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台灣左翼運動

─《毛澤東思想論稿》台灣版序言

楊偉中

毛澤東，這個在過去高壓時代完全屬於禁忌的名字，在台灣社會有著奇特的影響力。在昨天，他還是萬惡的匪酋，是「殺朱拔毛」的對象，在今天，卻是傳記、野史、謀略等各種書籍討論的主題。毛澤東的影響力已經超過左翼運動的範圍，不管左派、右派都談論他的事功，演繹他的言論，感染他的魅力，和毛有關的各種物品也往往成了販賣的商品。不過毛的思想與功業真正發生深遠影響力的還是在台灣的左翼圈子。

台灣的左翼運動可說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先後歷經日本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獨裁政權的清洗，左翼思想連紮根都難，遑論進行真正深刻的路線與理論的辯論，進行運動方向的澄清，同時獲致一定的發展。尤其在國民黨高壓統治下，有心人往往只能從匪黨批判之類的書籍摸索左翼思想，或者透過極有限的管道取得外來思潮，其中鄰近的中共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反對國民黨的人當然有可能向成功擊敗國民黨的人取經，批判資本主義的人當然要向號稱已消滅資本主義的中共學習，懷抱中國統一富強希望的人當然有可能崇敬那個高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英明領袖。毛澤東的思想就這樣浸潤了台灣左翼人士的頭腦。值得深究的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如何影響了台灣左翼運動，產生了哪些正面、負面的作用？

中共式的馬克思主義影響台灣左翼運動

台灣的許多左翼人士是從中共那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中共官方詮釋的馬列主義、它的革命道路和路線爭論都影響著台灣的左翼運動。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受到日本和中國強大的影響，台灣共產黨更是在日共和中共的哺育下成長的，但是直到1930年代初被日本統治者鎮壓時，「毛澤東思想」還未正式成型，還談不到對台灣左翼運動的影響感染。1945年以後就大大不同了，二次大戰後復興的左翼運動直接受到中共影響，而當時毛已經確立了對中共的政治和思想領導權，隨著國民黨專制腐敗的加深、中國第三次革命（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的進展，許多理想青年被中共和毛思想所吸引。

在白色恐怖時代，毛和中共的影響仍是不絕如縷。著名作家陳映真便說「在一九六八年，我懷著這文革的激動被捕，接受拷訊、走進了黑牢」。到了1970年代，保釣運動可說是一種啟蒙運動，引入了新思潮，打開了青年知識份子社會關懷的視野，這個運動據陳映真說：「奇跡一般地打開了一塊反主流、反冷戰的思潮的空間–現代詩批判、學術中國化運動和鄉土文學論爭。在冷戰與內戰交織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關心工農、反對帝國主義、民眾文學、民族文學、文學藝術的民族性和階級性、臺灣經濟的殖民地性……這些尖銳的口號」。陳映真更將運動的思想淵源至少部分聯繫到大陸的文革：「沒有保釣左派，就沒有這一段"脫冷戰"的思想運動，而沒有中國大陸的文革，就沒有保釣左翼–也就沒有七十年代的現代詩批判，沒有學術中國化運動，更沒有著名的鄉土文學運動」。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是政治轉型、社運蜂起的時刻，左翼思想和中國近現代史和文學的書籍在較大的範圍內流傳以至公開販售，斯諾描寫毛傳奇的《西行漫記》被翻印了出來、《毛澤東著作選讀》等在私底下影印流傳、大陸援引馬恩列斯毛語錄的理論、歷史作品遭盜版出售，只是語錄往往被刪節或是名字被「毛潤之」甚或「M」代替，流亡海外、旅居海外的左翼人士不是回台就是擴大與台灣內部的接觸，筆者也是在此時接觸到了毛的著作與思想。在運動圈，毛著作如《實踐論》、《矛盾論》等成為讀書會的文本，毛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成為一些人的信仰，雖然他們或有不同的詮釋，毛的策略成了學習對象，毛本身為許多人所崇拜。

那麼，台灣左翼運動從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那兒繼承了什麼呢？

「毛澤東思想」是個複雜的東西，誠如本書作者所說，毛是經驗先行，沒有一貫理論戰略為指導的革命家，所以其思想的混雜、矛盾與多變是可以想見的。有人理解的毛思想是「新民主主義」、「兩階段革命」那套，有人欣賞的毛思想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那套，大家都可以是毛派，但是對現實路線卻會有不同選擇，對歷史問題也會有不同看法，「昨天的毛澤東」和「今天的毛澤東」也會彼此牴觸。另一方面，由於台灣左翼運動（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的貧瘠，各種公開討論左翼路線與思想的文獻很少，我們只能做極初步的分析。

