別提到了需要調整方針，「不再與國民黨一起組成混合聯盟」的設想，莫斯科的命令當中其實也委婉地提出，如果問題嚴重，同意討論改變黨內合作形成的可能性。因此，在不破裂國共兩黨統一戰線關係的情況下，陳獨秀只好一面公開否認《整理黨務案》對中共具有約束力，稱：「貴黨「整理黨務案」原本關係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於貴黨黨外之機構，則殊無所關涉」。一面召集會議，決定：「1、從內部聯盟的政策過渡到聯合的政策；2、制定明確的獨立的政治路線；3、實現使城市小資產階級民主主張成為國民黨的基礎；4、要使國民黨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權的基礎上，而是使它的組織採取俱樂部的形式。」簡而言之，就是做好退出國民黨的準備，不受《整理黨務案》的束縛。他在隨後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堅決「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62）嚴格地說，這才是陳獨秀對《整理黨務案》的真實心態的反應。

　　在蔣介石已經開始掌握國民黨大權的情況下，退出國民黨，是否對中共更有利，同樣值得討論。共產國際的態度是明確的。維經斯基6月下旬再來上海後，馬上就反對陳獨秀等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在維經斯基「堅決同要求退出國民黨的情緒作鬥爭」的情況下，7月中旬召開的中央全會中黨內要求退出國民黨的情緒被壓制下去了。會議決議表態說：「主張現在就與國民黨脫離組織關係而僅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實和國民黨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產派退出國民黨的理由是一樣的。」只能便利資產階級實現對國民黨的統治和對國民革命的指導。

　　這次會議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果，就是得出了蔣介石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結論。因為北洋軍閥勢力一向被認為代表封建地主勢力，西山會議派只能被認為是代表大資產階級或買辦資產階級的，依照邏輯蔣介石也只被定性為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了。據此，會議一反陳獨秀過去關於中國資產階級不革命的觀點，斷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已漸漸成了民族運動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領導此運動之傾向」。基於不能退出國民黨的考慮，會議只能強調：「依現時世界政治環境，中國的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對蔣介石，雖「明知其為將來之敵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後之敵人，而現在卻不可不視為友軍，且為有力之友軍」。（63）

　　既然肯定蔣介石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會後，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當中承認：由於我們過去分不清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界限，把它們混為一談，沒有意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壯大，結果「廣東的革命領導權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落到民族資產階級手中去了」。為此，他明確提出了爭奪領導權的問題，強調當前的根本問題在於：「誰領導中國的國民解放運動？民族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如果是資產階級，那就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斷送革命；如果是無產階級，革命就會進一步發展下去。」我們今天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應該是「怎樣爭取我們的領導權？」他的看法是：既然現在革命還不能沒有民族資產階級，當然不要試圖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現在對國民黨，「『推翻蔣介石』是左傾口號，『擁護蔣介石獨裁』，則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要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全力爭奪小資產階級和工農群眾，在使蔣介石成為我們的同盟者的同時，努力排除他對國民黨的領導。（64）不論如何解釋陳獨秀的上述說法，他並不打算對《整理黨務案》做無條件妥協是可以斷定的。

《汪、陳宣言》緣何產生？

　　在「五一五」之後，共產黨影響下的廣東地區的工農運動明顯受到壓制，陳獨秀即以中央名義寫信給廣東區委，稱：「有些同志以為，我們不必變更現在中派政權，在這個中派政權之下我們亦可發展民眾運動，這個見解完全不切實際。因為我們要不反對中派政權，只有停止發展民眾運動。」要想發動民眾運動，就必須要設法取消蔣介石的權力。（65）

　　這個時候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蔣介石已經發動了北伐戰爭，戰爭本身具有革命性質，共產黨人不免有一種投鼠忌器的顧慮。鮑羅廷說：我們目前沒有實力同蔣介石鬥爭，最好是等著看「他的那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失敗」，反對採取任何與蔣介石對抗，或引起蔣介石疑心的作法。而這時直接負責指導中共中央工作的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雖主張「必須把中央交給左派」，又害怕刺激蔣介石，強調「不希望同蔣介石發生爭鬥」，「必須使蔣介石在前線安心」。對此，陳獨秀的意見是必須讓汪精衛回來，促使蔣汪合作，只要汪精衛回來，必可取得黨權、政權，這時只要承諾維持蔣介石的軍事領袖地位，就能既不影響戰爭的進程，同時又便利工農運動的進行。（66）實際上，不論陳獨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蔣介石解釋，「迎汪」的呼聲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機。

　　「迎汪」熱潮剛剛掀起，受到北伐軍在兩湖地區的順利進展的刺激，兩湖工農運動就迅猛開展起來了。維經斯基坐不住了，他堅持必須立即在南方和整個長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主張以此來阻止資產階級最終取得勝利果實。陳獨秀也致信各級黨部，大聲疾呼「黨到農民中去！」（67）但無論維經斯基，還是陳獨秀，其實都很清楚：國共黨內合作這一形成本身，「要求對階級鬥爭，特別是農村階級鬥爭進行某種約束」。不要說對中派或所謂新右派蔣介石，「武裝、土地及農村政權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許，我們和左派的聯盟將來會因此分裂」。他們注意到，目前情況下「正確地排列我們的要求，現在提什麼，以後提什麼」，是「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的關鍵。

