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期

市場社會主還是民主自治的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還是民主自治的社會主義——介紹西方一場爭論

劉宇凡

新苗雙月刊第4期(1987年10月)

前言

八十年代好像是六、七十年代的反動。六、七十年西方圍繞著反越戰運動所造成的激進化,在青年當中引發起對社會主義熱切響往的潮流。七十年代末,這一切都改變了。不僅西方青年的激進化消退,連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從中國、蘇聯到波蘭,無一不陷於經濟危機甚至政治危機中,並力圖從僵化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同時,西方的市場經濟卻好景不常,自從一九七四年的衰退以來,盡管有間斷的復甦,但是已無法恢復戰後的黃金時代了。如今西方的三千萬失業大軍,在相當時期內仍毫無跡象會大為減少。無家可歸,靠社會救濟為生的人,一直在增長。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劣問題,已爭論了接近大半個世紀了。在張五常眼中,那個問題根本不值得爭論,因為市場經濟是天然地優越的制度。不過,新自由主義學派盡管在香港吃香,畢竟在世界眾多流派中佔一席而已。許許多多經濟學家,從凱恩斯到新左,從馬克思主義到托派,都不得不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八十年代以來,根據許多新的經驗,這方面的論爭又推進一個新階段。這次論爭的時代背景,和過去最大不同,是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

英國一位蘇聯經濟專家,亞歷克‧諾夫(Alec Nove)根據他對蘇聯經濟的分析,最近寫了一本《一種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書(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提出了一套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確有很多問題。他主張社會主義,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則同樣不能解決問題。只有社會主義採納市場調節,才是出路。

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比利時的曼德爾去年在新左評論上著文反對諾夫,題為《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辯護》。(另一位經濟學家Roland Lew)也參加論爭,但此處暫時撇開)諾夫不久寫了《市場和社會主義》一文反駁曼德爾,本文主要是介紹二者的這一次論爭。後來曼德在最近出版的一部書《在廿世紀末葉的時刻再重申社會主義》曾再反駁諾夫,但此書未運到港,無從介紹。

對計劃經濟的挑戰與回應

諾夫贊成社會主義,但不贊成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設想中,貨幣、商品、市場,在社會主義將會逐漸消亡,慢慢由全面的計劃經濟和民主自治所取代。諾夫直指這是根本不能做到的。諾夫明白到,真正的社會主義是根本反對一黨專政,反對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應由全體公民以高度的民主自治去管理經濟。但諾夫指出,這個理想是無法實現的。他舉出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社會的產品上千萬種(在蘇聯至少有一千二百萬種產品),生產這千萬種產品的各個單位,彼此在投入產出的比例都會不同,它們的總和構成無數的極其複雜的生產公式,不可能由一個社會民主機構為各個單位制定計劃,並為它們提供真正合適的原料、人力、機器等。這無數的生產公式,只能由市場調節;任何電腦,任何一種民主機構,都不可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

曼德爾並不從馬克思的模式出發來反駁諾夫。他認為,要判斷社會主義該實行計劃為主還是市場為主,不是根據馬克思的主張,因為畢竟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意見只是一種預測。應該根據的是現實生活,首先是要根據資本主義本身的趨勢。究竟資本主義本身有甚麼趨勢?那就是勞動的社會化。甚麼是勞動的社會化?它就是社會分工、大生產代替小生產、生產專業化等等所造成的生產過程和消費的彼此依賴。與社會化相對立的是自給自足。在十四世紀歐洲各國主要是自然經濟,彼此依賴的社會化勞動(主要是手工業)不過包括幾百人。到了今天,整個社會分成為許多經濟部門,彼此間在技術、原料、機器、人力等各方面互相合作和依賴,進行這種合作的人上千萬計,這就是勞動社會化。勞動社會化本身正好帶來甚麼呢?那就是在生產方面越來越有計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對生產進行有計劃的管理在規模上也越驚人。在那些擁有幾十間工廠十多萬員工的巨型企業,它們內部就正在實行計劃經濟。所以計劃根本不是到了社會主義才突然出現;它不過是繼承並發揚資本主義中早就出現了的趨勢而已。

企業內部的有計劃生產意味甚麼呢?那就是由市場分配的勞動急速地下降,而直接分配的勞動急促上升。通用車廠轄下有許多分廠;當零件廠輸送零件到車殼廠的時候,二者之間並沒有買賣關係(只是在簿記上用貨幣形式記帳,但這不意味有真正的交易)。各廠之間的物資分配,不是由市場調節而是由總廠有計劃的調節。生產越發展,企業規模越大,越多產品(主要是中間產品,而不是一般消費品)的生產和分配要由計劃來調撥。

