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是否富國之道？

——二百年來落後國家經驗談

近人

新苗雙月刊10期（1989年2月）

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已經十年了。吸收外國進步有益的東西，改良自己，這本是十分合理、無可厚非的做法。但這並不是說，開放政策只會帶來好東西，不會帶來壞效果，或者總是利大於弊。落後國家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經濟開放，已經有很悠久的歷史，但它們不能真正達到工業化程度。因此，研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後進國家的經濟交往，分析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是很有益而且必要的。

各民族的產品交換，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歷史。但全球的、經常而大規模的經濟交往，卻不是發生了很久；它大概可以追溯到一七六○年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工業革命釋放出來的生產力，大大增加世界貿易量，原先在西歐幾個國家首先出現的資本主義制度，慢慢擴展到鄰近國家，以致最後把全世界都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裡去。

在這段歷史裡，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影響，並不限於經濟方面。上世紀，大多數落後國家既被侵略而淪為殖民地，同時又接受帝國主義的投資。顯而易見，該國日後的貧困既是帝國主義政治統治和軍事侵略的結果，也是外國投資的結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以致今天的世界形勢和一百年前大不相同，帝國主義對落後國家的影響主要不是政治和軍事方面了。我們必須把經濟的影響同其他方面（政治、軍事等等）的影響區分開來。這個區分是很必要的。倘若不這樣做，就很難對了解現實有所幫助。我們以下的分析，將會根據上述原則，盡可能把資本運動規律的影響，從這段歷史中過濾出來。

自由資本主義時期

從一七六○年代工業革命發生到一八六○年代這段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裡：英、法等最先實行工業化的國家如果單靠經濟力量，並不能對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做成太大的不利影響。當時的落後國家只要沒有因軍事侵略而淪為殖民地或者次殖民地，而國內對實行資本主義化的阻力又不太大的話，成功地工業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小。十九世紀中葉，在俄國、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出現了大規模的原始資本積累，國內的手工業也逐步為當時最先進的製造業所替代。這些國家後來大都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這段時期裡不少落後國的工業化可以成功，其中一個外在經濟因素，是先進國家的資本很有限，以致不能靠對外投資影響其他後進國家的工業化。在俄國、意大利等等國家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外國資本的參與程度要不是很低，就是完全沒有。

另一個主要外在因素，就是全球的交通還很不發達（在先進國家甚至連統一的國內市場也沒有形成），以致在十九世紀中葉，當各落後國紛紛出現大規模的原始資本積累的時候，英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等國才紛紛把對外投資集中在外國的鐵路建築上，藉此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網絡擴展到落後國家的國內市場。因此，國內資本得以在各種行業中投資。先進國無疑可以通過向落後國銷售廉價商品，打擊其手工業，令其破產。但由於交通閉塞的原因，這破產過程是緩慢而非迅速的，因而沒有對手工業生產者產生大規模打擊，反而便利了落後國家發展新工業。取代手工業。新興的本國資本家辦的工業大概用了十年時間，就取代了原有的傳統手工業。

這當然不是說，先進國家的經濟力量對後進國的不利影響一點也沒有。由於它們在生產力水平上的差異，一個先進國工人工作一天所產生的價值，被認為是比落後國工人的為高，可以在商品交換中，換到落後國多於一天的工人勞動產品。但是，這個不利因素在當時環境下並非致命的。這除了由於當時兩類國家的生產力差距還不是很大，以及上面提及的種種原因外。還要加上另一因素，那就是這些後進國家在對外貿易的迅速專門化。俄國的農產品出口、日本的絲和紗出口等等，令其在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而且帶來一定的利潤，有助於資本累積。

帝國主義時期

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相對有利的形勢，並沒有維持很久。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的積聚和集中，產生大規模的壟斷和寡頭企業，大企業壟斷的經濟環境逐漸取代了自由競爭的環境。在對外方面，它們又加緊殖民地侵略活動，並且紛紛加強在落後國家原材料生產部門的投資。原本帶有自由競爭性質世界的體系，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被一種帶有壟斷性質的資本主義體系（帝國主義）所取代了。