一黨專政的官僚思想對左翼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首先，影響深遠的是毛澤東從斯大林主義學來、並且發揚光大的一黨專政、黨國一體，工人階級處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而共產黨則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整套政治體制和領袖崇拜的作風。在台灣，不管保守、進步，幾乎人人都認為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是一黨專政、黨國不分。無產階級專政被等同於少數黨國精英的專政，而不是「整個無產階級」通過最廣泛的民主而實行的專政。所謂民主集中制也被認為是權力極端集中、由領袖或少數黨高幹獨裁的政黨體制。許多左派也接受了這樣一種可稱作是「官僚社會主義」的思想，於是自然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原本那種堅持「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自己去爭取」，貫徹平等及民主精神，要由下而上的建立社會主義的革命理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許多人把個人自由、基本人權、多黨制、普選、司法獨立等看成是純粹資產階級的反動東西，加以徹底的排斥，把社會主義和民主自由割裂了開來。也因此，很難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總結蘇聯、中國等國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也很難在自己的隊伍裡面建立真正的民主。由於許多左派抱持這樣一套官僚社會主義的思想，所以當然難以吸引有批判思想和反叛精神的人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來。

一定會有人反駁說，你錯了，那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可是要發揚「群眾的首創精神」、要走「群眾路線」、要「為人民服務」。的確，毛有許多提醒黨要看重群眾、幹部要謙虛、黨員要落實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看似發揚民主的言論，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究竟是否是官僚社會主義，也實非本文所能深論，這裡只想指出，不管他如何強調要發揚群眾的首創精神，可未忘了要求人民要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黨，要成為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毛如何強調群眾路線，都未忘了堅持黨的不可挑戰的領導地位；不管宣稱要如何健全黨內民主，都別忘了黨員只有學習上級文件、體會領導旨意的份，真正的由下而上、公開廣泛的路線辯論與民主討論從來沒有實現過。在文革時，毛的口徑有了相當變化，並不一般地說要服從黨，不說要當馴服工具，不要求一般地服從上級，而是說造反有理、要大批判、打倒當權派、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毛主席、捍衛革命司令部等。但無論在人民中還是在黨內，毛都不容許有公開反對他自己的聲音；在文革這場假民主運動中，個人專制尤其發揮到極致。

「黨外無黨」還有一個可怕的後果，就是認為一個階級只能由一個黨來代表，這意味著共產黨要把一切其他工人階級流派（包括托派）一律視為階級敵人，除之而後快。但是工人運動需要自由討論和自由結社，就像人需要空氣一樣。消滅這些自由，就是消滅工人階級的革命能力。而且，在消滅了其他黨派之後，不等於消滅了這些黨派的階級基礎、即工人階級的各種成分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必然在共產黨內部重新出現，造成各種黨內派別的基礎。這時，如果承認黨內有派別的自由，就也要承認，如果分歧太嚴重他們就有另立新黨的自由。這樣就等於否定斯大林主義的一黨制。反之，如果仍然堅持一黨制，堅持認為工人階級的革命利益永遠具體體現在某個組織或黨領袖身上，那麼，早晚就要連黨內民主也要消滅，全部權力集中在黨的領袖手上。既然世上並沒有所謂永不犯錯的領袖，領袖專權就等於消滅了黨內糾正錯誤的機制。這就是為什麼斯大林主義黨一錯再錯，最後錯到葬送「社會主義陣營」為止。

文革並未使勞動群眾真正獲得解放

除了一黨專政外，毛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課題，右派懼怕群眾運動和革命，所以往往因此認為文革是天大的罪惡，許多左派則被文革的打倒官僚走資派、醫療衛生和教育革命、大民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國度等號召所感動，因而走上左翼之路，台灣也不例外，許多左派朋友把文革的口號當作是社會主義的美好圖像來追求，至少也認為文革是毛澤東實踐社會主義的偉大嘗試。這本文無法全面討論文革功過，不過這裡摘錄被認為是親毛派的美國學者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對文革的論斷，提供讀者參考：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領導人響亮地宣布群眾民主的原則的情況下開始的。但是，相信了這種宣言的人民群眾從一開始就使自己隸屬於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本人。…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場反對官僚特權和官僚壓迫的鬥爭，但運動不久就處於中國軍隊的支配之下，而軍隊是國官僚機構中最具有強制性、等級最森嚴的機構。…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它的領導人抨擊「四舊」，尤其是中國封建傳統遺留下來的迷信思想的影響，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對毛澤東的迷信崇拜和圍繞著對毛主席個人崇拜而表演的種種原始儀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國復甦社會主義精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但這場動亂最終僅僅是使社會主義的那種理想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名譽掃地，從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破壞了人民共和國既存的脆弱的社會主義基礎。（四川人民出版社，390-391頁）

