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的反思

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

王凡西

(選自<毛澤東思想論稿>第4章)

有兩種毛澤東思想。一種是如實的毛澤東的如實的思想,卻是說,毛澤東這個真實的人,這個革命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他確曾有過與確實保持著的那些思想;另一種是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首先是為了造成毛澤東在黨內和國內的一尊地位甚至神一般的地位,故意製造出來的一個盡善盡美的、始終正確的思想體系,在其廣深度上均已被認為相等於、甚至高出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思想體系。這兩種不同的毛澤東思想,應該加以區別的。關於前一種毛澤東思想的來源;我們在前一章裏已約略談過,現在要談的是後一種毛澤東思想的產生經過。

我們在前面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提起過,一個在生的政黨領袖,將自己的名字定為主義,寫入黨綱,宣佈它為全黨共遵的指針,這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中是史無前例的。不但此也,一個在生的革命思想家,將自己的思想定名為某某人思想或某某人的主義,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亦屬少見。從來,什麼主義這個名稱,總是先由思想上的敵對者給取的,然後由他的信奉者(多半在領袖死後)接受過來,自稱為某某主義者。馬克思祇當他嘲笑那些愚蠢的追隨者時纔提到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名詞最初是門雪維克為了攻擊他的「非馬克思主義」纔發明的。列寧絕不曾自己承認,也決不肯讓別人宣稱:他有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什麼主義或思想體系。「列寧主義」被當作「俄國馬克思主義」提出來,時間已在列寧重病之後,提出人首先是齊諾維也夫,然後是斯大林,其目的為了打擊「托洛茨基主義」。托洛茨基和馬克思與列寧一樣,終其身不曾標榜過什麼托洛茨基主義。這些偉大的革命思想家為什麼不肯將自己的思想定名為主義或思想體系呢?更為什麼不肯將自己的主義寫入政綱,作為一切行動的方針呢?簡單為了謙虛嗎?不,不盡然,謙虛固然是一種美德,甚至對革命家都是一種重要的品德,但近乎虛假的謙遜,對於當仁不讓的馬克思派思想家說,卻非重要的事。如果不是為了更重大的理由,他們決不會單單為了謙遜的禮貌之故而不為的。那末到底為了什麼呢?首先,他們都深惡痛疾個人崇拜,他們都太革命家了,太討厭官僚作風了,太反對那種以個人名義掠眾人之美的傳統罪行了,以致他們不肯讓自己有任何可能陷進這個庸俗的圈套中去。其次,他們都上感乎繼自前人的深且厚,下感乎日新又新的必需與必然,因而他們自己總覺得無法將冠以己名的主義來概括全部思想,或標誌出自己特殊供獻的部分思想;第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思想,如果知道雖完成而未完結,總不肯將它加上名字,定為科律,仰大眾遵行的。因為任何一位大思想家,其最重要的總是方法與立場,並非所有的結論。其自信最堅者也是前者而非後者,憑著正確的方法與立場,他們可以得到,而且已經得到過很多正確結論,但他們沒有理由說,也決不會說,他們行將獲得的任何結論也一定會正確,要求黨員或群眾事先答應服從一切;因此,馬克思、列寧與托洛茨基都不肯,也都不曾規定一種標上自己名字的主義或思想,他們不容許別人替他們這樣做,更不會授意別人這樣做;至於將此主義或思想明定於他們所領導的政黨的綱領內,作為一切行動的指針,那是出乎他們想像之外的。

然則以馬列二人的門人自居,並自幼聽慣「謙受益」教訓的毛澤東,怎麼會做出如此「不客氣」的事來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請先讓我們看看十餘年來「毛澤東思想」的提出,放下與再提出的經過。

「毛澤東思想」主要是中共黨內鬥爭的產物。其直接的對象為王明路線,甚至可以說是斯大林路線,或俄國路線。中國共產黨存在到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已經四十年了。其間當然發生了不少爭論和鬥爭。但除了直接受蘇聯共黨內部爭論的影響而發生的史托之爭以外,爭論中延長最久、範圍最廣、深度最大的一次,卻要算發生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的鬥爭。第一次革命中的所謂陳獨秀路線,八七會議後的所謂瞿秋白路線,一九三○年的所謂李立三路線,事實上都是名不符實的,亦可以說是一種虛構,因為被貼上這三個名字標籤的所謂路線,前二者應該由斯大林、布哈林負責,後者則應由斯大林單獨負責。無論陳獨秀、瞿秋白或李立三,根本不過是國際路線的執行人,那些路線絕對不合冠上他們名字的,至於所謂反這些路線的鬥爭,事實只是當每一國際路線破產之後,斯大林要使那個執行人做替罪的羔羊,於是指使出另一個人來做上獻燔肉的祭司,——這祭司,當新路線再度破產時,便也被燔炙如儀了。當年瞿秋白之反對「陳獨秀路線」,六大期間及其以後的所謂反「瞿秋白路線」,以及一九三○年九月間瞿秋白再度被王明等捧出來反對「李立三路線」;同年十一月與次年一月間王明派的所謂「反立三、反調和路線」——其基本內容都是一樣,即都代表斯大林本人的錯誤路線,在中國的實際鬥爭中不斷碰壁、不斷破產而引起的不斷的文過飾非,不斷的覓羊替罪。

