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反思与今日中国阶级斗争

吴灿泽　葛马湃

2010年5月初

中国阶级斗争的路向：
是毛左社会主义，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
——批判工研网小册子系列之一
（《改开年代的资本运动》）

吴灿泽　葛马湃

前言

中国工人研究网（前身是2005年5月创办的中国工人网，以下简称工研）是国内毛左派里最有代表性的群体之一，也是国内左派里始终坚持工人调查实践、与工人联系做得较好的少数群体之一。尤其最近三年来，工研做出了一批面向进步青年和进步工人的小册子，就中国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做了分析评论或译介引入等努力，形成了当代斗争实践的一种路向。鉴于中国阶级斗争的步伐趋于加快，不论从工研的历史地位和政治份量，还是从这些小册子本身的理论和政治价值来看，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有必要对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尽快做出自己的独立立场的回应。

不过，问题既不是不同派别的回应那样简单，也不是单纯地提出一种不同于毛左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模式，来供大家选择。我们的任务是紧扣当代阶级斗争的核心线索，针锋相对地与毛左社会主义的今日政治路线做斗争；通过这种政治批判与现实分析，重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唯一出路。但是，这个严肃理性的任务，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合理分析加以肯定，尽可能地学习工研的一些学研优点，所以准确来讲，我们是抱着批判学习的态度，作为中国阶级斗争一员来做郑重和坦诚的探讨。

这个批判学习系列，基本按所读的工研小册子分成若干组（系列之一、之二、之三……），每组即为对一本小册子的批判学习；每组按内在逻辑分为若干独立篇章。所读的小册子目前暂拟《改开年代的资本运动》、《工人阶级也可以当家做主》（毛左工人集）和《中国的文革与工业组织》（法国毛左分子贝特兰著），以后根据新情况和我们的权衡，可能陆续调整写作计划。由于为生存问题忙碌，我们难以很快完成这些批判学习写作，有可能会拖得比较久，也难以专门搜集相关资料引用注解，文字推敲润色更谈不上了，这些缺点只好请读者见谅了。

批判学习系列之一（《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

[计划写三篇，分别为历史反思篇，工斗篇，学习方法探讨篇。每篇独立成文。]

第一篇：

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反思与今日中国阶级斗争

吴灿泽　葛马湃

2010年5月初

自官僚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地区兴起以来，国际的革马派就一直有密切的追踪和分析；仅就中国来说，为数甚少的革马派分子很早以来就做着分析官僚社会主义的重要努力，这由《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论稿》等小册子以及《十月评论》《先驱（季刊、网站）》等革马派媒体的许多文章就能看出来。不过，这些努力侧重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分析或一般的理论分析，却较少有今天的革马派结合今日国内主流左翼（即毛派）的历史观——这又必然与今日阶级斗争有潜在联系，因而导致对斯毛修正主义的潜在政治影响估计不足（一些革马派同志的确可能低估了今日毛修的“生命力”和危害性）。

工研近年来最重要的小册子之一《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2008年11月印发，以下简称《改开年代》）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认识当代毛左派反思官僚社会主义的最新进展，同时本文侧重这种历史反思对今日阶级斗争的影响，帮助进步青年（青年学生和青年劳动者）认清毛修正主义的现实危害性。

毛左工研把民权斗争任务默默送给自由派资产阶级

所谓民权斗争，就是争取民权——政治自由（包括无限制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和文艺自由、游行示威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等）的斗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通过坚决彻底的民权斗争，团结其他被压迫阶层的广大民众，并且认为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者民主政府，才能够保障这些民权得到最广泛最彻底的实现。《改开年代》有一章《80年代的群众运动》直接较集中地涉及民权斗争的态度。尽管态度暧昧，不置明确肯否，但仍可以发现一些透露其立场的微妙细节。

例如小册子在说到官僚集团对1970年代末民运的分歧后，接着写道：“但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胡（引按：指胡耀邦）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邓（引按：指邓小平）、老左派等人坚决反对。例如对于言论自由，胡等人认为不应取消，例如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当允许在单位内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园’内张贴。而邓、老左派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决取缔。”（P75-P76）其后又不加批判地引用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语。上述引文的几个例如，其实都只不过是一种很有限的言论表达权利，却被作为左派的工研颇有微词地说是“倾向于西方民主政治形式”。

