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

──日本的勞動制度的本質

小林

新苗雙月刊7期（1988年6月）

長期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媒介不斷在吹噓日本的經濟奇跡。所有西方國家都利用「來自日本的挑戰」來為其削減社會福利和打擊工會權力的措施辯護。日本的模式已經成為各國資本家夢想實現的新社會秩序。

一種神話給創造了：日本的大企業沒有勞資糾紛是由於工人、管工和管理人員之間的和諧合作。

對工人運動的鎮壓

「忠心」好像是日本人的民族特徵。不少西方學者都用它來解釋戰後日本的經濟奇跡。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樣的研究是不會有收穫的。首先，用「忠心」來形容戰後日本工人的心態是不準確的，而且日本工人也不是一直都如一般人想像那樣「忠心」於資本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就曾經出現過龐大的工人運動；那是由於美軍佔領了日本和解除了它的武裝，以致日本資產階級的統洽陷入突然的癱瘓所致的。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盟軍插手鎮壓工人的大罷工，那麼日本第一個工人階級政權可能已經出現了。怎樣用日本人的「忠心」的民族性來解釋這段歷史呢？

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是原始的資本積累。日本全能的「公司權力」的出現，則是以軍事行動掃除工廠工人戰士和鎮壓大戰結束後出現的潛在革命力量為前題的。韓戰爆發前後，盟軍在日本不僅瓦解了激進的「工業工會聯會」，還成立了一個反共的社會黨傾向的「工會總委員會」，藉以改變工人運動的路向。但很令美國失望，這個新工會仍然保持了過往工會運動的戰鬥傳統。因此，日本資本家其後還經常要對頑固的工人作戰。採用的方法包括暴力壓制和鼓勵右派工會去分裂激進工會等等。

技術革命的影響

但總的來說，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的勞動管理制度才是削弱基層工人權力（那是工人團結的基礎）的主要因素。一九五五年，日本生產力中心從美國輸入了「科學」的勞動管理制度。一開始，這制度就同生產程序的改組有機地聯合起來。

技術革命帶來的新的勞動管理制度，是削弱基層工人權力的主要原因。它令那些必須通過長期工作才能獲得的技巧和經驗變成毫不必要。

鍊鋼業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在五十年代下半期，鍊鋼業先於其他行業推行全面的技術管理革新。那時的YAWATA鋼鐵公司靠先進電腦控制生產程序，組織了全新的勞動系統。它把勞工分類為「工人」和「職員」兩種。「工人」對生產的管理毫無發言權，「職員」則負責提供技術服務和參與制訂計劃。

在引入新制度之前，日本鋼鐵工廠〈其他行業也類似）的工場工作是由一名工頭領導的，他本人是個熟棟技工。工頭在工人之間有很高的威望。他既監督工作的進展，也負責分配工作，既制訂工場的工作計劃，又照顧工友，如果必要的話，他也負起給管理當局轉達工作隊的意見的責任。工作隊的計劃必須依靠他的領導才能完成。這就是過去基層工人的權力基礎；而這些熟練技工〈工頭）本人也往往是基層工會的領袖。

把勞工分為「工人」和「職員」的勞動制度不僅改變了舊制度，更把工人的團結和體力基礎破壞了。機械化、部份自動化和生產程序的集中管理，令那些必須靠長期工作才能狂得的技巧和經驗變成毫不必要。除了勞動管理仍交由工頭負責外，其他所有職能統統歸由與管理當局親密得多的「職員」去負責。因此，一種新的領班取代了過去的工頭。這情況在其他重要的產業部門也相繼出現，基層工人的權力於是消失了。

「公司世界」

基層工人體力的削弱，大大加速了資本積累；由於管理者成功地消除了來自工人的阻力，他們可以自由地推行技術革新，擴大生產規模和把變得的超額利潤再投資。而技術革新和生產制度合理化反過來又進一步瓦解工人階級的團結。

要了解工人階級的團結如何缺乏，必須了解何謂「公司世界」。它是一變建制的、意識形態的工具，它能夠把企業之間的競爭轉化為工人之間的競爭。一所大公司就好像世界一樣，工人的命運同企業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工人一旦走入這個「世界」，就要被迫根據企業定下的目標，同其他工人競爭。所謂工人對企業的「忠心」，就是由於在經濟刺激下高度個人化的競爭的結果，這同文化傳統毫無關係。

為了硬工人留在「公司世界」中，企業築起了「牆壁」，圍成一個讓同廠工人參與競爭的競技場。年資越長工資越高和終身僱傭的制度就是「牆壁」之一。後者只對大公司的固定員工有效，人數不到日本產業工人的三分之一

在大公司裏不是每個工人都可享有上述福利。那些為數不少的「外來工人」長期在大公司裏幹固定員工不欲幹的低下工作，如清潔廠房，處理廢物和維修等。由於他們名義上是由承包了部份工序的小公司僱用的，所以得不到大公司的福利。此外，大公司也僱用了相當人數的臨時工人——農民、季節性工人、兼織婦女等等。在這個制度下，工人被分為二等:享受種種福利的大企業的固定員工、在大企業工作的「外來工人」和大企業以外的普通僱員。後兩者的薪金和福利均遠低於前者。儘管如此，「終身僱傭制」的名稱並不準確，因為這制度下的工人並不真正終身受僱，而是只僱傭到五十五歲退休為止。它也不是就業的保證，我們接著將會看到，在七十年代的經濟衰退中，成千上萬原來受這制度保護的工人如何被踢走。

