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

向青

《新苗》第1期，1987年3月

在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之間中國局勢所發生的急劇變化，轟動了世界。先是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學生運動突然在各大城市興起，中共當局採取前所未有的溫和手段應付。然後是中共突然變臉，發動嚴厲的反自由化攻勢，不但把三個自由思想最著名的知識份子開除黨藉，連總書記胡耀邦也強迫辭職了。最近一兩年來顯著地令人感覺「寬鬆」的空氣，被一陣猛烈的冷風驅散了。現在中國人普遍的心情是不安、憂慮、畏懼、失望和憤怒。這一切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甚麼？會產生甚麼重大後果？中國的前途是樂觀還是悲觀？這些問題，中國每一個有心人都要去深思。而香港的中國人還要考慮：這些變化對香港會有甚麼影響。

學運起落的原因和後果

十二月至一月的學生運動來得快也，去得也快。尤其是起來得那麼突然，發展得那麼迅速，很令人感覺意外。原因究竟在哪裡呢？短期內，比方二月下旬寒假完畢各大學復課以後，運動會不會重新興起呢？

中共官方認為學運鬧得起來主要「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鄧小平就是這樣說的（見八七年一號文件）。把大學生要求自由民主斷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理由下面再談。如果說現在中國的大學生已經享有充份的自由，他們起來鬧事，要求更多的自由，是因為不知足，不懂事，嬌縱壞了，那自然也是專制統治者的歪理。但是，認為這次學運興起得這麼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政府過去幾年容許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享有稍微多一點的自由，這種見解卻是正確的。近幾年的中共政策，不論對內對外，都比較開放，因此，人民有機會比較清楚、比較全面地看出許多落後和腐敗的現象，尤其是看出官僚專制是這一切壞現象的總根子。這樣，大學生們就深深感覺到自由民主的重要性。而知識份子所受束縛比較寬鬆一點，令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提高了（方勵之的論調是個明顯的例證），那些年輕的大學生更容易覺得這種寬鬆狀態是合乎自然規律的狀態，而且理應日益進步。正因為有這些有利條件，十二月初的學生示威行動才容易發生。而初期統治者繼續採取寬鬆的政策對待示威的學生，於是學生的自信更高了，甚至會以為統治層之中的改革派歡迎他們這樣來支持政治改革。結果學生運動就相當容易地擴大起來。這種種關係，統統是很明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站在專制統治者的立場上，鄧小平斷定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繩子放得太鬆了，那是很自然，大有道理的。鄧小平的看法是客觀真理的曲折影象，放大反映了真理的一個側面。

正因為學運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當初統治者的壓力不大，所以到了中共政策轉為嚴厲以後，運動就很快停止了。元旦的天安門示威和當晚要求「還我同學」的繼續行動，可以說是退兵的一戰。這一役，一方面表現出北京學生的英勇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感：甘冒巨大危險，一定要以漂亮的行動表明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誓不屈服的決心；另方面也表現了學生們了解到形勢的不利，適可而止。適可而止的意思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兩次行動中所提的口號十分克制，應付警察干預的技巧也十分高明，結果連有些警察都感動了（官方的壓制政策也有所克制，自然也是一個原因）；另方面是指往後再沒有行動了。這一役打得十分成功。付出代價很小，而目的完全達到：表明了人民不怕官僚壓制，堅持有在革命聖地天安門示威的自由權，並且宣告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將來一定要繼續。

