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

劉宇凡

（新苗雙月刊，1987年1月）

歐美各國以至香港，比「社會主義」中國自由、民主得多，無論中共怎樣睜著眼睛說瞎話，這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不過，很多人傾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但對它的誤解也不少。不少人，從一般評論家到國內的方勵之，都認為西方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是因為實行資本主義的緣故。他們都認為，有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制度，才會有自由民主。（可參看7月號爭鳴方勵之訪問記，及6月15號百姓《國有制與私有制》一文）有趣的是，儘管他們如此愛好自由民主，在上述的觀點上同中共卻非常一致，二者都認為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特有的。

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嗎？

歐美資本主義比中國自由民主得多。這是事實。從這個事實，只能推論出資本主義是能夠容納自由民主的。但絕不能從中推論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夠容納自由民主。更不能推論出自由民主只能根源於資本主義，因為有更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夠容納自由民主。全球除14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實行資本主義（不論稱為福利國家還是混合經濟，或是「民主社會主義」，只要是私人企業和市場調節佔主導地位，都是資本主義）。而絕大部份亞、非、拉的資本主義各國都沒有多少自由民主。從上述事實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資本主義可以有自由民主，也可以沒有自由民主，因此說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自由民主的保證，那是不符事實的。

只有一種自由，不論是早期的還是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論是歐美的還是落後資本主義國家，都一致享有的；那就是資本的自由，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經濟自由，例如貿易自由、契約自由、僱佣工人的自由，等等。只有這種經濟自由才是資本主義特有。沒有它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反之亦然。

但民眾所最珍惜的政治性自由，從一般人權（公平的審判、無罪推定等）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等等，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差異極大，從沒有自由到較多自由都有。民主也一樣。

現在西方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根本不是從資本主義自動衍生出來的。事實上早期的歐美人民的自由比今天少很多，民主則更少。現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建立了超過一百年以上，才由民眾自己逐漸爭取到手的。

資產階級革命的初期，宣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當時這個「人人」並不包括黑奴，也不包括婦女。所以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憲法性文件（英國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1640年大抗議書、美國獨立宣言及憲法、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等）所說的「人」，通通只指男人，女人當時根本不被承認為有獨立的人格的人。她們連人身自由也大受限制，更不用說經濟和政治自由了。至於民主，婦女要到20世紀20年代才爭取到選舉權。今天婦女所享有的自由民主，是資本主義建立了許多個世紀之後，往往在違反資產階級的意願下，由婦女以及其他支持者長期奮鬥而獲得的。

資產階級宣佈人人享有結社自由。但工人的結社自由從頭起就大受限制。從美國到英國，從法國到德國，毫無例外地，資產階級一旦在人民支持下取得政權，就禁止工人組織工會。尤其諷刺的是，資本家根據的理由，就是工會權違反了財產自由，違反了契約自由，違反了資本家的人權。事實上，資產階級反對禁止童工，反對限制工作日的工時（早期一個工作日該工作多少時，由老闆決定）等，也都根據上述理由。工人運動要經歷一個世紀以上的奮鬥才取得工會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於1640年，但到1876年才被迫承認工會權；美國憲法訂於1787，但到1884年，經過無數次罷工，才承認工會權。法國人權宣言公佈於1789年，但1791年即制訂霞不列法，禁止工人結社，直到1884年才承認較全面的工會權。至於示威、罷工、糾察、簽訂集體合同等權利，往往要到更後期才爭取到手。