諾夫其後在《市場和社會主義》一文中反駁曼德爾。他說,誠然在企業內部是有計劃地分配產品的,但是,這種計劃性本身是決定於市場的。通用轄下的車殼廠把一千架車殼直接分配給裝配廠,既不多些也不少些,是因為市場需求通用生產一千架汽車。在這裏諾夫要證明資本主義雖然有計劃成份,但這個計劃成份只有立足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才行得通。

(筆者認為,諾夫的批評並不正確。目前資本主企業的內部計劃調撥,是建基於外部的市場調節,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本身並不包含「計劃只能以市場為基礎才能發揮效益」這個論斷。無論資本主義私人企業內部怎樣有計劃性,它到底是依賴市場的,否則早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這是人所共知的。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私人企業的計劃性是否最終依賴市場——這事實沒人否認——而是在於計劃性依賴市場,即最終仍由市場調節,這本身能否真正發揮經濟效益。對此諾夫恰恰沒有證明。曼德爾將怎樣反駁,筆者現在還不知道,但從他已發表文章,可推論出他的看法。他認為,私人企業的內部計劃,和市場的外部調節,在資本主義下既有統一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另一面。而且,企業規模越龐大,因而越有計劃性,它的生產力就越大;而這又反過來使市場更易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周期性生產過剩。生產過剩本身就是最大浪費。所以,從資本主義的計劃性以市場為基礎,這個事實根本不能推論出市場比計劃更可行。)

諾夫所謂上千萬種產品使計劃經濟無法運行,是經不起推敲的。曼德爾指出,在千萬種產品中,相當多是屬於中間產品、半製成品等等,而這類產品消費者是不會購買的,它們只在工廠之間流通。而企業越大,它轄下的分廠的產品就根本不經市場調節。還有,許多大型的建設——電站、水壩等等,它們往往不是由市場調節的,而是預訂的。就算是公開招標,那已經不是純粹的市場調節了,因為在公開招標中,各個企業還在競投時,生產還未進行。當中標者進行生產時,又已經沒有了市場競爭,因為產品最後只有一個,而且最終一定會被使用。這大大不同於一般市場,在一般市場各個工廠是拿著已經製成的產品互相盲目競爭。所以,在西方資本主義,決不是一切產品都經由市場調節。生產規模越大,就越多產品經由計劃,直接預訂等方式調節。

計劃、市場和消費者

行文至此,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甚麼是計劃,甚麼是市場。一般人以為,計劃經濟就等於一切統制、官僚集權、配給,而市場經濟就等於自由民主。曼德爾指出這是完全誤解。市場經濟曾經長期同法國專制皇朝、俄國皇朝、德國皇朝和平共存。直到今天,在全球奉行市場經濟的一百五十多個國家中,只有二十多個歐美各國有自由民主。所以市場經濟的本質不在於自由。反過來,固然有不民主的計劃經濟,但也有民主的計劃經濟;在一些原始農業公社中,更有由習俗、宗教、巫師等作為調節工具的計劃經濟。所以,計劃經濟的定義也不在於官僚集權。其實,曼德爾指出,二者的分別在於,計劃是一種事前分配勞動的制度,而市場則是一種事後的分配制度。飲食部門由於需求增加(例如人口增加),利潤率就提高,其他部門的資本及其他閒散資金就會自動流入飲食部門,直至這個部門飽滿甚至過剩為止。這就是事後的分配。計劃經濟則事先估計需求增長多少,然後自覺地增加分配勞動到飲食部門,不依靠利潤率的調節。

諾夫提出計劃經濟不可行,就等於說,一個社會永無可能自覺地調節自己的經濟運行。他上文已提出過一個論點。現在再介紹他的第二個論點。這次他是從消費者著眼。他說,消費需求是極其複雜,難以預測的。而且,隨著生產發展,消費的花樣越來越多。同是洗潔精,會有十多種流行牌子。我們很難預測消費者的偏好。

