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正在中國崛起

陳東

新苗試刊第3期（1.8.1986）

一次又一次，鄧小平都強調，中國決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

無疑，中國的商品經濟正在大為發展。不過，中共的官方理論認為，中國所要發展的，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是，「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不是以私有制為主導，而是以公有制為主導。這種「本質」分別，使「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不會發生貧富懸殊、階級分化，不會產生資產階級。

但不管中共喜歡不喜歡，事實是中國正在發生階級分化，正在產生資產階級。

從農村到城市，從商業到工業，處處都正在冒起資產階級。中共各級幹部本身也越來越多蛻變為資產階級。

城鄉個體經濟的蛻變

從一九五八年起，直到一九七八年為止，中共在極左路線下差不多完全壓止城市個體經濟。到了一九七八年全國只剩下個體戶幾十萬。儘管國營經濟在許多方面並無提供個體戶在服務業、小商業、小工業等所提供的服務，儘管國營經濟無法吸收一年比一年增多的畢業生，以致造成大量失業，中共還是不容許有個體戶以濟燃眉之急。這直到七八年才開始改絃易轍，鼓勵個體經濟，一方面有助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吸收失業。

政策一放寬，城市個體經濟發展極為迅速。短短七、八年，個體戶發展到一千三百萬戶。急劇發展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原來的國營經濟體制高度官僚化和僵化，使商業、服務業、小工業大為萎縮（城市居民有修理難、理髮難、吃飯難等「多難」之嘆），因此，個體戶一旦取得合法地位，便能大展拳腳。

個體經濟一方面發展了生產，另一方面也發展了階級分化。

個體戶的定義是經營者本人既是老闆又是勞動者，勞動力主要是他家人，即使有僱工，也只是起著輔助角色，人數只有幾個。中共原來的政策是個體戶最多可聘請兩個幫工，後來又放寬至七個。

限制僱佣人數的目的就是阻止個體戶轉變為資產階級。後者不會滿足於簡單再生產，通過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來賺取更多利潤。因此二者最明顯的分界線是僱佣人數多寡。如果僱佣人數多到僱主須要脫離生產，全盤從事管理和指導工作，那時他就不是個體戶而是資本家。自然資本家也有大小之分。據說目前大陸政策已放寬到可僱佣十五工人。其實，僱佣這個數目的僱主已經可算是小資本家了。

在千多萬的個體戶中，一少部份人正在迅速發財致富，成為資本家。現在所有有關僱佣人數的規定已成具文。私營企業從僱佣十幾、幾十以至幾百工人的越來越多。

這些新生的城市資本家數量多少，中共從來沒有公佈。目前他們仍被列為個體戶，因此在正式公佈的統計數字裡無從知道新生城市資產階級的實際力量。中共這樣有意隱瞞事實，是因為中共在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的同時，反覆強調，個體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已經確立，個體經濟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已被堵死。」（註一）但是，實際發展同中共的估計相差越來越遠。

稍為熟悉國內情況的人都知道，新興資本家人數正在迅速增加，逐步從服務業、商業伸展到工業部門。廣州的太爺肥雞、傻子瓜子等，分別是從事飲食業和加工業的資本家。他們是從個體戶蛻變成資本家的典型例子。

另一個例子是商業資本家。現在國內正湧現一些大包買商，利用港澳水客入口大批成衣、日用品等。其情況之嚴重，可從近來澳門僱主的憂慮略見一斑。他們大嘆人手不足，為什麼呢？原來有許多工人寧願做水客，以至關閘一帶有時竟至摩肩接踵、揮汗成兩。有人一天出入次數竟達二、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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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談的都是城市個體戶。城市個體戶發展雖快，但到目前為止，同國營經濟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農村就不同了。農村裡差不多沒有國營經濟，仍是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在農村改革前，八億農民仍是組織在集體經濟中。但是，改革後他們已經同個體經濟沒有分別了。農民已經獲得整個生產過程的自主權，從種植計劃到投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他們同國家的交換，也從強制的統購派購改為合同訂購。儘管土地權名義上仍屬集體，但是，農民承包地年限已從三年延長到十五年，而且可以繼承和轉讓，因此農民對土地的支配權是很大的。

據報，目前全國已有大約二千萬個專業戶和重點戶。除了一部份仍從事種植業外，越來越多人脫離土地，成為副業專業戶。

孫桂英是新時代的致富典型。她是養雞專業戶，一九八三年養雞一萬二千隻，賺了大錢，成為中國第一個買汽車的農民。報紙上未說明她僱佣多少人，但有專家估計，至少僱佣十個人。（註二）