邁斯納認為文革前後工廠裡生產關係的基本結構沒有兩樣，「工人和幹部的等級制度依然保持不變」，「對工廠的控制權最終掌握在黨委和廠長手中」。他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敗在於，它沒有產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這些制度會使勞動群眾獲得生產資料的控制，並最終在發展現代生產力的同時，使勞動群眾自身獲得社會經濟上的解放，從而使整個社會獲得解放」。如果我們僅僅從炫麗的革命詞藻，從官方刪改公佈後的文獻來認識毛，如果不結合毛的「言」和中共及毛本人的「行」來全面考察，我們是無法充分認識與全面評價毛思想的，也無法真正了解中共的成與敗！

許多台灣左翼朋友是從毛澤東打垮國民黨政權的雄韜偉略中認識毛、信服毛的，毛的戰略策略自然成為許多人學習的對象。王凡西先生在本書中認為毛澤東是靈活的、高超的策略家，卻不是堅定而有一貫思想的戰略家，他往往在理論和實踐中偏重實踐、在原則和權術中強調權術，由此獲得了許多成功，卻也導致許多錯誤與失敗，甚至影響群眾覺悟的提高。毛思想的這種特質其實也深刻的感染台灣的左翼運動。輕理論重實際、輕原則重策略其實正是台灣左翼的特點，甚至走了比毛澤東還遠的多。在反對教條主義的名義下，我們往往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ABC。階級運動還沒搞幾年，也沒認真檢討原因，就急急忙忙宣告工人階級不治，「策略地」轉進其他領域。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治團體還沒建立、沒建設好，就急急忙忙策略地打入民進黨、拼湊第三勢力、或是一頭熱的搞搞政客學閥工棍的統戰工作。基本理論其實還沒嫺熟，還沒能用來掌握現實，就急急忙忙宣稱理論沒大用，是知識份子的頭腦體操，還是埋頭苦幹比較實際。結果是，實際工作搞了很多年，策略用了許許多多，群眾的覺悟還是不高，組織還是沒大發展，不是只好搬出更多的策略，埋頭作更多的實際工作，就是昭告天下此路不通，徹底轉向了。台灣左翼運動不振的病因很多，毛思想在這裡起的作用還值得深入挖掘、深入討論。

以深刻自我反省促使左翼運動再生

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還有許許多多的面向，如他的文藝觀和文藝政策，又如它對中國近代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看法，也影響許多左翼對台灣社會與台灣革命的見解。毛雖然自許國際主義者，號召世界革命，不過誠如王凡西先生所論斷，主張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毛澤東，仍應歸入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之列，毛澤東關於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觀點如何影響台灣左翼也值得探討。我們再版王凡西先生的這本舊著，就是鑒於毛澤東思想的深遠影響，希望能讓中共官方（以前和現在）以外的觀點，尤其是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出發的評論為讀者所參考，促進對社會主義、對中國革命問題更深入、更嚴肅的討論。我們當然不認為本書已經提供了完整無誤而全面的解答，但一定是值得重視的見解。

台灣左翼運動先是遭遇統治者的殘酷鎮壓和長期反共教育，等到八十年代末政治開放，左翼思潮有機會重新公開傳播時，卻面臨了蘇聯東歐的瓦解和天安門事件的發生，以及市場至上論和歷史終結論的盛極一時。十幾年過去了，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反省資本主義，重新探索社會主義和其他思潮，希望找到人類社會的出路。在這個時候，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澄清，對過去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經驗總結，對當代世界發展的掌握以及社會變革路線的擬定是相當迫切的任務。而貧弱的台灣左翼運動要在種種困境中成長，也必須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再出發，本書的在台出版，便是為了這樣的任務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

本書作者王凡西先生和鄭超麟先生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長年流亡海外，一位長期被中共監禁，但都長期堅持理想、堅持寫作。筆者是在涉獵中國現代史時偶然得知了兩位前輩的事蹟，拜讀了兩位的回憶錄，不但補充、訂正了自己中國現代史知識的不足與錯誤，更深深被兩位的堅持與奮鬥所感動，他們其他著譯的作品也是我摸索馬克思主義時的重要參考。幾年前，從深圳飛往上海準備拜訪鄭超麟先生，卻在飛機上看到報紙刊登鄭前輩過世的噩耗，今年初也是在準備前往英國探望王凡西前輩時，得知了他過世的消息，這真是兩件大憾事。在台灣協助出版王凡西先生的著作，同時堅持社會變革的志業，努力傳播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理念，也是作為晚輩的我們所唯一能用來紀念兩位前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