　　但農民運動已經起來，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難滿足農民的願望。因此，1926年11月初，考慮到當時兩湖地區的革命形勢，陳獨秀提出的，並且得到維經斯基和遠東局通過的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還是包括了建立鄉村農民政權、武裝農民和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給農民等相當革命的內容。如何既維持統一戰線，又能發展工農運動，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這時顯然都有些手足無措。

　　不願意中國出現一個資本主義的前途，是這時幾乎所有共產黨人的願望。1926年底，自年初以來一直擔心共產黨影響過大，反對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共產國際執委會（68），突然在它的第七次擴大全會上，就中國問題通過了一個十分激進的決議。斯大林也在共產國際發表演說，為中國革命迅速左轉做鼓吹。共產國際決議和斯大林演講的主旨，在於斷言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越過了資產階級起主導作用的階段，走到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結盟，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歷史性階段。革命勝利後的國家理所應當地「不會是資產階級的民權國家，而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國家。他將成為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之時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為實現這一向非資本主義過渡的任務，必須廢除過去不讓共產黨員過於突出的規定，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廣東政府乃至國民政府，並「在革命軍隊中佔據某些領導職位」。必須「利用國家機關，沒收土地，減稅，並給農民委員會以實力」，「歸根到底必須做到沒收土地交給農民，並實行土地國有」，以便使農民愈快愈徹底地捲入革命，同時要「逐漸沒收屬於外國資本的鐵路、租界、工廠、礦山、銀行、企業等」。據說是「中國革命若不超出資產階級民權範圍之外，不能推翻帝國主義」，不能實現「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等聯合的民權獨裁制」。」（69）

　　共產國際急於變動策略方針，其實主要是北伐軍進展順利，國民黨有迅速統一中國的可能，蘇共中央生怕中國再出現一個凱末爾式的噩夢（70），因此想利用北伐軍佔領區工農運動高漲的機會，把共產黨人推上歷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權和軍權，以便引導中國革命持續左轉。過於相信群眾運動的共產國際顯然忽略了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的不同特點。唯一注意到中國革命有著不同於俄國革命特點的斯大林，雖然談到了中國的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但他卻弄不清楚那些打著國民黨旗號的軍隊並非是他所說的那種「革命軍隊」，共產黨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時間內，把這些軍隊改造「成為中國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範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張「通過軍隊來幫助農民反對地主」，「通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71）結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進的革命目標的時候，只是紙上談兵地把幾個純粹理論上的「階級」加加減減，甚至把各種各樣的軍閥部隊也統統算做是可以由共產黨人為所欲為的「革命軍隊」，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確地估計不同力量配置的現實狀況。

　　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決議中的激進要求從一開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諸如土地國有（沒收土地）之類的口號，他早就表示過不同意見。當然，他原則上不反對共產國際提出的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發展前途的主張。在他主持下通過的中央決議中，事實上只是集中討論了他這個問題的看法。說明過去總「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點鐘以前，我們必須自己挪（綁）著自己的手腳，彷彿多做一點便違反了革命鐵律」。現在知道，「我們的革命方針和戰略上，必須抓住這兩種革命的連鎖，使之一氣呵成，不能夠機械的將他劃為截然不相銜接的兩個時期。」（72）

　　共產國際的決議促使中共中央內部一度充滿了革命激情，他們開始斷言：「中國革命是為我們意料不到的局勢」，「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但是，眼見1927年3月底蔣介石指揮的軍隊佔領上海，陳獨秀還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確告誡黨內幹部說：「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不要想革命；同時只要把此武裝打倒，資產階級就可以服從革命的力量。上海現在資產階級與右派勾結，黨軍也很右傾。我們如果情願拋棄上海，就很容易；如果爭鬥，就要馬上動作。因為將來的糾紛問題，為糾察隊的武裝解除問題。如果我們不馬上動作，將來就純為國共爭鬥，完全失掉聯合戰線。所以我意，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抵抗，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要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斷絕」，未必對革命不利。（73）不論陳獨秀這時的想法是否符合實際，他認識到共產黨與蔣介石之爭的關鍵在武裝的對抗，這不能不說是合乎實際的看法。說他這時有意妥協，顯然不是事實。