曼德爾不否認消費需求有難以測定的一面。所以他再三強調,不能排除在某些方面繼續容許市場。但是,他指出,消費模式也有它可以預測的一面。早在一個世紀前,德國的統計學家恩格爾就對需求模式作出科學分析和預測。到了今天這個方面的研究更越來越精密。根據種種統計,我們可以把消費品分成三種。一種是基本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行、水、電)。第二種是提高文化所必需的產品,例如教育、文化、家庭電器、較精細的食物、娛樂、渡假費用等等。第三種是奢侈品。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當社會已經富庶到一般人的第一種需求已能滿足的時候,人們就會轉而追求第二種消費品,因此隨著第一種需求得到滿足,用於第一種產品的家庭收入越來越減少。這意味甚麼呢?對這類產品,消費需求的彈性是趨向於零的。也就是說,即使這類品的價格再下跌更多,只要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人們也沒有興趣去多買些。沒有家庭會因為米價下跌而大量購入米。換言之,第一類產品的需求基本上是穩定的,大可預測的,因為它們是同收入增長形成一定的比例的。這類產品本身大可由社會直接而且免費供應給人民(當然只在富裕社會辦得到。畢竟,計劃經濟只能在生產力相當高的情況下才是可想像的。曼德爾並沒有說在像中國那樣貧困的國家可以實行)。事實上西方早就有這種直接免費分配的萌芽了。某些國家一直實行給學童提供免費早餐,給嬰兒提供免費牛奶津貼等等。當然,如果貨不對路,人民就沒有消費選擇了。但是,曼德爾認為,在社會主義中,消費者根本就不應當只是純粹被動地在產品之間選擇。計劃經濟應當由包括消費者在內的人所控制。在資本主義中,消費者的所謂自由只是被動自由。計劃經濟要令消費者能真正有份參與生產決策,使消費者能真正監督生產,避免貨不對路的現象。如果能做到這點(民主選舉消費者委員會,並由它參與經濟決策),人民所獲得的產品就會是最適合他們的需要了。例如,對洗潔精的需求估計並不困難,而只要供應充足,一個在富裕社會過生活的人不會因為免費供應而大量霸佔,正如讓鹽免費供應不會有人大量霸佔鹽一樣。

第二類產品中有不少也可以像第一類產品樣直接分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將會越來越多產品的成本越來越低,需求彈性也更低,因而以有更多產品進入免費直接分配的範圍。只有奢侈品及某些特殊產品仍需以貨幣交換。

諾夫認為,只有當消費品分配是通過貨幣時,才能確定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需求程度。一個人願意花廿元買一張戲票,但如果價格上升到卅元他就放棄看戲,寧願花在一件襯衣上。每一個消費者對不同消費品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的價值觀,它只能通過貨幣來向市場傳達他對不同產品的需求程度。計劃者是不可能確知每一個消費者對產品的不同需求程度的。

曼德爾不認為這是甚麼嚴重困難。首先,對許多必需品,消費者根本沒有多少選擇。在住房和購買一輛勞斯萊斯之間,人們的選擇很少,除非他用不著房子。自然,房子的種類也很多,但要知道人們的一般喜好並不困難。只要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建立充足的溝通渠道,讓消費者直接向生產者反映需求便可以了。曼德爾不無諷剌地引一個例子:一個人不會因為手上有錢並且恰巧看到一間餐館,才會想到他原來十分饑餓。這例子說明:只有使用貨幣,消費者才能區別自己不同需求偏好,這個說法,是過於誇張的。

對市場的批判

諾夫堅持社會主義應實行市場經濟。曼德爾指出,市場經濟論者強調市場能保障消費自由,但是他們沒有顧及市場同時卻大大縮小既是消費者但更是生產者的工人的自由。在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中,儘管沒有了資本家,但是整個社會的生產、投資、交換和分配,仍是由市場即利潤率調節。這樣,對每一個企業的工人來說,他們生產甚麼,生產多少,工作時間多少,收入多少,產品是否賣得出,他們完全無從過問,一切都要由市場決定,一切由市場來懲罰或獎勵。競爭的邏輯一定要使那些較為小規模企業破產,也一定要使周期性的生產過剩重新出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病——就業沒有保障、失業、貧富懸殊、勞動強度提高、異化……——就會重現。對於工人來說,為了所謂消費自由(其實計劃經濟也一樣能保障消費自由),而要犧牲他們在生產上的自由,要使他們成為市場的奴隸,這又是否值得呢?究竟誰才有權決定呢?是官僚、精英,還是工人自己?如果由工人決定(否則就不配稱為社會主義),那他們怎會選擇市場經濟為主,大大犧牲自己在生產上因而在社會經濟上的自主權?尤其是毫無證據證明計劃經濟一定取消消費自由的時候?