王明(即陳紹禹)的命運原本可以和陳、瞿、李一樣的,其所以能終於不做斯大林的燔肉者,主要因為他和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深厚關係,以及他天生有狡黠異常的性格。王明的思想記錄與革命履歷,與毛澤東的剛好相反。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去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子口詩云」這一套當然未曾讀過,一般的中國文化與文學修養都根本談不到。他寫的俄文也許比中文好,知識與思想的初戀都是斯大林學校的「馬列主義」。這個人,未必像毛澤東所指摘的「懂得希臘」(因為除了蘇聯黨校課程中所包含的小量西方哲學常識與若干政治經濟學說之外,王明等根本不曾見識過什麼西方文化),但對自己出生的中國,卻是肯定地不懂的。人當然聰敏,特別是絕頂狡黠,非常長於玩弄陰謀詭計,野心尤其少有的大,領袖慾強得令人吃驚。他是在莫斯科入黨的,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他正在俄國讀書,當然無分參加。此人的頭角顯露於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將敗未敗,蘇聯共黨內部的托史二派為此發生了激烈鬥爭之際。中山大學的校長原本是拉狄克,他在鬥爭中站在托洛茨基的反對派一邊。學校中以米夫為首的斯大林派起而與校長鬥爭。此時中國學生中也分成為二派,王明成了斯大林——米夫派的領袖。結果反對派失敗,拉狄克被免職,米夫繼任校長,王明就成了學校黨部的主要人物。此後,王明和米夫密切合作,上通天,下著地,周圍團結了不少積極分子,其中後來出名的有秦邦憲、王稼祥、陳昌浩等等。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大會在蘇聯舉行,王明等以翻譯資格列席,而實際上卻起了不小作用。斯大林為了要直接與完全地控制中國黨,乃通過他的米夫——王明機構,干涉與安排了領導機關的人選。他們有步驟有計劃地攏絡了工人出身,易於擺佈的向忠發,換下了多少有自己主張的瞿秋白,如此預備了王明們由黨校控制走向全黨控制的第一步。王明派從一九二九年起開始陸續回國,最初扼於國內的「實際工作派」,鬱鬱不甚得志(王明僅被派充宣傳部幹事)。一九三○年夏天,斯大林的「第三時期哲學」(即宣佈全世界均處於直接革命局勢中的「左」傾跳躍路線),在李立三的執行下(註),達到了瘋狂程度,並在短短期間(三四個月),被證明為完全破產。這路線引起了下層同志普遍的惶惑與不滿。此時,王明等就利用了時機,首先利用了瞿秋白等,在九月間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打擊了李立三;然後王明們與此時已當上了第三國際東方部主持人的米夫直接聯系,上下合作,又於同年十一月間通過了對六屆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十二月中發第九十六號通告,「進一步指出了立三路線錯誤及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將瞿秋白也套入「錯誤」的網中。王明派此時乘勝追擊,毫不放鬆,乃於兩個月後,即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了「改造」中央的六屆四中全會,此時,在六次大會上根本不曾當選中委的王明派人物竟進入了領導機關,將李立三、瞿秋白乃至何孟雄、李求實等實際工作者排擠了出去。如此,王明那個由占領黨校進而占領全黨的野心,在斯大林的直接扶持之下,總算初步成功了。

所有這些鬥爭都是在上海秘密進行的。毛澤東當時正困鬥於湘贛地區,遠離著這個勾心鬥角的中心。關於理論和政治問題,毛澤東原沒有給以多大注意。他根本上同意六次大會的決議,並且完全同意斯大林「第三時期」的盲動路線。因此在原則上他是擁護「立三路線」的。他對「立三路線」有所批評,只限於執行的技術上,屬於軍事的策略性質。他從親自的經驗中,知道了當時以紅軍直接進攻大城巿之不可能。毛澤東主要是一個實幹家,並非精深貫通的理論家,所以在初期,而且在本質上是自始至終地,他都將理論的意義看在行動之下。這方面他和斯大林有共同之處,因此,在那些年中,毛澤東縱不曾將當時上海發生的理論鬥爭(無論在進行於史托二派之間的真正的理論鬥爭,或由王明們搞出來,當作權力鬥爭幌子的「理論鬥爭」)叫做「茶杯裏的風波」,卻總是不屑一顧,或無暇一顧的。在今天公佈出來的毛氏文字中,人們找不到毛澤東當時對種種爭論性的問題發表了什麼意見,這便是證明。當時毛澤東的心理多半是這樣的:「沒有力量沒有發言權,而最可靠的力量乃是帶槍的群眾。隨你們在亭子間裏去謀王篡位吧,我祇要積聚我的力量。」