至於開學後學生運動會不會很快再起，看來大概不會（除非有新的有利因素出現，但目前並無徵兆）。客觀上，在今天的中國，自由民主是迫切需要的。只有實現了自由民主，各種必要的改革才可能順利進行。但是，目前統治者的壓力太大，而群眾的力量不足。中共統治者已經表明堅持專制、壓制自由的決心和高度的警惕性。工農群眾同學生打前鋒的自由民主運動相結合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不但工人群眾（更不用說農民了）對學生運動還沒有響應，學生方面也沒有積極爭取工人參加，而中共官僚對於防止工人參加特別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孤立的學生運動是無法在政府壓力下堅持下去的。何況十二月的學生運動本來並沒有估計到中共方面有這樣強烈的反應，現在必須重新思索，認清新的形勢和考慮怎樣辦。因此，應該估計學生運動大概短期內不會再起。即使有個別的、小規模的行動，也很難再像十二月間那樣迅速發展，反而會受到更無情的鎮壓。這並不表示學生民主運動欠缺社會基礎，根本脆弱無力，起不了重大作用；而只表示民主運動迅速發展並取得實際成果的條件現在還沒有成熟罷了。事情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次學生運動的總目的，是促進中國現行的改革，尤其是促進政治方面的改革。大多數參加運動的學生，還是支持中共內部的改革派的（已經了解到應該廢除一黨專政制度的，只佔很少數）。可是，結果卻使中共裡面最支持自由化的黨員（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遭受重大打擊，被開除黨籍，連胡耀邦都喪失總書記職位，並且引起中共在全黨全國都發動反自由化的鬥爭。可以說，這次學運對中國的改革是幫了倒忙。有些擁護自由制度但是一貫反對採取群眾行動去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人，就根據這個事實再一次振振有詞地反對群眾民主運動。這種可憐的態度和見解，顯然是不值得接受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凡是奮鬥都有可能失敗，失敗了就可能暫時陷於比原先更壞的情況。好比一個生意人把他的生意擴大或者革新，結果既可能是賺大錢，也可能是反而虧本。有志氣的生意人決不會因為見到有人虧本就不敢去擴大和革新。歷史上，人民的政治改革運動遭受失敗，結果處境比發生運動前更壞，更是常有的事情。凡是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難免經過許多波折和失敗。任何國家的自由制度都是經過人民屢敗屢戰，付出重大代價才爭取到手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這種奮鬥的精神，就表示它已經衰老腐敗到極點，快要被淘汰了。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人民，雖然命運坎坷，多災多難，卻幸而沒有喪失這種奮鬥精神。這正是中國人可以自慰和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人整天教人放棄對專制統治者的鬥爭，想靠溫良馴服來討取統治者大發慈悲，不把人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弄得更壞。這種人不論有怎樣的思想感情，在客觀上連真正的愛國者都夠不上。

事實上，所謂對改革幫了倒忙，並不是這次學生運動的全部後果。這次運動還有其他方面，屬於積極性的影響。例如迫使中共政府增加消費品的供應，限制物價上漲，藉以緩和人民的不滿。

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嗎？

十二月的學生運動初起的時候，中共的處理方法比較溫和，主要使用疏導的辦法。那時官方對學運的指責是妨礙安定團結。接近月底的時候，感覺情況嚴重了，就抬出四項原則和憲法。這表示中共對學運的定性正在從「人民內部的矛盾」轉化為「敵我之間的矛盾」了。到了一月中旬，決定採取嚴厲的壓制政策，於是把自由民主運動定性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既然變成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有理由使用專政手段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含義，據中共解釋，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而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人們要求實行多黨政治，主張個人和大學都有思想的獨立性，指出共產黨的腐化現象，對現行的改革不滿，要求保障人權和自由，主張民眾有權用示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這一切統統被判定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幾十年來，在中共統治下，自由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壞東西。七九年以後，中共政策比較開放，漸漸有人嘗試發表意見，替自由恢復名譽。但他們一直受到中共裡面一派人的反對，他們的主張被當作精神污染。現在反自由化鬥爭一發動，鄧小平乾脆宣佈：「沒有無產階級自由化，只有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號文件）。這在中共來說，不過是更明確地重申多年的老傳統立場而已。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香港許多自稱擁護自由的人，也同意中共的觀點，認為自由和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是不要自由民主的。難道真是這樣的嗎？