又例如小册子P78-P79有一大段讲中共高层在85学潮后的各种政治改良姿态：思想松绑、增进学术自由、谈论政治改革等，当然，其实这些还是非常微小的改良，但撇开改良程度大小来说，工研小册子却根本地置疑其改良性质，因为小册子紧接着这样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个大升级，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出来了。”（P78）显然，工研认为上述官方改良动作都起到了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的作用。

诚然，工研十分精明地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否定，因为一方面熟读马列经典的工研同志们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也包含争取政治自由的民权斗争，另一方面，工研出于其整个实际政治立场又不得不维护以充其量“可控自由”为前提的毛式包办替代主义。工研的种种暗示和闪烁其辞的侧面态度，皆表明他们对官僚专权统治集团打压争取民权的学潮的含糊其辞（在P90，工研大言不惭地说1989年6月4日并无人员死亡，并且忠诚地援引了反革命官僚集团对人员死亡的保守统计数字。这是偶然的吗？）。如果说80年代民运中的老左派把群众运动的民主自由诉求粗暴地一脚踹开、摔给自由派资产阶级，那么当今的毛左派工研网只是更“含蓄”地继承了腐朽老左们的修正主义立场：默默地把民权斗争任务送给自由派资产阶级，把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

与今日毛左工研不同，流亡海外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民运进行时（1987年2月）就旗帜鲜明地对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如下批判：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据中共解释，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要求实行多党政治，主张个人和大学都有思想的独立性，指出共产党的腐化现象，对现行的改革不满，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主张民众有权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这一切统统被判定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十年来，在中共统治下，自由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七九年以后，中共政策比较开放，渐渐有人尝试发表意见，替自由恢复名誉。但他们一直受到中共里面一派人的反对，他们的主张被当作精神污染。【引按：革马派所抨击的这号子伪左派正是工研说的‘老左派’。】……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地主阶级和专制王朝斗争的时候，曾经建立了比较自由民主的制度，这是历史上一大进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也不是它所首创。……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也同样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资奴隶）的。后来在欧洲开始废除对于参政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制，那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了艰苦斗争的结果，并不是资产阶级自己所实行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个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以社会精英自命的中产阶级分子，还一直在拼命反对普选制。所以，说什么只有资产阶级才是自由民主的伟大旗手，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对自由民主，真是胡说八道！反对自由民主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反动官僚。……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权，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扩大，只有财产权要加以限制，为了不让少数人占有庞大的企业来剥削劳动者和造成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权，就是这种财产权。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张。现在学生、工人以及其它民众所争取的自由权，主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应有的公民自由权（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请愿自由、罢工自由……），中共横蛮地加以拒绝，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却越来越开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伪善的、反动的、针对劳动人民的行动。”（向青：《反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1987年2月23日，出自先驱社小册子《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1997年6月第1版）

与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类似，工研小册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也很暧昧。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四项基本原则”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的核心实质有两个：坚持一党专权与官定思想独尊。小册子P78-P81、P84-P85，均不加辨析地把群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求自由权利与反社会主义思潮相提并论（而且所谓反社会主义思潮，其实又包含了很大程度对官方钦定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满，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对于把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包括多党制）对立起来的主流传统左派修正主义毫无半字批评，这沉默，或者说这种“无立场”本身也反映了工研的一种立场。

“可控自由”与毛左群众运动观的今日表现

工研评论80年代民运，虽狡猾回避了对民权斗争的明确表态，却在结论中大谈毛主义的群众运动理论，以及标举“大民主“，表达对80年代群运的同情态度，并且假设毛还在，会加以领导。这让一些思想真诚而政治上又天真的青年以为，工研仍是鲜明支持无产大众争取自己权益（包括政治自由权益）的斗争的。但我们认为，工研的立场不是彻底的，而夹杂着毛式包办替代主义的特殊考虑，是与阶级先锋路线格格不入的。理由如下：

其一，即使在结论中大谈群运时，工研仍对群运本身的方向不加以全盘的分析，比如群众争取政治自由权利的民权斗争是否恰当？工研仅仅只有这样一处提到：“从‘4•18’伊始，学生提出的要求就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求民主权力，这些权力要求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大多属于大民主的范围。”（P92）这一句话貌似正确，却让人更疑惑了。按字义推论，毛左工研认定的毛主义“大民主”只包括民主权力，而排除自由权利，但工研却又不明确这样说，也不谈透这个问题。民主权力与自由权利的确是不同的：前者意指群众参政和掌握政治决策权，后者是使用影响政治的各种手段（从言论、报纸、书籍到组织和部分直接行动）的权利。但是群众连影响政治过程的手段都不能自由掌握，又怎能保证群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权力呢？

