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胡風《魯迅先生》長文有感

鄭超麟

《先驅》第30期，1994年8月

不記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後，他的著作還能在社會上發生作用。

歷史上不乏先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會上發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後，他們的著作又能指導一九一七年的俄國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風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國民黨逮捕以前還不知道胡風（張光人）的姓名，出獄後才知道他是魯迅的一個學生，同魯迅關系密切；但我在解放後被捕以前從未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就是這樣一個著作家也能證驗上引的「名言」：他死前，一九八四年，寫的這篇《魯迅先生》長文，在他死後若干年，一九九三年，初次公開發表時（見《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國社會上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治鬥爭史上一件公案——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公案。

一九三六年，魯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陳其昌，化名陳仲山，寫信給魯迅，並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給魯迅。魯迅回答了這封信。信中暗指中國托派為日本特務機關收買的漢奸。

當時我關押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那裏看不到日報，但書和雜誌是可以送來的。我在一位「難友」家屬送來的一本雜誌中看見魯迅這封答信。

我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當然不贊成陳仲山寫信並寄出版物給魯迅，但對於魯迅這封答信特別反感。魯迅不是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話麼？他不是一向反對國民黨御用報刊上常常出現的「盧布說」麼？他為甚麼自己用「日圓說」來辱罵人呢？他有甚麼證據呢？信中唯一的證據就是說：托派寄給他的是「很整齊的刊物」。一個地下活動的黨派，難道非接受外國間諜機關收買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齊的」宣傳品麼？（何況當時寄給魯迅的刊物都不「整齊」。我有當時主持印刷工作的林華同志死前寫的一篇專講印刷工作的回憶文章，必要時可以發表。）

魯迅這封答信貶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國文人對於更強大的敵人用的是一種論調，對於更弱小的敵人用的又是另一種論調，由此不必過於苛求魯迅。

我出獄後，知道陳其昌同志寫這封致魯迅信時，別的同志都不贊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對於魯迅特別反感，我曾勸告這些同志不必如此。

解放後，魯訊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被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了。因此全國凡受過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漢奸」深刻在心靈中。

我的老朋友樓子春，本是文學青年，崇拜魯迅的。他解放後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論魯迅的書，又發表了多篇有關魯迅的文章。他特別注意魯迅這封信後附注的「O.V.筆寫」，他又從知情人那裏知道O.V.就是馮雪峰，又知道「筆寫」二字並非常人所理解的「魯迅口述，雪峰筆錄」之意，而簡直就是雪峰代替魯迅擬的這封信，在病榻前念給已經不能執筆的魯迅聽，魯迅點頭，就作為魯迅的信發表了。

我並不重視這個細節上的區別。這封信，即使不是魯迅親筆寫的，即使馮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擬的，但魯迅聽了，點了頭，對於此信，魯迅就應當負全責。

孫文一九二五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執筆，汪精衛以己意替他代擬遺囑，念給他聽，他點了頭，於是就成為「總理遺囑」。國民黨統治下，不是每次開會以前都念「總理遺囑」麼？即使汪精衛做了漢奸，「總理遺囑」仍照念不誤。

可是，胡風這篇長文也有一節專寫魯迅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樣出台的。

原來，魯迅聽了馮雪峰事先替他代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他雖然點了頭，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

試看胡風是怎樣說的：

口號問題發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著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著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甚麼，只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馮雪峰回去後，覺得對口號問題本身也得提出點理論根據來。於是又擬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又約我一道去念給魯迅聽了。魯迅顯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沒有力氣說甚麼，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

由此可見，這一封信和這一篇文章，說的是同一個問題，是分不開的。這信和文章，據胡風這裏所說，不僅不是魯迅的口述、雪峰筆錄；也不是魯迅起意寫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寫，寫好再用魯迅名義發表的。

馮雪峰念那封信給魯迅聽後，魯迅沒有說甚麼，只簡單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給魯迅聽後，魯迅照樣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

最可注意的，是胡風接下去說的話：

一道出來後，雪峰馬上對我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

他的聲音驚醒了我，覺得有點意外。

現在我們知道這封有名的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樣出台的了。原來，一九三六年，魯迅在病榻上已經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值此時陳仲山的信寄來了，魯迅看了生氣，馮雪峰便拿去看，並不是魯迅授意之下，代擬這封信，同時又代擬了一篇與此相關的文章，念給魯迅聽。魯迅聽了都不說話，只點了點頭，還略略現出不耐煩的神色。隨後就以魯迅口述，O.V.筆錄的形式發表了。

魯迅點了點頭，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並不全部表示同意。

魯迅此時需要同托派劃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並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劃清界限。為了表示自己也反對托派，是否非「以辱罵當戰鬥」不可呢？是否非採用「日圓說」為武器不可呢？

胡風說：「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時候絕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由此可見，在馮雪峰代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罵代替戰鬥，用「日圓說」代替「盧布說」，這二方面，魯迅本人實在不能負責。

可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馮雪峰代擬的這封信，被人利用來作反托的宣傳，其著重點恰好不是放在魯迅必須同托派劃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罵」和「日圓說」上面。

馮雪峰代擬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後，魯迅的病情漸漸好轉了，能夠說話，也能夠同別人商量問題。在這個時候，胡風就問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的笑了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原來，魯迅所謂「語氣」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內容說的。

陳仲山的「愚蠢」就在於文學上崇拜魯迅，而不理解魯迅的政治思想。魯迅不會明白中國大革命的爭論是非，以及國際共產主義戰略思想爭論的是非。這樣的人是無法「拉攏」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有幾位歷史家著文辨明陳獨秀井未領取日本間諜機關的每月三百元津貼了。於是馮雪峰代擬的魯迅這封信便失去了根據。此時有一部分人為了保衛魯迅，便提出一種說法，即說：魯迅此信並未實指托派是漢奸，不過在信中警告托派：你們這樣滑下去總有一天會墮落為漢奸的。

這樣「保衛」魯迅，是無濟於事的。難道魯迅這封信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宣傳，以至於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只為的「警告」托派不做漢奸麼？何況毛澤東本人曾經明白說：魯迅先生說過了中國托派是漢奸（見解放初年胡風在湖北辦的一個刊物上轉載的一篇毛澤東文章）。

今天，不僅大家都知道陳獨秀領取日本間諜機關的津貼，是謊言；而且從《毛選》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六頁的一條新注知道，所謂「托派漢奸」只是出於共產國際的一個「錯誤論斷」了。但魯迅集中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為甚麼會暗指托派是漢奸呢？如果說是警告，托派並沒有理會魯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結果並沒有成為漢奸呢？大家還無法解決；幸虧胡風死後若干年初次發表的這篇著作，才替我們解決了這個疑問。胡風死後還能以他的著作解決了五十多以來的歷史公案。原來，暗示托派為漢奸的話，並非魯迅自己的意思。魯迅如經過深思熟慮的話，是否可以同意馮雪峰代擬的那些違反魯迅自己原則的暗示的話呢？我們還沒有證據。

讀了胡風這篇《魯迅先生》長文，頓使魯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來，回到了我在國民黨監獄中看到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馮雪峰告訴胡風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胡風說，他聽後感到「有點意外」。我則認為馮雪峰這些話不是貶低魯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魯迅的地位，知道了我們中國的高爾基畢竟高出於俄國的高爾基。我的殘餘的愛國主義將會引此以自豪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此文轉載自《魯迅研究》月刊九三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