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期

中國民主運動能依靠「中產階級」嗎?

中國民主運動能依靠「中產階級」嗎?

劉宇凡

新苗雙月刊第13期1989年11月

今年三月,正當國內知識份子發起簽名要求特赦政治犯的時候,一些知識份子已經在思索民主運動要依靠誰的問題了。當時已經有人主張,知識份子要同企業家集團聯盟,中國才有前途。當時我們卻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所謂「企業家集團」根本不是民主動力。民主運動要依靠的是民眾,尤其是工人,而不是「企業家集團」。

不久,八九民運爆發了,兩個月之後又被殘酷鎮壓了。儘管它如此短命,可是,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令人驚嘆的。然而,曾經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企業家集團」,究竟在八九民運中起過甚麼重大作用呢?沒有任何重大作用。反倒是無數市民、工人,最初還只是熱心同情者,不久居然後來居上,堅決支持民運,堵截軍隊,成為民主先鋒。

可是,八九民運的經驗並沒有使這些人改變他們的看法。恰恰相反,那些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不少人比以前更熱切地把民主前途寄望於「中產階級」呢。

他們所說的「企業家」,包括了新興的資本家,也包括國營企業的經理;然而,在他們眼中,二者並不是等量齊觀的。他們所寄望於國營企業經理的,就是他們趕快向新生資本家學習,趕快轉化為真正的獨立的企業家。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所謂企業家,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代名詞。至於「中產階級」云云,指的其實也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一詞,由來已久;在學術界中有些人指的是資產階級,有些人指的是小私有主,有些人指的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數量急劇發展的白領。中國並沒有這樣的「白領階級」,所以「中產階級」不可能指的是白領。中國小私有主很多,城市中的個體戶和農村農民都是小私有主,但那些知識份子指的並不是他們,至少不是以他們為主體;所以,「中產階級」云云,其實也是指資產階級。

中共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的譴責,令不少支持民主的人覺得資產階級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旗手。我們的看法跟中共不大相同。我們的意見恰恰是:資產階級不是民主的旗手,如果要爭取民主,不能依靠資產階級。

經濟自由與民主

認為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的其中一個重要論據,是:私營經濟越發展,就會使越多的經濟活動脫離中央控制,從而削弱了集權官僚制,促進了經濟多元化。這又會剌激起政治多元化,並對集權官僚制起著制衡作用,逐漸達至民主。

這是一種無比機械而且錯誤的看法。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都不是直接決定於經濟的。一個社會階級會否要求民主,它要求的又是一種怎樣的民主,它自己又是否有能力爭取民主——這些都是由許多因素及其互相作用所決定的,決不僅僅是經濟的作用。就私營經濟而論,情況尤其如此。第三世界許多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可是他們有成為民主先鋒嗎?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決心和力量嗎?大多沒有。香港的資產階級又有要求民主嗎?可以說,有些資產階級(主要是西方近代史上的早期的資產階級)曾經是民主先鋒,但越是往後的資產階級,更多並不是民主先鋒,甚至是反民主的。所以,不能說資本主義經濟自然地要求民主。自然,資本主義經濟本身並非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政治要求,這還是有的。在法律上,它們天然地要求保障種種經濟自由(財產自由、貿易自由、經商自由、買賣自由);政治上,它們天然地要求政府盡量少干預經濟(如果市場調節的機能足以自我調節的話;早期自由主義者都是這樣看的),或者如果要干預的話也是在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情況下干預(如果市場機能出現問題的話,後期的自由主義多數都有了這個轉變)。如果它們已經有了相當實力,它們也必然要提出分享一部份政權的。這一切才是資產階級所或遲或早要追求的東西。在這些要求中,也並非沒有進步的要求,並非沒有多少能促進人權的東西,尤其如果我們拿一個像中國那樣高度官僚集權的國家作對比,上述的一些要求就好像顯得文明和進步了。不過,這些要求還非民主要求。這些要求如果實現了,只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地位的上升,並不表示民眾的地位的上升。(恰恰相反,只會因更多人成為僱傭工人而地位下降),而且,要滿足這些自由主義的要求,並不一定需要民主,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平等的、人民能當家作主的民主。經濟自由本來就不是非要由民主政制賦予不行的。中外歷史上,由一個開明君主承認和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比由一個民主政制去賦予這些自由,來得更普遍、更正常。總之,要保障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一個開明專制政府就已經足夠了。一八七○年以前的法國是這樣,早期英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以前的中國以致現在的香港都莫不是這樣。

