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介紹兩本書

許由

《先驅》第39期，1996年8月

有位美國政客說：「我從前會許願有一天成為總統，但是現在我許願成為外匯經紀。」

自從1960年以來，國際貿易的增長率比生產總值的增長多八成，可是外匯交投的增長尤其驚人。1973年外匯市場上每日交投量只是100至200億美元，可是現在卻高達一萬三千億美元（即13之後加11個零）。那些外匯市場上的大鱷的一舉一動都足以動搖一國的經濟。1992年拋售英鎊使它的匯率大跌，1944年墨西哥拋售披索的風潮造成金融崩潰。

貨幣本來是民族國家所發行的重要的經濟及政治工具。可是，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國家的調節經濟作用日益被跨國企業所蠶食，連貨幣這個國家權力的重要支柱，國家也日益失去控制。

「全球化」的主張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投資的國際化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一方面是跨國企業本身日益減弱同本國的聯繫，無論在股權、管理、投資、生產、銷售等各方面都更為國際化；另一方面，單個民族國家已經不能有效調節自身的經濟，而需要一個超越國界的洲際政府的協調。歐盟在這方面正是一個例子。

羅伯特．賴克在其《國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書中舉了一些例子：

「有一種噴氣機在華盛頓州和日本設計，在西雅圖裝配，尾錐來自加拿大，特殊的機尾部份來自中國和意大利，引擎來自英國。」

今天的跨國公司已經變成支配人類命運的龐然巨物。他們控制了七成的世界貿易，七成半的直接國外投資，二百間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總收入等於世界總生產量的三分一。1992年五間最大的跨國企業的總收入，比中東及非洲所有國家加起來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單是皇家荷蘭蜆殼公司的資產就達到一千多億美元，在世界各地直接或間接地僱佣了七千三百萬人。

全球化的界限

不過，最近有些學者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國際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雖然是事實，可是，有些人把資本的國際性積聚和集中的程度誇大到它們已經根本不需要國家的保護和協調，它們可以憑藉彼此間的協議、收購與合併便能單方面控制世界──那就未免不符事實。

Paul Hirst和Grahame Thompson最近寫了一本書：《對全球化的質疑》（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對「全球化」的現象作出較合分寸的評述。雖然資本的國際性流動達到空前，可是，要知道，1990年世界上國外投資有四分三是集中在北美、西歐和日本，有16.5%集中在十個最重要發展中國家，而世界其餘地方則只佔8.5%。兩位作者說：「即就直接投資而論，三分之二的世界是從地圖上抹掉的。」

從事上述投資的跨國企業也並不像一些人所謂「變成無根」，完全脫離了本國。兩位作者指出：美國的跨國企業，64%的產品銷售及75%的服務銷售是以國內市場為對象的。日本的數字分別為75%和77%，英國的數字則分別是36%和61%。

在資產方面，美國的跨國公司的製造性資產有70%留在本國，服務性資產則有74%；日本的數字分別為97%和92%，英國則是39%及61%。

兩位作者指出：

「日本及美國的跨國企業的資本極其集中在本國，是明顯不過的。……跨國企業仍須依靠他們的『本國地盤』來作為所有經濟活動的中心，不管人們怎樣談論全球化。

「絕大部份企業的大部份股東都是在自己本國。這些公司可能在運作上是『跨國』的，可是在所有權上卻不是。只有一小撮公司是真正連這點也是跨國的，也就是說，它們的股權不能簡單地歸於某個國家的人。

「大部份大企業的不少資本及銷售仍然是在其本國，並以本國作為他們的總部所在。就算是那些典型的跨國企業；如麥當奴及可口可樂，仍有五成的銷售價值是在美國實現的。只有少數幾個日本電子廠商是例外。

「美國企業保留著其獨特的美國色彩，實在是因為依靠民族國家的權力和作用，可以生出不少好處。比方說：美元之維持其國際貿易的媒介；像FAA及FDA等的標準界定機構一直與美國工業密切合作；美國法庭一直是企業在全世界保衛其商業及財產權的主要手段；美國聯邦政府一直是外國的美國公司的利益保護者。」

我們不妨再多加一點：就是資本仍然需要國家機器去幫助它壓制工人罷工、降低工資及福利，制定打擊工會權利的法例等等。

跨國企業可以隨時自由轉移生產線？

其次，至於跨國企業轉移生產基地的問題，兩位作者承認的確有不少企業把生產轉移到工資廉宜的落後地區，可是，不應把這個現象誇大到他們真能完全自由地，僅僅根據工資高低來轉移生產。許多企業也事實上沒有轉移生產，因為平均而言，勞工成本只佔總成本的二成，而其他種種關乎技術性勞工的優勢、供應是否完充足、以及種種管制的範圍等的考慮也往往使企業不轉移生產。

一直以來不少人就是根據「全球化」的論點來證明跨國企業已經成為世界主人，不論是民族國家還是工會運動都沒有辦法管制它們，工人尤其沒有能力反抗它們的剝削。兩位作者這部書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到這絕非事實。資本主義國家只是不肯去管制跨國企業，而不是沒有能力去管──雖然這方面的能力現在比諸過去是削弱了，但不致於無能為力。我們仍然可以向植根於本國的跨國企業展開鬥爭，例如仍然可以要求把它們國有化。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進一步國際化，從另一方面看是增強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因為只要位於關鍵性的生產線工人罷工，就有可能令世界各地的生產線都陷於癱瘓。最近美國有三千五百個通用車廠工人罷工，就影響到很多地方的通用車廠。所以，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工人階級的鬥爭更加具有國際性。「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偉大號召在今天尤其顯得有意義。

趨勢並非不可逆轉

Robert Went是荷蘭一個研究所的負責人，又是第四國際荷蘭支部的領導人。他最近以荷文出版了《全球化的界限》一書（Limits to Globalization），在不少方面同Hirst & Thompson接近，指出「全球化的趨勢不是一個直線進程，它並沒有把世界經濟引向真正的勻一化，實際上我們目睹的是世界經濟正圍繞著三個中心（歐盟、日本和美國）而進行垂直式的重整。」而跨國公司也只在某個限度上是世界性公司。例如最大的一百間控股公司中，沒有一個真正變成全球公司，沒有一個不在任何一國植根。

許多學者認為全球化就像是自然現象那樣不可逆轉的、無法抵抗的，那些學者認為全球化乃是技術革新的必然產物。例如，電訊及電腦技術使現今的股票買賣可以不經人手、由電腦自動決定買賣，也使世界性分佈生產線成為可能。Went不同意技術決定論。他說：「技術的發展雖然扮演重要角色，可是，也只有在運用新技術的制度性、經濟性、社會性及法律的以致其他的障礙業已消除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因此，政治決策，社會力量對比的轉變等等，都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技術因素是決定性因素，那為什麼廿世紀初的世界要比1950的世界，在經濟上開放得多？難道在這段期間，技術不進反退嗎？

「全球化」無異威脅到世界工人利益。但是，Went強調，我們不是拿民族化來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相反，應當主張「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一個工人階級的、按需要重新分配財富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