智利的例子，很好地說明了世界系統在經濟方面的轉變。智利在十九世紀參加了世界市場，它的主要出口產品——初時的銅和後來的硝酸鉀——都是初級的原材料。初期出口的銅，大多數由本國統治階級擁有，而後期的硝酸鉀卻操縱在外國資本手上。一八八○年，英國對智利的總投資為七百五十萬鎊，投資礦產的不足一百五十萬鎊。一八九○年，投資增加至二千四百萬鎊，而其中的一千六百萬鎊為私人投資，大都集中於銅和硝酸鉀的生產上。外國資本對智利的投資如何集中在原材料，於此可見一斑。

原料部門吸引外資的原因

在自由主義時期，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經濟交往，主要是前者以製造品與後者的原材料交換，而沒有直接在落後國家的原料部門投資。但到了帝國主義時期，發達國家並不滿足於此，而要大規模投資在落後國家的原料部門，這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的。這是原材料部和其他生產部門的生產力不平衡發展的結果。

十九世紀中葉，從海外的落後國家輸入的原料，全是以原始的成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的（即沒有大規模使用機械和採用勞動分工）。美國南部的奴隸經濟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產品原本價廉物美，帝國主義樂於採用。可由於發達國家的製造品是以資本主義式的、即大工廠僱傭勞動制的方式生產，因此生產力不斷提高，即同一工人或同一機械單位時間的產量愈來愈多，商品的價格也就越來越便宜了。而落後地區的原料畢竟是用落後的方式生產的，因此原材料的生產力沒有多大提高，價格也就無法降低。這便產生了原料價格相對上升的問題了。

原料相對價格的提高，不僅不會提高帝國主義國家的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註），反而令其受到很大的下降壓力。平均利潤率普遍下降，會減低資本積累的速度，整個發達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速度就會大大下降（也就是停滯長波的出現）。為了阻止利潤下降，資本不得不嘗試採取較先進的生產方式，自己經營原料生產，從而降低原料價格。

資本大規模投資進原材料生產，按理應該拉近帝國主義和後進國家的生產力差距，但事情並非如此。外國投資的利潤，很大部份是匯回帝國主義國家的，這就等於把當地可作原始資本積累的資源抽掉，這點是顯而易見的。

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落後國家雖然引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它的發展方同卻與先進國的大相逕庭。由於落後國家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比較之下投資在固定資產（機械）是很不化算的。因此，在農業方面，外國投資引起了種植園經濟，也就是工業化之前的資本主義。這種種植園制比前資本主義種植園制優勝的地方，在於引入了基本的手工勞動分工、較為嚴格的工作紀律、比較合理的組織和會計制度等等，但本質上仍是比資本主義較為落後的生產方式。在採礦業方面，外國投資無疑引入了資本主義式的機械生產。但基於同樣原因，總的來說，資本是傾向於靠延長工時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像當時西方那樣靠改良生產技術來增加利潤。

因此，落後國的經濟與帝國主義有著迴然不同的發展方向。在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主要通過投資固定資產（機械），改良生產技術，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去獲得；在落後國家，則主要採取延長工作時間，爭加利潤額去獲得。前者的機械投資越大，生產力就越高，而生產力越高，又反過來加強機械投資。而後者越是延長工時（剝削程度也越大），就越覺得機械昂貴，這又反過來強化和保持延長工時的傾向。帝國主義與落後國家的差異，在這種自我循環的作用下，永久地保持下來了。因此，我們看到了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資本的輸出，並沒有把落後國的生產力提升到帝國主義水平，反倒是支配著、障礙著落後國的經濟發展。我們也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讓資本按其規律自由運動，其結果不一定是有益於社會的。

在一八七三年後，由於大量投資進入原料生產，原料價格上升的長期趨勢停止了。接著而來的則是農產品價格長期停滯，礦產相對於消費品的價格急速下降的時代。

資本投入原料生產，無疑提高了勞動生產力。但由於在落後國家勞動力價格太低和有大量產業後備軍的緣故，資本沒有必要，而事實上也沒有繼續投資於機械設備。因此，長遠來說，這些國家的生產力是很難再有大發展的。相反，帝國主義的生產力並不受上述因素制約，仍然不斷提高。因此，當時已經終止了的原料相對價格不斷上升的趨勢，是注定要捲土重來的。

原料價格重新上升

原材料相對價重新上升的趨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出現。它在二九至三二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停止了，而在四十年代的國際擴軍潮和五○年的韓戰中又達到高峰。在十九世紀末形成的世界經濟秩序不再成為資本增值的源頭，反而再次引致平均利潤不斷下降。