　　莫斯科制定那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時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造反。他們未必不清楚國民黨內部的危機，只是他們習慣了更多地考慮：「應該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陳獨秀一樣，他們也一廂情願地指望讓汪精衛回來削弱蔣介石的權力，卻沒有想到此舉恰好加速了蔣介石的造反。當蔣介石準備進攻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消息傳到莫斯科之後，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壯語的蘇共中央卻變得手足無措起來，連起碼的抵抗也不允許。斯大林等人一連數電給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不准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衝突」。同時，莫斯科暗示鮑羅廷可以對蔣做出妥協，稱：「您是否認為這樣做是恰當的：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者一邊？」「徵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意見，派格里高里（即維經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與蔣介石進行聯繫並防止他採取極端行動，他認為這樣安排是否合適？」（74）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陳獨秀指望用策略手腕來暫時緩和矛盾。數十年來遭人詬病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出來的。陳獨秀之所以放棄了預定的武裝對抗的計劃，轉而與汪精衛聯合發表宣言，否認國共有衝突的準備，其目的不外是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撫磨刀霍霍的國民黨右翼勢力，盡可能地阻止蔣介石採取極端行動。

　　隨著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廣州發生「四一五」事變，蔣介石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公開「清共」，共產國際擔心的凱末爾噩夢在中國重演了。但是，共產國際的思維仍舊被它的革命理論和經驗禁固著。明明武漢政府所控制的兩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已經被圍在擁護南京政府的廣東、廣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安徽和四川諸省區之中，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危機四伏，大大小小的蔣介石到處都是，處境日趨險惡，莫斯科卻繼續堅持進攻政策。越來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維邏輯的陳獨秀，最終站出來拒絕共產國際的主張，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陳獨秀「右傾投降」？

　　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期間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傾投降」。而這個罪名最早也是共產國際給加上的。原因很簡單，進入到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破裂在即，共產國際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最後，共產黨失敗，共產國際自然就讓陳獨秀背上了「右傾投降」的罪責。然而，共產黨的失敗真的是因為陳獨秀的退卻主張造成的嗎？

　　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分歧的焦點，主要表現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

　　還在1926年12月，廣東、兩湖，特別是武漢地區，隨著工農運動的興起，就不斷出現手工業者、店員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間的尖銳衝突，使國民革命賴以依存的統一戰線內部呈現出嚴重危機。陳獨秀雖初遇這類問題，無經驗及政策可循，卻已經意識到必須對工農運動加以適當引導，並限制其「過火」行為。為此，他專門召集了中央特別會議，通過決定，主張「在工農群眾實際鬥爭中勿存幻想（如手工業工人過高要求，工人糾察隊執行一部分政權，實行耕地農有等），以防止我們過於向左」。（75）聯想到20年後中共土改、進城，有政權、有軍隊，仍舊反反覆覆研究頒佈各項政策法令，反對「極左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時時注意引導和規範工農行為，可知陳獨秀此時防左的動機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當然，一方面想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相當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真正進行約束。自1926年底以來，工農運動有了更加迅猛的發展，而由此帶來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引起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它們已經直接刺激了大批軍官和將領，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發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情緒。據陳獨秀說，他4月上旬趕到武漢，「第一次會見汪精衛，即聽到他一些有反動傾向的言論，和上海談話時大兩樣」。當時汪精衛到武漢也不過才幾天時間，可見當時武漢國民黨人對共產黨和工農運動，已相當不滿。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決議中的激進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問。他明確講：「共產國際的提綱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實際運用卻很難，需要時間。」比如在農村，就「不能為了削弱反動派的基礎來加劇農村的階級鬥爭」。（76）

　　陳獨秀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僅武漢一地，兩三個月內，有報道的罷工就發表了150餘起，由於政府沒有約束能力，工會權力極大，各行各業的工人、店員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現了「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每日四小時以下；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工廠店鋪等」一系列無政府主義的「過火」行動。再加上南京政府實施經濟封鎖，物價飛漲，市場萎縮，結果是企業停工，銀行歇業，商店倒閉，失業工人猛增至10萬以上。湖南農運則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過激口號，大搞貧農專政，「法律由心，刑戮在口」，不僅隨意捕殺，而且罰款、遊街、吃大戶、毀廟宇、打菩薩、折祠堂、禁養豬鴨、強迫婦女剪髮、逼寡婦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軍糧、抗捐抗稅、搗毀稅局厘局，一時間形成「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恐怖現象」。結果，武漢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財政收入較佔領前銳減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佔領前的360萬，銳減為70萬。武漢政府這時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隊來同蔣介石對抗，但恰恰是湖南農運對其部隊的軍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漢政府欠餉，光是欠唐生智屬下一個軍的軍餉，就在200萬元以上（77）。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戰爭難以為繼，就是武漢政府本身的維繫也大成問題。所有這一切，自然都被武漢國民黨人歸罪於共產黨了。

　　5月中旬，汪精衛找陳獨秀談話，尖銳地提出了群眾踓誰走的問題。他斷言，正是由於共產黨人不負責任的宣傳鼓動，才導致武漢政府在國際關係和軍隊狀況方面陷入到今天這種困難的地步。他直截了當地提出：「存在兩個黨組織是不合適的。如果領導權屬於國民黨左派，共產黨人跟隨他們，那就不需要共產黨；如果是另一種情況，領導權在共產黨人手裏，那就不要國民黨。」陳獨秀很清楚：「實際上他們所要的，是整個的領導權。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我們的面前，放棄領導權或者是和他們決裂。」但這個時候決裂，對共產黨究竟更有利還是更不利呢？很明顯，沒有人做好了決裂的思想準備。

