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壓迫民族的前途》看陳獨秀後期思想的復興及其意義
佐佐木力

2001年5月29至31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聯合主辦的「陳獨秀後期思想學術研討會」（全國第六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溫州舉行。有27名中外學者參加。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2001年6月的《簡報》第9、10頁介紹到：

以座談會的形式，對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至1942年逝世的陳獨秀複雜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弄清了這個時期的陳獨秀思想不是傳統所說的「對革命形勢悲觀失望」，「與托派相結合，轉向反革命」，而是試圖在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連續三次「左」傾錯誤指導路線之外，尋找另一條革命道路，……如大革命失敗後直到1930年，陳對形勢的估計（革命低潮）和策略（退卻）的認識及主張與當時的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相比，比較正確。……中國托派雖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在反帝反國民黨獨裁統治方面，始終是旗幟鮮明的。他們與中共的矛盾，本來是革命陣營內部的路線分歧，革命的目標是一致的，在對敵鬥爭中應該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於受到斯大林肅托鬥爭的影響，卻變成了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對此，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佐佐木先生向會議介紹了西方一些國家的托派政黨與本國共產黨合作進行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統治及參加競選的情況。

為此，日本《勞動者力量》雜誌2001年7月10日第136號、9月10日第137、138合併號發表了對佐佐木的專訪。佐佐木寄函譯者，希望進一步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以下是譯者認為有益於中國讀者的部份節譯。

這次會議的實際主辦者是溫州出身的老托派份子。溫州實際上是托派的據點之一，至今還有不少托派份子住在那裡。這位老人40年來（包括獄中期間）一直很健康，這一次卻因為準備這次會議而病倒了。會議是以自由發言的形式進行。中共的官員首先聲明，希望大家發言無禁區，但也不能指望都會發表出來。所以那些老托派份子非常踴躍，什麼都敢講。實際上，自從1952年12月21日深夜在全國規模的大逮捕以來，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托派份子自由、公開地參加會議。

這次會議也是首次以成為托派以後的陳獨秀為對象的會議。其背景是自從天安門事件以來，關於社會主義內部民主的討論，與陳獨秀後期思想的民主化思考聯繫起來。1989年以來，陳獨秀著作集兩次被編印、多次再版。在《陳獨秀研究動態》中，記載著中共幹部關於海外托派參與工會、政治活動的見聞。據說某中共高層人物也發言道：「托匪應該被看作是友黨」。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三項議題：（一）陳獨秀怎麼成為托派的？（二）陳獨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的關係；（三）陳獨秀最終仍然是托派嗎？

　　（一）陳獨秀因為1927年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失敗而引責辭職後，深切反省自己的責任。此時，從莫斯科留學歸來的中國學生帶來的托洛茨基的《列寧死後的第三國際》等文獻打動了他，使他確信正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執行的第三國際誤導了中國革命。陳獨秀為此在1929年發表了「告中國共產黨全黨同志書」，展示了他的新的革命論觀點。不過，斯大林在國內、國際的體制已經形成，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陳獨秀開除出黨。

　　（二）陳獨秀在1940年11月28日發表的《我的根本意見》中，明確反對沒有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這一方面歸屬於他自1915年以來提倡的「科學、民主」精神，同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與托洛茨基相通。與此同時，陳獨秀對列寧的黨組織論（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我認為，陳獨秀在此不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擁護者、而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倡導者在思考這個問題。主持會議的唐寶林還評價道：這也超越了托洛茨基的民主主義。

（三）第四國際的文件等都表明陳獨秀最後脫離了托洛茨基派。這主要是因為在上海的以彭述之為首的托派份子的宣傳所致。實際上，從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交往看，陳獨秀比別的中國托派份子更接近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的1942年5月13日，陳獨秀留下《被壓迫民族的前途》一文，明確表示出馬克思主義的反帝性格，被鄭超麟斷定為真正的托派。我很贊同這個觀點，與會的許多人也同意這一點。

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民中國」，實際上是指建立在反帝基礎上的民族主義國家。與我議論的人們，都不認為中國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正確理論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位南京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大膽地說：「至今為止的中國是一種農民式的，軍隊命令式的階級分析、階級支配的時代，以後必須在陳獨秀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上建設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講，自從毛澤東開國、鄧小平建國以來，陳獨秀的後期思想的復興為新的人民中國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提供了探照燈。

（趙京譯，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使用譯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