智利一個天主教神父說,最近一次披索貶值,使佔聖地牙哥一半人口的貧民,他們所賺到的收入連買麵包也不夠。如果弗利民要他們相信自己比東德一個生活無憂的工人更為「自由」,更有「消費選擇」,恐怕他一定會徹底失敗。

諾夫認為,如果不採取市場經濟,就只能實行由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曼德爾指出,今天我們在資本主義見到的經濟效率,不能全歸功於市場。他說,如果沒有人們無數的日常的非正式合作,市場經濟根本不易維持。新自由主義派把市場誇稱為萬能。在他們眼中,市場的價格訊號就是調節一切經活動的槓桿。但是,事實上消費者一般並不是眼睛永遠盯著價格的浮動,永遠選擇最便宜的商品購物。相當多人是在他們自己熟悉的商店購物,不大理會價格浮動。他們寧願去自己熟習的商店購買,不會跑遍區內所有店舖打聽價格,這不僅因為時間上不化算,而且因為人們總愛按照習慣辦事,以及喜歡跟自己熟悉的人打交道。這就是曼德爾所說的日常合作。社會上相當多產品,既不是依賴市場價格,也不是依賴官僚的計劃調撥去分配產品,而是通過大家的非正式日常合作的渠道,這對於生產資料的流通也是如此。除非價格變動太大,否則一般商號都會向慣常的供應商訂貨。這意味著,相當多社會產品,乃是由於人的日常合作、習慣等的協作而變使得市場經濟或中國、蘇聯式的官僚集權制能夠運行下去。反對計劃經濟的人時常以「計劃經濟不可能要同時解決千萬個生產和流通的公式」作為主要論據;他們忽略了相當多的所謂公式,已經由人們自己在日常生中解決了。如果這種日常合作能夠自覺地發展起來,以致同整個社會的民主自治緊密結合起來,成為計劃經濟的組成部份,那時候就會使經濟運行得更順利。

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

諾夫提出,人們只能在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作選擇。馬克思所設想的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是一種空想。曼德爾則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的趨勢,以及人們的種種日常非正式合作,指出這已經構成了計劃經濟的成份。隨著生產力的更迅速提高,一種民主自治的計劃模式可以按照如下方式運行。

一個由定期民主選舉的會議將會掌握國民經濟的最高決策。每次大選時應對國民經濟的重大問題在全民中進行深入討論。會議只限於討論國民經濟中最大的問題,例如平均工作時間,決定各大經濟和社會部門發展的先後次序、經濟增長率、‘積累率’、直接分配的產品和經由市場分配的產品的比例如何等等。一旦這些問題作了決定,會議就會寫出一份總體計劃,利用投入產出表和物資平衡表,根據現有生產條件來決定各經濟部門和社會基本建設所應該得到的物資及勞動供應數量。這時國民會議的決策只限於宏觀決策,它不會直接指揮各經濟部門。

各經濟部門的具體計劃,不是由上述的會議決定,也不像現在蘇聯那樣由各中央部委決定,而是由各經濟部門(食品業、電子業、五金業、採掘業……)民選工人代表會議民主自治。部門工人代表會議根據總體計劃所決定調撥的資源,和部門自己現有生產力,現有的各生產單位如何分配工作,它們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是多少等等。

消費品工業的自治組織,將會經常同民選的消費者委員會共同協商生產計劃,以便使消費者更能積極地、直接地影響生產者。有關方面將會大量利用展銷會、民意調查等等來不斷接收消費者的種種訊息,使生產更符合消費者需求。比方說,如果每人都有權每年取得六雙鞋子,那麼有關方面就會印備開列了一百至二百種式樣的調查單張,讓人們自由選擇六種。這些調查經過總匯和分析後(在一個相當電腦化的社會這並不困難:像中國這樣落後自然暫時不行)將會由生產單位折算成生產計劃。(筆者按:自然不是所有消費品都需要這樣。有些產品,例如大米,由於需求量很穩定,品種又較簡單,流通方式可以更簡單得多。一些日常小產品可能需要另一種方式。奢侈品仍需經由市場流通。)

生產單位如果提早完成計劃產量,它們的工人可以提早休息。這樣,生產者就會有一種內在動力盡量減少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以降低質量的方式去矇混過關的事不會普遍出現,因為生產單位將由其他社會自治組織——各級消費者委員會、地方自治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等——的密切監督。

