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歷史規律和歷史預測 ——從波柏談起

談談歷史規律和歷史預測

——從波柏談起

廖化 小橋

新苗雙月刊6期(1988年3月)

卡爾波柏是鼎鼎大名的學者。他的兩部名著《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竭力保衛西方的「自由世界」,對於一切「歷史定論主義者」進行猛烈抨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歷史定論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是錯誤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歷史定論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因此是可以預測的。波柏卻認為,歷史是沒有規律的:「既然社會沒有類似於物理體的運動,這種運動法則也就不存在了。」物理運動是可以重覆的,可是,「人類社會的演化,乃是「獨特的」歷史過程。」「歷史發展的最大特點乃是歷史事件之不能重覆。」

歷史沒有「類似於物理體的運動」:這是對的。物理運動不必通過人為媒介,而歷史運動卻只能通過人來發生作用,因此從頭起歷史發展就包活人的主觀下自覺因素。波柏說,我們要「排斥建立和理論物理相當的歷史社會科學的可能性」(註二)。對此我們也贊同甚至馬克思恩格斯也贊同。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說:「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吏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全是不自覺的、盲目的動力」,反之,自覺意識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當然是異常巨大的,唯心主義的錯誤「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唯物主義對此也是承認的——「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不去研究……這些動力的動力是甚麼。」我們要研究歷史,當然要考慮精神因素*這正是同自然史不同之處。所以,「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相反地,在社會的歷史上,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覆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一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繫,那末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裡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以為在歷史科學中可以找到「永恆真理」,「情況還更糟」。

歷史大受偶然影響,但這並不能就此否定歷史有規律。偶然往往背後隱含著必然。

所以馬克思主義並不認為可以建立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的歷史科學。自然運動用不著人的參與,而歷史運動卻是人的自身的活動。因此,歷史大大受到個人的:意識的、偶然的因素支配。可是,從歷史沒有自然界那樣的規律,不能證明歷史就沒有任何規律,就沒有自己的規律。歷史並非只有獨特的、偶然的一面,也有普遍的,必然的一面。歷史因為是人的歷史,這使許多人只看到這些個人,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偶然性。早就有人說,如果克里奧帕特拉(古埃及女皇)的鼻子生得短一點,歷史就會改寫。波柏也認為科學對歷史有深遠的影響,但是「不論用理性的或科學的方法,都無法預測科學知識之末來發展」,「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知道什麼」,「因此我們無法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倘若明天有一個科學家發明了一種什麼仙丹,服之都會變成一等好人:那麼大概以後戰爭就會減少。

偶然與必然

波柏企圖證明,任何偶然因素都可以改變歷史,所以談不上歷史具有規律。我們不否認偶然因素可以改變歷史。但承認偶然,是否就一定要否認必然呢?承認偶然可以改變歷史,是否就不能同時承認歷史存在必然呢?偶然和必然是否絕對對立呢?事實並不是這樣。股票市場總有許多偶然因素。如果我早半天拋售,可能會發達,但結果晚了半天,結果就破產。我的破產不能說是有規律註定如此的。從我個人的角度看的確如此。可是,從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的角度看就不同了。資本主義市場是無計劃的、盲目競爭的,其中所造成的價格波動是無可避免的,必然會有人發達,也必然有人破產。問題只在於誰。所以偶然同必然並非勢不兩立,而是相容的,偶然不是絕對地偶然,它其實反映著必然,而必然則通過偶然而發揮作用。承認偶然並不能簡單否定必然。我駕車很小心,但也發生了交通意外,這是偶然的。但一個交通非常繁忙、生活非常緊張的社會,發生交通意外卻是必然的。這樣我發生意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

