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現實性

（比）曼德爾

新苗雙月刊第13期1989年11月

（一）甚麼是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確立的傳統，社會主義意指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較低階段。它是一個生產者的聯合體，具體特點和標誌在於，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勞動具有直接的社會性質，按計劃發展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也就是說，生產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純粹的商品）。它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國家已經消亡，也就是說，脫離公民主體的專門的行政管理或共同決策方面的機構或機關都將不復存在。

這樣一個社會，只有當它是由生產者、公民（和消費者）他們自己管理，而且只有當它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時才能夠存在。這個社會必須使自己擺脫「市場規律」（價值規律）的暴虐統治和奴役，擺脫專制權力的奴役，擺脫國家的專橫。必須根據在結構性的和首尾一貫的建議或計劃之間作出的選擇來決定應該優先使用哪些可以利用的資源和社會勞動時間。這就是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政治多元論（在這個詞的真正意義上說）的基礎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一黨制國家或單一的「遙控」機構基礎之上的原因。真正的多元論蘊涵著在可供選擇的國家內部（和國際範圍）應當優先考慮的事情之間作出合乎邏輯的選擇。它並不排除在局部、地區和街道的各個層次上以及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各個部門中大量的分散機構，更不排除能夠在基層作出民主選擇的機構或機關。

在國際範圍內國與國之間力量的社會——政治均勢不平衡發展的條件下，可以在一國範圍內開始建設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然而，只有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實現。也就是說，它必須在世界主要國家內實現。

如果用這些術語來解釋社會主義的含義，那麼社會主義就既不是人間天堂和樂園，或者至福千年幻想的實現，也不是在個人與社會或人類與自然之間建立完美的和諧。它既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也不意味著標誌著人類生存特點的各種矛盾的消失。社會主義的支持者所追求的目標是比較現實的：解決若干世紀以來使人類遭受深重災難的六、七個矛盾。必須結束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狀況，結束戰爭和人類之間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必須永遠消除饑餓和不平等。必須結束對被認為是「地位低下的」婦女、種族、種族集團和少數民族、宗教少數派別的習慣性的和人為的歧視。再也不能存在任何經濟危機或生態危機。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堅信，這些矛盾的解決，無論從我們整個人類的進步和解決方面來說，還是就構成人類整體的每一個人的進步和解放而言，都將是一個巨大的飛躍。這個飛躍同消滅人類問的相互殘殺和奴隸制度所實現的飛躍同樣偉大。我確信，只有當私有財產、商品和貨幣被消滅之後，才有可能取得這一進步。消除私有財產、商品和貨幣是社會階級和國家消亡的前提。然而我同樣確信，我們所選擇的消滅階級和國家，創立一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聯邦的方案並不是簡單地維持現狀。由於日益激烈的競爭和越來越殘酷的暴力衝突，我們的選擇有可能導致人類文明的崩潰，甚至整個人類的毀滅。

（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人類自我毀滅的傾向最明顯的領域是為獲得只有巨大毀滅性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所展開的軍備競賽，以及生態平衡所面臨的威脅。當然，我們在這裡並不想列舉無數科學的數據來說明當前的許多趨勢和傾向如何可能導致地球人類生命的毀滅這一事實。在這些領域中，我們所面臨的抉擇不再是「祉會主義還是野蠻狀態」，而是「社會主義還是死亡」

「第三世界」中最沒有特權的地區現面臨著貧窮和饑荒的威脅，以及帝國主義的主要城市相當大一部分人口將成為被排斥或被部分排斥的階層，這一切，都不是聳人聽聞的。如果我們承認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這三年內帝國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將達到四千萬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估計，而且我們也考慮到這些失業者的家庭、臨時工和「從勞動市場被驅趕出來的」婦女以及從來都沒有機會進入勞動市場的青年人，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那些所謂「富裕」國家中，可能有一億人已經在遭受物質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貧困之苦。而且這僅僅是一場危機的第一階段，這場危機遠遠未達到它的極點。假若資產階級能夠建立一個「雙重社會」，那麼這個數字就肯定至少要翻一番。

那種認為形勢能夠長此下去而不產生空前災難性結果的幻想，是以這樣一個前提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謂極其靈活的，而且所謂的「自我調節機制」是無所不能的。此外，危機、戰爭和災難還沒有取代「日常工作」的正常程序，而僅僅是周期性地擾亂這種正常程序，這種狀況也促進了這種幻想的產生。人們應當注意到，這些周期性的擾亂和破壞，正以十年為周期變得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嚴重。任何否認這一事實的人，都犯了這樣一個錯誤，即非常片面地閱讀和理解了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一千萬人喪失了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的人數是八千萬。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將奪走多少人的生命呢？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二十幾次「局部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生的「局部戰爭」大約有五十次。這個數字正一年一年地上升，如果不是每月都在增加的話。