至於王明們呢?在最初,他們也看不起毛澤東。對於中國南方諸省由共產黨員領導的武裝鬥爭,共產國際看不出任何前途,在六次大會上,由布哈林擔任發言人的報告中,就說過:「那些紅軍會把農民的最後一隻雞都吃光」,並嘲笑那種劃一支火柴點一罐火油的暴動。六次大會決定把蘇維埃口號改成為「宣傳性的口號」,意思就是要停止這種立即的農民暴動。同時也是為自己留下餘地,等武裝鬥爭一旦完全失敗後,可將全部責任推給中國的執行者。六大決定的工作對象是工人,工作的重點限於城巿。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恢復黨和工人群眾的聯系,儘量恢復和擴大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始終被確定為中國黨唯一的與最重要的任務。本此精神,王明派集中一切力量來奪取上海的黨中央,暫時不注意江西毛澤東領導下的軍政勢力,乃是自然的事。不過一旦取得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又加以毛澤東的軍事力量不但沒有像國際所預料那樣的受到摧毀,反而日趨鞏固,日漸強大,此時王明們便不得不以往日對付李立三瞿秋白的方法去對付毛澤東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所以我們回顧中共的歷史,竟可以說,自從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共全部的內爭史,乃是以毛澤東及王明為首的兩派鬥爭史。這鬥爭經過很長時期,雙方互有勝負,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中共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一系纔贏取了徹底與最後的勝利。這個延長十四年的鬥爭,因為有不少微妙理由,真相至今還對外界,甚至對共黨內部的群眾隱瞞著。其中最大一個理由,便是王明背後站著斯大林,他直接代表了莫斯科的官僚層,王明是中國「洋共產」的代表,與「土共產」的代表毛澤東作戰的。因此這個鬥爭間接直接地牽涉到斯大林,牽涉到當時的第三國際,牽涉到蘇聯。身受打擊的毛澤東,自然看到了這一切,但是主要為了鬥爭的策略之故,他不願與不敢直接攻擊王明後面的靠山,甚至對那靠在大山上的王明都不敢攻擊得過分,攻擊得非常「有禮」,「有節」。

兩派十四年鬥爭的主要經過如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派非法奪取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他們憑藉著莫斯科的直接支持,在舊人中取得了向忠發、周恩來等的合作,打下了李立三、瞿秋白以及一大批從事工人運動的前輩革命者。王明用以奪權的政治口號是:「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反右傾」。而他們自己的立場則是極「左」派的,當時斯大林在全世界推行的所謂「第三時期」的直接革命路線。這路線由王明寫成小冊子,名叫「兩條路線」,又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王明的這本小冊子,據毛澤東勝利後所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說,「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王明們如此『改造』了中央機關以後,又將此種『改造』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他們極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見「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四中全會上獲得勝利的王明派,成立了以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從此就更公開地向毛澤東的勢力進攻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召開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一九三二年八月,又召開了黨中央的寧都會議。這兩次會議的攻擊目標都是毛澤東。當時贛南閩西的蘇區領導者被指執行「富農路線」和犯有「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是黨和軍隊的領導被改變了。毛澤東本人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主席,讓他當了共產黨的「林森」,一切實權被剝奪了。

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們的中央機關因一再被蔣介石的特務所破壞,不得不拋棄他們自來堅持的城市路線,逃入農村根據地(註)。此後,王明們便更直接與澈底地控制了從毛澤東手裏奪過來的一切力量。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屆五中全會召開。這是王明派控制中共完全成功的紀念會,是「第二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見「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們宣佈「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的形勢在中國存在著。」同時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下,打擊毛澤東及其擁護者。

從一九三○年起,直到遵義會議後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這期間毛澤東沒有寫過任何原則性的理論文章(以選集中所搜集者為根據)。王明們直呼毛澤東為「右傾的機會主義者」,罵他的政策為「富農路線」,按理,毛澤東應該有所辯護,或竟像立三、秋白與周恩來那樣,寫了「承認錯誤的自責書」,不過我們不曾見過任何此類文件。在「選集」中搜集的此一時期的文章,共計四篇,都是屬於經濟政策的,沒有對王明路線的批評,也沒有為自己被指責罪名的辯訴。在「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祗空洞地提了一句:「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可是怎樣對立的,以什麼論據或立場來對立,卻沒有說出來。實情可能是這樣的:毛澤東自然不會贊成王明們的路線與領導,但這條路線與領導卻是代表國際,代表斯大林的。毛澤東們不敢和它公開對立,於是採取「兩面派態度」,玩弄中國的古法:陽奉陰違,虛與委迤,保持沉默,坐以待變。

這個變化是不久就來的,而一九三四年秋季紅軍反第五次「圍剿」的失敗,開始了突圍的長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澤東發動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所謂「遵義會議」,推倒了王明派的領導,「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毛澤東那次「起義」之能夠成功,原因據「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是這樣的:「『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群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遵義會議的前後經過,以及會議上做了甚麼決定,至今還不曾有文件發表出來,或至少我們還無法看到。不過此次會議所討論的祇是軍事的與組織的問題,毛澤東並沒有提出對立的、不同的政治綱領來和王明們鬥爭,那是非常清楚的。「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如此說,在胡喬木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也是這樣說。後者還進一步告訴了我們一個有趣的事實,牠說:要根本改變政治路線,「……糾正在黨的濃厚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非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黨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長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這時(按指一九三五年秋冬),在共產國際關於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的幫助之下,黨……才滿足了這個要求。」(見該書第三十八頁)這個意思就是說:不論遵義會議之前也好,之後也好,王明當權也好,毛澤東當權也好,祇要共產黨國際(實則斯大林)的極左的「第三時期」路線不改變,則中共的政治方針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這段話的意思又在說:不管王明罵毛澤東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也不管毛澤東罵王明犯了左傾機會主義,可是兩人誰都沒有跳出斯大林的手掌,誰都在「第三時期哲學」的圈子裏翻觔斗。