自由如此，民主更尤其如此。今天絕大多數南半球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民主。歐美早期也不民主。西方的資本主義革命從起就只容許資產階級享有選舉權，不准許低下階層和工人享有，婦女更不用說。資本主義的本質只要求政府必須尊重資本的自由，必需為資本服務。至於這個政府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制，是民主制還是寡頭統治，是無關宏旨的，彈性極大。有些人認為自由民主決定於資本主義私有制。其實，政治和所有制的關係當然很密切，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是直接決定於所有制的。全球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從君主專制到較充份的民主制都有。究竟最終採納哪種政體，那是各個階級的力量對比及鬥爭的結果。現在西方各國之所以有自由民主，最重要原因是因為從頭起（即從資產階級革封建皇朝的命的時候）一般民眾就熱情地參與民主鬥爭，而且處處顯得比資產階級更堅決、更有力量。當時英國的平等派及崛地派，法國的雅可賓派、瘋人派，美國的自由平等之子社等等，都是下層民眾的政治代表，他們力求擴大並超越資產階級所提出的非常狹窄的自由民主綱領。儘管他們不同程度地暫時失敗了，資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更大大限制民眾的自由民主，但是，這個鬥爭傳統一直保持下去，時常向資產階級挑戰，並且隨著生產的發展而日益形成的現代工人階級，在人數上很快超越了曾經是民主先鋒的城鄉小資產階級，他們比後者更富於組織，很快組成工會和工人政黨，而且由於生產集中而力量異常龐大。這個日益龐大的階級一旦接過擴大自由民主的旗幟，經過無數次的鬥爭，最後迫使資產階級逐步讓步。可以說，哪裡的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越有長遠的民主鬥爭傳統，越有組織和力量，越有正確的領導，哪裡的自由民主就較有保障。民眾的這種民主力量自然不是懸空而生的；它本身是大受經濟因素所影響的。但這裡經濟因素究竟是間接起作用的。政體的具體形式直接地仍是由各個社會集團的相互鬥爭所產生。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沒有自由民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欠缺上述條件。可見，西方的民主制度根本不是資本主義所賦予，而是民眾自己奮鬥的成果。

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民主

儘管西方的民眾已經取得了這許多自由民主，但是，這並不是說，自由民主已經十分牢固，十分有保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政府時常另立新法律來取消或限制民眾的自由民主。美國南北戰爭最以南方奴隸主失敗而告終，北方解放了南方黑奴，修正了憲法，保障了他們的自由民主。可是，一旦北方資產階級同南方妥協，徹出軍事政府後，南方的前奴隸主就在各州中訂立種種新法律來實際取消黑人的選舉權（文化測驗，投票須繳人頭稅，財產限制等）。婦女權利也是這樣。廿世紀70年代初婦女運動在歐美各國贏得了墮胎權，但是到了80年代許多地方都另立法律取消或限制它。工人的工會權更時常受到限制。例如美國1942、1947年訂立了斯密夫法和塔夫脫——哈特萊法，50年代又訂立黑卡倫法，大大限制了工會權和罷工權。總統隨時可以宣佈緊急狀態，取消工人的罷工權利。由1947年到1969年，美國總統共使用過29次這種緊急狀態令。

在民眾的努力爭取下，西方的自由同以前相比無疑是擴大了一些；但是，由於資本的積累和集中，由於壟斷財團的形成和發展，在另一方面自由卻在縮小。商業秘密——它是資產階級財產制的必然引伸，而且與之一樣神聖——大大限制了作為言論自由的前提的資訊權。商業秘密使社會的生產和交換成為資本家私事，成為秘密。這在自由競爭的時代，矛盾還未致很尖銳。當同一行業中存在極多互相競爭的個別資本，對科技、發明、生產過程、交換等等的壟斷很難維持長久。但到了壟斷時代，情況完全不同了。企業規模越來越大，最後同一行業中只存在十幾個甚至兩三個巨型資本；那時候，資產階級對於科技、發明、絕大部份生產和交換的過程等等的壟斷就大得多，不能不大大縮小了人民的資訊權利。在商業秘密的擋箭牌下，我們無法知道石油公司如何計價；我們不知道中巴、九巴等的賬目。我們也不知道生產過程中加進了多少有害物質，也不知道有多少新發明被資本家刻意隱瞞以避免其現有產品貶值。資本家當然可以說商業秘密是財產權的一部份，是人權的一部份。但問題在於，他們的人權是以犧牲廣大民眾的人權為代價的。

