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引子及後記
王觀泉

作者：王觀泉
出版社：台灣業強出版社
出版日: 1996年4月

引子：從「辯訴狀」談起

予行年五十又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三十餘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運動，專在知識分子方面；後半期，乃轉向工、農勞苦人民方面，蓋以大戰後，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狀況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轉變也。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國民黨上海警務系統會同公共租界捕房，在托派叛徒引領下協同作業，兜捕了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托洛茨基派」十餘人。陳獨秀在領導反對租界捕房同意引渡的鬥爭失敗後，經過審判和反審判的抗爭，搶在判決之前，發表「辯訴狀」，一以抗訴法庭非法宣判，再以藉此公開宣判的機會闡明本人願將中國引向社會主義制度的宏志雖被中共開除黨籍，現在又身陷國民黨牢獄亦絕不改悔。本節開頭所引即「辯訴狀」的第一段。這段話提挈「辯訴狀」全文，概括了他奮鬥的一生，輯為傳記伊始，頗具史乘意義。

陳獨秀把自己三十餘年革命一生的事業濃縮為四個「反抗」，貫徹始終。在中國，志在社會進步的任何政黨，面對這些個「反抗」，都不會提出與之相左的意見，更說不上反對，──「反抗清帝」結束封建制度，才有「反抗北洋軍閥」謀求民國統一大業，接著是為了建設近代資本主義物質的和精神的文明而「反抗封建思想」，最終「反抗帝國主義」達到孫中山先生遺願「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使中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孫中山及其政黨的革命終極。對於陳獨秀及其政黨，完成四個「反抗」只是最低綱領，其革命終極正如「辯訴狀」所示：「共產黨之終極目的，自然是實現無剝削，無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會。」這就越出國民黨的國策。

在「辯訴狀」中，陳獨秀把三十餘年革命剖成兩個歷史時期，以「五四」運動為臨界時限，是符合中國近百年社會革命的邏輯發展的。如若對整整六十年前的又是因直接抗訴司法當局的自辯而被迫寫得含蓄的抗訴狀書，以今之語言予以政治性的詮釋，所謂「世界革命大勢及國內」云云，顯然指的是十月革命產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制度，破壞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純粹理論研究跨入了實踐的歷史，陳獨秀的「後半期」就是十月革命闖開的歷史在中國的嘗試。詮釋的結果使「辯訴狀」富含新鮮感，讀來頓覺六十年塵土一掃而盡的痛快。陳獨秀確是順乎世界革命大潮在中國興風作浪的弄潮兒，他在上世紀四○年代英法美德日等帝國主義的重砲轟擊、鴉片麻醉和破懷性的經濟掠奪迫使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危境中猛然奮起的一批愛國志士，就其一八七九年出生的年齡所承受傳統文化的壓力予以衡估，他接受滲入中國文化正在發酵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主要是對封建制度具有強大摧毀力的法國大革命）遠遠超過被囊括在「近代史（一八四○～一九一九）」中如林側徐、龔自珍、魏源、黃遵憲、嚴復、康有為、梁啟超，以至於孫中山或早夭的國民黨奇才朱執信等等士大夫階層或知識分子中的先進，陳獨秀屬於最早覺察出改良主義和「老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斷無生機的少數革命家中之一人；還可以進一步指出，在上世紀七○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中，只有陳獨秀一人用大約三十年──從「弱冠」到一九一九年──的時間完成了從「選學妖孽」轉變到「康黨」，又從「康黨」飛躍到共產黨的世界觀大裂變，終於趕上了「世界革命大勢」，肩起「『五四』運動以後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重擔。切莫以為我們又在故作驚人之語，找點資料證實一下：以「五四」運動和中共建黨為例，除蔡元培長陳獨秀十一歲，其餘全部「將領級」人物中沒有一個出生於上世紀七○年代的，胡適生於一八九一年比魯迅小十歲，比陳獨秀晚出生十二年；「南陳北李」中共精神領袖李大釗較陳獨秀小整整十歲；若以中共前三屆中委計，全部比陳獨秀晚生十至十五年，慣常以二十年為「代溝」，像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俞秀松、劉仁靜、張國燾以至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是上世紀最後十年出生之人。筆者不厭其煩地拘泥於年齡的加減排比上，主要是欲說明陳獨秀服膺「共產主義的幽靈」所要甩掉的歷史包袱，遠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但卻比誰都快都徹底，甩到了同庚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水平線上，在亞洲大概只有日本的片山潛或河上肇才能與之相比的吧。

路是人走出來的，再遠的路程再快的速度運動，也得一步一步丈量。十九世紀七○年代之人只陳獨秀找到馬克思主義，歷史為什麼選擇他；他屬於老一代革命家，為什麼趕上在中國推行「在經濟上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高度發展的生產制」的嶄新革命大潮？於是研究陳獨秀的身世，分析他與同時代書香門第或知識分子的共同性和不同點，就顯得很必要。我們並不信「三歲定八歲，八歲定終身」的俗俚，然而，人畢竟是童少青壯中老地走去的，初步塵世時的社會環境，時局影響，家庭狀況及其成員給予的第一印象不可低估。況且「義門陳氏」出了這麼個「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這是他祖父對「四房合一子」的預測，咒言，還是懺語？話儘管難聽也不是事實，但是從階級對立的角度，倒是極富階級性的判斷。下面，我們就從陳獨秀的家世和童少年生活很值得說道說道談起。