　　無論是陳獨秀，還是鮑羅廷，考慮來考慮去，基本的態度還是暫時退卻，採取讓步政策。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就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內，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發過不少文件，做過不少決定，幾個月來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78）

　　鮑羅廷的擔心是有理由的。共產黨一無軍隊，二無政權，三無經驗，四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黨員發展雖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層黨員本來就缺少有關理論和政策方面的知識，再加上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各行其是，普通黨員鮮有訓練，一些工會、農會又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更不要談去控制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它甚至對中共中央上報的只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贊成，電令鮑羅廷、羅易、陳獨秀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說是必須「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開展土地革命」。同時要求他們「現在就應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不得拖延」。（79）

　　注意到組建自己軍隊的重要性，這說明莫斯科開始認識到國民黨旗下的那些軍隊並非是可以「幫助農民反對地主」的什麼「革命軍隊」。但是，建立自己幾個師的軍隊，而不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偷天換日般地往部隊裏塞進一些士兵和軍官，需要大量的金錢、武器和可靠的軍官，同時還需要相當的時間，更需要武漢政府，特別是它的那些並不聽話的將軍們有足夠的寬容度。所有這些條件，這個時候都不存在。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紙上談兵。

　　5月21日，長沙駐軍許克祥部發動事變，查封了工會、農會，解散了工人糾察隊，並通電斥責工農運動，史稱馬日事變。

　　因為馬日事變，新來不久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團長羅易同鮑羅廷、陳獨秀大起衝突。鮑羅廷、陳獨秀堅持應該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農過火行為的名義前往長沙進行和平調解，平息軍隊的憤怒，重新控制湖南。羅易卻強烈主張武裝農民，組織反擊，說是「共產黨人應當鼓勵和發展這些『過火』行為，而不是去『糾正』它們」。（80）

　　對此，陳獨秀很不以為然。他在5月23日的聯席會議上發言指出：目前情況下，「假如我們想同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合作的話，問題主要在農民。」因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軍都是湖南的軍隊，軍官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家鄉的壞消息，什麼家屬被農民協會戴高帽遊鄉，土地被沒收，父親被逮捕，如此等等。整個湖南現在出現了兩個極端，一方面是將軍們要鎮壓農民運動，另一方面是農民們想要平分土地，而且還不限於此，還想平分一切。為此，我們現在需要讓步，但我們不能說我們不沒收小地主和革命軍官的土地，是讓步政策；不能說我們不贊成分配不動產、房屋等，是讓步政策。「糾正幼稚的行為和過火行動，這不是讓步政策，必須堅決這樣做。」我們所說的讓步，是指目前情況下暫時不提出土地問題。這樣做的目的，說到底是為了有時間逐步「準備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以便對付那些不可靠的將軍，「有朝一日把他們打倒」。鮑羅廷也明確講，如果我們不準備明天就轉入地下，就必須要在群眾運動的問題上有組織地實行退卻，而不是繼續進攻。（81）

　　對於陳獨秀、鮑羅廷和羅易的激烈爭論，共產國際6月2日發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不進行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可憐的玩物。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會。」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他們的大膽意見會使老頭們堅決起來，或者使他們變成廢物。」

　　4、「必須消除對不可靠將軍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不能只是說服教育。到採取行動的時候了。」（82）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進，堅持不得妨礙土地革命、建立新軍、改組國民黨中央等等，但它卻肯定了工農運動存在「過火」的問題，贊成在爭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資產階級方面採取讓步政策，約束過火行為。問題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廂情願地幻想在不破裂兩黨關係的情況下，能夠馬上組織自己的軍隊，改組國民黨中央，依靠汪精衛等個別真正的左派國民黨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漢政府革命化。這不能不讓陳獨秀百思不得其解。

　　這個時候，發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過火的工農運動」，武裝遞解共產黨員出境，並查封工會和農會的嚴重情況。面對這一更加危急的形勢，不要說不準備破裂國共關係，就是有心破裂，要實現共產國際所提出的要求也幾乎沒有可能。在討論莫斯科來電的專門會議上，陳獨秀針鋒相對地對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說：「電報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自成立（農民）部以來，局勢非常嚴重，多數國民黨領導人搖擺不定，他們不想聽有關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見。」國民黨人曾經表示贊同解決土地問題的意向，但是，「農民運動引起的過火行為（破壞了）同地主、紳士和軍官的統一戰線。過火行為妨礙了土地問題的解決。」「應當先糾正過火行為，然後採取解決土地問題的進攻性措施。」他同時批評指示的另三項內容稱：「共產國際建議由工農領導人來加強國民黨的領導。國民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麼能改變它呢？」「由工農組成新的軍隊當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難」，在承認國民政府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組建革命法庭實際上是不可行的」。總之，「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83）