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意味著壟斷資產階級越來越反動。為了謀取暴利，時常使用種種卑劣手段，壓制工人，欺騙消費者（壟斷價格，人為減少供應造成市場緊張，收買政府人員）。如果沒有工人、婦女組織以及各民權團體的抗衡作用，壟斷資產階級早就會大大取消人民的自由了。事實上這樣的事情早就發生過了。廿世紀的20及30年代的德意兩國所發生的法西斯上台，就說明了，壟斷資產階級在摧毀了工會、工人政黨的力量後，怎樣肆無忌憚地壓制人權。希特拉、墨索里尼不是天生超人；他們不過是壟斷資產階級，尤其其中的金融及重工業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而已。

嚴重經濟危機固然會驅使壟斷資產階級走向法西斯主義；經濟繁榮有時也會發生反動潮。美國50年代的墨卡錫主義就是一個明顯例子。當時壟斷資產階級為了對抗中國革命及殖民地革命，和為了對外擴張，首先要求在國內打擊異己份子，於是對許多人進行了迫害，從電影工作者到作家，從共產黨員到工會份子，從平民到科學家，其中包括原子彈之父奧本海墨；他被迫害的理由僅僅是他青年時曾同進步人仕有過交往。幸而是富於鬥爭傳統的各個工會、學生、民權組織的反抗，配合了其他因素，最後才抵擋住這陣反動熱潮。

法西斯主義，墨卡錫主義，這都表明，一旦壟斷資產階級遇到嚴重的國內或國際危機，都會能採用那些可怕的反動政策。說西方的自由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改良」而日益牢固，那不僅是無視歷史教訓，而且客觀上麻痺民眾。

自由與自由權

中共之所以指責西方的自由權，是因為嫌它讓人民太自由了。我們之所以批評西方的自由權，相反是因為它還不夠自由、還太受朿縛，而且也沒有根本保證。法律上保障億萬富翁和窮光蛋一樣享有種種自由權，這是一項偉大成就，比起過往的奴隸和封建社會公然否認民眾的人權要文明得多。不過，法律上的平等是遠遠不足的。人人享有自由權，不等於人人享有自由。要享有自由，法律上明文規定自由權只是必要條件（在中國連這個條件也沒有），但不就是充份條件。人們還必需擁有種種物質條件，才有可能充份運用自由權。億萬富翁和窮光蛋同享言論自由權，但是實際上只有前者才能真正享有言論自由，因為他才可以辦報紙、雜誌、購買電台、電視時間，等等。窮光蛋只能永遠被目為沉默大多數。因此，只要社會、經濟不平等保持下去，法律上的平等不能不成為形式上而非實質上的平等。只限於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就不能超出資產階級的局限性，本質上就仍然只是這個階級的自由。

要打破這個局限性，就要將社會的主要資源和生產資料收歸公有，打破社會經濟的不平等，才能享有自由。要人人都有言論自由，就必需讓人人都有充份利用報章、雜誌、電台、電視的機會；要人人享有集會自由，就必需讓人人都有使用各種會議室、大會堂的權利；要人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就必需保証勞動人民自由獲得生產工具及資源來自食其力,同時必需限制資本的剝削自由。只有那時，自由才能衝破階級的局限性，真正成為每一個人的自由。

國有制與自由

資本主義私有制並不能保證人民的自由；它所要保證的，首要仍是資本的自由而已，而資本自由客觀上同勞動人民的自由是對立的。只有實行國有財產制，把資產階級主要的生產資料（民眾的作為消費的財產以及小本經營並不包括在內）收歸國有，才有可能使民眾的自由得到實現。