其二，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新毛左”工研对“老左派”的反思：“80年代的老左派也是秩序派的一部分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并不包括群众运动，因此他们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并不是诉诸于群众运动，而是‘清君侧’。”（P92-P93）姑且不说工研不把老左派看做（而且事实上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一部分（只提“派别关系”），在这句话以及后面整段话中，工研毫不反思老左派所捍卫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极度缺乏自由权利的官僚社会主义），仅仅是反思老左派的捍卫方式。

其三，工研“假设”毛来处理八九民运，不会发生镇压，而会促进反复辟斗争，促进群众运动。这种历史假设的方式和推导的结论，都大有问题。（1）历史是各种活的社会动态因素，遵循一定规律交错结合的结果，而不是主观人为任意组合的唯心主义拼图游戏。80年代民运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都根源于斯毛修极尽败坏社会主义声誉与人们的失望质疑，根源于思想松绑趋势和对民主的推崇向往，怎能假设一场以毛思想独尊和个人崇拜为原动力的毛氏文革式运动能再次席卷华夏？（2）把一场群众运动的关键问题探讨，窄化为领导集团甚至只是一两个领导者的态度辨析，甚至不惜冒险做唯心假设，这与前述工研十分缺乏对群运本身的方向和诉求做一般分析，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个对照显得毛左工研的视角，更像“我发动你们”、“我带领你们”“我叉叉你们”的包办替代者，却远离立足群众自我解放运动本身的视角。（3）即使我们陪工研同志一起假设假设，对于假设推导结果，我们也大有质疑理由：毛纵然发动了文革，它后来带有自下而上的群运性质，但1968-69年，正是毛默认和暗许下（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公开反对过，更不用说制止过），文革的造反派群众惨遭残酷镇压；1976年初，又是在毛暗许下（他又何曾公开反对过？），毛派四人帮又亲自指使镇压了四五民运（当然周邓等其他各大官僚头子也有份，1976年四五民运正是八九民运的鼓舞源头）。在小册子里，工研许诺毛一定会多么鲜明多么热情地支持80年代的学潮，会容忍在领导们可以控制范围内的自由，我们不怀疑这会是部分事实（我们称之为“可控自由”，就像1966-68年里表现的那样，一旦超出领导们的控制限度就很有效地予以打压）。但正如毛左的国际同志贝特兰所说，毛主义对于“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不予肯定（《中国的文革与工业组织》P67，此观点大有问题，但较复杂，限于本文主题，我们另篇再谈），结合历史经验，我们也不怀疑“假设”毛处理“八九”，不能排除他第N次“含泪默许”“修正主义集团”对“错误的不明真相群众”加以镇压！

（莫•梅斯纳在书中提到“据说”68年夏天毛走进京城高校含泪劝红卫兵解散组织，不管毛老人家含泪也好，故事虚构也好，成千上万造反派红卫兵和造反派工人的血债也有毛的一份）

毛左工研是怎样同时帮助藏独势力和中华资产阶级政权的

这个题目看起来颇为耸人听闻，又似乎很矛盾：毛左派怎么会去帮助“万恶的”分裂势力和当权的资产阶级呢？而地方分裂势力与中央集权政府怎会同时得到帮助呢？

只有迷恋形式对立的政治庸人，才会看不到当今境内民族主义独立势力（尤其是藏独势力）与中华资产阶级政权，只不过是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不同方面。在两年前，我们在《西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这篇详细的专论中对此有过专门的分析（见第六大节《达赖集团真面目：从冷战反共前哨到与虎谋皮》）。进一步地，我们认为：在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几十年来，北京当局一再打压住民自决权和群众民权（各类政治自由权），而地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则抓住了自决权和民权问题，又借着1980年代以来资本复辟导致的地方民众怨气，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存在；这其中，形成了一种有意无意的动态平衡：中央当局制造问题，捞取经济和地缘政治好处，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则利用问题来造势，捞取政治资本。当民众怨气爆发、平衡打破时，分裂势力趁机作乱，当局又安抚发钱改良，又恢复动态的平衡；问题（资本压迫和民族压迫，既无民主也无自决自由权）的确客观存在，但无论中央当局还是分裂势力都无法解决，倒是形成了一个互相制衡、两相得益的动态平衡系统，只是这对群众来说是十分粗暴的劫掠。