　　6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陳獨秀致電共產國際，說明了解決土地問題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懷疑土地革命的方針，而是因為「農民運動在湖南發展得特別迅速。國民革命軍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個軍隊對農民行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裏受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必須糾正過火行為。節制沒收土地的行動。」否則，我們就難免要同國民黨人分裂。而在目前條件下，在我們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有必要吸引住他們的左翼領導人，並且與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們保持良好關係。（84）

　　陳獨秀這時很清楚：「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在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會同意退出國民黨，一方面深知力量對比相差太遠，因此左右為難，進退失據，雖不斷抱怨「我們若不改變政策，也同樣是走上蔣介石（「四一二」事變）的道路了」，卻想不出解決問題的適當辦法。情急之際，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個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襲擊租界，佔領銀行和工廠，引起外國干涉，轉移武漢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的注意力，從而達到暫時穩定武漢統一戰線的下下策。（85）

　　羅易對陳獨秀的態度異常惱怒。他大概是共產國際裏面第一個給陳獨秀扣帽子的人了。他直言不諱地把陳獨秀說成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斷言陳「支持國民黨內搖擺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傾向」，揚言「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羅易同樣給鮑羅廷也扣了許多頂帽子，因為他清楚鮑羅廷是陳獨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無論他怎樣強調現在的一切危機都是鮑羅廷造成的，他卻不能提出開除鮑羅廷的想法。在無法取得陳獨秀和鮑羅廷的理解的情況下，更加書生氣的羅易天真地把連同五月指示的共產國際的幾份密電統統送給了汪精衛，孤注一擲地企圖從他所信任的左派領袖汪精衛那裏找到回天之術。結果是可想而知的。6月22日，共產國際在得知了羅易這一愚不可及的行動之後，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86）

　　共產國際當然也不會滿意陳獨秀的態度。它在6月20日給鮑羅廷和陳獨秀的復電當中，尖銳地批評：「你們那裏實際上是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首先是關於土地革命、武裝工農、建立可靠的武裝部隊和使國民黨結構民主化的決定」。（87）

　　但是，所有這些爭論和批評其實都毫無意義。政權和軍隊都在國民黨手裏，共產國際想到並提出組建自己的軍隊以對抗不可靠的將軍，都已經是5月中和6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漢國民黨中央不反對（實際上不可能），一個多月的時間要組建幾個能作戰的師，也絕對辦不到。何況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質方面的援助，共產黨人靠什麼來建這麼多的部隊？沒有自己軍隊的保護，指望國民黨來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國民黨中央改組，要汪精衛等人來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唐生智手下的軍官，純粹是天方夜譚。

　　6月17日，武漢政府正式解除了鮑羅廷的顧問職務。21日，武漢方面所有人都指望並以為依賴的馮王祥發表通電，要求遣送鮑羅廷回國並驅逐共產黨人，寧漢合作，共同北伐。28日，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公開通電，要求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唐生智「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舊相信可以拉住汪精衛。它一面決定給汪數百萬盧布，以誘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電報諄諄告誡汪說，國民黨必須實行土地革命，必須同共產黨聯合起來，改組國民黨，並從工人、農民中提拔新的領導人。（88）

　　6月26日，中共中央和鮑羅廷等一同召開了最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的聯席會議。從記錄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已不勝其煩。其實，進入武漢政府時期以後，無論進攻，還是妥協，都未必能夠找到改善國共關係的辦法了，更何況這樣不進不退，爭論不休。陳獨秀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右的，一條是左的。右的一條是放棄一切，左的一條是反對一切。走這兩條道路我們都將垮台。還有一條中間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狀況繼續下去，然而這也是不可能的。那麼怎麼辦呢？也許可以找到第四條道路？」而他最終表明的態度其實就是：只要我們還參加國民黨，我們就不能不妥協，就沒有真正的獨立可言。「如果我們想在政治上獨立自主，我們就應當退出國民黨」。（89）

　　沒有人贊成退出國民黨，鮑羅廷甚至說，莫斯科認為退出國民政府都是冒險。用周恩來的話來說：「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因為共產黨畢竟在國民黨的軍隊中還開展著不少的工作。（90）

　　6月底，眼見武漢政權陷入危機，國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燒眉毛起來了。又是發電打氣，又是大筆匯款，說是要通過武裝工農，組建新軍來「挽救革命」，為此「應該準備做出各種犧牲，我們方面準備給予一切可能的進一步的物質支援」。但這一切來得太晚了，並且莫斯科仍舊寄希望於汪精衛，仍舊堅持共產黨「必須在國民黨內」，仍舊堅持要由國民黨來領導革命。它給鮑羅廷和陳獨秀的電報明確講：必須「使國民黨民主化並讓它領導群眾性革命運動」。（91）