在戰爭時期，亞洲和非洲大約有三千萬人死於饑餓。從一九四五年到現在，這個數字可能至少增加了十倍。正如我們從埃塞俄比亞的悲慘境況中所能看到的，這個地區的真正災難才剛剛開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苦難逐漸蔓延到二十個國家，而現在，它至少是六十—七十個國家中所特有的，甚至已成了慣例。唯一值得人們高興的是，一九四五年以來，還沒有出現另外一個奧斯維辛和廣島。然而，誰敢大膽地保證再過二十年我們還能夠這樣說呢？

在本世紀上半葉，土地的沙漠化，水資源和大氣層的嚴重污染都是最低限度的，而且僅限於地球上的幾個地區。然而現在我們突然獲悉，除去侵襲亞馬遜和薩赫勒的災難之外，德國有一半的森林正在枯萎和死亡。

如果說低估這些不斷累積的結果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那麼斷言我們達到了進退維谷的境地同樣是不負責任的。這個悲觀主義的論點簡直是把恐懼、失望和憂慮合理化，它使人們失去信心，而不是動員人們起來勇敢地面對現實。它不是以任何科學的論點為基礎，它同有意識地放棄理性沒有甚麼兩樣。

所有的生物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而且它們都深深地依戀生存。人類也不例外。而且這就是人類努力阻止災難的發生和撲滅火災的嘗試（假若仍有時間的話）總是會佔據優勢的原因。這也是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將會繼續下去的原因。在對人類的未來所持的失敗主義的和宿命論的觀點面前，社會主義仍將獲得最終勝利。

認為我們必然走向深淵的論點，是以對威脅著我們的世界毀滅的原因所作的錯誤分析和判斷為基礎的。我們的自我毀滅傾向不是來自我們的「遺傳資本」，也不是來自基種「先天的缺陷」（這些術語可能是有生物學含義的，但它們的根本的含義看來好像是「原罪」）；不是來自「大男子主義」，也不是導源於科學技術的必然結果（這個看法重又使人們聯想起《聖經》裡關於不要吃智慧的禁果的警告）。威脅著我們的災難並不是由於過多的理智和過於豐富的科學，而是由於這兩者太少。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可能會帶來某些災難，然而，這僅僅是由於我們對它的副作用所知甚少。自然科學中不斷增加的知識和取得的新的進步，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我們防禦災難的能力。真正存在的問題是在其他方面。在自然科學取得進步和人類控制自然能力得到提高的同時，人類幾乎完全失去對人類的「第二自然」即我們的社會環境的控制，失去對社會結構的演變和我們的社會行為的傾向的控制。事實上，也許可以更確切地說，前者是以後者為代價和保證的。這就是威脅著我們的災難的真正原因。

馬克思主義偉大的遠見之一，是它認識到科學和技術是受社會條件制約的。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多數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家也正在接受這種觀點。科學技術的歷史富然有它自己發展的邏輯和規律性。它所提出的要求都是每一個特定的法則所固有的，而且又同「相鄰的」法則的發展密切相聯。但是，科學技術的最主要的發展反映了整個社會的邏輯，導源於新的問題和新的思維結構；而這些新的問題和新的思維結構又同特定的社會需要和社會利益聯繫在一起。

從這個意義上講，核軍備競賽並不是量子物理學的必然結果。而合成化學的發展並不必然導致海洋的污染。土地的沙漠化也並不是由於努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所造成的必然結果。所有這些威脅和災難，都是由於技術和科學的發展從屬於資本的控制；從屬於每個公司追求最大利潤（而不顧給勞動力、給整個社會或給生態平衡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的邏輯，因為每個公司都要受競爭和資本積累這些不能改變的法則的支配。

產生政治、生態和經濟災難的並不是知識的必然爆炸。正是由於爆炸性的短期利益和中期利益所決定的投資決策導致了危機和戰爭，因為這種決策根本不考慮全面的或長期的後果或影響。正是在這一點上而且僅僅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尋找部分的合理性和總體上的不合理性空前的爆炸性的結合——這是資產階級社會有目的有傾向發展的特點——的根源。