■後記

感謝您──偏愛本書的讀者能夠耐著性子讀完它，未知您的心情是否感到沈重？這是歷史轉化為民族精神包袱後的重力。不論任何政治傾向，都不能回避推動（或阻擋）歷史發展的量感，所謂「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俗不可耐的形容，仔細想想一點也不俗，發起一場革命，固然要付出血肉代價，撲滅革命也要付出血肉代價。同在「亞洲西點」黃埔軍校同一個課堂同一塊操場一天八小時五操三講堂，畢業了，或者因為信仰的關係，更多的只是遵照軍令站到了各自的隊伍，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忽然看到對方竟然是敵人，都認定自己一方是在推動歷史，用自己的槍在對方的身上留下槍眼傷失他的戰鬥力，是天經地義的行動，於是消滅北洋軍閥的同時，一批最優秀的民族精英和他們的伙伴工農勞苦大眾亦被殺害。而對著這場革命，您能不感到沈重？

這樣說，我們沒有忘記階級和階級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和階級立場：在四一二之前，是新三民主義還是三民主義；之後，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不容忘卻的。這是第一層面上的歷史沈重感。

中國的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是由一群知識文化思想意識層次極高的錚錚鐵漢組成了中國共產黨之後掀起的。二十年代的國民黨是依靠中共的嶄新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潮和他的強大的後盾──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的援助才制服了北洋軍閥，不論願不願意聽，一九二七年後的中華民國的歷史就是這麼寫成的，其苦果是「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敵人」，不少英烈尚未醒悟過來就倒在血泊之中祭了軒轅，這是第二層面上的歷史沈重感。

二十年代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第三國際大一統下行動的，各國共產黨無論多麼強大，都只是他的一個支部。這個支部可以在中國在日本，在美洲在歐洲，指揮權則在莫斯科──一九二四年前在列寧集團；之後在斯大林集團，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與國民黨合作北伐開始運作，正是共產國際的斯大林時期，當中國支部在經歷了「四一二」國民黨反戈清剿，共產國際就採取了簡單粗暴的辦法，在造成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在懲辦中共前領導的過程中，組成新的領導班子，這個新領導班子以廣州公社失敗而告終。

中國大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的失敗是辛亥革命遺留、南北分裂軍閥割據、國共雙方根本對立的主義下的合作等等錯綜複雜的歷史組合的悲劇，它既不能完全責怪中共的政治失誤，似乎也不能責怪國民黨方面的運動。「反動」是一種立場，如同共產黨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相仿，國民黨要實現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封建式一黨專政。共產黨＝社會主義，國民黨＝資本主義，都是黨的鐵律。共產國際的錯誤就在於把國民黨視作中共從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專政方向過渡的天生的同盟軍，直到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也沒有完全擺脫筆者稱之為「共產國際的國民黨情結路線」的困擾，於是陳獨秀就以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結束他的政治生命，而以「托東日特漢奸匪幫」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中結束了他的生命。

對於陳獨秀，其嚴重性還不止在一個名聲問題，乃在於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同時，「托洛茨基主義」（不斷革命論）成了斯大林領導共產國際的死敵，偏偏在中共黨內有一批留蘇（部分留法）青年幹部成了這個死敵的主義的信仰者，而這批信仰者偏偏又找到了正得出「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結論的陳獨秀，於是就產生了在本書中主要陳述的第三個層面上的歷史沈重感。

筆者的全部筆力是對歷史負責，不是為陳獨秀翻案或落實政策，那是組織部門的事，作出「量」和「度」的歷史結論記錄在案，顯然這是一種權與法的象徵。作為一個歷史研究人員只是為通過全書能比較真實地再現歷史，再現陳獨秀和他的伙伴們的歷史行為。至於人們有一聽說「寫陳獨秀」就以為是在翻案的世俗觀念，也在情理之中，要聲明的是若作「翻案文章」，是不會使筆者在寫完了全書之後就像掉了魂似的痛苦和沈重！絲毫沒有翻案成功後的愉悅。

本書寫了整整兩年半，原因不在歷史研究的難度，原因主要出在筆者雙目親網膜脫落療治後只乘下左眼○‧二的「可憐見」生理局限，本書幾乎是在放大鏡下完成的。在寫作此書的二三年間以及在此之前的若干年裡，有一批伙伴，中外朋友，師輩，以及如今雖立場不變卻心平氣和的前托派（他們全都是接近九旬超越九旬的老人），還有包括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在內的若干資料單位，給了我莫大的資料方面的支持。沒有這種支持，本書是難以寫成目前這個分量的。在《後記》中理應予以顯彰並表達我窮於筆力的無限深情，然而正由於那個使我帶有時代敏感的掉了魂似的痛苦和沈重，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把他們的名姓隱在我的記憶中埋在我的心坎兒裡，隨同我今後的歲月共托著我的沈重。

■作者簡介

王觀泉，大陸著名學學，從事現代政治史和文學史研究。著作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火在中國燃燒》、《被席卷在最後的黑暗裡──郁達夫傳》。

■書前語

陳獨秀，一八七九年生，譜名慶同，字仲甫，號實庵，又名獨秀，安徽後營人。為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學子的精神領袖、中國共產黨創黨人之一。畢其一生為無產革命貢獻心力，卻因篤信「托洛茨基」主義，認為「中國的革命，要由中國人領導」，結果成為革命失敗的代罪羊。其博大精深的國學成就，仍對中國文化有不可磨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