　　陳獨秀已經不再相信共產國際有什麼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國民黨可以「領導群眾性革命運動」。從6月中旬起，他已經在全力部署恢復湖南黨組織的工作，組織農民自衛軍對許克祥的「救黨委員會」進行反擊，展開抗租運動。對敵軍，他主張「大隊來則避，小則與之打」，實在站不住的，贊成毛澤東的提議：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認為「可以上山」，「當兵最好」。陳獨秀很明白，為應付國共關係破裂非預先做準備不可了。（92）可是，陳獨秀已經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

　　7月5日，陳獨秀參加了最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鑒於「上面國際責難，下面同志非難」，敗跡已顯，卻不知出路何在，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了。區區一介書生，僅憑一腔熱血，一肚子墨水，投身於政治革命的激流險灘中，摸爬滾打幾年下來，他始終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變的思路。到了這個時候，他更是適應不了莫斯科的思維方式了。他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93）

　　至此，陳獨秀離開了他曾經嘔心瀝血地為之操勞了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負起了「右傾投降」的罪名。繼季諾維也夫擔任共產國際主席的布哈林在陳獨秀辭職幾天後就公開發表文章，點名批判「陳獨秀這樣一類機會主義傾向最嚴重的領袖」。又過幾天，《真理報》進一步給陳獨秀戴上了「右傾份子」和「投降路線」的帽子，說他是「中國共產黨最突出、最道地的機會主義代表」，是實行「機會主義的投降路線」的「右派領導人」，說他提出退出國民黨就是「將整個革命領導權統統交給資產階級」，「是在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投降」。（94）毫無疑問，俄國人當年的這種批判是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遺憾的是，幾十年過去了，仍舊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這類政治批判的語言來討論陳獨秀歷史上的是非功過。

未必多餘的話

　　與1927年共產黨所遇到的危機比，共產黨在江西時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當時共產黨在偏辟的農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終於有條件按照自己的願望建工農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時間轟轟烈烈。但同時，其消滅一切富裕階級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左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後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幾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但是，在最危急的關頭，他們重新拾起了曾經被他們拋棄了的統一戰線政策。為了取得國民黨的諒解和社會各階層的同情，再行國共合作，他們放棄了激進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政策，並且承認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實行蘇區改制，紅軍改編，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軍事委員會指揮。結果，經過了8年時間，他們從極其弱小的一方，變成了決定中國命運的舉足輕重的大黨，有了足以同國民黨抗衡的上百萬軍隊。

　　很明顯，沒有人能夠因為在第二次合作期間，在共產黨有軍隊、有政權、有地盤，有幹部的情況下，還實行比較溫和的社會政策，而指責其「右傾」。同樣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間，在力量對比異常懸殊的1927年武漢政府時期，陳獨秀主張暫時退卻妥協，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為「右傾投降」？實際上，在共產黨既無軍隊，也無政權，又是在國民黨的地盤上，經驗、政策、幹部等等等因素都成問題，根本無力引導和約束工農運動的情況下，堅持在中國推行土地革命之類的激進政策，恐怕只能說是共產國際的一種盲目的政策選擇。共產黨後來不是沒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經是1946年以後的事情了，即是在國共關係再度破裂的情況下，在有強大軍隊的護衛，又有大批經過訓練的幹部指導，並且是在自己佔領區內等種種特定的條件之下才進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規定也反反覆覆經過了兩三年時間的修訂。而當他們終於可以佔據城市之後，他們也根本反對把農村的方式搬到城市裏去，堅持維持城市現狀暫時不變，不僅不觸動小資產階級，而且不觸動資產階級，堅持有政權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緩慢而溫和的漸進式的變革。同時他們仍舊特別注意反對工人、農民中的無政府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傾向。（95）何以陳獨秀當年在既無軍隊，也無政權的情況下，就不能限制工農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不能主張暫時退卻呢？

　　通過簡單的對比可以看出，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它無疑是由一系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嚴格地說，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揮之下，陳獨秀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既沒有多少神來之筆，也不曾惹下過滔天大禍，他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是言聽計從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數情況下陳獨秀的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卻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求實態度。比如，他幾次提出的改行黨外合作的建議，比如他自1926年底以來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幾個月堅持退卻而不是進攻的策略思路。當然，由於理論、經驗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於當時的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陳獨秀的一些主張未必很妥當，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歷史關係而言，這種獨立思考恰恰是推動中共領導人逐漸成熟起來，最終擺脫共產國際束縛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註譯

（1）《陳獨秀評論選編》（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頁。

（2）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轉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五冊，第394-396頁。

（3）陳獨秀：《對於時局的我見》，《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0月10日。

（4）《中國共產黨宣言》比較清楚地描述了俄國式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就此所做的說明含混不清，特別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除為止」一條，不僅與《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國革命的方式大相異趣，而且明顯與此後共產黨人反對軍事革命的主張不同。不知所據為何。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5）見《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等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