這就使我們觸及到問題的實質。社會主義是必然的，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的邏輯，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的邏輯，追求私人財富的邏輯，而且首要的是由於它們在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的每一領域中激發起來的普遍競爭的機制，正在產生一種把我們引向災難的可怕的力量。任何地方都有投資，每一個地方都有投資，儘管投資造成總額達七千億美元的債務，使數億人失業（帝國主義國家的大城市和「第三世界」的失業人數都計算在內）。仍然不惜任何代價繼續發展生產製造業。而不管它毀滅自然資源的程度如例。我們還在繼續生產能夠十次、二十次甚至比四十次還要多的毀滅世界人口的核導彈，而不管「過多的核武器滅絕人性的力量」已達到了極其荒謬的程度。

在現代世界，這種力量正越來越失去控制。它既適應於世界的資本主義地區，也適用於世界「兩個陣營」的劃分（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個陣營都屬於同一個地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而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仍然能夠限制、防止、扭轉或消除這種力量的。人類能否獲得對政治、社會、經濟和物質存在得以組織起來的方式的控制權，已經成為人類富前面臨的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人類必須對自然力量進行控制。自然的力量只有在得不到征服和控制的情況下，它們才會給人類帶來危害和災難。人類完全能夠控制自然並運用自然，為生活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男男女女）創造一種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沒有任何純機械的力量，也沒有任何「必然的一連串事件」能夠阻止七點五億生產者在全世界範圍內聯合起來，立即結束並永遠終止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甚至所有重型武器的生產；也不能阻止他們摧毀現有的武器儲備；阻止他們採取監督和強制性的措施和手段以確保他們的決策受到尊重。他們完全應當成為他們自己工廠的主人，並對它們進行集體管理。假若七點五億僱傭勞動者聯合起來，那麼，任何「客觀的經濟規律」和任何「鐵的規律」都不能阻止他們平均分配生產滿足他們自己合理需要的商品和社會服務所需的全部勞動時間——假若他們立即採用每周二十五小時或二十小時工作制，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把人類劃分為兩個群體——一部分人每周拼命工作四十八小時成五十六小時，而另一部分人則不再從事任何社會承認的勞動，因而得到的報酬越來越少。

（三）社會上義是可能的

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它們已經為在世界範圍內消滅貧窮、消滅商品生產創造了前提條件。當然，這需要從根本上重新分配資源，消滅不充分利用資源和浪費資源的現象（軍火生產、危害人體健康的產品，等等）。除此之外，還需要重新調配和部署投資，以根據民主決定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優先選擇，而不是根據任意的或者專家政治論者的強制和專橫，優先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

然而，我確信，現有的資源有可能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內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沒有任何根據去假定，貧困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不可能有足夠的商品和社會服務來滿足衣、食、住房、文化、閒暇和公共交通方面的基本需要。我們說要取消商品生產，這並不是烏托邦的幻想。假若在全世界範圍內控制人口的增長（而且許多述象表明，世界人口的增長正在受到控制），那麼，在不破壞生態平衡的前提下，就一定能夠滿足生活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的生活需要。目前得到的科學資料表明，擔心能源或礦庫資源必然會枯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1）。

消滅饑荒和貧困，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對資源和最後產品進行再分配，但這並不意味著必然降低北半球每一個生產者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利用現在被浪費的資源或者沒有用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資源來實現這個再分配。我們所引證的這兩個數字足以說明這一點。

世界每年的軍費開支總額至少是七千億美元。在過去十年間，帝國主義國家以及附屬的半工業化國家沒有充分利用的工業和農業生產力年平均是百分之二十。在這方面浪費的總額是軍費約兩倍。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在這裡，八小時工作日被認為是「標準的」），有用於生產目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現存的工廠和工人甚麼也不生產的時間）的比率，至少也是這樣高（安德羅波夫曾經指出，在投入工業的所有勞動時間中，每年要浪費百分之三十三）。假若我們把這些數字合計在一起，那麼，我們就大抵可以看出，我們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潛力，即使我們的確應當考慮到要深思熟慮地去使用根據我們目前的知識來說被認為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