農村由於是個體經濟天下，他們一旦有機會發展，便逐漸佔領一切經濟領域，不像城市個體戶那樣主要以商業、服務業及加工工業為主（這是由於國營經濟已佔據其他領域），初期主要是從糧食轉變為經濟作物，再轉而發展副業，後來則有越來越多人從事商業、運輸、工業。近年鄉鎮工業一枝獨秀，多數是地方政府所辦，但不少也是農民自辦的。伴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種以糧為綱轉到多業發展，伴著生產的增長，個體經濟中開始有人「冒尖」，成為萬元戶，專業戶。以萬元戶、專業戶為起點，引伸出兩條道路。一條是專業戶之間組織起各類型的合作經濟，以便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但另一條則是富農道，以兼併其他人的土地和僱佣別人來擴大生產。目前由於中共的避諱，我們無法確知富農的人數。但是，從報刊的零碎消息來看，農村有些專業戶從僱佣幾個到幾十個僱農都有。至於對自辦的鄉鎮，僱佣人數更有多至幾百。一個農村資產階級正在形成。

去年明報報導，有五個青年在鄉鎮合資經營橡膠廠，僱佣工人一百九十人。五個老闆各人購置一輛電單車，家中還安裝了電話。八四年每人純收入人民幣萬多元，是他們原來工資的卅倍。這幾位老闆似乎很有心得，教人們做老闆「不要擺架子，不罵工人」，而且「收買也好，籠絡也罷」，都要給工人甜頭才成（註三）。

另一種蛻變是國家把一些城鄉小企業整個地讓個人承包。這些承包戶雖不能擁有產業，但是他在承包戶期內可分得大部份利潤，而且可以向企業直接投資；換言之，他通過投資已取得部份股權；而隨著私人投資額的上升，這些企業大有可能遲早變成承包戶者個人產業。

山西平遙縣一個農民承包戶大隊農機廠。全廠三十人，在八二年獲得利潤二萬五千多元。

有些人仍自欺欺人地說，改革沒有導致分化。「在農村，一部份地區、一部份農民先富裕起來，並沒有造成兩極分化，相反地帶動、幫助了其他地區和其他農民。」（註四）

但是，中共有名的農業專家杜潤生比他老實。他承認，農民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擴大而非縮小:「據國家統計局測算，高低收入農戶之間的差距，一九七八年為一點九倍，一九八四年為二點六倍，六年擴大了零點七倍。」（註五）一份調查則說:「……一種趨勢是僱工經營的戶逐漸增加。」（註六）

「公有制商品經濟」的蛻變

中共較早前還根本否認中國個體經濟已有部份發展為資本主義企業。但是近來中共正式承包資本主義企業了。

去年二月趙紫陽在會見外賓時說:「私人企業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它的發展是有限制，不會發展很大，將來對它不需要採取國有化政策，可以在稅收上節制它的發展。私人企業有某種程度的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將來私人企業即使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它同國營企業相比還是很小的，不可能操縱國家經濟命脈。有一些私人企業，不會改變我們國家性質。」（註七）

同時，越來越多言論公開為新生資產階級（儘管他們不敢真名呼實物，基這個名詞相當避諱，而愛用私人企業這個詞兒代替）說話。有些幹部正式要求中國當局承包私營企業的地位，以保護他們的積極性（註八）。「近幾年來城鄉個體經濟中出現的僱工經營，有的已經逾越了規定的人數界限。如果這不影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而又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我們似可允許其存在」（註九）

但是，問題在於，國營經濟本身也大有問題，大有可能發生蛻變，分化出資產階級。

國營企業儘管正在進行改革，但遠未成功，傳統體制所造成的僵化和缺乏經濟效益仍大大困擾著它們。諷刺的是，規模越大的國營企業，往往最無活力，並且受到私營經濟越來越大的挑戰。儘管國營企業在工商業部門仍佔主要，但是，幾年來私營企業的增長率比國營企業高許多倍。

國營與個體（包括資本主義經營）工業增長比較:

如果中共不採取措施，私營經濟在市場競爭中賽過國營，從長遠來說是有可能的。如果這樣，中國就變質為資本主義了。但是，趙紫陽已明確表明將來不會再把私營經濟國有化，但也不完全放任，而是採用稅收（今年年初田紀雲宣佈即將開徵個人收入累進稅）去限制其進一步發展。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只要國營經濟仍佔主導中國就不會變質。

但問題在於，如果要把國營企業的活解放出來，就必須真正打破官僚的集權體制。但是，如果下放權力太多，各個企業或各地方政府官僚又有蛻變成資產階級的可能。

國營經濟本身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無論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國營經濟。要決定其真正，首先要看這個國營經濟的管理方式。管理體制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按照中共的改革方向，國營企業的管理將逐步向市場化過渡。各個企業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將逐步經由各個市場來實現。自然，中共強調，社會主義商品是有計劃的，因此國家仍實行計劃經濟。但是，這種計劃將逐步從指令性計劃轉變為指導性計劃，國家也一樣是通過市場，利用稅收、財政、金融、價格等經濟扛扞去影響各個企業。這就意味，這些國營企業雖然名義上屬於全民。但是，無論是在舊體制還是新體制下面，人民都無權支配，企業的投資權、用人權、生產經營權，不過是從中央官僚轉移到企業官僚手中，而這樣，企業官僚的權力已大得同一個資本家沒有很大分別了。到了那時候，相當部份企業利潤將歸企業官僚支配，而他們逐步蛻變為資本家，在缺乏民主監督的情況下，實際上是不困難的。