毛左派工研在西藏问题上看到了资本压迫这重核心任务，却完全回避否认民族问题：它粗暴地引用马恩《共产党宣言》的一个论断：随着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不可能存在”（P69）。但工研却无视马恩列等革命先贤无数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论断，包括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去奴役别的民族，便是给自己锻造奴役的铁链。”恩格斯的论断：“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如果想把某种幸福强赐给别的民族，只能掘毁他自己胜利的基础。”工研正确地引用了王力雄等西藏问题学者的论述，指出官僚社会主义下已不存在经典意义的民族问题，但是它却对官僚集团打压西藏地方群众自决权和政治自由权（特别是宗教文化自由）选择性失明，请问这种回避是在为哪个阶层做掩护呢？在这里，工研把群众争取民权和自由权的历史正当性视为子虚乌有，只是把这个客观存在的任务默默地送给了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帮助了藏独集团。

同时，毛左工研在资本复辟后的今天依然否认存在民族问题（参见我们的专论《西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第三章和第八章，我们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严格讨论了“民族问题”，在官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状态下的不同实质），不仅如此，还表现出对群众的宗教自由选择权的蔑视——小册子竟用明显的赞赏口气谈论一部分群众“在文革中他们敢于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P56），就事论事地讲，这一点表明了写下这话的“左派作者”的卑劣政治素质。这当然不是说摧毁宗教场所是万万不可取的，但群众采取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觉悟——而不顾仍然有很多群众还在宗教迷信中，这本身就是脱离群众的狂热宗派行为，是工人政党应加以限制引导的。而实际上，对西藏原住民宗教的疯狂攻击，不是1966年文革才开始的，而是在1959年革命开始后就开始狂飙突进了，不排除的确有一部分群众的觉悟在起作用，但是如果说在社会革命（况且1959年西藏革命本身是急转冒进的产物）开始后全部广大群众的觉悟就随之迅速发展，那是不可能的，1962年班禅的“七万言书”（当时毛修中央的被迫基本承认此文件）尽管政治上十分谨慎含蓄，但仍然非常详细地叙述了这种疯狂践踏宗教自由、罔顾群众普遍意愿的情况（参见我们的专论《西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第三章《官僚化工人国家时期的西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拒绝毛左对待无神论的粗暴伪社会主义观念，正如我们所指出：

“社会主义当然秉承无神论，在思想上与宗教是敌对的，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固然要千方百计地力图促使宗教消亡、促使各种封建迷信的消亡。但是，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要最大限度地造成充分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依靠革命的思想斗争和教育，同时大力保障和提高民主政治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因为物质匮乏导致的恐惧是宗教发展的根源之一），才可能最好地逐步破除宗教和迷信思想。行政官僚的粗暴压制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民愤和强烈的逆反心理，加深宗教偏见，客观上更帮助了境外的反动派。”（出处同前引）

今日工研网继续秉承毛修正主义，坚持歪曲革命社会主义传统，以蔑视地方住民自决权和群众的各类民权，与北京资产阶级政权一致否认回避民族问题的存在，为其政治上赞助中华资产阶级政权做了最好的注脚。

（限于篇幅，本节对西藏问题的分析非常简略。关注无产者解放与民族问题关系的读者，请翻墙搜索“吴灿泽　丁含笑　西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

从西藏问题论述看：工研网对阶级调和路线的双重标准

工研小册子在论述城市传统工人一章提到“老工人有可能使我们新工人的意识形态跨越一百年。我们的资产阶级不是也只用了三十年就跨越了欧洲资产阶级一百年的进程吗。”（P98）这两句话大有问题：它大大低估了官僚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精神意识的危害性，和对当代中华资产阶级的“精神遗产”。实际上，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治代表——那个曾经的工农运动官僚层——中共毛修官僚集团，给1980年代复辟的新民国资产阶级留下了诸多实实在在的精神遗产，这才使得今日中华资产阶级貌似短时间内跨越了欧洲资产阶级百年进程。这些遗产包括了极权秩序观念、等级尊卑、家庭（家族）认同等等，但更重要的一个精神遗产是：以貌似超然地位“驾驭“和调和各阶级的理念，及其一整套政策手法。