社會主義思想並不是中共所獨有，也不是它首創。中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比毛澤東和鄧小平更有資格宣佈社會主義對自由的看法。一八四七年馬恩合著共產黨宣言（有人稱它為共產主義者的聖經），在第二章末尾的地方，用下面一段話來描寫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到了恩格斯的晚年，一八九四年，一份名為「新紀元」的周刊編輯請求他寫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別於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的舊紀元。恩格斯為他摘出了上面所引的共產黨宣言裡的那段話，並且說，沒有比那更合適的了（見馬恩全集，中文版，第卅九卷，一八九頁）。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決不是不要個人自由的，反倒是把個人自由擺在第一位，在這方面要同資產階級社會成為對比的。中共反對自由化，正好證明他們所走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來，就是，中共有時也不公然反對自由，而表示擁護自由，但他們馬上解釋道，個人的自由必須以集體的自由為前提。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相反，認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前提。請那些慣於把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的醜惡言行歸罪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人睜開眼睛看看事實吧！

資產階級在同封建地主階級和專制王朝鬥爭的時候，曾經建立了比較自由民主的制度，這是歷史上一大進步。但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既不是資產階級所專有，也不是它所首創。在古代希臘城邦裡，在原始氏族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基礎上，早已有過自由民主制度。奴隸社會的民主制度自然只讓奴隸主享有，沒有奴隸的份。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也同樣是公然排斥工人（即工資奴隸）的。後來在歐洲開始廢除對於參政權的財產資格限制，實行普選制，那是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了艱苦鬥爭的結果，並不是資產階級自己所實行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到了今天，在香港，整個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以社會精英自命的中產階級份子，還一直在拼命反對普選制。所以，說甚麼只有資產階級才是自由民主的偉大旗手，無產階級根本不需要甚至反對自由民主，真是胡說八道！反對自由民主的，不是無產階級，而是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反動官僚。

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把一切大規模企業收歸全民公有，不讓少數人壟斷，消滅一切社會不平等。如果不讓人民享有充份的自由和最高度的民主，怎能真正成為全社會產業的主人？如果讓一個黨獨佔政權，怎能消滅社會不平等？

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莊嚴地宣佈了人人平等的各項自由權利的原則，但是由於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可以真正享受到那些權利，而大多數整天忙於謀生的勞動者實際上很少享受得到。因此，為了實行社會主義，必須除了保持那些權利平等的原則以外，還要把一切大產業收歸公有，而且大大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條件，縮短工時，這樣才保證勞動者可以實際上享有那種種權利。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所保障的自由權，一般都要保持或者擴大，只有財產權要加以限制，為了不讓少數人佔有龐大的企業來剝削勞動者和造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態。無產階級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權，就是這種財產權。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主張。現在學生、工人以及其他民眾所爭取的自由權，主要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應有的公民自由權（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請願自由、罷工自由……），中共橫蠻地加以拒絕，對於資產階級的剝削自由，卻越來越開放了。所以，中共的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是偽善的、反動的、針對勞動人民的行動。

正因為中共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做出許多反自由、反民主、反社會主義、反勞動人民的罪行，宣揚許多歪理謬論，所以造成人民的思想混亂，有些人就懷著善良的願望而提出了擁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這並沒有成為群眾運動的主流，也不是中共那種虛偽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能夠克服的。只有廢除官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夠克服。

黨內整肅的意義

關於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不少人特別注重個人或派系權力衝突的因素，認為決定性的因素是胡耀邦表示過贊成鄧小平退休。我們不贊成這種觀點。個人或派系爭權的因素在政治上自然是有作用的；越是不民主的國家，這種因素的作用越大。因此，在中國政治上，這種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隨時隨地都把這種因素當作第一重要的因素，卻是很錯誤的。站在人民的、積極的立場（這就是說，為了維護和爭取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以觀眾的態度去欣賞政治舞台上的好戲或者醜劇），尤其不該這樣看問題。胡耀邦贊成鄧小平退休，大概會使鄧小平生氣，也有可能這就是鄧小平決心撤換胡耀邦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這方面沒有可靠的證據，也很難找到可靠的證據。不管怎樣，站在人民的立場，這根本不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清楚的問題。就算權力衝突是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這件事也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和意義，而政治方面的意義才是同人民的切身利害有重大關係的。