諾夫說,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社會,都不能由一個民選機構去決定十噸的皮革應調撥到何處,或者應否增產一百噸的硫磺。因為計劃經濟為了在各部門、各工廠間調節物資流通,無可避免要時時對計劃作出調整,而調整的邏輯最終一定要求由中央干預。結果最後還是要集權中央。(一間電子廠(甲廠)可能由於某種原因而缺少零件。但零件供應廠的所有貨品都已按計劃有了貨主;這樣電子廠就必須求助於上級。上級如果要滿足電子廠的要求時,就要對整個計劃作出修正,例如削減另一間較不重要電子廠(乙廠)的供應來滿足上述電子廠。但是,乙廠的投入既減少,產出就跟著減少,另一間需使用乙廠的產品的工廠接著也由於乙廠供應減少而出現投入不足,造成困難。連鎖反應最後都要由中央解決。但眾所周知,中央遠離實際情況,根本不可能把問題處理得好。)

曼德爾並不主張由一個民選機構去決定一切問題。如果由同一機構決定皮革和硫磺的流通,那是不可能的。曼德爾的模式是由各個部門的工人自治委員會根據總體計劃的一般規定,去決定如何將自己部門的產品調撥給需要使用它的產品的其他生產單位。總體計劃一旦決定了皮革部門的生產能力和有多少需要使用皮革的「客戶」之後,具體的分配計劃就由皮革部門的自治組織及其下屬各級組織主持,並時時同客戶保持緊密聯繫。(筆者按:當然,在這裏要預先作兩個假設。一,是皮革部門的生產能力,以致全部經濟部門的生產能力,都已相當富足,都有富裕生產力,可以隨機應變。諾夫上述所據的是蘇聯的經驗,但在蘇聯之所以如此,正正是因為它還是比較落後的國家。物資長期緊張,才會出現上述左支右絀的情況。第二個假設,曼德爾多少有提及,即企業規模已相當巨大,這樣,可能只是全國十多個皮革製造廠和十多個「客戶」之間的流通。)

自治的計劃經濟中一樣存在錯誤,但同市場經濟比較,錯誤的規模會小很多。資本主義調節生產,是以經常性失業,環境污染,發動侵略戰爭以爭奪市場等等為代價的。曼德爾舉例說,西方製造商為巴西一條堤壩工程初步估價時,建築費用只是五十億美元,但現在工程未完成,數字已上升到一百八十億美元。

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要解決上千萬個複雜而又相關的問題。這是事實,但問題在於,這千萬個複雜問題並不是由一小撮官僚解決,而是由同樣是上千萬計的人,通過各級、各地的自治組織去協作解決,一同自覺地管理社會(配合著像西方那樣的生產力,這並非不可能,只要想想,一座電腦的運算現在每秒鐘達一億次便行了)。

諾夫認為,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只能在一個細小的社區中實行。要擴及整個國家以至全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組織越龐大,需要處理的問題越多,越需要一個中央擔任綜合平衡的角色。曼德爾則認為,任何一個龐大的組織,它不是凌亂地湊合的,它是由許多細小的社會協作的單位組成的。大工廠、銀行、醫院……莫不如此。它們內部由無數車間、小組、辦公室、部門、委員會等等組成。為甚麼這些小單位不能實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自治呢?為甚麼整個組織的各級單位,直至到它的最高決策機構,都不能由各級的單位民主選舉產生呢?

結語

最後,曼德爾認為工人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還具有一種明顯優越的內在機制:那就是它有自動並及時改正錯誤的機制。在市場經濟和官僚集中的計劃中,就不是這樣。

一個大資本家犯了決策錯誤,他本人固然會受到損失,利潤減少了。但真正災難性的損失卻不是由資本家負擔,而是由工人負擔。由於工廠倒閉而造成的失業,令無數工人生活陷入困難。每一次經濟衰退期,都是由資本家把危機轉嫁給工人,令工人承擔其決策錯誤的後果。同樣,在蘇聯中國,一個官僚犯了決策錯誤,對他不會有多大影響,只是千百萬人受到無情的經濟打擊。但一個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中,決策者就是一般民眾。民眾決策正確還是謬誤,其最後結果都是由民眾自己來承擔,因此這就賦予民主計劃經濟一種能及時改正錯誤的內在機制。既然決策錯誤而遭到損失的是自己,民眾就會很熱切地注視經濟的運行,留意各種訊息,並及時地作出補救。這正是民主自治的計劃經濟所能做到的其中一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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