公司宿舍、置業貸款、體育館和由公司資助的文化活動等等福利，統統都是公司世界的基礎。日趨複雜的工資制度也起著類似的作用。過去工資主要根據年資決定，如今則傾向於由工人的能力和由管理層作的工作表現評估決定。加上不同企業有不同的工資標準，一個工人甚至連他為何得到某個份量的加薪也不大清楚。

流行的標準化工作程序不再須要工人把他的技術全部加以應用。工人在一所企業工作久了，就很難到外面找到好工作。此外：僱主也鼓勵僱員貸款買房子，條件是貸款要在五十五歲退休時清還。這些「福利」就把工人同公司兩者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向公司借錢的工人是很難辭職的，因為他的長期服務金遠不足以償還貸款。而企業的貸款額通常是不足夠的，工人還要透過其他途徑貸款。萬一他的公司破產，他本人也會遇到相同命運：當他不能償還債務時，房子就會被沒收。

透過上述種種方式，工人被迫不得不同其伙伴競爭，藉此維持生存、向上爬和增加工資。

工人福利的消失

在七四至七八年間，日本同其他國家一樣，經歷了經濟衰退。日本資產階級因此發起了一個「生產合理化」運動，這包括解僱工人、把原先由母工廠僱用的工人轉由判頭僱用、吞併小型破產企業，消除工會活躍分子和異議者等等。工人嘗試反抗，而且在有強大工會領導的地方成功地咀止了資本家的企圖。但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部門裏，工會不但沒有代表工人，反而主動地踢走工人，藉以「保護公司」。解僱被說成自願退休。某天工頭輕輕拍了拍一名年紀較大的工人的肩膊道：「你應該退休了。」假如他拒絕的話，麻煩就會降臨他身上，直至他肯退休為止。企業合理化運動可說是成功的，從七三年至七九年，產業工人一共減少了一百萬。在七五至七九年期間，有三十名固定僱員以上的工廠數目減少了百分之五點九，勞動日減少了百分之六點四，生產會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勞動生產率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工業意外卻連年增加，受害者大多是由判頭僱傭的「次等」工人。

生產合理化是以消除終身僱傭制為代價的。為了降低工資成本，資方比較喜歡辭退高薪工人。他們早已發覺，這些工人是實行生產電腦化、標準化和簡單化的障礙。一九七九年日本經濟開始復甦，可舊制度並沒有恢復過來。過去由固定全職工人負責的工作，許多反而由兼織工人〈其中不少是婦女）負責。

由於管理者成功消除了來自工人的阻力，他們可以自由地推行技術革新，擴大生產規模和把獲得的超額利潤再投資。

在大工織變，勞動合理化是以提倡「質量控制運動」的形式進行的。這些質量控制運動是很可怕的。每個工場通常最少有一個質量控制小組，大約每一兩個月召集一次會議，某些企業可能更為頻密。這些會議在工人下班後進行，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加班津貼。好建議會受到獎勵。得獎者除了有權出席高一級的質量控制會議，還有體會到美國旅遊。

名義上，這些質量控制運動是自由參加的。可實際上，工人是不能不參予的，因為參與小組的表現，直接影響他們的薪金調整和升遷。

質量控制小組的目標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要令工人習慣於管理者的思考方式，慢慢認同他們的意識形態。

這運動可說是種很高級的人事管理方式。工人不僅要在固定時間內工作，還要願意加班，下班後又要收集資料，研究怎樣提高公司生產力，改善管理以及撰寫有關的報告。即使工場裏有基層工會存在，活躍份子也很難有機會組織工人，因為所有可利用的時間和精力都給企業汲光了。

近年來，企業的極權主義越來越明顯。請看看下面的例子。一群工人在一起集會，聆聽他們的伙伴介紹提高生產力的建議。講員舉起了一個v字的手勢大叫：「明白嗎？你們正在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嗎？」群眾一定要鸚鵡學舌似的回答：「是的，我們明自。我們正在做應做的工作。」他們一定要這樣同答。這就是工人參與管理生產，也就是所謂「自治」了！

此外，在工廠內異議者遭到暴力對待的事件也不時發生，國家的法律彷彿在企業裏是不適用的。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被恐懼嚇怕，自由思想受到凍結，為之語塞了。

對一部份工人的「洗腦」工作是這種勞動管理的輔助手段。公司組織的洗腦工作小組〈其中包括了一些工會破壞者），推行多種形式的洗腦工作：近乎軍事化的訓練班、「道德」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等等。道德教育同反共的意織形態一起，為企業建立私人軍隊提供了思想基礎。

日本的企業從強調福利到向極權主義的過渡，這是同世界形勢的轉變有關的。七十年代起，一方面，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開始動搖，另方面，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繁榮也開始消失。在這個背景下，為了進一步增加工業競爭力和減少來自工人的阻力，日本資產階級使開始拋棄過去強調福利的面紗，在企業內部實行極權主義的管理方式。儘管資本在與勞動的對抗中處於上風，但以為企業內部的極權主義能推廣而成全社會的極權主義，卻是言之過早。因為勞工運動中的激進一翼仍在不斷反擊，事實上，戰後以來，日本勞工運動的鬥爭傳統就一直沒有終止過。而作為這傳統的繼承者的「工會總委員會」（全日本最大的工會聯會），近年來更有日趨激進的傾向。另一方面，社會上又有越來越多人感到極權主義危機的存在。資本與勞動的決定性戰鬥，不過剛剛開始而已。

日本「良好」的勞資關係，決不是甚麼民族特徵的結果。而日本模式更不應該是人類的新社會秩序。

（譯述自《一九四九年以的日本階級鬥爭和技術革新》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