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報指出，胡耀邦下台是因為「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有所「失誤」。這「失誤」顯然就是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中共中央八七年一號文件上記載著鄧小平說：學生運動「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那裡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堅決的結果。」應該由誰來對好幾年來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政治錯誤負責呢？自然是總書記。中共二號文件和三號文件進一步證實了這點。胡耀邦在擴大會議上作「永不反悔的檢討」，首要的一項就是反自由化的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所以，胡耀邦下台的主要的政治意義，就是中共要加強反自由化。

香港的政論界流行著一種說法：胡耀邦下台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化，而保守派（或稱反改革派）佔了上風。我們認為，正確的了解應該是恰恰相反。這個事件證明：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並不存在著明顯的、確定的兩派對立，胡的下台並沒有經過尖銳鬥爭。所謂兩派尖銳鬥爭，結果改革派戰敗了，只是那些政論家的有色眼鏡染上去的色彩而已。胡總書記自己乖乖地作「永不反悔的檢討」，其他所有的人一致批評他所承認的政治錯誤，然後一致通過讓他辭職—難道這也應該算是鬥爭，而且是尖銳的鬥爭嗎？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送上去給他打，這種「基督精神」算不算鬥爭精神呢？

如果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心中不服，而且在今天他們還能夠自由說話的圈子裡表示抗議，還繼續發出他們那些擁護自由化的言論，如果事實如此（可惜我們對於實際情況所知太少，只知道他們大概並沒有屈服，更沒有衷心「悔改」），那表示在開除他們之前，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政治鬥爭（不過他們三人似乎並未結合成派，而且並不屬於黨的上層）；而現在，這幾個前中共黨員與中共之間，也還存在著政治鬥爭。至於中共最高統治層裡面，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是很一致，根本沒有兩派鬥爭的。不但一致贊成反自由化的原則，連反自由化鬥爭今後應該比前一時期加強，都是一致同意的，連胡耀邦也包括在內。

在去年十二月底鄧小平「召見」胡耀邦等人之前（這次召見中鄧小平談話的中心思想，構成八七年一號文件的內容），關於反自由化的具體做法，胡耀邦與政治局其他委員之間有較大的分別，而他是比較最「寬鬆」的。現在，雖然我們已經沒辦法知道胡個人目前的見解是怎樣，我們有理由相信胡以及其他各人之間的見解仍舊會有些差別，有人主張反自由化鬥爭的嚴厲程度和範圍比較大一點，有人主張小一點。但是，認為去年年底以前中國和中共黨內都太自由了，今後必須加緊限制自由，尤其是限制中共黨員的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胡耀邦和鄧小平、彭真、陳雲、李先念等等最高負責人，統統是一致的，沒有分歧，更沒有鬥爭。模仿中共的語調，應該說：一致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許多政論家完全不去指出他們的基本一致性，卻把那些小分歧誇大成為派別鬥爭，正合了那句熟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觀點，客觀上等於自欺欺人。

十二月的學生示威中，提出了「結束獨裁」和「打倒專政」的口號，引起中共極大的震動。雖然學生本身當時的力量不大，但是發展的趨勢和對民眾的示範作用很值得統治者憂慮。鄧小平在十二月卅日說：「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看問題的性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特別提到波蘭團結工會的先例，讚揚「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清醒，態度堅決……用軍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證明了沒專政手段不行。」他要求加強反對自由化：「要下決心，我們如後退，以後麻煩更多。」還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以上全部引自一號文件）。鄧小平的看法和主張，得到政治局全體委員贊成，包括胡耀邦在內。胡耀邦的自我檢討和提出辭職，表明他覺得過去的寬容政策是錯了。由此可見，經過十二月事件以後，中共最高領導層裡面，至少在反自由化這個問題上，不是分歧擴大，鬥爭尖銳起來，而是分歧縮小，比過去更為一致了。