總之,遵義會議除了改換中共中央書記,改組革命革事委員會,讓毛澤東及其一系代替王明及其一系之外,沒有解決其他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共產」雖然勝利了;但以王明為首的「洋共產」卻未嘗潰敗。王明仍舊擔任中共出席國際的代表,仍舊在政治上指揮中共,並繼續在那裏稱王稱霸,欺壓留在蘇聯的政治上的異己者。李立三在中共八次大會上作證說:「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在李立三那次發言中方又證明了在中國黨內業已獲勝的毛澤東,其言論著作在莫斯科卻不准流傳的,李立三要「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哈爾濱以後,才初次讀到「關於若千歷史問題的決議」,初次讀到延安整風文件,初次讀到毛澤東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才第一次看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個術語。」

由此可見,在遵義會議之後,王明在斯大林的直接支持之下,其權力與氣燄並沒有馬上失去,不但在他的「直接統治」地區——蘇聯為然,即使在中共黨內亦是如此。毛澤東雖然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重掌了黨、軍大權,都還須經長年努力,纔能將王明安置在黨領導機關中的黨羽排除,將王明的聲勢真正壓下去,其間經過大致如下:

從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五的十個年頭,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鬥爭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步毛澤東的自我進修時期,第二,毛、王意見再度直接衝突時期,第三,毛澤東政治意見獲勝與「毛澤東思想」正式誕生時期。

「長征」結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此以前,紅軍轉戰流徙,幾瀕於殆。內有意見分歧(反對意見主要以張國燾為代表),外有國民黨軍的窮追堵截。毛澤東重握兵權於敗亡之際,在絕對優勢的敵軍攻擊下求取生存,自然祇有集中一切於軍事問題的解決。等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各路紅軍會師甘肅,然後進入陝北,有了相當穩固的根據地;同時因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全國抗日情緒高漲,蔣介石在西安被拘等等變化,中共所受於國民黨的軍事壓力大大鬆弛;這時,毛澤東的生活和活動也顯然有了變化。他一方面總結過去的爭論,另方面補修他一向欠缺的馬克思列寧等大師的基本理論,特別要讀斯大林的著作。毛澤東這方面的努力是極易理解的:1在和王明(不僅王明個人,他後面還有一大群中俄「理論家」)鬥爭時,當對方從一切共產主義典籍中引經據典,大掉書袋之時,毛氏一定痛感到自己在這上面的欠缺,以致有無法招架之勢,為要駁到對方的教條,自己得先摸清這些教條;2地位越重要,形勢越有利,鬥爭越複雜,毛澤東不能不衷心地感覺到自己一般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不足;3當研究馬列主義時,一半由於策略的考慮,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由於勢利的考慮,即欲與王明爭奪斯大林的恩寵,擬在思想上趨奉這位蘇聯的獨裁者,以便最後排除王明這個克里姆林宮與中共之間的代理人;另一半由於氣質與思想上的真正接近(例如實幹重於理論,策略高於戰略之類),故毛澤東特別研究以斯大林為代表的那一派「馬列主義」。

我們在前面敘述毛澤東的思想成長史時,曾經提到過陳伯達說毛澤東要到抗日戰爭時期才閱讀斯大林著作。現在,在這裏,得更多地引述陳伯達對這方面的證言,他說:

「……不論是在一九二七年陳獨秀還在當權的時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機會主義者總是或有意地或無意地阻礙在中國黨內散佈和宣傳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又因為文字的條件,反革命的隔離,就使得我們黨內許多在實際上領導中國革命的同志沒有機會去有系統地閱讀到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而毛澤東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個。斯大休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是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才在我們黨內有系統地編輯出來,……機會主義者為著散佈自己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而或有意地或無意地掩蓋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這一點對我們黨說來,是很不幸的。但雖然這樣,毛澤東同志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都能根據馬、思、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學,以自己獨立的思考達到了與斯大林相同的結論,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戰友們的正確。

「毛澤東同志有機會寬泛地閱讀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種著作。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在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裏面,就說明了斯大林的著作所給他的重要的啟發。……」(見陳著:「斯大林和中國革命」第十五--十六頁)

陳伯達這段文字很有價值,因為它老實地說出了中共黨內馬克思主義教育落後的情況(註)。並且正式證實了我們的看法:一直在抗日戰爭之前,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祗根據了馬、思、列、史的革命基本科學,這即是說,祇憑了共產主義的一般的基本立場,此外卻「以自己獨立的思考」,即運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方法與知識成果,來達到具體結論的。毛澤東的此一缺點,我們在上面某一處曾經說過,其實正是他的優點。不過這個優點,祇在特種情況下,兩害相權時纔顯出來的。放在另一情況與另一意義中,優點仍舊會變成缺點。特別當「教條主義者」引用大量列寧遺教,或斯大林文字,做成帽子,變成圈套,以便亂扣亂套政治上的對手時,毛澤東一定會痛感到「子曰,詩云」的還擊無力,以致大發宏願來修讀洋典,補救自己的缺點了。

一九三六年以後的三四年內,毛澤東確以「最高的熱情」補修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成績是可觀的。試翻開四冊毛澤東選集來看吧,毛氏一些帶理論性的重要文章(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至「新民主主義論」),都寫成於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四○年期間。從文章的內容判斷,我們知道毛氏在那一時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主要可以分做三部分:第一,武裝革命中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回顧與總結,第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的認識,第三,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意見及其在蘇共黨內鬥爭中的立場。