斯毛修官僚集团的这一套拿手好戏，甚至在新民国资产阶级未诞生以前很久就已耍弄得炉火纯青。这从1950年代毛北京政权对西藏的“一国两制“政策就能看出（工研还特意指出该政策的首创是在毛时代，大段引用英明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分析论断，仿佛这一政策值得骄傲似的，见P51）。当然，那时斯毛修官僚集团好歹还是作为工农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来耍弄有产阶级的。但有产阶级总是比它所长期压迫愚弄的穷苦人们更狡猾更不易受骗，有产阶级会精密算计自己的得失，来决定是否暂时服从于某个政权，还是决定摊牌斗争；但世代受苦的穷人们却往往不会从阶级高度来计算自己的利益，他们更容易受到本阶级政治领导集团的影响，后者如果不注意维护政治路线的阶级利益独立性，就很容易造成群众的迷惑和觉悟混乱、降低。

上述大道理在1950年代的西藏得到了活生生的惨痛体现。西藏群众的进步部分及驻藏部队，拥护并相信毛修中央的阶级调和政策，毛修中央一味讨好西藏有产阶级（工研提到毛1957年许诺6年内不土改，实际上周恩来更向达赖许诺如6年未准备好，可再延长五十年，详见《西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第二章）。不论你说中央是真心讨好还是假意逢迎有产者也好，这种公开面目都严重地混淆了农奴们的阶级意识，降低其觉悟，大大削弱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能力。证据何在？——1956年以来多次有产武装进攻让毫无政治准备的农奴们尝到血腥的滋味，而到1959年“叛乱”竟仍然有3万农奴追随达赖集团叛逃！

如果取“叛乱”这个词的本义，农奴逃离工农的国家（虽说是官僚了化的工农国家）才是名实相符。西藏有产贵族逃离工农的国家，就像蒋介石逃出中国大陆一样，根本不是什么“背叛”；但是从毛修的新民主主义意义上，用这个词才是可理解的，然而这个词与把革命分阶段的新民主主义一样迂腐。仅仅只是名词游戏吗？——50年代的有产阶级，不论西藏的农奴主贵族还是被“统战”的上海“开明资本家”，何曾受过毛修官僚集团自以为高明的“猫玩老鼠”的欺骗耍弄？何曾真正效忠过鼓吹劳资一家亲的（官僚虚构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相反，在50年代前期内地的资本家和地主富农无数次反攻倒算中，在（早在）1959年之前好几年里西藏有产武装的多次血腥进攻中，被毛修“新民主主义”迷惑的工人与农奴们因缺乏鲜明的阶级政策而吃尽了苦头。毛修中央视维护和发展群众觉悟为草芥，只需培养一批唯命是从的“积极分子”就OK。阶级调和的统战政策使有产阶级的罪行得到毛北京政权的庇护。尽管1959年在西藏被动冒进实行了土改，1955-57年完成了内地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毛修官僚集团的阶级调和法宝却毫无批判地作为伟光正党史一部分流传了（“统战”被列为毛党的三大“法宝”之一）。

工研网也毫无批判地对待这段让工农付出惨痛代价的阶级调和时期，却用明显否定的态度叙述了1978年以后中央对藏基本实质和手法相同的阶级调和时期。当然，1950年代的西藏统战后来走向了社会主义的方向，1978年以后的西藏统战却走向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后者也比前者更具有直接扶持宗教文化的特点。但真正问题的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阶级调和的鼓吹和政策，都只会起到降低无产阶级独立性和革命性的作用。

革命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调和政策，不是说不论何时何地都攻击有产阶级，甚至“立即打倒资产阶级”，——那些都是经典的污蔑之词。而是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论何时何地，都不给无产者以对有产阶级的政治幻想，特别是不给阶级和平共处以任何幻想，坚持无产者尽可能的独立思想和自我武装。至于何时何地进攻和怎样进攻，那是另一个问题（取决于阶级力量和力量对比、斗争形势等）。

工研网以双重标准实用主义地看待阶级调和政策，赞赏地谈论毛政权的阶级调和政策，却义愤填膺地叙述邓政权的阶级调和政策，严格地说，这种迷糊暧昧的态度本身还谈不上错误有害，但一定是极难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迅速飞跃，倒有可能驱使当代中国工农再次成为某一个伟光正左派集团“驾驭”的对象。至于这种老把戏能否再次为祸，那就要看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是否足够警觉和敏锐了。

（本文所谈及的维护群众独立阶级意识，可搜索红草三年前的文章《无产大众需要真确的革命史，而非神话》。文中很好地论述、并详细论证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维护群众阶级独立性的重要观点。）