商品生產顯然不會突然消失。它也不會僅僅因為某個權威判決它應當消失而消失，即使這個權威體現的是在自由的多元化的選舉中得到證實的多數人的民主決策。盡可能多地節約聯合起來的所由生產者所創造的生產成就，正是符合控制生產資料的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利益的。這一點以及把消費擴展到不僅是基本的需要這樣一個要求，將造成社會經濟的緊張局勢。消除這樣一些緊張局勢的最理想的途徑（而且不僅僅是一個可能的途徑）是維持一個商品和貨幣部門——基本上局限於「過剩的產品」，與此同時維持非商品和非貨幣部門——在這個部門中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這兩個部門的並存意味著從資本主義國家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目前的經濟體制中，不可能突然飛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在這之間將會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已經開始，但還遠遠沒有結束。

過渡時期的歷史邏輯是，確保商品生產和不按照多數生產者自由的和民主的意願來決定或分配剩餘的社會產品的現象的逐步消失。它將同時保證社會不平等和把社會劃分為管理階層和「被管理階層」的根本的物質條件的消失。這些條件包括，工作時間的長短，接觸知識和資料的方式——這意味著社會只有一部分人從事管理活動，而其他人則被迫從事生產性活動。因而，商品生產的消失同社會階級的消亡和國家的消亡緊密相連。

現在已進入普遍化和「大眾化」階段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最重要方面意味著，從物質方面來說，很可能會發生這樣一些根本的轉變。隨著半自動化向機器人化和完全自動化的發展，減少一半工作時間決不意味著整個物質生產的下降。今天「微電子學意味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會有充分接觸資料和知識的民主權利。所有這一切在技術士都是可能的，而且是比較容易實現的。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我們如何保證現代技術所展現的巨大的可能性不帶來新的災難，不導致新的弊病，新的特權以及少數人實行新的壟斷？對於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回答，即現代技術必須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集體組織實行公開的和民主的控制。

歷史的經驗，包括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經驗，都明確地向人們揭示出，市場經濟的存在，除了在絕對勉強的條件之下，都必然蘊涵著為控制和掌握消費資料和交換資料（至少是某些生產資料）所展開的競爭的存在，必然導致私人積累財富傾向的存在以及在它們背後的社會—經濟動機的存在。這些動機遠非「人的本性的固有的部分」，它們沒有存在千百萬年。直到最近，在大多數人類居住的村社和部落群體中，它們也沒有存在。但是，一旦商品生產發展起來（或者當商品生產的消滅僅僅適用於社會經濟活動的某些領域時），不論「社會主義的宣傳」、「教育」，還是「極權主義的灌輸」，都不能阻止這樣一些動機的傳播和蔓延。

社會主義最終將成為一種新型的、鞏固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制度能夠自動地再生產它自身而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強制和局限——這其中也包括國家的強制——這個時候，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協作和團結一致將取代獲取私有財富的利己主義的慾望和衝動。協作和團結在原始社會中是起主導作用的，而且最終必將成為普遍的人類特點。我們說協作將取代自私（它們兩者都有其人類學的基礎），決非空想。消滅貧困、消滅貧困所引起的「生存鬥爭」，將為這個轉變提供物質基礎。

然而，社會風氣的變化以及這個變化所要求的心理上的革命。不僅僅意味著生產力的發展，也不僅僅意味著物質財富和福利的純粹的「爆炸」。它們意味著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中的革命，這場革命將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協作和團結成為經濟活動發展的動力。這場革命必將反映在日常生活之中，而物質和社會特權的廢除必將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假若商品生產以及由商品生產所引起的競爭不消滅的話，這樣一些革命和轉變就都不可能實現。

在此我無意描述將導致商品生產消失的各個階段，也不想論述在全面推翻資本主義以及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成就的基礎上產生的世界的狀況。我甚至也不會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這些階段是否「具有普遍性」；就目前我們的知識水平而言，把辯論局限於對那些必須按照民主的計劃和自治來解決的主要問題進行實際的分析，局限於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進程中，以及從迄今為止一直損害著所有這些革命的官僚主義弊病中出現並且將繼續出現的問題進行寶際的分析，是否更為可取？正因為這些問題對於社會主義目前所處的困境是極其重要的，所以我打算從非常一般的歷史方面來提出這些問題。

哪些社會政治力量能夠建立社會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是以下述論點為基礎的：無階級社會不可能僅僅通過「啟蒙運動」而產生。它也不會從「教育」和「理性主義的」宣傳、「科學」、「爭取解放的願望」或者保證最大多數人最可能大的利益的崇高的（或道德的）願望中產生。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社會主義的戰士當然都具有這樣的動機。而且，假若要進行任何堅持不懈和持久的社會主義活動的話，那麼這些動機是必不可少的。沒有社會主義的理論（恩格斯甚至明確使用「社會主義科學」這個術語），沒有爭取解放的深切願望，任何社會主義社會都不可能出現。