我們暫且不討論毛澤東上述三方面研究的成果(後面當會談及)。這裏我們需要指出的祇是:這三方面研究的主要爭論對象都還是王明,同時,經過這番研究之後,毛氏有了更大的理論上的自信;更能有所依據地指斥王明們為「教條主義者」;自己則更自覺地成為斯大林的崇拜者。

毛澤東這個「自我進修」時期,與我們上面所說的「毛、王政見再度直接衝突」時期,並非截然劃分,亦非先後啣接,這兩個「時期」差不多是同時並存,交互錯綜的。依據「選集」所載,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首次向王明派作理論進攻,時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時他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企圖總結十年內戰的經驗,並「系統地說明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在這篇對陜北紅軍大學演講過的文章裏,他以如此方式對王明們開了火:「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反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敵人採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根據地,使紅軍由二十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他們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恰是忘記了這一點。」(見選集卷一第一八六頁)毛澤東做這樣嚴重的指責,控訴如此大的罪名,卻不說出被告的姓字。同時更有趣的,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即在同年七月間,當毛澤東向前往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提到紅軍不可征服約兩大原因時,說:「另一原因是由於革命幹部的異常幹練,英勇與忠實。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穡、……陳昌浩、賀龍、蕭克等許許多多優秀同志們……」(見「西行漫記」第四章,中譯本一二五頁。)王明在這張名單中位列第二,僅次於朱德。同時在毛澤東所提的十八個有功的「優秀同志」中方除王明外,計有博古、王稼穡、陳昌浩這三個王派大領袖,以及洛甫等等的王明政權的支持分子。這一切表示出:遵義會議召開以後的將近二年內,王明系統的黨內勢力仍然很大,完全可以和毛澤東爭衡的——更何況整個克里姆林宮站在他們背後呢。毛澤東當時那種隱名射擊與欲抑故揚的做法,固然顯示出孔門弟子的涵養功夫,但到底也反映著那時斯大林直系在中共內部實力的大小。

我們迄今無法確知王明本人何時從莫斯科再來中國(註)。他以國際代表及中共代表雙重資格來到武漢是在一九三七年冬。那時他的氣燄還是非常之大,無論在國民黨人眼中或中共自己的安排上,他都在周恩來之上。那時武漢流行著一種說法:周恩來、董必武祇能代表延安,而王明卻兼能代表莫斯科。事實上這說法並非完全無稽。那時王明們與延安毛澤東領導的中央之間是否已有新的政治意見的衝突,我們卻不能確知。我們祇知道,在此以前,中共曾經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召集了瓦堡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之後,寫了那篇名叫「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文章。這是毛澤東重新掌權後的第一篇文章(就選集中所搜集者而言),也是中國第一篇發揮「人民陣線」理論的文章。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到一件大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舉行於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那次大會上,斯大林對全世界共黨發出了「向右轉」的命令,初次提出了「人民陣線」口號,代替了那個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第三時期」的哲學。正是這個「第三時期」的盲目「左」傾路線,斷送了德國革命,扶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權,同時在中國,造成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全部罪惡。如今,在一方面希特勒,另方面日本軍閥的東西威脅之下,乃不得不做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喊出與一切民主、民族的資產階級合作的口號了。

中共的瓦堡會議顯然是七大決議到達陜北後的結果。目的在於討論、接受並執行「人民陣線」(在中國則稱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新路線。會議上大概發生了對新路線的懷疑派,毛澤東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主要是答覆這些懷疑派,祇在附帶中觸及了「過去某些同志」的錯誤。對於新路線,我相信王明那時和毛澤東不曾抱有不同態度。王明這個人,如果不能因「國際」(斯大林)的轉變而隨之作不多不少的轉變,那就不成其為王明了。至於毛澤東,那末無論從那一方面說,右的「人民陣線」,比左的「第三時期」,更要合他的胃口得多。

瓦堡會議以後的重大會議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會議上毛澤東做了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與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那次會議上發生了意見不同,但毛澤東的對手不是王明,而是張國燾。他此時所反對的左傾不是王明路線,而是托派主張了。

洛川會議舉行於一九三七年八月,會上通過的毛澤東文章是一份宣傳大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這裏當然沒有內部爭論。不過正在這個時期步毛澤東卻寫出了兩本與王明派思想鬥爭中最根本的小書:「實踐論」與「矛盾論」。他企圖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辯證法著手,去反對王明們的「教條主義」與另一些實際工作者的「經驗主義」。

毛澤東和王明在抗日戰爭時期意見之正面衝突,首次導發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對延安黨活動分子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此時王明派據說從右邊攻擊這個報告提綱,特別攻擊提綱中所著重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立場。據「選集」編者的註釋告訴我們,這個新右派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堅決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註)。雙方爭論,據說延長了將近一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見「選集」卷二第三七八頁)

所謂基本上「克服了」王明派的偏向,意思即是說,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雖然對王明從右邊來的新進攻獲取了勝利,但這勝利卻既非全面,亦非徹底的。在六中全會的報告與結論中,毛澤東根本不曾提到過王明。遇到要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立場記上名字時,則不是說「有人」,就是說「某些同志」,當他提到王明的論據時,或用上「如果」,或諉稱「聽說」。這類外交方式主要雖然用以應付莫斯科,然對王明派的勢力有所顧忌,則也是事實。毛澤東此種無記名射擊改作指名攻擊,甚至要遲至中共全國勝利之後,而且還是假手於人的。在「選集」二卷編輯人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的解題中,才明白說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當時毛澤東同志與陳紹禹同志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見卷二第五二六頁)

