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陳路線鬥爭與中國前途

向青

新苗雙月刊第21期1992年5月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最惹人注意的情況，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所受到的挑戰和鄧的反擊。一、二月間，鄧小平南下活動，鼓吹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中心是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是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並且號召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點，不用害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這等於公開承認中共上層有路線鬥爭。一般人認為這鬥爭的一方是鄧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另一方是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有人甚至認為兩條路線的差別是：鄧主張對資本主義開放，而陳派則堅持社會主義。香港和海外的評論一般都支持鄧路線，認為對資本主義大膽開放是中國的出路。其實，鄧陳的路線分歧並不那麼大，也不能說其中一派的路線整個地比另一派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進步。

主要分歧在哪裡

根據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照著關於陳派見解的報道，我們可以看出兩派明顯的分歧如下。第一，鄧堅持經濟建設是唯一的工作中心；陳派則認為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鬥爭來防止「和平演變」也是當前工作中心之一。第二，陳派認為決定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並且要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鄧主張盡量利用資本主義的東西，認為既然中共手中有政權，還有國營大中型企業，就不怕被資本主義佔上風。第三、陳雲幾十年來一貫地強調經濟建設要堅持按比例的原則，要符合國力，穩定發展，不要急於求成，不要冒進；鄧現在強調要快一點，「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第四，陳認為八九年的政治風波主要原因是以前幾年的經濟過熱、出軌，造成難以忍受的通貨膨脹，加上官場的腐化貪污；經過三年治理整頓後，現在的經濟形勢比較好了，但是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出軌的危險仍舊存在，所以不能宣佈治理整頓結束，只能暫告一個段落。鄧則強調八四至八八年跳躍發展的功勞，不談經濟過熱能否事先預防，反而說「總是要在某一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等發現問題再加以治理，並且說，如果沒有那幾年發展的成果，「六四」那個關就闖不過，第五，鄧小平對經濟特區非常讚賞，實際上把特區當作全國發展的火車頭；陳雲則認為特區的經驗始終還沒有做好總結，並且強調不能過份依靠外資，他雖然終於在五一前夕公開表態，支持上海浦東的開發和開放計劃，但同時說不能照搬深圳那一套。

上述這些分歧表明，鄧陳之間的分歧並不是對改革開放贊成與反對的分歧。雙方都支持改革開放。事實上，在倡導改革開放上，陳雲的貢獻僅次於鄧小平。改革的根本目標，雙方同樣宣佈是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維持中共的領導權，維持大規模企業的國營。雙方的分歧只在於某些具體辦法上，主要是一些程度上和速度上的不同。

許多人把六四以後的經濟緊縮（治理整頓）政策當作是陳雲和李鵬反對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改革開放路線的表現。其實這個治理整頓的政策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決定了。當時代表政治局作報告並且提出這政策的，正是趙紫陽。現在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也說：「治理整頓，我是贊成的，而且確實需要」，「有成績」。更值得注意的是：正由於前幾年的經濟過熱，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失調，才使隨後的緊縮政策成為不可避免。投資過多，大大超過了原料、材料、能源和運輸能力的負荷。「老廠吃不飽，新廠又投建」。名為建設，實際是大大浪費：例如一九八八年調查二百多個近九年內建成的生產經營，竟有一半以上不能正常利用。八九年全國彩色電視機的生產能力閒置一半以上，電冰箱的生產能力閒置近三分之二。所以，把近三年來的治理整頓當作只是陳雲和李鵬一派的政策，或者把這政策當作一件壞東西，都是錯誤見解。當然，六四對治理整頓政策有影響；如果在趙紫陽領導下實行整頓，同李鵬領導下會有些不同，派系鬥爭的因素也摻雜在裡面。但這一切都是次一級的因素，不能否定在治理整頓上兩派基本的一致性。