（6）關於早期鬧獨立性的問題，僅見於包惠僧的回憶，但頗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陳獨秀因擔心被人指為「盧布黨」，因而反對拿莫斯科的錢。而事實上從已經披露的陳獨秀當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陳獨秀明確認為中國共產黨一時間很難自行籌款，因而「希望國際有所接濟」的文字。參見包惠僧：《關於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後》，《百科知識》1979年第2期；《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等。

（7）前引《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Dov Bing與Muntjewerf和Adrian Chan在「China Quarterly」（No.54,56）上曾激烈爭論有無第一次杭州會議的問題，從Dov Bing的答覆中以及從現有資料中，都看不出這一次的討論是在杭州進行的。

（8）陳獨秀：《告做勞動運動的人》，《先驅》第7號，1922年5月1日。

（9）關於陳獨秀多次贊同或主張同國民黨人合作的情況，可參見《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1922年5月2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頁。《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31頁。

（10）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陳獨秀顯然對黨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絕望。他在6月30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明確講，與孫中山聯合的希望很小。

（11）見《馬林與一次國共合作》，第80頁。

（12）蔡和森堅持說：「這時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國民黨去』的口號，甚至認為不要共產黨的右傾主張，仲甫是贊成他的。」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1926年，《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47頁。

（13）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目前的策略》。並見《劉仁靜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頁。陳獨秀率劉仁靜、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同時還提交了有關中國工人運動、農民狀況、統一戰線以及中國當前政治形勢等4份報告。

（14）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76-77頁。

（15）見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0月10日。獨秀：《答張東蓀》，《時事新副刊》，1922年9月17日：獨秀：《造國論》，《向導》，第2期，1922年9月20日。並見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看見》，《民國日報》，1922年8月26日。

（16）參見《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96-297頁。

（17）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號，1923年12月1日。

（18）胡華：《試論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陳獨秀評論選編》（下），第65頁。

（19）毛澤東：《兩黨合作問題》，1938年4月5日。

（20）見馬林所記毛澤東在中共三大前後的談話筆記。《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13，236頁；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向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21）據陳獨秀會前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哈爾濱、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的已經以共產黨人為主，發起建立了國民黨黨部。《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3年12月27日。

（22）《鮑羅廷與譚平山談話紀要》，1924年1月10日。

（23）《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紮記》，1923年12月10日；《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368，373，412頁。

（24）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 pp.864-866；《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493-494頁。

（25）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1923年1月12日。類似的說法其實是馬林的觀點。見前引《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

（26）關於國民黨的階級屬性，擴大會議決議的說法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黨」，同時又肯定其黨內「一大部分黨員本來很明顯的屬於工業及農業的有產階級的傾向」，「他們的階級利益每易趨於妥協」。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30，243頁。

（27）《鮑羅廷的紮記和通報》，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461頁；《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第231頁。

（28）同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37，244頁。

（29）見《瞿秋白給鮑羅廷的信》，1924年5月6日，《瞿秋白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8頁。《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面報告》，1924年6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496頁。

（30）《瞿秋白給鮑羅廷的信》，1924年6月，《瞿秋白選集》，第2卷，第607頁；《謝張兩監察委員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3頁。

（31）見《加拉罕給鮑羅廷的信》，1924年7月12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7月1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03、507頁。

（32）《中共廣東組織就鮑羅廷的報告作出決議》，1924年7月15日；《鮑羅廷給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08，511頁。

（33）《中央通告第十五號》，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282-283頁。

（34）《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

（35）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5頁。

（36）《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28-529頁。

（37）《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就瞿秋白同志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1924年10月：《陳獨秀給共產國際遠東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32-534，539頁。

（38）《瞿秋白給鮑羅廷的信》，1925年1月2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573頁。

（39）三次「大讓步」的說法，始見於周恩來1943年整風期間在南方局幹部學習會上所做的報告：《關於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以後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種定論。《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123頁。

（40）《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工作報告》，1925年10月。另據維經斯基1925年8月4日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稱「我們黨共有2500人」。《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646頁。

（41）見《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1925年5月1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613-615頁。

（42）參見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並見1928年6月中共代表在中共六大預備會期間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解答的18個問題。

（43）《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8月19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第678，656，692-693頁。

（44）陳獨秀回憶說：「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央負責同志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見《告全黨同志書》。另外在1928年6月中共代表所提18個問題當中，也談到吳廷康反對的情況。

（45）《陳獨秀在中央四屆一中全會上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1925年10月；《維經斯基關於中共中央全會的報告》，1925年10月7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四屆一中全會：《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決議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第488-490頁。

（46）《維經斯基的報告》，1925年12月；《維經斯基關於與北京國民黨（執行部）委員會談的報告》，1925年12月4日。

（4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中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66-67頁；鄒魯：《西山會議》，《鄒魯文存》。

（48）獨秀：《中國民族運動中之資產階級》，《向導》，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向導》，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向導》，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

（4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50頁。見《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第151-154，210-211，226-227頁。

