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資與勞動力市場

陳東

新苗雙月刊7期（1988年6月）

三十多年來香港的長期繁榮令很多人嘆為觀正。從一九六六年到八六年，生產總值增長了三點五倍。不過，在這段期間，工人實際得益卻很不成比例。同期工人實際工資只增長了八成，遠遠落後於生產總值。而且，工資增長不是持續的、不間斷的，而是直接決定於經濟周期。在繁榮周期，生產總值以雙位數字增長時，實際工資往往只增幾個百分點。到了衰退期，生產總值增長慢了（但仍有增長），實際工資就下降得非常迅速。例如七三至七五年衰退期，生產總值仍增長了百份之二點四（七二年增長了一點二成），但實際工資就驟降了百份之十二點二；八二至八四年衰退期，生產總值仍增百份之十四點五，而實際工資就下降了百份之一點四了（根據表一計算）。所以，市場的一張一弛，使實際工資上升不了多高就又下降，使工資總的來說增長很緩慢。結果是在越來越急劇膨脹的社會總財富中，工人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小，總的傾向是越來越相對貧困化（在衰退期甚至是絕對貧困化）。而且不要忘記。香港仍沒有真正的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人的現有工資，是以經常加班為代價的。例如，一九七六年每月工作超過五十五至七十五小時（差不多七日全無休息）的工人佔經濟上活躍人口約二成，到了一九八六年，更上升到三點三成。

香港工資增長甚至要比南韓、台灣更慢。從一九六九年至七四年，二者的名義工資分別增長了兩倍和一倍，而同期香港只增長了七成多。

見表一

一九八○年，台灣的工資遠比香港低，但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它就比香港高了。（註一）

有些人認為香港工資不能再高了，再高就會影晌競爭能力，嚇伯外資。其實情況根本不是這樣簡單。香港利潤率之高，是世界少有的。一九八一年本港十七間大財團（還末計匯豐），利潤率從百份之九到百份之卅八都有。而七十年代西方非金融公司的利潤率平均只有百份之六。香港再多一倍的工資也不會根本影晌香港。

為甚麼香港的實際工資增長這樣緩慢？事實上香港的長期繁榮令到工人很「搶手」，勞動力總的來說是僅夠市場需求。有時甚至不足（只有在個別年份，或由於衰退，或由於難民潮，才出現勞動力過剩）。從六一年至八一年，廿年間工人（這裏泛指一切非管理層的受僱者，包括藍領、白領、教師等。政府的統計也是這樣劃分）佔人口比重由三成增至四成。失業率除了七四至七五年最為嚴重外（七五年為百份之九），每年一般只有幾個百份點，比西方低了一大截。在這樣的情況下，例如西方，實際工資就會上升得較為迅速。可是在香港卻不是這樣。甚至在近年大嚷勞工不足的情況下，八七年實際工資只比八六年增長了百份之二。

表一　香港1966-86生產總值及實際工資增長率

(1) Estimates of GDP, 66-86, by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t

(2) 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Jan 1975

(3) Hong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 1970-80

(4) Hong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 1976-86

許多人以為，從香港工人極少進行罷工這個事實，就能推論出香港工人是滿足於現有工資的。其實這個結論不能成立。工人的不滿仍是廣泛的，只是它採取個人的方式而非集體行動的方式，例如經常轉工（香港的工人流動率是很高的）、做小販、做小生意賭博等。

造成工資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作為勞動力買方的資本家（及政府）非常團結合作，能一致壓低工資，而作為賣方的工人，卻非常分散，甚至劇烈地互相兢爭。

香港資本家的各個組織，非常有力地團結一致把工人工資壓低。這些組織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行業商會，一類是總商會。行業商業往往就本行業的工資經常作出調查、協調各有關商人的工資政策。一九六九年，當棉業總工會要求與香港棉紡商會及香港紡織商會商討有關長期服務津貼問題時，二個商會拒絕了，要它個別地與各廠家商討。它接多了。但它立即發覺，各廠家所提出的條件，幾乎完全一樣。兩個商會有效地協調了他們的政策。

總商會性質的組織，主要有工業總會、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會、香港僱主協會。它們在勞工政策上經常正式或非正式地互相協調，避免僱主間競爭。僱主協會的成立目的更主要是為了一致對抗工人，協調以英資為首的公國公司的工資政策。在它的「會員義務」中，清楚規定任何改變工資、福利結構的行動都要得到協會的批准，任何會員都不得僱用另一會員的正在罷工的工人。

以上幾個總商會還成立了一個僱傭關係聯合委員會，經常商討勞工政策。此外，每個月這些商會都會同有關團體商討勞工政策。

儘管資本家之間經常在市場上為了推銷產品而劇烈競爭，但是在面對勞工的時候卻非常合作。當然，這不排斥他們在這方面還是有競爭的，但競爭的範圍非常狹窄，主要是各廠之間的邊緣性福利的差距。

