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期

河殤與中國出路的問題

南產

北京的電視片集《河殤》期望「播出後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撰稿人蘇曉康語),這目的是充份達到了。它所引起的評論盛況,至少在中國電視片來說是空前的。許多人稱讚它憂國憂民的熱誠和批判傳統的勇氣,也有人批評它某些見解的偏激不當,甚至有大官僚罵它「誹謗偉大的中國人民」。我覺得,在電視上出現這樣一套「呼喚全民族反省意識」的片集,自然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情。那些官僚統治者罵它「誹謗」,只能再一次暴露出他們自己的不可救藥。不過,就思想內容而論(攝製者有意「把思想這個元素放在第一位」,「把各種理論、思考的信息大劑量地引入電視屏幕」,使它的播出「成為對民族歷史、文明、命運的全面思考」),我認為《河殤》沒有多大價值。我下這樣判斷,不但因為它的主要見解很成問題,而且因為它並不能真正幫助人們去深入思考和找到出路。

《河殤》促使人們思考兩個中心問題。第一,幾千年居於文明先進地位的中國,為甚麼變成了世界上一個落後的國家?換句話說,為甚麼中國遲遲不能轉化為工業社會,遠遠落在西歐後頭?第二,為了促使中國現代化,必須打破哪些主要的障礙?前者是理論的問題,後者是根據理論所定出來的實際路線問題。這兩個問題提得很好。這正是最迫切需要中國人深入思考的大問題。但是,大家知道,這並不是甚麼新問題。不但不是《河殤》首先提出來,而且不是最近十年(在這所謂「新時期」裡)才提出來的。事實上,一切有思想的中國人早就在思考這兩大問題,尤其是那個實際行動的問題。這至少已經有九十多年,最晚甲午戰爭過後就開始了。人們不但思考過,而且作出過結論,還根據各自的結論實際行動了,有過很激烈、很大規模的行動,而且不止一次造成了中國相當重大的改變,只是到今天還沒有把問題解決。我們來看看,《河殤》對這兩大問題有甚麼見解,對前人的見解和行動有怎樣的評論吧。

《河殤》接受西方一種歷史觀點,認為人類文明分為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兩大單元,現代工業社會,包括自由、民主和科學,就是海洋文明的產物,而中國則是內陸文明的一個優秀的代表者。《河殤》利用美術的技巧和類似詩歌的語言極力歌頌海洋,埋怨內陸。詩歌和美術都容易激發感情上的共鳴,但決不能作為解決理論問題的工具。把一篇討論既複雜又深奧的大問題的論文寫成好像浪漫的抒情詩,它的價值不會比彷彿科學論文的詩篇更高。

按照《河殤》那種海陸史觀,人類最偉大的文明應該發生而且一直維持在太平洋那無數海島上(例如《河殤》所提到的復活節島),至少是現代工業社會(即資本主義)應該首先發生在那裡。但事實並非如此。《河殤》的海陸史觀把海洋、貿易、近代工業、科學、民主互相之間的關係誇大到距離事實太遠,簡直把它們融成一片了。第六集《蔚藍色》的解說詞裡有如下一段話。

「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前提,也正是歐洲海外航線的開闢。從十五世紀開始航行於海天之間的那些帆船,既揭開了世界貿易和殖民活動的帷幕,同時也運載著科學和民主的希望。蔚藍色就像這小帆船,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徵意義。」

這段話的頭一句大體上沒有問題(我們不想計較小問題,例如航線的開闢怎算是「社會」前提。航線的開闢本身是一種社會制度或者社會集團嗎?),跟著的話就實在令人驚訝了。十五世紀從歐洲開出來的那些遠航帆船上面載著「科學與民主的希望」嗎?船上誰的偉大頭腦裡裝著這種希望?當時近代科學和民主都根本還沒有誕生(伽里略都要到十六世紀下半才誕生),就有人在「希望」著了?誰這麼偉大?是那些海盜與商人二位一體的船長和船員,還是那些被可愛的海洋文明「邀請」來的內陸人——黑奴?也許船上運載著的是超乎人體之外的「希望」的「靈光」或者聖靈吧?就像《河殤》解說詞裡面屢次出現的那個偉力無邊、有情有性但是虛無飄杳的「歷史」一樣。

從十五世紀開始的西歐航海事業的大發展(遠洋新航路的大發現),無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大因素之一。但是,像《河殤》那樣,以為哪個國家首先大大發展了海外貿易,從中積聚了大量財富,它就首先工業化,卻是不合歷史事實的。大家知道,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是英國,但是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的巨大發展卻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都早於英國。無論從歐洲去美洲還是繞過非洲南端來亞洲的新航線,都是西葡兩國人開闢的,他們佔領的殖民地也最多。在公元一四九四年和一五二九年,西葡曾兩次簽訂條約,把全世界劃分為分屬兩國的發展殖民地的範圍。但這兩個商業資本的強國無論在本國還是在殖民地都沒有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本國仍舊是封建農業和小手工業,在殖民地用奴隸去經營種植園和採礦)。跟著荷蘭興起,從西葡手中奪取了許多殖民地,成為最強大的海外貿易國。當時荷蘭國內的工場手工業也相當發達,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荷蘭都是歐洲經濟上最先進的國家。但是工業革命畢竟是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商業最發達的荷蘭。其中道理主要在於:商業資本主義同工業資本主義之間有不小的衝突,荷蘭一直到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時候都由商業資產階級支配著,而英國的商業資本家勢力不那麼強大,沒有障礙住工業資本的發展。如果依靠海陸史觀,這一切都無法解釋。可見,即使是歐洲各國的興衰,也不是海陸史觀解釋得了的。