可否說陳鄧比較起來，一個是左派，一個是右派呢？我認為也不恰當。陳重視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對於私人資本主張控制較嚴，又要把反和平演變的思想鬥爭當作工作中心之一，在這些方面都似乎比鄧左。但在經濟建設的方針上，陳卻比鄧穩健，可說是比較右。

和平演變的問題

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急劇轉變，共產黨紛紛倒台，顯然是促使中共內部分歧激烈化的一個重大原因。在堅持一黨專政，死硬拒絕民主，嚴厲壓制政治自由這些方面，中共內部是完全一致的，至少還沒有顯露黨內有任何民主反對派的跡象。但是，為了有效地防止和平演變，應該採取什麼具體的辦法，在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胡喬木等人一派同鄧小平一派之間，卻有明顯的不同竟見。陳派主張搞一個旗幟鮮明的反和平演變運動，鄧派反對。鄧派認為，只要加緊搞好經濟建設，人民生活改善了，和平演變的危機就會從根本上消失；如果特地搞一個反和平演變的運動，反而對經濟建設工作起妨礙作用。陳派指責鄧的路線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使和平演變有機可乘。在九一年十一月的中共八中全會上，陳派未能把反和平演變寫入決議案。

中共統治集團對和平演變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怕的主要是喪失政權，也就是怕讓人家用和平手段輕易地把政權奪走。其實，另一種意義的（也就是更有深刻意義的）和平演變，在中國已經實現了。那就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和毛澤東時代根本不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府（從一九五六年起），是禁絕資本主義的；現在的中共政府卻允許而且鼓勵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越來越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經濟。到一九九零年底，中國大陸已有私人資本經營的企業四十多萬家，僱用工人五百多萬。私營企業的活力顯著地高於國營企業，私營企業所佔產品的比例高過所佔資金的比例許多。現在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比改革開放前降低了許多，而「財大氣粗」的新興資產者到處可見。在明顯的社會兩極分化中，無論中共官方的政策還是大多數官僚個人的行為，都是偏向於資產階級而不是偏向工人階級。中國國營企業從來都沒有真正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裡，現在更開始實行承包、租賃以及股份制度，實際上正在轉向私有化了，經營的方式也在轉向資本主義式。

對於這種已經實現的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鄧派固然只有促進而沒有反對，陳派也不是根本反對。陳派並不打算推翻已成事實的演變，他們至多不過企圖阻止更進一步、更完全的演變而已。他們企圖在私營企業的競爭下維護那完全受官僚操縱的國營企業，甚至想重走四十年前用官僚手段限制私人資本的道路，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他們所主張加緊思想控制的辦法，不但阻止不了經濟上的進一步資本主義化，反而會激起更快的政治反抗。比較起來，鄧小平路線倒有多一些的機會使中共在社會經濟和平演變中保持政權。鄧路線一面堅持政治高壓政策，一面儘量開放私人發財的機會，至少可以暫時轉移人們奮鬥的目標，延緩政治反抗的爆發。

眼前的趨勢

中共這次黨內路線鬥爭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公開化：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北京的黨報同上海的黨報論調相反，前者是陳派的聲音，後者是鄧派的聲音。二月底，鄧的南巡講話正式作為中央二號文件傳達了，三月初又由政治局決議通過鄧的路線。此後黨內沒有人公開唱反調了，到處一片擁護的聲音，但是仍舊可以看出有掩飾著的反對意見，例如以全面地了解鄧路線為名，實際上沖淡防左為主的論斷。五一前夕陳雲公開表示支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同時表示支持浦東的開發和開放，可說是鄧路線在現階段勝利的完成。估計宣傳部門裡鄧力群那一派大概會受到相當的整肅，但國民經濟計劃方面顯然採取了陳雲那種穩健的辦法，這已經反映在三月間的政府工作報告上面。更清楚的政策傾向，要看年底舉行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作出什麼樣的人事安排才知道。