據說,王明的右傾思想,當時還影響了新四軍的領導層,特別影響了項英。結果據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的回溯中說:「又使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的損失。」(見「卷三二第九五二頁)

「皖南事變」發生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不管事變中項英的錯誤是否確實與王明的「思想」有關,或祗是毛澤東故意將這兩項錯誤拉在一起,總之,到了那個時候,有一個事實是明白的:王明從抗日戰爭以來,在政治上發動反攻,以便奪回中共黨軍大權的那個企圖,此時已被毛澤東確定地擊敗了。在同時期中,毛澤東一直在繼續他的理論工作,其間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與「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在這兩部著作中,毛澤東首次將中國革命的各個基本理論問題,主要依照了斯大林的觀點,作了有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和闡述。在這以前,除了一九三七年的兩小冊哲學論文之外,毛澤東的所有文字方可以說都是政論性的、策略性的,特別又偏於軍事性的。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指出一個日期,標誌出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毛澤東思想之出現,那應該說是一九四○年,其作品為「新民主主義論」。自從這個時期起,毛澤東無論在思想、政治、組織諸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信心與力量。因此,他和王明之間的鬥爭,也就從上述的第二時期踏入第三時期,即從二人的再度衝突時期進入毛澤東的全面進攻與絕對勝利的時期了。

這個時期開始於一九四一年春天,是由毛澤東的兩篇文章:「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與「改造我們的學習」揭開序幕的。後一篇文章原是毛氏對延安幹部會議所作報告,其用意及其重要性,「選集」編者在該文的解題中有如下說明:

「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在這些文章裏,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同志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鞏固了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見「選集」卷二第七九六頁)

這裏沒有提到王明名字,但「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作風」究竟以誰為代表,卻是不言而喻的。不過這個「學習與整風運動」,如果說其唯一目的祇在打擊王明,那是不對的。踏進四十年代,毛澤東和王明在黨內的地位可說已經懸殊。後者縱然有「國際」做背景,雖然在黨內還保留得若干勢力,但認真想和毛澤東抗衡,想和一九三○年代的初期一樣,借外力再度打敗毛氏,可能性已屬不大。所以那一時期的運動,主要任務與其說是在於「破王明思想」,毋寧說而且應該說是在於「立毛澤東思想」。此一時期王明路線之屢被提及,逐漸帶有示眾之意,而不是為了牠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威脅。「題解」說毛澤東這些文章「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這確是那次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那個「總結」中,統治全黨的時間最長、氣燄最盛、為害最烈的王明路線自須清算,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的路線當然也被一一批判;可是「總結」的用意決不在於真正客觀地算清舊賬(註),而主要在於造成這樣的一篇賬,即:毛澤東的過去一切都入於「資產」項下;而陳、李、張、王以及其他有過意見的人的種種,都記在「負債」一邊。換句話說,那時的總結存著這樣一個大目的:過去一切正確意見均出於毛澤東,一切錯誤和罪惡的立場由於他的對手方。毛澤東是一切正確,從來正確,你不信嗎?有史為證;其他的人則一切皆錯,無一不錯,你若不信,也有史為證。一句話,學習運動與整風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毛澤東思想」這項精神武器,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思想統一,更以此造成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的此一企圖,他的這項運動,當時在黨內引起了怎樣的反應,是否引起過抵抗,我們至今還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做出答覆。事實可以確定的祗是:這個運動延長了差不多四年,到一九四四年纔結束。同時,原本決定在一九三八年(六中全會將牠推遲至一九三九年)召集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再推延,終於延期至一九四五年四月才得真正召開(延期的原因可能有幾個,但「總結」未曾完全確定,必然是原因之一)。由此二事方可見王明派,以及另一些不願見「個人崇拜」出現的人們,對毛的企圖是給過一點抵抗的。不過到一九四四年年底與四五年年初,毛澤東終於獲得了對一切反對者的澈底勝利。一個全盤奏凱的宣告出來了,那就是差不多與七次大會同時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決議:「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如此,「毛澤東思想」誕生了。在跟著舉行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思想」被史無前例地寫進了黨綱,被宣佈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更被規定於黨員的義務中,明定每一黨員的第一項義務是要:「努力地……領會毛澤東思想的基礎。」

延長十四年,進行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亦即進行於「土共產」與「洋共產」之間的中共黨內鬥爭,就這樣以毛澤東的巨大勝利,以「毛澤東思想」的加冕來結束了。

不過,這場大勝還不是殲滅性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故事也末曾完結。

王明的故事多半已經完結了。在「毛澤東思想」登極的第七次大會上,王明也上台歌頌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也公開承認過自己的錯誤。在毛澤東方面,大概為了表示「治病救人」這一口號的非假,或者要給莫斯科留點面子,還是讓王明叨陪中委的末座(僅在秦邦憲之上)。中國全國勝利之後,王明擔任了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起草過「婚姻法」。中共八次大會上沒有他發言的份,卻讓他聽了許多人對他的控訴(特別是在他手下做了七年「小媳婦」的李立三);結果,他在新中委中仍舊以末名入選。法制委員會的工作被取消了,近年來轉行做研究工作,其成績讓我們見到的有他所編注的「太平經」*——一部後漢人著的有關宗教、哲學和社會思想的書。這種工作自然也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對雄心齊天的王明而言,總未免太寂寞,或「大材小用」了。「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今後這位自己也來「澆菜的青年」(王明年僅五十餘)是否還有機會起來與孟德的崇拜者,或這個「崇拜者」的後繼人,爭一日之長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性是消失了的,但並非絕對沒有可能——至少和毛澤東的後繼者之間。