反對者認為，國有制恰恰只會取消自由。他們說，現在沒有一個實行國有制的國家有自由民主。從這個事實出發，他們推論出國有制一定反自由民主。

這個推論不能成立。現在的14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行國有制，但這些國家不一定能代表國有制，正如張五常聲稱國民黨時代的中國不能代表典型的資本主義一樣。古往今來還有其他類型的國有制、公有制的社會，它們有些就很自由、很民主。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自由，不民主，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本身沒有說明不民主的原因何在。也許同國有制相關，也許沒有關係，總之不能證明國有制一定反自由反民主，正如有許多不民主國家實行私有制，但同樣不能據此證明凡私有制就一定沒有自由民主一樣。這個事實其實只能證明，國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這倒是無可懷疑的，正如私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一樣。國有制只是人民真正享有自由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還需要其他條件配合。這些條件包括了生產力有相當發展；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有充份的民主權利及就業保障；人民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國有制本身的確並不能保證自由民主。這是馬克思老早就指出過了的。他說過，所有制的變革，如果不是工人階級自己進行，而是由一小撮人包辦，那遲早就要變質。中國的革命之所以官僚化，正正是因為它從頭起就是由中共一手包辦，民眾沒有自己獨立的革命組織。

當今14個國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有多少自由民主，這是事實。但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過自由民主的國有制國家。1917年俄國革命早就產生了一個比西方更自由更民主得多的工人國家。俄國革命的偉大成就，就是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物質條件上保障人民的種種自由權。當時革命政府把許多電台、印刷廠，大會堂等收歸國有，讓人民各個黨派都可以享用。在民主制度方面，實行工、農、兵代表會議制。政權就操在代表會議之手。代表由人民選舉，並且不像西方那樣要定期改選，而是可以隨時撤換，保證代表不會蛻化變質。代表的薪金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太多，保證代表不易變成特權份子。在代表會議中，各個政黨可以和平競爭，各自爭取會議採納自己的政綱。當時無論在憲法上還是在實際政治上都沒有一黨專政。即使在內戰最劇烈的時期，在代表會議裡仍有除俄共之外的其他黨派，例如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他們批評俄共，在投票時往往反對俄共。俄共之執政，不是強加給人民，而是經由代表會議選舉。一黨專政要到列寧死後，由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進行全面反動後才逐步建立的。

這段自由民主的時期很短，但是，這個經驗至少告訴人們，如果有其他條件配合，國有制不僅不反自由民主，而且要比資本主義所能達到的還要徹底得多。

如果中國實行資本主義

上面我們根據種種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不一定自由民主，而且從長遠來說現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沒有根本保證，同時，國有制也不一定不自由不民主。那些把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勉強拉在一起的人，其實不過是為他們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或曰私人企業）大做輿論而已。

如果中國恢復資本主義，那會不會有自由民主呢？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具體情況，就會發現，中國能重覆西方的經驗的可能性極小。中國資本主義只會直接帶來資本的自由，僱佣的自由等等。私人企業也只能保障資本家個人的經濟獨立性。對於民眾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新興的「企業家」們只會比西方的兄弟更反動，更不會接受民眾的自由民主。道理很簡單。第一，中國這樣落後於西方，新興的資產階級如果要在世界市場上同西方競爭，就必須維持對勞動的高度剝削，因此勞資關係會比西方更尖銳、更少妥協餘地，資產階級因此更會堅拒給予民眾真實的自由民主。歐美各國在他們發展資本主義初期，世界市場上並沒有現成的嚴重的競爭者，因此西方資產階級還可以在本國人民壓力下讓步，不必太憂慮失去競爭力。現在中國以及所有落後國家都沒有而且不可能再有這個條件，所以今天絕大部份的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都十分反動。第二，在西方民主革命初期，工人階級數量很少，而小資產階級及一般貧民雖然革命性很高，但力量上始終敵不過資產階級，所以在這個情況下資產階級比較上敢於以自由民主的旗手出現，向封建皇朝大膽鬥爭。可是，在中國（以及許多落後國家），工業化早已形成了一個人數龐大（一億）、生產集中的工人階級，而世界工運的水平早已達到了組織工會、工人政黨的階段。在這個情況下，新興資產階級相對而言數量極少，因此，對這個數量極大的工人階級不能不防忌甚深（香港資產階級反對直選正是基於同一理由），更不可能會領導民眾向中共作自由民主的鬥爭。他們深恐工人會利用自由民主去反對他們（正如香港資產階級害怕「免餐午餐」一樣）。上述兩點表明，中國再多一些私人企業家，或乾脆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只會離自由民主更遠，而非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