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試論中國的用工制度

劉宇凡

新苗試刊第3期（1.8.1986）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衝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一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一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麼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一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你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一定要把你「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你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一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麼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你分配到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行業，任何一間工廠，以至任何一個崗位；你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你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你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你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一生」。你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一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一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一人髒，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一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一直宣稱，統一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志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一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閑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麼一點人員，竟有一半用非所學（註一）。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採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一紙定終身」。一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一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一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一句話，無所不管。每一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你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一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一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准，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一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製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採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一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一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裡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一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一個工人一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你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你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一萬步說，即使你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一般的立法，一般政策等等，每一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一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一定是由一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你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鍊，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

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麼工人一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佔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一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係一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係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僱佣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佔有生產資料又佔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佔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准自由遷徙，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僱佣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一。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但並不佔有勞動力；工人佔有勞動力，但不佔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一次過買去。如果是一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僱佣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僱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闆辭職。從老闆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僕」。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僱佣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一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僱佣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繫在自己所有者手裡。」（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一個是喪失人身自由，一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佔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一天仍未「售出」，一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麵包吃。如果他重視麵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一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僱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闆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佔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佔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佔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麼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僱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僱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一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一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佔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佔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佔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一塊土地給自己。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每一個人，一方面是這個集體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裡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一，哪裡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一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一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志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你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採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一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一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志。一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但是在一間大工廠裡，就必須有劃一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志高於個人意志。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一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衝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一個工人的，在一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一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一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一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

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

蔣家俊又從另一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一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摃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係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一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一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一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一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更一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

「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

「讓剩餘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抬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帳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一九八六年八月

註釋

註一：《勞動力必須有一定的自由流動》，經濟問題探索，八○年第六期。

註二：六月十五日明報。

註三：《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82頁。

註四：《關於社會主義勞動力所有關係問題》，學術月刊，八○年六月。

註五：《哥達網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3頁。

註六：同註四。

註七：同註三。

註八：《開放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力管理體制改革》，經濟研究，八六年一月。

註九：在國有化財產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固然有可能出現失業，但那是個別經濟政策的失誤所造成，而非像資本主義那樣的根源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

註十：《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經濟研究，八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