現在讓我們再談「毛澤東思想」的故事。那故事是發生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我們知道,八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五六年九月。那時離毛澤東的勝利大會十一年,離中共之取得全國政權七年。在這些年中,毛澤東的威望和力量,在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大大提高了,提高得和一九四五年的七次大會時候絕不能比。可是,在那個八次大會上,一個新黨章通過了。新舊黨章之間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作為「一切工作指針」的「毛澤東思想」被取消了。黨員的義務,也不再規定要「領會毛澤東思想」了。為什麼做這個修改?報告人鄧小平沒有一言提及。大會上沒有一個代表發出疑問,普通的讀者當然也不會注意及此。可是,這是一個極大的修改呀。我們必須尋找原因。

毛澤東突然謙虛起來了?不成理由。王明們勢力又抬頭了?不是事實。「毛澤東思想」業已完成了革命,所以不需要了?不成話。廣大黨員群眾的理論水準提高了,反對這個規定?看不見跡象。那末究竟為了什麼呢?很簡單,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八次大會召開之前半年,蘇聯共產黨召集了有名的第二十次大會。大會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一系,為的要反對和打倒以馬倫可夫、莫洛托夫等更直接的斯大林系統,便利用了當時蘇聯民眾中普遍存在的民主要求,清算了斯大林的獨夫作風,指責了他的「個人崇拜」。

不管蘇共黨內反「個人崇拜」鬥爭的真實性如何,此一鬥爭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了風氣,發生了影響,卻總是事實。牠所及於中共的影響,更屬非常巨大。中共領導層接到這個消息,簡直是狼狽不堪的。因為,牠正在黨內國內繼續製造並鞏固毛澤東崇拜,正在仿照三十年代後期斯大林的辦法,把毛澤東神化,變成「救世主」,變成「有智慧的太陽」。在普通民間,中共更在將毛澤東代替人們過去謨拜的一切偶像,牠叫人們每飯不忘,每事不忘去感謝主席的恩情。不論婚喪慶弔,主席像都被抬出來當作儀式的中心,承受「人間的香火」。正在這樣熱烈的造神運動中方攻擊「個人崇拜」的消息來了——這是一個多麼鮮明、又多麼煞風景的對照呀!造神運動無疑在一般人中,部分也在黨員群眾中,引起了反感,至少引起了惶惑。人們所以容忍它,甚至支持它,徒以革命正在前進之故,又以牠有斯大林的前例之故。可是,現在,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都被宣布為錯誤,為罪過而加以進攻了。那末對於斯大林「弟子」的「崇拜」更不必說了。這種情緒逼得中共的領導層有所顧慮,終於逼得毛澤東「謙虛」起來。

結果是:在八次大會上,他不聲不響地將「毛澤東思想」這塊招牌從黨章的綱要和條文中除下來了。

當然,整個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民主風向,都驅使毛澤東這樣做。波茲南工人暴動,匈牙利工人起義等等一連串反對斯大林式獨裁的鬥爭,更有助於毛澤東的「謙虛」。他發動了「大鳴大放」,他發表了解決「內部矛盾」的辦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在所有的刊物上與演詞中消失了。若以「紅旗」雜誌的文字為例,那末我們看見,祇在一九五八年七月的第四期上,登載了陳伯達為紀念中共成立三十七周年在北京大學發表的演說:「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此後又沉寂了,沉寂了一年有半,直至一九六○年一月,「紅旗」才突然再以顯著地位登載一篇文章:「學習毛澤東思想,充分發揚自覺的能動性」。第八期上,登載了「列寧主義萬歲!」(這是以列寧主義掩護毛澤東思想,表面上反對鐵托,實際上反對赫魯曉夫的。)接著,到了十月分的第十九期上,配合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一次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毛澤東思想」運動又開始了。那一期上發表了林彪寫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發表了「在戰略上輕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社論,以及「選集第四券介紹」。接下來,在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發表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經驗的基本總結」,以及「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第二十二與二十三期中,又再接再厲地步登載了頌揚「毛澤東思想」的煌煌大作,總之,「毛澤東思想」自從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次大會上被黨章「除名」之後,表面上「消聲匿跡」了四年。直到一九六○年十月間,才再度被當作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以全力在全黨全國提出來,提到政治宣傳運動的最前列。現在(一九六一年夏),這個運動還在繼續,正在向文化政治的各個領域普遍開來,深入下去。究竟這個運動將如何發展?會發展到如何荒唐程度?在未來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會否再度「正名」,會否將「毛澤東思想」在黨章上恢復地位?這些,我們不想猜度也不必猜度。我們在結束以造神為目的的「毛澤東思想」的故事之前,祇想解釋一下這樣一個問題:在一九五六年靜下去的「毛澤東思想」的呼號,為什麼在一九五八年再度響起,且在一九六○年又大叫大嚷呢?難道是為了宣傳第四卷「選集」的發行嗎?當然不是。理由顯然還要大得多,簡單說,有下列二者:1對外,由於中共領導層和克里姆林宮新主人之間發生了爭執;2對內,由於「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所造成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種種困難。加強個人崇拜自非解決困難的好辦法,但是已被崇拜的個人,以及屬於此一崇拜制度的內裏人物,卻往往會錯誤地認牠為不二法門。