《河殤》的作者們對中國落後的解釋是夠簡單的:

「十五世紀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世紀。人類開始把眼睛從大陸移向海洋。不管是對東方,還是對西方,歷史都公平地讓它們進行了一次選擇。無論是太平洋、印度洋,還是大西洋,都對大陸上的民族敞開著胸膛。」中國人並沒有謹遵孔夫子「非禮勿視」的教訓,不是對那美麗的胸膛不肯一顧,事實上比西歐各國更早就到那海洋的胸膛上探險了。那就是一四○五年開始的「三保太監下西洋」,比歐洲的「地理大發現」還早了八九十年。可惜的是,這支比後來歐洲的探險船隊強大許多許多的船隊,並沒有像歐洲船隊那樣給祖國帶來金銀財貨和殖民地,卻把這一切利益都留下給歐洲人去拾取。「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卻不能選擇歷史」。「曾經在這個星球上遙遙領先的中國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準備接受屈辱和被動的命運。將近五百年後,北洋水師在……甲午大海戰中全軍覆沒。……其實早在……鄭和的時代就已經注定了。」

一種恰像廣東俗語「執輸行頭」那樣的悔恨心情活現在《河殤》的解說詞中。但是這種心情對於深思和理解並沒有幫助。倘若沒有十五世紀開始的海外貿易和掠奪,就不會有後來十八世紀西歐那樣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大概要推遲,具體的過程也會不同),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河殤》認為錯過了十五、六世紀向海外發展的機會這一個因素,就足以決定中國後來的長期落後,在十九和二十世紀陷於那樣的失敗和屈辱,那卻是另一種見解,決不是前一見解的合理推論。《河殤》特別用甲午戰爭來指出中國的落後和失敗,卻忽視了下述的重大有關的歷史事實。甲午戰爭的勝利者日本,儘管是個島國,卻和中國一樣並沒有在十五、六世紀向海外發展。十七世紀開始的德川幕府統治,特別尊崇朱熹的儒學思想,並且採取了鎖國政策。後來日本在和西方勢力重新接觸中,正像中國一樣地被動。西方資本主義來到日本「叩關」,比來中國還晚了十年以上。但是日本馬上實行維新,才三十年就實現資本主義化了。為甚麼十五世紀的歷史對於四百多年後的中國命運有那麼強硬的決定作用,甚至連一個戰役的結局都預先注定了,對日本卻大大不同呢?難道這可以用甚麼「情有獨鍾」之類的話來解釋嗎?

日本並不是唯一的反證,我們還可以從歐洲找出更多的反證。前面已經指出了,首先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的英國並不是十五世紀向海外發展的倡導者,優先並且充份利用了十五世紀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國不久以後,尤其是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卻大大落後了。再拿德國和俄國來看。它們完全沒有利用十五、六世紀到海外去發展,它們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很久才資本主義化,但是都比中國成功得多。

為甚麼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和北美許多國家都能夠跟著實行工業化成功,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一般都長期落後,但亞洲的日本卻成為例外?想找出合理的解釋,一方面要考慮各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等的特點,另方面也要懂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每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或不發展,都是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成份)和前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交互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資本主義成份的生長和擴大(對前資本主義成份的侵蝕、改造、取代)的成功或失敗或半途停滯的表現。這兩種成份的交互作用不但在一國之內進行,而且在國際之間進行,有時國際間的交互作用成為決定性的因素。海外貿易和掠奪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有極大的幫助,反過來也是各殖民地的長期保持落後狀態的決定性原因。歐洲和北美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統統受到英國和其他較先進國家的影響(既有剌激、幫助,也有競爭、阻礙),但是後進者沒有淪為先進者的殖民地,或者很快獨立(如美國),先進者不能用暴力任意掠奪後進者和阻礙土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當時先進者本身經濟實力有限,也不能用經濟力量把後進者完全控制或窒息。因此歐洲和北美許多比較後進的國家都能夠發展成功。日本和印度的最大分別就在於印度淪為殖民地而日本沒有。中國也沒有淪為正式的殖民地,但中國這塊大肥肉對資本主義各國的吸引力太大,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真是不遺餘力,雖然由於互相競爭而任何一國都沒有做到正式把中國收為殖民地,卻分工合作地把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實際上可說是各國共管的殖民地,或如孫中山所說的次殖民地(比單獨屬於一個主子的殖民地還不如)。在中國近鄰的瘦小的日本,對那批資本主義海盜的吸引力相對小得多,而海盜們當時的實力也還有限,同時日本的封建統治對於維新的阻抗力又沒有中國那麼頑強,這一切因素合起來,就造成了日本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成敗的不同。《河殤》完全忽視了先進國侵略這個巨大無比的因素(它只偶然提到海洋文明與內陸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也抹煞了一百多年來中國種種現代化思想和實際奮鬥的存在,才得出那種淺薄可笑的結論,把儒家思想、內陸文化甚至人的素質當作終極原因,甚至一再宣揚五百年前已經注定的宿命論觀點。