最近「破三鐵」（打破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的呼聲盛極一時，但很快也引起相反的警告和解釋。在沒有為受影響的工人安排好生活出路和轉業門路之前，就猛然打破工人原有的飯碗，必定會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安，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還有經濟工作者指出，光是在企業內打破三鐵，而不破掉政府套在企業頸上的鐵鎖鏈，也不能提高國營企業的活力。看來這方面的改革勢必繼續推行，但是中共當局大概不敢過於魯莽。價格改革的問題，情況也相似。像八八年八月那樣的物價飛漲和搶購狂潮，中共一定不想再次出現。

看來，真正大膽試驗，加速進行的，大概主要是各地方的自尋出路，尤其是擴大對外經濟關係方面。這正是中央政府有意把權力下放，實在也難於控制的方面。這方面推行鄧小平路線的結果，大概首先會出現一片繁榮的好景，但隨後就很容易造成經濟過熱，以及其他弊病，例如，由於自相競爭而讓外人坐收大利，甚至引致各地區之間互相封鎖對抗，這些都是八五年至八九年初的顯著現象。

中國大陸上周期性地出現的經濟過熱，同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循環裡面的經濟過熱（就是每次衰退或經濟恐慌的前夕的經濟繁榮頂點）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的區別。中國大部份的企業，尤其是較大型的企業，都是國有的財產，但是管理權操在完全不受人民監督的中共官僚手上。每個企業單位的首長只對上級機關負責，他必須完成上級交給他的任務，常常是只須完成任務，至於實際的經濟效果，就不必理會了。因此可以有一家工廠幾十年不斷生產一種賣不掉、沒人要的產品的情形。為了容易完成任務以及超額完成任務（超額完成有功），各企業都盡力設法爭取較多的原料、材料、貸款、人力等等，而不必顧慮因此引致成本提高，喪失效益。所以中國的經濟一旦過熱起來，就比一般資本主義經濟更熱得厲害。加以農業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礦業、運輸業也發展不足（這同有意地壓低它們的產品價格有關），所以在經濟過熱的時候，原料、材料、能源、運輸都很容易陷於非常嚴重的不足狀態，因而使許多企業半癱瘓下去，這是一般資本主義經濟所沒有的。總而言之，中國經濟過熱的後果比一般資本主義的過熱嚴重許多（唯一比較好的是，等到過熱變成「疲軟」的時候，工人手中仍舊有個鐵飯碗）。現在，中國工業的所有權和經營體制仍未根本改變，而權力卻比較分散了，又有了相當數量的私人資本和個體戶，所以始終是容易發生過熱，甚至更容易發生了，過熱的程度也要比過去不開放時候更高。對於這個問題，中共裡面陳雲一派比較更重視，所以強調計劃控制，而鄧派則短期內傾向於「安天命」，長期來說，則是更有決心全面而迅速地資本主義化。陳派也不見得反對鄧派的改革的最終目標。因此，我覺得，可以說鄧是走資急進派，陳是穩健派，同樣是走資。至於真正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派，至少目前在中共裡面看不見（個別份子相信有，但不成氣候）。根本反對開放，堅持過去毛澤東、斯大林那種官僚社會主義的，也是絕無僅有。弄清楚鄧陳兩派真正的異同是什麼，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溫煇之流的政論家一面指責六四屠殺，高唱自由民主，一面又在談到鄧陳分歧時把鄧小平捧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把反鄧這件事本身就當作是錯誤，是罪惡。

政治方面，官方發動的民主改革絕對不會有，最多是在基層選舉的程序上繼續做點樣子給人家看看。人權方面，挑幾個政治犯放出監牢，放幾個人出國，這類手段自然會繼續耍弄。政治自由也不會放寬。但思想控制方面，除了直接涉及政治（尤其是政權）問題的以外，大概不會搞什麼運動，甚至可能稍微放鬆一點。這方面，即使中共想加緊控制，在今天這種社會條件下，也沒有可能再收到毛澤東時代那樣的效果了。