然而，儘管這些動機和衝動是必要的，但是，社會主義的勝利還需要這樣一種社會力量——這種力量的物質利益同社會中階級劃分的消除是一致的。社會主義只能從一個真正的階級（2）所進行的真正的運動中產生出來。我們所說的這個真正的階級能夠克服資產階級制度和前資產階級社會的殘餘在通向無階級社會的道路上所設置的障礙。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是主要障礙，然而決不是唯一的障礙。

馬克思對社會主義事業最偉大的貢獻，對生產者爭取解放的鬥爭的最偉大的貢獻，以及更一般地說，對全人類的最大貢獻在於，他為古老的社會主義工程（事實上，它與社會劃分為階級一樣古老）提供了物質基礎。人類從來都不認為階級劃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若干世紀以來，他們一直在進行反對階級劃分的鬥爭，儘管這些鬥爭和反叛既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也曾遭到比較大的失敗。馬克思的貢獻有助於把工人階級（它比馬克思主義要古老得多）有效地和自覺地組織起來，使他們完全投身於社會主義事業中去。在本世紀的前三十年，也就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三二年這個時期，兩者的融合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從那時以來，它一直受到一種潛在危機的影響。這種危機有時採取歷史失敗的爆炸性的或災難性的形式（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問題在於，真正的階級運動能夠克服這些同時發生的而且在歷史上是悠忽而過的危機嗎？或者說，它們是結構性的而且在歷史上是不可逆轉的危機嗎？用政治戰略的術語來說，我們是否可以用另一種方式重新提出這個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他們對十九世紀後期階級鬥爭的歷史分析折概括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潮是尚未到來還是已經過去？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再分為3個小問題：

1.「一旦資產階級社會達到了要實行工業化的某個時刻，無產階級實際上還具有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成功鬥爭所需要的經濟、社會、心理和道德的力量嗎？而且，它能夠在進行這個鬥爭的同時開始建設一個無階級社會（至少有某些成功的機會）嗎？

2.一旦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達到了它的極限，並且資本主義制度進入危機時期時，無產階級還能夠保存這些力量嗎？或者說。這些力量作為資本主義「文明」本身腐朽解體的伴隨物正在崩潰和瓦解嗎？

3.我們面臨著一個異常特殊的歷史窘境嗎？無產階級是否還能夠在經濟上（物質上）領導世界走上社會主義，而它的道德的、心理的和社會的障礙——即主觀上的障礙——現在卻是不可克服的？在政治平面上最為明顯的一個障礙是無產階級本身的分化（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市場的劃分促進了職業的、工業的、地區的、民族的和種族集團的局部利益；而且，這些局部利益可以導致相當大的工資差別）。因而，「領導」因素具有相對的自主性，而這又反映了無產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政治活動之間、它們不同的覺悟水平和組織水平之間的不連續性，反映了在工人階級組織中出現的各種官僚機構。這樣一些官僚機構是相對獨立於辜眾而存在的（官僚主義化），而且它們具有許多特權，這些特權導致了用物質特權對它們建立於其上的組織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壟斷並以之代替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傾向。

根據經驗提供的資料和數據，第一個問題是相當容易回答的。工業革命以來和馬克思恩格斯寫作《共產黨宣言》以來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成長和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工人階級成長和發展的歷史，是工人階級組織工會以及必然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鬥爭成長和發展的歷史。馬克思的預見得到歷史相當驚人的證實和認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全世界的工會會員只不過才一、二百人，而今天卻有二億多人。無論資本主義在哪個地方開闢一個港口、開設一個車間、工廠或銀行——也不管是在一個遙遠的太平洋島嶼上，還是在亞馬遜河流域一個偏僻的鄉村，或者是在非洲的熱帶森林之中——那麼它所集中到一起的僱傭勞動者遲早會聯合起來向資產階級把最後的產品劃分為工資和利潤的行為提出挑戰。

不管吉凶如何，也不管悲觀主義者可能說些甚麼，城市中僱傭勞動者的總數（這裡當然包括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工人）仍在全世界範圍內增長。甚至在危機之中。僱傭勞動者的數量現在也已達到一個空前的數字：七點五億。它遠遠超過了一九一四年、一九四○年或一九六八年的數量。假若把農業僱傭勞動者也包括在內的話，總數甚至要超過十億。無論是從絕對數額看，還是從它們與現行人口的比例看，這個數字都在繼續上升。在美國、瑞典和英國這樣的國家，僱傭勞動者現在佔現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出現這種情況的國家的數量可能也在上升。這些龐大的僱傭勞動者大軍客觀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夠控制他們每天使之投入運轉的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夠根據他們自由地和有意識地選擇的標準和重點來管理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