對分權的美麗的誤會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很迅速就學會了西方自由主義的那一套東西,大談權力制衡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實上,分權、權力制衡等等,從歷史上看,的確也是天然地屬於資產階級的要求。有些人把分權看成為民主。從廣義來看,這當然也是民主要求。但那是一種怎樣的民主要求呢?是一種古老的、過時的、非常狹窄、非常低級的民主。為什麼呢?因為分權原則只是反對絕對集權;它並不一定根本反對不民主的政體,因為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不一定包括平等普選權。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嚴格分權,同時又可以實行高度受限制的選舉權(例如規定有產者才可投票;又或者像香港那種「功能團體選舉」)。所以,一個實行分權的國家,固然一定不是絕對集權的國家,可是,同時它也並不一定就是真正民主的國家。事實上,三權分立的最初設計的原意,並不是要建立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國家,而是建立開明君主制。那時候資產階級並不反對君主制,只是認為君主不應集中一切權力,認為立法權應當分離出來,該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議會掌握。至於行政權,資產階級認為那是君主的專利呢。總之,古往今來,許多實行分權的國家往往並不很民主,而許多民主政體也並不是實行分權。所以,單就分權本身而論,那是一種過時的、低級的民主,不是現代民主。現代民主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三權分立這個舊範疇了。以普選權為基礎的現代民主,可以(但不一定)包括分權,但反過來,分權卻不能包括現代民主。所以,要求分權,並不一定就表示要求現代民主。勿寧說,光是要求分權,頂多不過是稍為改良一下專制主義而已,而不是根本反對專制主義。

在一個根本沒有民主的國家裡,首先要求的不是權力歸人民,不是真正的民主制,而光是要求分權——這,對於人民來說是危險的。這樣做客觀上等於叫人民承認專制政府的權力;所要求者不過是把它的一部份權力轉移出來,再分給另一些人。這樣的結果,頂多不過是產生開明專制,或者出現社會的上層階級、「精英」與原來的統治集團聯合專政的局面而已,就像西方早期君主、貴族與資產階級在分權基礎上聯合專政一樣。人民始終沒有獲得權力,始終淪為被統治者。所以中國資產階級如果不旗幟鮮明地高舉真正的民主要求(到今天我們還沒有看到),而是大談什麼分權,什麼權力制衡,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懷疑他們只是要求分享中共的權力,而不是真正要求民主。在我們看來,人們應當要根本廢除專制者的全部權力,而不是要求和它分權。

有些人承認,分權還不是充份的民主,但是,他們認為,第一步總不能就要求普選權;因為這是不現實的;反倒是提出像分權那樣一個比較低的要求,才是更現實的。

其實,他們所說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不是包括了民主與專制的全部力量對比的現實,而是僅僅著眼於專制統治者,著眼於他們的「承受力」。他們無非是說,要求太高,中共是不能接納的。這裡所暗含的最大謬誤,就是以為,較低要求(像分權)中共就較有可能採納。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來看,不論要求高低,都是對它有害的東西,都要加以反對。八九民運所提出的要求比要求分權更低得多,但結果又怎樣呢?總之,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自我改良,如果把自己的要求自限於它能接受的程度,那麼,不要說真正民主,就是連民主的第一步都不可能邁出的。唯一能迫使統治者讓步的,就是群眾力量。如果群眾還沒有力量,不論要求多麼謙卑,統治者也不會答應。反過來,如果群眾有了力量,並且直接向統治者挑戰,最頑固的統治者都要作出驚人之舉,作出巨大讓步。最近波蘭和東德的例子都一再證明這點。所以,關鍵其實在於怎樣積聚力量。我們當然不能預先排除,在特定局勢下會提出一些較低要求;但同樣地,我們更不能預先就為自己穿上緊身衣,不管將來局勢如何,不管群眾的力量發展得多快多大,都預先把自己的要求局限於分權要求。只要時機來臨,只要群眾已經有了覺悟,我們都應當隨時準備爭取真正的民主制。

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是民主旗手嗎?

其實,那些資產階級代言人之所以拿分權來當作是真正民主要求,又或者拿「照顧現實」的藉口來反對爭取充份的民主制,說穿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實行真正的民主制。為什麼呢,因為,第一,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從頭起就是拜中共「改革派」即走資派的路線所賜才發展起來的。他們的現成利益,需要這個現成的統治集團的保護(儘管為此要付出不少「保護費」)。根本推翻中共統治,這樣會帶來動盪、不穩。新的政府會保護他們的財產嗎?這是沒把握的。所以,他們現在不會根本反對中共,只會要求中共自我改良,尤其要求中共「改革派」上台。所以,萬潤南他們這樣讚美趙紫陽,並不是偶然的。他們之反對推翻中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何況,在一個憲法上明文規定工農當家作主、生產資料屬於全民所有的國家裡,資產階級如果要發展起來,就要公然違反憲法,就要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政府貫徹而不是違反憲法;而資產階級能夠依靠什麼人保護呢?除了中共,他們現在沒有其他更可靠的保護者了。所以,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只有在工人處於政治無權的狀態中,換言之,只有在維護現成的(但經過改良的)政權中,才能防止工農群眾起來要求經濟平等及政治平等。第二,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處於不利條件;在國內,他們要在佔主導地位的國營企業的夾縫中,尤其在官僚壓迫的夾縫中求存;在世界市場上,他們有強大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更富有和技術裝備更先進的資產階級作為競爭對手。在這個情況下,土生資產階級要發跡,非要一方面跟中共官僚集團拉攏不可,另一方面又非要大大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不可(近年私營企業中工人超時工作、童工、工傷嚴重等問題時有披露)。所以,資產階級並不願意爭取讓工人也有平等政治權利的民主制度,並不願意中共政權被一個真正民主政權所代替。他們並不是民主運動的旗手,而是一個依附權勢的無力的忠實反對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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