講完了「毛澤東思想」的故事,讓我們來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真實內容。

不過在開始研究之前,請允許我稍稍跑一段野馬。因為「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是劉少奇第一次正式報告出來的,是他,在「論黨」的報告中,首次闡揚了這個思想的。由此我想起了劉少奇和毛澤東的關係,更由此我又想到了數百年前那位出名的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佛蘭西斯.培根。此人寫過不少篇精深簡短的散文,其中一篇是「論友誼」的。目前夕令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下面幾句:

「……人有一身,而此身又局限於一地。可是他若有了友誼,生活上的一切職務可以請到代表了。因為他的朋友可以替他去做這些事情。要知人世間有多少事,是為那些略要面子與略具風度的人所不能親說親為的呀!一個人很難自道功績而不失謙遜,更不必說自誇功績了;一個人向人求懇,有時也是難於啟齒的;諸如此類的還有不少。可是所有這些事情,自己開口不免臉紅的,倘若出之於朋友之口便無傷大雅了……」

當初,略知中共歷史的人,看見劉少奇位於毛澤東之次,而且確定了繼承人資格,都非常詫異的。因為劉少奇的資格雖老,理論與工作的能力雖然不低,但論「文采風流」,不但遠輸毛澤東,而且略遜周恩來。如今我們讀過了上引培根的文字,那末毛劉之間的關係便可以釋然了。劉少奇在七次大會上的報告,全篇就是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頌讚,牠說:「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在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報告又說:「我們的大會應該熱烈慶祝:在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產生了、發展了他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話,不必論其所含的真實性有多大,但若由本人親口說出來,總是不便的吧。誰能替這個本人代說,誰便是這個人最親近與最知心的朋友。

野馬跑過,讓我們來看看由劉少奇首次正式報告的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內容為何:

「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這些理論與政策,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標準。」(見劉少奇著「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論「總綱」的第二部分)

劉少奇在這裏列舉了毛澤東思想約九項內容,條目雖多,而含義卻嫌龐雜;如果我們從更能概括的角度去看問題,那末,我想可以分作如下三大類:1關於革命的策略和戰術方面;2關於革命的原則和戰略方面;3關於思想文化方面。下面我們將依循這三個方面,比較詳細地研究毛澤東的思想。我們將客觀地肯定他的積極的貢獻;同時也將公正地指出它的錯誤或軟弱的地方。它的功績我們必定承認,但為了神化目的而硬造出來的榮譽卻必須揭穿。這樣做,我們希望能夠確定毛澤東其人及其思想的真實面目,並確定化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一個大革命家與思想家的真正地位。

(註)李立三當時是政治局委員兼宣傳部長,黨的總書記為向忠發,政治局中還有周恩來等其他委員,同時更有國際代表常駐上海;以如此組織實行莫斯科決定的史大林路線,那是絕不能由李立三負責的。

(註)根據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共文獻,王明本人好像並未隨同中央機關內遷到江西。他從上海回到他的「祖家」莫斯科,當國際代表去了。一直要到一九三七年冬天,他纔從蘇聯回來。

(註)不過為了更符合於事實起見,我們應該替他再說明兩點:1有意地不願將理論著作大量翻譯,並阻礙它在黨內散布,在中共的歷史上祇有過兩種人,一種是最早的旅莫支部人物,另一種便是王明派。他們要這樣做,首先倒並不「為著散布自己的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而是為了壟斷理論,獨霸「經典」的引徵權與解釋權,藉以造成其「紅色買辦」的地位。2文中祇說「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著作」,其實,為中國革命的實際領袖們(毛澤東乃其中之一)所未曾讀到,為「機會主義者」所有意或無意地阻礙翻譯流傳的,不僅是史大林的著作,而是所有馬克思的著作。

(註)最近看到張國燾的回憶錄,纔知道王明與康生、陳雲,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坐蘇聯飛機飛到延安的。——一九七一年一月補註。

(註)因為我們無法看到爭論對方的文件。王明究竟比毛澤東更右幾多,我們無法確定。因為毛王兩人此一時期的爭論,和其他所有時期的爭論一樣,我們都祇能從「經過技術性修改」的毛澤東的文字裏約略見到一點王明路線的面目。我們並不因此懷疑王明的「右的偏向」,因為史大林正在偏右的時候,王明決不會不右的。我們所懷疑的是毛澤東可曾真的比王明左些,以及如何左法,何時左起。據「選集」,那個引起右派反對的提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如果發表時不曾做過本質上修改的話,那末毛澤東的立場確比史大林的,也就是此王明的立場左得多。他提出了統一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號召克服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但照那未曾選入「選集」中的「論新階段」(此書即毛對召開於一年之後的六中全會所作報告全文)看,則毛氏主張其實也非常之右,與王明所代表者難分高下。

(註)撇開史大林的第三國際而來「總結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就絕對不可能真正客觀地清算舊賬。這樣的清算祇能越算越糊塗,越結越混亂。這一層我們將在後面詳說。

*事後知道,研究道家的王明是另有其人,他不是原名陳紹禹的王明。這是一個誤會。王凡西,198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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