富我們說「自由地和有意識地選擇的標準」時。我們突出強調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特殊方面。社會主義革命之區別於以往歷史上所有社會革命的特點在於，主觀因素或者「意識」因素、因而政治因素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就是第一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同第三個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原因。

更確切地說，這就是我們必須在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社會經濟前提與主觀的、社會政治的前提之間作出區分的原因。而且這也就是我們為何重新提出和闡述第一個問題的原因。社會主義不會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危機中或者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危機所導致的階級鬥爭中自動地或必然地產生出來。它只是兩個可能的後果之一。另一是：正如恩格斯在比較社會主義社會和古代奴隸社會的命運時所指出的，是兩個基本的社會階級同時崩潰。因而，我們應當以這樣一個正確方式提出和闡述我們所說的第一個問題。當主觀方面的障礙能夠暫時被克服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危機在無產階級中產生並維持了一種能夠經常不斷地使真正的運動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革命潛力嗎？

歷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積極的和肯定的，而且歷史將繼績給予它積極和肯定的回答。「真正的階級運動」最近的和最明顯的表現——一九六八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一九六九年意大利的「熱烈的秋天」，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葡萄牙革命，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一年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都足以說明，這個歷史潛力仍然存在，即使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一直處於危機之中（就整個趨勢而言，這個危機是很明顯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運動從來沒有在民族和國家的範圍內取得勝利。譬如說，南斯拉夫革命就是在民族或國家範圍內取得成功的例子。南斯拉夫革命，在實行工人自治的運動中得到加強。不過值得指出的是，這樣一些在國家或民族範圍內取得的勝利都是部分的成功，都是有局限性和矛盾的，它們是在世界普遍危機的框架中發生的）。

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有相當多爭議的。但是在我看來，這個答案也是相當明顯的，而且不是建立在教條主義的「信仰」的基礎之上。而是以對全部事實進行充分正確的分析為基礎的。它主要依賴於對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所具有的革命潛力的性質的界說和定義，也就是說，主要依賴於無產階級超越資產階級社會的能力。

從根本上說，現代無產階級的「革命潛力」決定於它為勞動的協作集中和社會化創造客觀條件的能力，決定於它是否能夠在為捍衛它的利益而發展出的機構和鬥爭中通過積極的、自覺的和自願的團結一致來開闢它在自我解放方面的大規模的組織能力和協作能力。所有這一切的必然結果是，無產階級客觀上能夠使現代世界的一切經濟和社會機構陷於癱瘓，然後在它自己的領導之下，根據它自己的目的使它們發揮作用。

假若我們對這些條件進行一番分析，那麼我們很快就會清楚地認識到，它們並不是工業體力勞動工人所特有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工業的集中顯然為上述才能和素質的發展創造了相富有利的條件）。關鍵在於，它們適用於僱傭勞動者，或者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來說，適用於那些在經濟上被迫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的人們（所有這些人都屬於無產階級的範疇）。

假若經濟契約被重新提出來（也就是說，假若工資並沒有達到能夠把大量的工資用作獲得生產資料甚至積累資本的水平），那麼工資水平本身就是不相干的。有關的勞動（不管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也不管是生產剩餘價值的「生產性」勞動還是不生產剩餘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的性質同樣是不相干的，尤其是在歷史的趨勢是走向不斷的集中（商店中的營業員，社會保險部門中的職員等等成立大規模的工會）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發電站裡的工人、通信領域和銀行業的工人同鋼鐵工業和汽車工業中的工人一樣，能夠使資產階級社會陷於癱瘓。

我們暫且撇開在工業領域從事體力勞動的無產階級相對的重要性不談（就整個世界而言，從事工業體力勞動的無產階級的數量是在上升還是在下降我們暫時尚難確定），整個的無產階級——正如我們上面所定義的——的數量毫無疑問在增長，儘管我們正在經歷著比較長的蕭條時期。蕭條以及它所導致的變化，事實上有助於壯大無產階級隊伍的規模。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並不是「後工業社會」的開端，我們現在正經歷著社會服務部門和工業部門逐步的工業化和機械化。這主要是由微電子學和計算機化所帶來的。所有長期的統計資料都反駁了那種認為工業化和機械化將導致勞動的巨大分散（甚至通過小規模的家庭個體商行的擴張而導致資本和勞動的分散）的觀點。在小規模的公司和個別企業家發揮革新和實驗的作用這一條件下，「主要部門」中勞動的分散，從傳統方面說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一旦有把握取得成功，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美國、英國和日本所看到的，家庭計算機業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以後才認識到這一點的。