港英政府更在這方面擔當了教父角色。首先，政府任何有關勞工政策的立法，都會首先徵詢四大商會的意見，而對於工會卻很少這樣做。一九七六年，港英提出了二個禁止十六及十七成青年超時工作的法案。一位資本家的立法局議員批評港英不尊重資本家的意見下勞工處處長答道，這不是事實，因為他事先「已經用書信徵詢了四個主要的僱主組織，並且在十一月十一日會見了他們的代表。」但他完全沒有這樣徵詢過工會的意見（當然有時候港英也會反乎部份資本家－－主要是華人資本家－－的意願而制訂勞工立法，但這不能證明港英就是站在工人的立場上）。其次，香港政府在訂定公務員的薪酬的時候，也是直接和四大總商會研究，並直接同各大英資和其他私人大公司的工資政策評比。這已是人盡皆知的了。所以，港英再加上四大總商會及其他商會，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經大大影響了香港的工資水平及其他有關勞工政策，其中包括了許多自認為「中產階級」的中級技術人員、教師。所以，在奉行放任自由約香港，勞動力市場的買方，卻在一定程度上結成了一個買方聯盟，多少影響著工資水平。這就是「自由放任」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具體表現了。

工人方面卻完全不曾有這樣的團結和組織。儘管從六八年到七八年，工會會員增長了一點三五倍，從十七萬人增至四十萬人，但是只有百份之五的工人是有集體合同的。其餘全部都是個人合同，這樣就完全讓在市場中處於壟斷地位的資方操縱工資水平。其實，會員數目的增長，再配合經濟長期繁榮，工人本來是可以大有條件向資方要求更高工資的。（工人如果不利用繁榮時期向資方爭取利益，到了衰退期就要忍受生活水準的大幅下降。工人如果這樣做，資本家的代言人當然要非常憤恨，但工人不過是為了兔於在衰退時期工資下降到不能生活的水平而已。）

西方工運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工人組織較強的地方，凡是工會較能採取實際行動的地方，哪裏的工資就較高，因為這樣減少了工人之間的競爭，使工人在勞動市場上能團結一致，由工會代表工人向資方提出。反映工人利益的集體合同，避免工人之間各自為政，互相競爭，這樣就能夠多少抵消資本家的買方聯盟。所以，法國巴黎的工資長期比其他各省工資高，美國北部也比南部工資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那裏的工會較為強大。

問題正在於香港傳統工會領導層一直以來都採取怠工政策。右派工會固然早就如此，不過它的勢力早就大大衰落下去了。相反，「愛國」工會卻在這十多年間增加了不少會員（增加了二倍多），而且由於有中共後台，更由於臨近九七，而影響很大。可是，以工聯會為首的「愛國」工會領導層，卻越來越反動，不僅完全怠工，不肯聯合工人在集體行動上回資本家爭取權益，反而越到最近越成為破壞工人工業行動的工賊。

其實，早在一九五三年，當時的港英政府就非常高興地看到，「愛國」工會「近兩年來很少注意會員的工資及服務條件。它只側重於舉辦福利，例如醫療服務、失業救濟等」（註二）。它把工會變成一個福利團體，而不是抗衡資本家的侵凌的組織。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好像是奮鬥精神的復活，但人們很快發覺，那純粹是港英利用工人來支持文革的行動而已，它完全不曾為工人爭取任何實質性的權益。到了它完全失敗，它就很快出賣了工人，而且在一九七八年公開向港英承認「搞錯了」。一九七四年衰退時，大批工人失業，「愛國」工會只是發起了一元救濟工人運動，對於任何要求集體行動的呼聲都視為「反華反共」，「托派」。它甚至自覺地不向資方提出集體談判。曾經在廿年代英勇地進行罷工、保衛工人利益的海員工會，早就完全放棄集體談判，更不用說行動了（註三）。進入八十年代，自從中英協議以來，工聯會的上層甚至公然踐踏工人的權益，破壞工人的團結。它提出要飯票不要選票，說明它多麼仇視工人的政冶權利。在最近的郵務員工業行動中，「愛國」的郵務工會更向正在罷工的郵務工人大潑冷水，呼籲他們不要罷工。誠然，在一些邊緣性福利（例如公債金）工聯會上層還是支持的，但是這樣不過是為了多少保持自己的資本和競爭力，不致讓其他勞工團體太露鋒芒而已。

「愛國」工會的會員是全港人數最多的，但是它的上層領導採取這樣的政策，當然不能不大大損害香港工人原已十分不足的團結和合作了。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的組織是很忠誠地服務於它自己階級的利益的。工人至少也應爭取有一個能忠誠為工人謀權益的工會。

註釋：

註一：Economy of Hong Kong, by Cheng Tong Yung, P.281

註二：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by Joe England, P.189

註三：同註二，一六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