穩定嗎？

六四剛過的時候，不少人以為這個比國民黨和北洋軍閥還要殘暴的政權很快就會倒台，甚至可能不出半年。現在「六四」三周年快到，而認為中共統治穩定的論調也流行差不多兩年了。三年前，正是民運熱潮最高漲的時候，雖然我們也同大家一樣地歡欣鼓舞，一樣地熱情投入運動，一樣地希望這次運動勝利，取得重大成果，但我們仍舊保持著頭腦冷靜，我們估計這次運動恐怕多數做不到使中國發生重大的實際改變。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由於我們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分析了各階層人民的思想和心理情況。今天，當穩定說流行的時候，我們還是根據同樣的分析方法去作出判斷。

穩定的說法是否正確，要看穩定的含義是什麼。如果同獨聯或者瓦解前夕的蘇聯比，中國當然算是穩定。同八九年五六月間的中國比，也是一樣。再說，現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動亂，也沒有動亂即將爆發的跡象。統治層內部的分歧並沒有發展成為激烈的鬥爭。鄧陳兩派都自覺地以保持穩定為首要任務，避免由於內部鬥爭讓群眾運動乘機而起。在新的重大危機爆發之前，他們大概能夠做到這點。中國經濟的發展，拿當今世界的標準來衡量，算是成績不錯。世界資產階級對它看好。這就可以當得起普通所說的穩定了。但不少人說中國穩定，還帶有更多的含義。他們雖然未必明確地說出來，但實際上包含如下的意思。八九年的風波是個偶然事件，是中共處理不當才釀成的嚴重事件（至於怎樣處理不當，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互相衝突的看法）。現在人民和中共雙方都學乖了，經濟形勢又好，嚴重的政治危機和動亂不會再出現了，至少多年內，或者鄧小平死掉以前，不會出現的。持有這種見解的，恐怕連所謂民主派裡面都很不少。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八九年的巨大群眾運動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有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當時它發生得這麼早，發展得這麼快，另方面又帶有那麼致命的弱點，註定要失敗，要演悲劇，尤其在六四悲壯的一幕之後，許多著名人物接下去演一些並無崇高意義的悲喜劇，這些才可以算是偶然性，將來大概不會（至少決不是一定需要）重演的。但同樣重大（或者更大）的危機和群眾運動必將發生，這是歷史的必然、必要，而且未必要等很久。根本的原因是，引起人民心中深刻的不滿，在八九年起來，要求改變現狀的種種原因，現在統統仍舊存在，中共統治集團不但未能解決那些問題，而且根本不是朝著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方向走。中共繼續專制，繼續死死抓住政治和物質上的特權，繼續貪污腐化，甚至變本加厲。對於過去那套官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已經喪失信心了，現在轉向資本主義學習。他們學習怎樣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學習資本家鞭策工人的手段，學習種種不事生產的發財方法，但是對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卻堅決不學，而且嚴禁別人去學，誰鼓吹一下都有罪，舊的矛盾沒有消解，新的矛盾又急速滋生了。我無法相信這樣的現狀能夠真正穩定下來。現在中共以亞洲四小龍為榜樣，最大的希望是一、二十年內趕上四小龍。但是四小龍總的趨勢是社會矛盾和政治動盪增強而不是減弱。

中國大陸的前途，不是穩定的發展，而是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經濟和政治的危機一再出現，統治者和人民都一再面臨困難的選擇。中共的基本路線，是向資本主義轉化：以它本身為核心，把國有財產化公為私，重建一個中國資產階級。這也就是改變它本身所享有特權的形式，而把這個轉變過程中的一切巨大的艱難困苦都推給勞動人民。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先例已經表明這點。我們相信，人民一定會起來反抗，也有權反抗。勞動人民所需要的改革，是由人民自己選擇，並且自己去實行的改革。只有政權（包括國民經濟的決策權）真正對人民開放的時候，才可能實現真正造福人民的改革。

一九九二年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