目前企業所獲權力還沒有如設想的大（中共在實行上是比較審慎的），但是已經現在了不少問題。各國企業為了盡量掙得利潤留成，都各出奇謀。據報有一半企業都在做假賬瞞稅，更有不少企業「領導」把自銷產品的貨款完全放進自己口袋。甚至有些「領導」把積壓在企業倉庫的各種鋼材、機電產品拿來炒賣。有些商品在食庫未動一寸，就已多次轉手炒賣，層層。這是造成近年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

當中共打算下放企業權力時，早就有人警告:「某些、事業單位的個別不稱職的負責人，就有可能利用這種自主權，更加方便地更加放肆地為自己或其小集體謀私利，大吃大喝，揮霍浪費，化公為私……」（註十）。

國營經濟的真正性質，除了要看它如何管理之外，更要看它是由誰管理。如果它是真正由勞動人民管理，真正讓勞動人民通過各級民主程度去管理這些人民財產，那麼即使實行相當大的市場化，從中蛻變出資產階級的數目終究會少許多。由下而上的監督，使企業負責人要變質也相當困難。

相反，如果國營經濟始終牢牢握在官僚手中，在逐步擴大市場化之後，那麼蛻化變質的機會就大許多許多倍了。

首先，在「讓一少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方針下，官僚往往是率先帶頭致富的急先鋒。其中當然也有真正是勤勞致富，但是大部份都是以權謀私而致富。

最引人注目的是黨政機關經商。這些機關本身不是經濟組織。但是，黨政幹部往往利用權力，運用公款實行投機買賣。陳雲這幾年不斷警告，這樣下去一定會「亡黨亡國」；他去年又再指責說:「……有些黨政機關，黨政幹部和幹部子女，就蜂擁經商，反據十幾個省市的調查，從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一下子就辦起了兩萬多個這樣那樣的公司……同一些違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結，……買空賣空、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註十一）。
幹部貪污腐化，幾十年如一日。不過，目前的貪污腐化同以前有很大差異。以前主要是種壟斷政治權力來營私舞弊。而現在卻再加上市場的新條件。政治特權再加上在市場的投機行為，使越來越多幹部嘗到改革的甜頭，而且成為進一步要求「鬆縛」的急先鋒。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都是在整黨期內進行的。自從一九八三年中共宣佈整黨以來，竟然是越整則貪污腐化、蛻化變質、投機倒把便越演越烈。中共所患政治愛滋病使它的免疫系統早已失負，以至無法抗拒病菌了。

「我們第二期整黨有沒有搞得比一期整黨還不如的危險性呢？有的同志反映，現在一些地方基層黨組織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沒人管事，大家都『致富』去了。」（註十二）

城市的情況比較為人熟知，農村情況又如何呢？

農村幹部剝削專業戶、萬元戶的報導很多。但是，這種明目張膽的巧取豪奪（通過各種無理稅收、攤派）固然厲害。但更厲害的是不少農村幹部本身利用政治及經濟特權迅速致富，不少再進而為新生農村資產階級。在分田的時候，幹部及其親朋戚友往往分得好田；到了後來進一步放寬政策，幹部由於後台硬，能夠得到廉價化肥、農藥、氣油甚至卡車，而且大量僱工也無人干涉。「幹部有權就是種田也容易，口一開，平價化肥、農藥就有了，農具、人手送上門。一般農民要出高價買化肥、農藥，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怎能種得起田？！」（註十三）

最近紅旗委婉地發出警告:「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自然包括黨員在內；但是共產黨員……先富起來，要依法致富，而不是靠佔有他人勞動等非法的手段」（註十四）

結語

中共領在主觀上或許的確不願見中國逐步階級分化，最後蛻變為資本主義。但是，中共官僚體制已經腐敗到很難作自我改良了；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國營經濟逐步市場化；港澳資本家逐步同化國內的幹部；等等——中共更難以控制正在釋放出來的巨大的市場動力。鄧小平始終相信中共能駕馭市場這輛車子。但看來它不願永遠业當車子。它要反客為主的野心正在逐步顯露。

當然，其他道路總是有可能的。資本主義復辟只是其中之一。但這是一條相當現成的道路。

「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行將再一次大大震動中國。

註釋

註一：《適當發展個體經濟是社會經濟生活的需要》，人民日報，八三年一月九日

註二：明報，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

註三：明報，八五年三月六日

註四：《開放、搞活和堅持社會主義》紅旗，八六年第一期

註五：《先富後富和共同富裕》人民日報，八六年一月廿七日

註六：《溫州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紅旗八六年第三期

註七：人民日報，八五年二月十三日

註八：《應當承包私營企業的存在》經濟學週報八五年三十期

註九：《對六五時期經濟建設問題的回顧與思考》新華文摘，八六年五月

註十：工人日報，八○年十月廿一日

註十一：人民日報，八五年九月廿七日

註十二：紅旗，八五年第十八期

註十三：人民日報，八三年八月廿一日

註十四：《適應改革需要，加強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紅旗八六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