胡耀邦很可能並不願意離開總書記的寶座，倘若沒有受到強大壓力，他會保持權位。因此，個人之間的爭權鬥爭很可能發生過，而且可能還在繼續進行。不過，第一，這方面並沒有確實的證據，胡耀邦真心引咎辭職並非不可能的；第二，這問題根本不是要點所在。要點在於：胡耀邦在辭職前後，是否為維護自己的不同政策，向新近施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進行了鬥爭？根據官方文件，答案是沒有。而且相反，胡耀邦做了「永不反悔的檢討」，承認自己「犯了重要錯誤，對黨和國家的危害是嚴重的，辜負了人民、黨和老一輩革命家的期望」（見三號文件）。那些大談中共上層內部鬥爭尖銳化的評論家們，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事實根據。既然沒有政策上的分歧和鬥爭，那麼，純粹個人權力的鬥爭有也好，沒有也好，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人民關心的。如果胡耀邦繼續擔任總書記，由他執行現行的加強反自由化的政策，中國人民的處境還是同現實一樣，或者差別極小。不該把這極小的差別來強調，而忽略極大的一致性。在實際上，倘若中國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專制統治者身上，前途就太可悲了。

胡耀邦下台，劉賓雁等人被開除，在黨內全面加強反自由化，表明中共本身是中國政治改革（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最大障礙。整個中共統治集團非常堅決，非常一致，帶有高度的警惕性，保衛著他們的極權統治。

假定胡耀邦的自我檢討根本不是真心話，他已經被剝奪了說話的自由，那麼，又應該得出甚麼結論來呢？那時，對胡耀邦個人的結論需要改變：他同鄧小平、彭真等人不一致，反對現行的反自由化鬥爭，甚至有資格擔任真正的民主改革派的領袖。但是，對整個中共黨的結論仍舊一樣。一個統治黨，連總書記一旦有了不同意見，都被剝奪說話的自由，這個黨自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敵，是改革和進步的最大障礙。

反自由化才是折騰

反自由化一開始，就搞得人心惶惶。人們思量：是不是幾年來實行的改革要剎車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要放棄了？政治運動又來了？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的自由又要收緊了？中共負責人和新聞機構趕緊提出保證，作出解釋，叫人放心。從官方一再表態和種種實際跡象看來，現在已經可以斷定，中共的決策是把鬥爭限制在黨內，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面進行，並且以「正面教育」為主，避免過激。本來已經拖延下來的政治改革，現在更不用提了。至於經濟改革，因為那是整個統治層都支持的，而且是富國強黨所必需，相信基本上照舊進行。人們起初所擔心的新的大災難，看來不至於降臨。但這並不表示反自由化沒有大害。

反自由化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倒退運動。除了三個著名的有自由思想的黨員被開除和胡耀邦下台以外，還有以寬和著名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也被撤換，幾種最開放的報紙被封閉，天津學生林杰以莫須有的洩漏國家機密的罪名被捕，驅逐法新社記者麥樂仁來向外國記者示威，人民文學編輯因刊登一篇作品被令停職檢查。總之是像劉賓雁所說的，繼續逼使知識份子做庸人，做投機份子，把中國人的精神水平壓低。

至於經濟改革方面，多年來已經暴露出，那些充滿了政企機構的專橫、無知、貪鄙、狹隘、懶惰的中共官僚，是最大的障礙物，必須利用自由民主的洪流來沖洗乾淨。現在由於政治改革放下不提，反倒重新強調「黨的領導」，官災的慘烈程度一定有加無已。

靠農民戰爭馬上得天下的中共官僚，充滿了真命天子的狂妄思想，總以為沒有他們坐朝廷就要天下大亂。鄧小平說：「搞自由化就是來一次折騰」（一號文件）。其實，反自由化才是再來一次折騰。

一九八七年二月廿三日

（註）折騰兼有翻來覆去、浪費和折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