目前，資本主義危機不可能導致無產階級的瓦解和分裂。但是卻越來越有可能導致那些有工作的人與那些失業者之間的分裂；然而這個問題同資本主義本身一樣古老和久遠，而且工人運動能夠而且必須通過為重新大幅度減少工作日所進行的鬥爭作出反應。無產階級仍然是「反資本主義的主體」，而且是卓越的「社會圭義主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了使無產階級傾向於或接受社會主義的條件。現在，在「新的」無產階級階層中，歷史正在再生產出這些條件，而且有時是非常迅速地再生產出這些條件。

因而，真正的疑難和困惑集中在第三個問題上。把主要的疑問集中在第三個問題上，決不是甚麼巧合。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的任務是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前和推翻資本主義以後，為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主觀的前提條件。

我們這樣說，並沒有甚麼值得驚奇的地方。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歷史上策一個把社會的命運交由一個階級來掌握的革命。我們說的這個階級，在它取得政治上的勝利之前（以及在取得這個勝利之後相當長時期內），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仍然處於從屬和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而所有以前的社會關係，都是從權力向那些已經取得經濟上的領導權因而取得了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的階級的轉移中產生的；所以，設想無產階級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奪取經濟上的權力只是十足的烏托邦，而設想無產階級在經濟上仍然處於從屬和被剝削地位的時候能夠奪取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更是十足的空想。

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處於從屬地位的結果，通常限制了它們的自我組織能力、協作能力和階級之間的團結一致。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從屬地位是由它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生存條件造成的。這兩個傾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但產生了無產階級生活的日常程序，它的「現實主義」或者它要適應的傾向，甚至導致了大規模的階級衝突（群眾性罷工、總罷工、政治危機、革命前的危機、革命形勢，等等）經常性地出現。在這些大規模的階級衝突期間，在短時間內推翻資本主義突然成為可能。

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主要循環一直是以這種辯證關係為基礎的，而這種辯證關係本身又是受「歷史中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之間」的更深刻的辯證關係支配的。這些循環在地區與地區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們所代表的總的歷史趨勢仍然是能夠認識的。

第一次全面的高漲導致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來又導致了這場革命的失敗。在這次革命失敗之後，是一個長期的衰落，然後是一個緩慢的恢復時期。巴黎公社的勝利和失敗曾打斷了這個緩慢的恢復時期。第二次全面高漲是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並且以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而告終。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中歐國家革命的失敗，對於俄國革命自身的命運具有「超決定性的作用」。因而，這個新的高潮之後，又是一個革命形勢衰退的時期和一系列日益慘重的失敗（日本、德國和西班牙革命的失敗）。革命形勢的衰退和革命失敗的頂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法西斯主義在幾乎整個歐洲大陸——從直布羅陀到列寧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抵抗運動和革命鬥爭的重新崛起，產生了一個新的革命高潮。這個新的革命高潮的頂點就是中國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的勝利。但是，這個階段的另一個標誌是，西歐、美國和日本的革命都遭到重大失敗（資本主義的穩定、麥卡錫主義、冷戰等）。

這一次，革命鬥爭的衰落並不是世界範圍的。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推動下，革命擴展到印度支那、古巴和尼加拉瓜。然而，在北半球，革命活動至少有二十年處於真正的低潮和衰落狀態，而且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新的革命高潮的出現為止。雖然如此，在北半球沒有取得革命的勝利，對世界力量的平衡產生了消極影響，正如美國和俄國的無產階級長期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對整個世界力量的平衡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一樣。