資本的運動規律再次經歷了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情況：在原料生產部門的生產力停滯不前，以致原料相對價格不斷上升。為了降低原料的相對價格，像上世紀中葉一樣，帝國主義需要大量投資在原料生產上，從而大大降低原料的生產成本。

從三十年代開始（四十年代尤其明顯），資本大規模滲透進原料部門，加上長期積累的技術成果，結果產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技術革新。勞動組織和生產關係也因而產生根本變化。如果說十九世紀後期的任務是用製造業資本主義取代原始的、前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這時的任務則是用先進的勞動工業組織和生產力的大規模提高去取代製造業資本主義。這表示帝國主義不再對在第三世界投資感到興趣了；把昂貴的機械投資在帝國主義國家所冒的政治風險，無疑比在第三世界要小得多。而新的生產方式大大減低了原料生產中的工資成本，又減低了利用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的吸引力。因此，原料的生產便從落後國家大規模地轉回到帝國主義國家（如人造纖維、合成塑膠等），至於那些因地理或其他原因，不能一下子轉回帝國主義國家的產業（如石油），從長遠來說經歷這個轉變也是不可避免的。西歐和北海採油以及找尋天然氣就是其中的嘗試。

戰後的新時期

在第二世界大戰之後，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出現了。帝國主義所需的原材料，愈來愈多是它們自己用先進技術生產的。它們對落後國家的投資則集中於消費品工業。在商品貿易方面，前者主要以機械等固定資產換取後者的消費品和原料。這個新體系的形成，一方面由於原料部門和其他生產部門生產水平的不平衡發展，另方面則是殖民地紛紛獨立，急切需要工業化的結果。

因此，落後國家的投資重點從原來的原料部門轉到消費品生產部門。可這種新秩序始終沒有縮小先進國和落後國的貧富差距。同古典帝國主義時期（上世紀後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情況類似。帝國主義在落後國家的投資，大都不是從帝國主義輸出，而是把當地獲得的利潤再投資。加上商品貿易中出現的不等價交換，總的來說，價值是流出了落後國，而不是流進去。

此外，第三世界國家的局部工業化，無疑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工業就業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由於大量存在著產業後備軍，加上工人沒有組織起來，保衛自己的權益，工人工資並沒有隨著工業化而相應提高。這一方面降低了資本家投資機械的意願，不利於轉向資本密集型發展。由此形成的狹窄的國內市場，又成為第三世界發展的桎梏。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手上並不是沒有資金（儘管未必很多），卻流向奢侈品和非生產性部門，甚至到海外投資，卻很少投資進消費品工業（因窮人沒錢買）。因此，戰後的新時期和古典帝國主義時期很相似。落後國的經濟和先進國的有著不同的發展方向。前者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始終保留著勞動密集的方式，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不大。而後者則傾向於不斷技術更新，提高生產力。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這樣概括二百年來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的經濟關係。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先進國對落後國的經濟影響有限，因此不少落後國能夠在這段時期順利地進行工業化。但在上世紀後期開始，國際經濟環境就變得十分不利，儘管這些國家引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資本按其規律的自由運動，卻使經濟沿著勞動密集的方向發展，偏離了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因此，這個時候才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就很難擠身資本主義強國的行列。

戰後香港、新加坡、台灣和南韓無疑有比較大的發展，但這並不足以否定上述的結論。四小龍的情形是很特殊，很少有的。它們內部固然具備一些有利因素，但倘若沒有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廣大貿易市場，「亞洲四小龍」是無法出現的。但是，顯而易見，美國的國內市場有限，不可能同時大量吸收所有落後國家的進口。因此，即使戰後第三世界各國具備的條件和四小龍的同樣有利，也不可能出現更多的「新興工業國」。

註：為什麼利潤率會有下降的趨勢呢？一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花費的平均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一件工業製品的價值由下列三個組成部份：原料及機械的折舊、工資、和平均利潤。其中工資和平均利潤兩部份是製造業工人新創造出來的價值，而製造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料和機械的折舊，其價值也轉化成該製品的價值的一部份。

讓我們看看原料、工資和利潤這三個價值組成部份的變化趨勢吧（機械折舊的因素並不重要，在此略去）。假設原料價格沒有變化（因勞動生產率沒有明顯提高），即原料部份沒有變動；而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即工資和利潤，則因勞動生產率上升而大大減小（表現為生產該產品所需工時減少了）。因此，在整個商品的價值構成中，工資和利潤的比例愈來愈小，利潤率也就受到下降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