科學發明本身有許多偶然因素,但這不表示科學發明及其應用就全無法則這不表示科學發明及其應用就全無法則。愛恩斯坦不可能在一個小農社會中產生,因為沒有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科學知識。退一步說,即使意外地產生了相對論,它也可能對社會產生任何巨大影響。一個小農社會對通書的需要比相對論的要大一千倍。如果這個社會的人不把愛恩斯坦當作神經漢已經很好了,更遑論把相對論付之應用,使之大大影響歷史。科學發明本身有許多偶然性,這是無可否認的,可是這並不能因此證明就沒有必然性。倫琴發現X光是偶然的。可是,如果當時的社會還沒有發現陰極射線管的技術,還不懂得照相,還不能製造塗有鉑氰酸鋇的熒光屏,還不能發電,那麼他也不能發現X光。而一旦這些條件具備,發現X光只是遲早的事情。事實上,當時很多人都像倫琴那樣在利用這些器材做著陰極射線的實驗,更有一些人已經意外地告出了X光,只是當時未察覺出來,所以即使沒有倫琴,以當時的技術水平來說,總有第二個倫琴出現。所以,科學發明的偶然性不能否定必然,無寧說。偶然正是必然的體現者。

波柏認為科學發明全無規律。事實不是這樣。在資本主義社會,科學發明和應用都同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有關。即使沒有費米和奧本海墨,美國也遲早造出原子彈,因為美國的技術條件提供世界霸權,則對原子彈產生了迫切的需要,二者結合就遲早會造出原子彈。發約制。歐美許多實驗室都直接或間接隸屬於大財團。一種發明是否加以推廣,要看它能否帶來利潤。如果不能,這些發明就會凍結起來。長壽燈泡老早就發明了。但許多年後才應用,因為「過早」應用會使資本家減少利潤。事買上,研究資本主義長波的許多專家,都發現技術發明、革新,同資本主義經濟長波有關。人們發現,凡是衰退長波,科技研究和發明都特別熱烈,因為資本家要從新技術中尋找降低成本的方法,以備後用。到了擴張長波,市場好景了,那時資本家就會把發明大量應用於生產,造成巨大的技術投資。所以,現代科學本身不是絕對獨立、偶然因素,而是多少同資本主義的長波配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科學是有規律的。

時勢造英雄

歷史首先是由個別大人物所推動。許多人因此就相信,個別英雄人物是歷史創造者。既然如此,自然談不上歷史有規律。一個歷史家因此天真地說:「假如拿破侖中彈填命了,那末法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就會根本改變。」根本改變?如果沒有了拿破侖,這當然不一定還會有帝國。但是,難道也一定沒有人恢復被保皇派和左派「破壞」了的「秩序」?難道就沒有人奮力抵抗奧英各國的干涉?難道就沒有人制訂法典、建立法蘭西銀行?其實,如果沒有拿破侖,法國革命的歷史會有很大不同,但是基本進程——建立由新興資產階級所統治的社會——是不會改變的。拿破侖能起這樣大作用,固然由於他的值入優點,但如果他早生幾十年、他也頂多只是科西嘉一個小軍官。正正因為他生於革命時代,他個人的優點才能有發揮的機會。當時的形勢是原有的督政府完全無能重由「寶劍」來收拾殘局。當時在資產階級輿論中,曾經談論過的將軍名字有許多(例如有名的茹伯爾將軍,不過不久戰死。),只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資產階級終於選擇支持拿破侖。所以,如果不是當時形勢的需要,如果不是由於資產階級的支持,拿破侖根本不能勝利。所以普列漢諾夫(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說:「每一個真正顯出了本領的傑出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傑出人物,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傑出人物……只能改變當時事變的個別外貌,卻不能改變當時事變的一般趨勢;他們自己只是由于這種趨勢才出現的;沒有這種趨勢,他們永遠也跨不過由可能進到現實的門檻。」正是拿破侖的個人努力,正好配合資產階級要徹底打倒主黨和左派,建立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規律,才會有拿破侖的傳奇。每一個真正傑出人物,即每一個成了社會力量的傑人物,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

歷史是否完全獨特?

波柏認為歷史只有獨特的、不可重覆的一面。這是不對的。歷史也有普遍的、重覆的一面。社會關係就是普遍的和重覆的。一個工人同另一個工人有許多不同之處,可是在經濟角色上所有工人都是一樣的:在生產上作為老板的賺錢工具,在市場上作為購入老板推銷的產品的消費者。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這個制度(工人出賣勞力所換得的薪金只夠生活必需,沒有足夠餘額積累資本),使整個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一般來說是穩定的(能上升為資本家只佔少數)。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和經濟作用就是這樣天天重覆的。資本家也一樣。李嘉誠不同於霍英東。但是他們在積累資本、貿易買賣上的行為卻是同一模式的,而且像所有資本家一樣是天天重覆的。所以,我們從生理、性格、興趣去看,人人都是獨特的,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關係去觀察,人又有許多共同性。如果人類社會也是有共性的、重覆的一面,那就有可能從中發現規律。資產者與工人這兩個階級的經濟活動,其結果就是資本的積累和集中,而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