無產階級日常的程式和周期性的革命突破之間的辯證法，又與「群眾和領導」之間或更準確地說與真正的階級運動與它的政治代表之間的辯證法聯繫在一起。事實上，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無產階級能夠不斷地克服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必要承認，過去五十年這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實踐中所出現的危機（我們所說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既包括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也包括斯大林主義的工人運動）。這個危機對於保證二十世紀末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的可能性來說，只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就更為嚴重了。因為工人運動的危機，同影響那些已經廢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危機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些國家所提供的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和社會管理模式本身也處在危機之中。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危機，同資本主義的危機，同在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思想中引起懷疑、傳播懷疑態度和道德敗壞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實踐中的危機（而且不僅僅在應當遵從哪一種「社會主義模式」方面，而且在僱傭勞動者解放自己的歷史能力方面）結合在一起。這些新的障礙只能依靠生活本身。依靠新的歷史經驗來克服（雖然理論上的貢獻對開闢克服這些困難的道路可能只有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幸運的是，「真正的運動」必然產生「新的模式」，正如一九六八年法國五月風暴和波蘭團結工會的實踐運動所體現的那樣。

只要真正的階級運動能夠繼續積聚力量並且從日常生活（經濟罷工、選舉運動以及為爭取民主改革所進行的鬥爭，等等）中不斷汲取經驗，那麼它就將繼續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產生周期性的、爆炸性的危機，並且將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不斷產生根本性突破的可能性。正如馬克思恩格斯一直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者必須使自己對這些危機和突破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而且他們也必須通過尋找和利用一切機會來證明勇敢地行動和採取革命的主動的決定性作用使群眾對這些危機和突破也作好充分的準備。就整個世界而言，這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更可行。事實上。在這種運動的開始階段，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將給予那些認為「革命的循環」已經結束的人們以應得的反面的經驗教訓。一九○五年，二十世紀是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預兆和趨勢下開始的，二十世紀也將在這種趨勢下結束。二十一世紀將在這同一趨勢下開始。

無產階級有兩個偉大的同盟者。第一個同盟者是「第三世界」遭受極度剝削的農民；他們經常受到強大的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的促動和激發。工農聯盟是南斯拉夫、中國、印度支那、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取得勝利的動力。無產階級在產生於反對威脅著我們的核災難和生態災難，反對嚴重的壓迫處境（婦女解放運動）的群眾性的大規模的反叛的新的社會運動中也找到了它的新的同盟者，所有這些運動影響著無產階級自身以外的廣大階層。正如我們從使「社會主義還是死亡」成為這樣一個非常現實的窘境的條件的分析中所能看到的，它們自身只有極其強大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進步潛力。但是，只有當工人運動能夠把它們團結在明確的反資本主義目標周圍，不便它們喪失自己的生氣和活力，不否認它們的自主性，不把它們變成迫使資本主義「就範」的企圖中純粹替代性的力量時，這個潛力才能夠實現。

社會主義的勝利，不可能從哪一場世界性戰爭中產生（如果認為世界大戰可以帶來社會主義勝利的話，那麼是荒謬絕倫的），它也不會因為社會主義陣營在經濟上明顯優於資本主義（這個可能性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很難想像的）而出現。它將以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方式出現；把世界主要國家中僱傭勞動者的解放運動轉變成為生產者的聯合，這種聯合，通過確立政治多元化的體制和民主地作出計劃的自治制度，能夠控制生產資料和交換。這樣一個轉變將從資產階級社會自身所導致的連續不斷的彼此交織在一起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中產生。當它向著真正的工人自治（在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計劃和分配社會產品）和政治多元化（全體生產者行使民主的權力；沒有這一點，工人自治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內容）發展和前進的時候，這樣一個轉變將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中生產者的解放運動聯合在一起。

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仍然是一種可能。社會主義要經歷的風險是相當大的，而且，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所能遇到的困難和窘境也不應當低估。然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明顯的是，把生命奉獻給折有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給創造無階級社會的事業，是人類唯一的抱負和願望。

1989年11月

註釋：

（1）在過去二十五年間，農業生產的增長，事實上快於世界人口的增長。新的自然能源（包括石油）的發現快於能源的消耗。在這兩種情況下，前者與後者的比率都是三比一。

（2）「真正的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真正的運動」這個概念見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他們並沒有用過「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還原論的（「社會主義」＝消滅私有財產）、教條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這種關於社會主義的概念是通過下定義而得出來的；它不考慮生產者看待他們處境的方式，也不考慮生產者對它的實際反應如何（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波蘭……）。因而它實際上成了進行辯釋的概念，而且實際上是同真正的階級爭取解放的真正的運動相對立的。這決非偶然。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工人階級如果不解放自己，那麼社會主義就是不可想像的。而且，無產階級與莫里哀筆下的茹爾丹先生並不一樣。茹爾丹先生在寫散文，卻沒有認識到他是在寫散文。如果無產階級認識不到自己在幹甚麼，那麼它就不可能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