工研对资本复辟的反思•阶级倾向青年的思想出路

2009年11月28日工研网主编张耀祖在乌有乡搞了个讲座，并将讲座视频及讲座综述公开于互联网（ID“严元章”第一次真名现身）。讲座中的答客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容易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在演变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为什么往往没有比较有效的抗争？”只见张耀祖如此答道：

“第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力量还比较弱小。第二、就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中有很多敌人，尽管宣传建设社会主义，但实际这些人有严重的私有制心理。第三、这和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队伍成熟度有关系，因为工人阶级第一次管理国家缺乏经验，主要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管理。在演变的过程中，都是由党的名义进行的。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不防资反修，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叛徒，必然把这个国家引向资本主义。

“要想防止这种演变，就要像毛泽东所要求的，把权力交给人民，全民武装，并且让国家尽快消亡。因为如果由少数人掌握了国家机器，就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或法西斯演变。”

（《张耀祖讲座综述：新中国60年劳动者社会地位演变录》，2009年12月5日，乌有之乡网站发布）

从政治逻辑而非科学理论上看，这个回答的水平真是高得很。因为：第一，它把原因都归咎于一些泛泛的客观原因，而谨慎地不去深究，回避了斯毛修正主义剥夺压制工农自由、种种削弱劳动群众觉悟的行径，而从我们的种种分析来看，工研网更像是极力维护斯毛修正主义的传统。不过，恰好是他谈到工人阶级队伍的“成熟度”方面，把工人阶级主要通过政党管理国家当作一种局限性，可是通过一党专制来管理或通过无产阶级的党派自由来管理，这是有重大不同的。而且严格来说，张耀祖声称“工人阶级第一次管理国家缺乏经验”并不恰当，因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权，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第一次工人阶级专政是在1917年俄国，而俄国一开始就是多党的框架！（事实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该政府并且宣布：只要服从苏维埃政纲，任何社会主义政党都可以加入苏维埃工人议会，作为反对党存在。）

第二，张耀祖声称：“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也罢，机会主义也罢，皆可理解为工人运动的方向偏差。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最严重的问题”说成是工人运动的方向偏差，这话就像说“使好苹果变质的最严重因素是那些使它变质的因素”一样，犯了实在不知怎么说下去、只好同义反复的毛病。外交家出于利益斗争的考虑，常常会说类似这样的含混话，出于某种利益角度我们可称之为高明。面对这个无产阶级的严重问题，工人活动家张耀祖先生的回答算不算高明呢？

“要想防止这种演变”——张耀祖这才谈到了正题！可惜只有寥寥一句话（另一句话只是谈“因为”），而且这一小句话又是大有问题的：他谈到毛主张权力交给人民（看来人民的确没权，要让领导们交给），搞“全民武装，并且让国家尽快消亡”。《改开年代》正好谈到1980年代初全民武装解散的过程（P9）。假设“全民武装”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那么官僚集团解除这个全民武装，这已具有内战的性质。以法兰西内战为例，解除武装直接导致了革命工人自下而上的强烈反抗，最终结果工人是失败了，但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内战，数万工人阵亡！可是1980年代初中国的解散全民武装怎样呢？那可真是静悄悄的，没有看到丝毫反抗，连反抗的蛛丝马迹和影子都看不到（参见《改开年代》第一章）。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武装被解除，怎么会这么麻木不仁呢？！（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了解1976年四人帮被摧毁时，其首要堡垒上海的“工人民兵”被“打”败（如果说真有过对打的话）的情形，基本就是几个亲四人帮头头脑脑们被制服，那些“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工人民兵”就完全倒向万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了。）

而在《改开年代》通篇无视群众民权亟待争取的情况下，更无视阶级调和政策对群众自主解放觉悟的任意损害的情况下，工研网毛主义者们如何“让国家尽快消亡”？这七个神秘的字眼真让人困惑到了极点。

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工研并没有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进行根本的反思，反而“谨慎”地继承了斯毛修正主义最重要的一些实质要点。那么，倾向工人阶级的青年们要在寻求正确的思想方向，出路何在？目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革马派社会主义运动可以选择，但是在中文领域的公共文化积累里已出现不少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著作材料；今天最有志于前进的青年（包括），就更加需要在实践靠拢工人阶级的同时，更多批判地学习和继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更加发扬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精神——不是为思考而思考、为批判而批判，而是紧密结合于今日阶级斗争需要的思考和批判。

2010年5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