人類歷史自從擺脫類人猿以來,至今已有幾百萬年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大亂、不是宦官、外戚專政,便是藩鎮割據,最後農民起義,群雄逐鹿。最後一個真命天子削平群雄,統一宇內,照例又是出榜安民、輕搖薄賦,重建皇朝。皇朝的更替就是這樣富於規律性。自然,每一個皇帝都各不相同。可是他們又有太多的共通性。創業之君當然具有更多個人獨特性,但即使如此,我們在劉邦與朱元璋之間也可以找到很多共同性:都是平民起義,都是得到官紳地主的支持而上台,立國後都要誅殺功臣,等等。至於守成之君,就更少個人特性了。他們每一個都要在祖宗成法下過活。他們在這個意義上不過是列祖列宗的江山的託管人而已。他們不過是用多少相同的舊辦法守著江山而已。甚至到了非要變革不可的時候,那些變革內容很少有什麼新鮮的地方,照例是什麼澄清吏治、裁汰冗官、清理田賦戶籍、整理漕運等等。當然,歷史事件不會完全重覆。完全重覆是不可能的。甚至自然界的運動也不會完全重覆。太陽每天都重覆自轉。可是每多轉一天它的壽命就縮短一天。歷史就更不可能有完全重覆。可是,在一定意義上,歷史事件是會重覆的。中國的皇朝更替就在許多方面都有相同之處。中國皇朝更替的規律性,使許多舊史家深信歷史循環論。什麼五德終始說,就是一個仔例子。其實循環論是錯的。中國皇朝更替模式改變不大,可是由秦漢迄於晚清,一條趨勢是中國文明由高峰向下滑,宋元之後中國已經大大落後於西方文明了。所以並不是真正的循環。儘管中國歷史不是循環發展,可是卻很富於規律性,這是不可否認的。

有些人認為,歷史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這就表示人是無能為力,甚至是不自由約。既然歷史有規律,哪麼贊同這個規律的只要袖手旁觀,讓規律自動實現變革便行了;反對這個規律的,即使努力反抗它也註定失敗。所以波柏指責「歷史定論主義」,說它「告訴人們說,任何想要改變即將來臨的變革的企圖都是枉然的。這是一種奇怪的變相的失敗主義」。

歷史規律與宿命論

承認歷史有規律,並不因此引伸出人可以袖手旁觀。人要自覺地奮鬥,這也是規律。從頭起從人的主觀努力就是麼史規律的一部份。

總有少數人會真正坐以待斃。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大部份人決不會因此束手就範。那些沒落的統治階級不論他們的沒落是多麼不可避免,但他們一定會作垂死掙扎——這同樣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樣是規律。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革命一定要造成內戰,被推翻的統治階級一定要反撲,就是這個道理。

奧妙在於,人不能根本取消規律,但可以加速或減慢規律的運動。這就夠了。這就足以使所有不歡迎「即將來臨的變革」的沒落的統治者拚命反抗,以便爭取時間,以便東山再起了。

反對不可避免的變革的人不會束手待斃,這是必然的。不過,如果變革真正是不可避免,那麼他們的失敗只是遲早事屬必然的。中國每一個朝代滅亡的時候,統治者總是垂反抗,但總是最後失敗。我們承認,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擾規律,可以使規律加速或減慢。資本主義每隔五至七年就會有一次週期性經濟危機。但是,自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所造成的震動太大了)以來,資產階級的國家不能不大大改良資本主義,實行國家干預市場,從而把週共性危機縮小為「衰退」,災難的程度比以前減少了。正是因為人多少可以使規律變形,所以才使得人不會簡單地在規律面前束手無策。但是,人卻不能根本取消規律。資產階級也不能根本取消經濟週期。自從一八二五年以來,資本主義已發生了二十二次經濟危機和衰退,不論資產階級如何用種種凱恩斯主義、貨幣主莪、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無法制止週期。去年十月十九日的股票崩潰,更是一個新鮮的明證。資產階級要努力遏止經濟週期,這是必然的,但他們最終要失敗,這也是必然的歷史上由許多必然性,許多規律構成,絕不是只有一種必然性,只有一種規律。許多必然性互相沖突,互相矛盾,最後哪一種必然性勝利,要看哪一種必然性更具有必然性,所以也始終戰勝資產階級。