如果《河殤》的見解錯誤限於歷史解釋方面,問題還不很嚴重,更不幸的是,它根據同一錯誤的觀點,對今天中國的出路問題也提出了很錯誤的意見。

有人覺得《河殤》把中國描寫得一團黑暗,其實它對中國過去的描寫也許是太黑暗了,對中國的現狀(尤其是中共現行的路線)的描寫卻相當美好。儘管幾千年中國都受那「保守」、「內向」、「聽天由命」的內陸文化籠罩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由於中共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國的「新紀元」開始了,中國接受蔚藍色的海洋文明的邀請,走上開放的光明大道了。對於現行改革政策,《河殤》大體上都滿意,只希望改革路線撤底執行,拋棄擔心中國人變成不是中國人的心理,再進一步去改革公有制,而且「不再捉弄中國的知識分子」。

錯過十五世紀的歷史機會已是追悔莫及,好在「命運正在把又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賜予我們」。甚麼機會呢?「日本正在向美國和亞洲四小龍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建議。西太平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舞台」。「我們今天也終於懂得了要去參加國際大循環」,「要去搞外向型經濟」。我們再不可以「捂著自己的市場」,再不該「擔心肥水外流」,「要讓世界走進中國,否則,我們將再一次坐失良機!」如果我們(不是《河殤》)用簡單一句話把這條路線總括起來,就是「加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籬牆重新回到世界上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所以,知識水平不高的普通民眾響往於資本主義是不足怪的。但是,「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手裡」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看得更全面、更深、更遠,應該懂得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懂得當代資本主義貧國與富國尖銳對立的根源,以及這種對立在資本主義範圍內的不可克服性。拉丁美洲幾百年來都夠開放,夠外向,可是始終擠不上先進國之列。這些國家也有相當程度的工業化,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但是始終擺不脫新殖民地的地位,外債高築,國內貧富懸殊,沒有民主……。台灣和南韓也有不少的問題。香港和新加坡確很繁榮,但是解放前上海也很繁榮,比當時的新加坡和香港更繁榮,可惜無法帶領全中國都繁榮起來。香港至今仍是正式的殖民地,另外三小龍也都是新殖民地。一個十億人口的中國,居然想去效法亞洲四小龍或者阿根庭、巴西、墨西哥一類拉美國家,想去同它們競爭,甘願讓美日等帝國主義漁翁得利!講甚麼氣節和國格,也許像傳統文化一樣屬於過時了,但相信這條道路的學者精英們的歷史眼光和經濟理論到底屬於甚麼牌子呢?大慨在他們看來,關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不等價交換、資本主義剝削等等理論統統變成早該拋棄的傳統文化了吧!這也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現象的一部份。

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偽社會主義自然可以把國家弄得比許多新殖民主義國家更悲慘,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不如就選擇甘為新殖民主義國家的道路吧!財產國有制可能陷於官僚專制,但決不是必然陷於官僚專制。真正的工農國家理應比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民主,理應讓勞動人民有最大的自由,最有機會發揮每人的才智,把一切資源作最高程度的利用,把全體人民的生活作最大可能的改善。因此,人民去同時爭取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和這一切,是可以成功的。反之,資本主義表示一定要讓不小的一部份財富被資本家浪費和抽到外國去,同時表示勞動人民普遍的受壓制。如果把中國現有的國有制改變為私有制,決不表示經營效益必定提高,而是表示國有的財產馬上被那些官僚、資本家和「倒爺」(不事生產的商業投機者)正式霸佔,表示勞苦大眾連現有那一點可憐的生活保障都失去。對外資全面開放的結果,決不是外資全面湧入,經濟全面繁榮,而是一切最有利可圖的部門都被外資操縱,成為外資的吸血管,而一切與外資利益衝突的部門都被窒息。已經發展到晚期帝國主義階段的世界資本主義,早已有足夠力量對中國或任何一國做到這樣的全面佔領了,只要你完全開放就行。這種「改革」所能夠確實保證的自由,就是在餓死與接受殘酷剝削兩者之間自由選擇。其實,落後國家既不應該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也不應該對外完全開放,而要在全國統一計劃之下,有控制地進行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像《河殤》那樣主張完全開放,結果只會令中國再次淪為半殖民地。

對於上述的一切,《河殤》一點也沒有幫助大家去認識和思考,反而無形中推動大家朝向那陷阱走去。所以,對於《河殤》的播出,應該說「河殤何傷?」,對於它的思想內容,卻不能說「何傷之有!」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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