（50）維經斯基1925年12月同國民黨右派領導談判時，對右派領袖提出的解除鮑羅廷職務未置可否，僅表示國民黨的工作一時離不開，現在暫時不宜讓鮑走。鮑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不滿，提出辭職。與此同時，蘇聯代理軍事顧問季山嘉也寫信狀告鮑羅廷，說他無端干預軍事工作，要求撤換鮑。加拉罕這時不得不決定讓鮑羅廷回國。

（5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1926年2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60頁。

（52）關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第二次向蔣介石大讓步導致共產黨失去反擊機會的說法，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21頁。

（53）《布勃諾夫在廣州蘇聯顧問團全體人員大會上的報告》，1926年3月24日；《布勃諾夫給鮑羅廷的信》，1926年3月，《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169-171，184-187頁；《中共廣東區委給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及廣東人民的一封公開信》，《人民週刊》，第7期，1926年3月30日；太雷：《怎樣鞏固革命基礎》，《人民週刊》，第8期，1926年4月6日。

（54）《張萬和（中共中央化名）關於廣州政變真實情況的報告》，1926年3月29日；獨秀：《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向導》，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55）見陳哲夫：《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剖析》，《陳獨秀評論選編》（下），第54頁。

（56）參見《中央委員會的信》，1926年6月9日；《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第36-37頁。

（57）《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的電報》，192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委會電》，1926年5月。（電報5月11日由北京轉發莫斯科）

（58）《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2號（特字第16號）記錄》，1926年4月2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236-237頁。

（59）參見中國第二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588頁。

（60）前引《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第233-234頁。

（61）《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272-282頁。

（62）《維經斯基給陳獨秀的信》，1926年4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2號記錄》，1926年4月2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220-221，236-237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信》，192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142頁；轉見季諾維也夫：《關於中國革命的提綱》，1927年4月5日，《國際共運史研究》，第2輯，第209頁；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63）《維經斯基致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主席團的信》，1926年7月1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321頁；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報告》，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168-171，176-177頁。

（64）《陳獨秀關於中共中央全會情況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的報告》，1926年7月21日。

（65）《中央致粵區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315頁。

（66）《鮑羅廷在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的講話》，1926年8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9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決議》，1926年9月1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369-370，498，503-504頁；《中央局報告（九月份）》，1926年9月；《中央給廣東的信》，192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326，340頁。

（67）《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6年10月2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589頁；《陳獨秀給各級黨部的信》，192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636頁。

（6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1926年2月1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3），第54頁。蘇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曼努伊斯基在發言中明確講：如果我們在中國現在就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那麼在現時條件下，我們就可能觸怒國民黨。黨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這個問題的程度了呢？」

（6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卷，第670-678頁。斯大林在國際執委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論中國革命底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6-151頁。

（70）凱末爾，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領袖，20年代初領導土耳其民族運動得到過蘇俄政府和土耳其共產黨的幫助。革命剛一成功，即大舉反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討論過程中，共產國際領導人明確提出：「中國有走上土耳其的凱末爾道路的危險」。見《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第230-231頁。

（71）前引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底前途》。

（72）根據1927年3月6日廣東區委的會議記錄，可以看出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決議持有某些保留態度。陳獨秀反對土地國有化的談話，見前引《陳獨秀和彭述之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卷，第18-22頁。

（73）《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份子大會記錄》，1927年3月19日；《特委會記錄》，1927年3月24-25日；《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26日。

（74）《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93號（特字第71號）記錄》，1927年3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4號（特字第72號）記錄》，1927年4月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167-169，172頁。

（75）中央特別會議：《政治報告決議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輯，第569-570頁。

（76）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7年4月1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00-201頁。

（77）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5期；《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19276月20日；《毛潤之同志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27年2月6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4冊，第207-208頁。

（78）《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5月1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48-250頁；前引《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7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52頁。

（80）《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5月3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96頁；《羅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5月24日，6月9日，羅伯特．諾思等編著，王淇等譯：《羅易赴華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第311-312頁。

（81）《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5月23日。

（8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298-299頁。

（83）《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08-309頁。

（84）《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1927年6月15日，《羅易赴華使命》，第324-325頁。

（85）前引《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前引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6月23日。

（86）《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日；1927年6月1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第30號記錄》，1927年6月2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03，320-23，344頁。

（8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49頁。

（88）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致汪精衛電》，1927年6月2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64，366頁。

（89）《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27年6月26日。

（90）同上引，並見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91）莫斯科1927年6月29日已緊急匯出100萬美元，並決定日內再匯50萬美元，以幫助共產黨組建軍隊，挽救危機。《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4號（特字第92號）記錄》，1927年6月3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4），第365，375-377頁。

（92）《中央常委會議記錄》，1927年6月17，22，23日，7月4日。

（93）前引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94）布哈林：《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真理報》，1927年7月10日；曼達梁：《中共領導為何失敗？》，《真理報》，1927年7月16日；阿斯特羅夫：《論中國革命》，《真理報》，1927年7月27日。

（95）《毛澤東選集》，第1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