我們在此要同一種歷史規律觀劃清界線。我們認為歷史有規律,但我們認為沒有像斯大林所發明約五個社會階段論那樣的規律。按照這種「歷史規律」,人類社會不管那個民族,都一定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這絕不是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這純粹是斯大林這個偽馬克思主義者偽造出來。中共把這種歷史觀發揮到登峰造極,而且把一切暫時的政策上升為規律。於是五○年代初的四個階級聯盟是規律,五三年要改造資本主義又是規律;一時宣佈社會主義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規律,一時又說一國兩制是規律。這種「規律」只是方便中共來打擊異己,本質上同舊時代的皇帝把自己的統治宣佈為萬世不易的原則同出一轍。這種偽馬克思主義的規律觀,馬克思不必負責。

歷史由許多互相沖突的必然性組成,而不是由單一的必然性組成。但最後哪一個必然性勝利,決定於哪一必然性更具必然性。

歷史可以而且應該預測

波柏認為歷史恨本不能預測,因為以前所發生的事件統統是獨特的。波柏是「自由世界」的捍衛者,不過他這個立場對於捍衛「自由世界」毫無幫助。美國的中情局看來絕不會同意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以致最近的尼加拉瓜革命是獨特的,不可重覆的。他們絕不會接受波柏博士的偉論。相反,他們視之為一種會重覆的瘟疫。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堅決干涉韓戰,才會堅決打越戰。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後,美國也不會視之為偶然,而是視之為一種會重覆的災難。於是他們才會從此堅決干預拉美的動亂,阻止拉美的群眾運動走近革命,所以才會有一九六五年入侵多明尼加,一九七三年發動智利政變、一九七六年發動阿根廷政變。一九七九年之後不斷干涉尼加拉瓜革命。有趣的是,絕大多數革命者也不曾視中國革命為獨一無二的,相反許多人從中汲取經驗,並且在一些國家重覆中國革命的模式。所以,在這兩個敵對大陣營中,決不會有任何一方接受波柏教授的訓誨,相信歷史是完全獨特的偶然的。

歷史預測本身是人類的客觀需要。人類如果要生存下去,就不能不作盡可能準確的預測。預測可能會錯。但也有許多準確的預測。歷史上有許多因有準確的預測而使人們趨吉避凶的事例。任何一場戰爭,任何一次重大改革,都要求人們多少對種種可能作出預測。任何嚴肅的、對人類負責的政治家都不能因預測可能有錯而根本拒絕作預測,否則任何行動都變成不可能。如果預測證明為錯,我們應該有改正的勇氣:並且總結這次預測的經驗,從中知道錯在何處的嘗試都一定失敗。他預測人類永遠都不能有充份的知識卻能力去全面改造社會,只能永遠從事「點滴的改良工程,他預測以後的世代在全面改造的能力都不會比現在的人類高明。波柏又再次背叛自己的理論,去作預測了,而且是更絕對的預測。幸好,馬克思恩格斯比他更謙虛。他們反覆說「現在我們人類認為自己懂得很多,其實在人類發展史中我們不過是處於童年而已。我們的子孫後代將會比我們高明一千倍。你們責備我們沒有好好設計社會主義社會,責備我們只列出一些大原則。朋友,你們要知道,我們還懂得太少,將來的世代會比我們聰明。這些工作只屬於他們,我們無權置喙。我們這一代無權糾核後代。是的,我們作預測。我們認為我們的預測是有根據的,但是將來實際情況如何。那要下一代人去自己解決。如果未來證明我們犯了錯,那光榮將歸於他們。我們不是說過:「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嗎?所以你們不該崇拜我們。你們要批判我們,因為辯證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們只要求你們對我們作真正科學的批判。很可惜:許多時你們的批判還是太少科學成份了。(下期繼續討論波柏對社會主義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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