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先驅》第69期，2003年（ 秋）

七一大遊行和隨後的群眾行動顯然已成為香港劃時代的事件，而且產生了效果。但是群眾勝利的成果到底有多大，以及前景怎樣，卻很值得研究。

市民遊行的主要訴求是反對23條立法。遊行後，政府起初匆忙修改立法內容，終於被迫放棄了7月9日完成立法的企圖。這當然是群眾的勝利。不過，這還不能算是完全的勝利。第一，修改後的法案內容並未令市民滿意，而政府方面仍然相信，只須充分解釋，就可以使市民接受。第二，政府最後取消7月9日在立法會二讀，並非因為衷心接受群眾的要求，而是因為自由黨改變了立場，支持押後，使政府的提案必然在立法會失敗。由此可知，以後繼續立法程序的時候，群眾仍須堅決鬥爭，才可能取得完整的勝利。最後的結果會是怎樣，主要決定於三個因素。第一，群眾是堅持本身實質上（法律內容上）的合理要求，還是僅僅已被「充分諮詢」就接受官方的立場了。第二，到時立法會裡面各黨派的立場和力量對比。第三，必要時，群眾能否拿出充分的力量去推翻立法會所通過的違反民意的法案。

七月一日大遊行的時候，大多數群眾並不相信遊行就可以改變政府的立場。他們認為，儘管遊行，政府仍會按照原定計劃立法。遊行次日的民意調查証實了七成以上的群眾的看法是這樣。由此可見，至今所得到的初步勝利超過了群眾的預期。但是，不能因此就預期將來也可以同樣順利地取得最後的勝利。

大家知道，23條立法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要求，香港立法的具體辦法也要符合中央的意旨。現在有人覺得，新的中央領導人其實相當開明，香港政府把這件事辦得惹起港人強烈反對，是港府自己的錯。倘若真是這樣，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可惜，這種樂觀的見解並沒有多少根據。從中央政府刻意對葉劉淑儀表示讚賞，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的表現看來，我們其實沒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真是那麼開明。

23條立法的用意，表面上是保障國家（國土和人民）的安全，其實是限制港人的言論、結社、新聞等自由，保障執政者的權勢穩定，把香港變成類似大陸那樣。箝制自由和排斥民主，是中共統治者一貫的政策。大多數港人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七月一日超過五十萬人參加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現在中央政府宣佈，何時立法和立法內容都由香港自己決定。特區政府也改口說，盡量聽取市民的意見，而且沒有確定的立法期限。這樣看來，香港是否可以避免訂立壓制自由民主的國安法例了？市民現在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呢？

23條立法的前景

關於下一步策略，在本來反23條立法的頭面人物裡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雖然現在官方說沒有立法的期限，但國安法始終是要訂立的；市民應利用現在政府肯讓步的機會，趁早訂立比較寛鬆的國安法，以免將來可能形勢有變，政府強行訂立嚴苛的法律。另一種意見則主張在普選行政長官之前堅持反對訂立國安法。我的見解是：必須堅持反對訂立侵犯正當自由權利的國安法，至於立法的遲早，倒是次要的問題。中國人民和國土的安全，並不是要等到香港特區訂立了國安法才有保障，所以我們反對急忙立法。只要政府所提的法案內容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我們就要堅持反對。但是我們並不反對政府繼續做起草和諮詢的工作。如果草案真正沒有侵犯自由的內容了，則不一定要推遲到某一日期之後才立法。

人們馬上會想到一箇問題：現在的政府有可能提出並不侵犯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國安法案嗎？如果相信它本來就打算這樣做，自然是十分愚蠢；但是反過來，如果斷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也是沒有充分理由的。

中共的利害考慮

國安法的內容最後要由兩方面的力量決定。一方是中央政府的意志，另一方是香港市民的意志。中央政府原先顯然想借這立法來箝制港人的自由。但是受到港人強烈反對之後，它不得不（而且事實上已經）重新考慮。考慮到各種實際利害關係之後，它作出重大「讓步」，取消那些箝制自由的內容，並不是不可能的。它如果這樣做，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讓步，並不是把什麼已經在自己手上的東西讓給港人，而只是放棄對港人進攻，不去侵奪港人原有的自由權而已。它放棄這樣做，其實絲毫也不損害它的統治權的安全。以為政府必須徹底扼殺一切反對的聲音和實力才是安全，那是十分落後、十分錯誤的思想。經過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理應多少懂得了這點道理。

雖然一百多年來一直有反對中國政府的中國人在香港活動，但是香港從未真正成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真正的顛覆力量（或者說革命力量）始終是（而且只能是）產生在大陸內部。1989年的情況也一樣。且不說當年的民主運動並沒有達到打算推翻政府的程度，那運動事實上完全不是由香港或任何外來勢力策動，而是國內自發的。今後香港也不可能真正成為顛覆基地或者革命策源地，最多只能成為並非主力的參加者而已。所以，中共的統治者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其實並沒有必要對港人原有的自由大舉進攻。如果大舉進攻，受到強烈反抗，再強硬鎮壓，尤其是如果實行武力鎮壓，結果必定引起全世界強烈的反應，使中國（也是中共）遭受比六四屠殺之後被各國制裁更重大許多的損失。反過來，即使有一天香港真正變成「顛覆基地」，中央政府其實也不愁在現有法律裡面找不到根據來採取有效的手段應付。那時候的問題已經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民心向背和武裝實力的問題了。我們有理由相信，現在中共自己也多少覺得1989年的處理方法不大聰明。現在中國跟外面世界的關係比1989年更密切了許多，尤其是經濟上依賴對外交流的程度更大了許多，萬一遭受1989年那麼樣的、甚至於更大的抵制，那才是對「穩定」的真正威脅。

我們沒有理由斷定中共完全沒有理性，一定堅持最落後、最愚蠢的統治方法，所以認為：只要港人堅決抗爭，中共終於放棄利用23條立法來侵奪港人原有的自由權，是有可能的。港人必須相信自己有可能取得勝利，甚至就在近期內取得勝利也有可能。無論如何，香港市民不但要有勇氣向特區政府抗爭，還要敢於向中央政府據理力爭，才有希望取得最後勝利。如果一想到中共有可能武力鎮壓就軟化了，那只好接受喪失自由的命運。

只要中央政府不堅持利用23條立法來剝奪港人原有的自由，特區政府、保皇黨議員以及各種精忠報「黨」的人物就不得不順風轉舵，再也搞不出什麼花樣來了。

民生與政治

至今官方仍然不承認23條立法的意圖本身引起香港市民普遍反對，始終說經濟不景才是市民不滿的原因，市民只是借反對23條來發洩不滿而已。這顯示官方仍舊打算完成侵犯港人自由的23條立法。其實民意調查和許多方面的分析早已証明，廣大市民對23條立法和經濟狀況二者都強烈不滿。我們普羅民主派一直強調民生問題的嚴重性，指出單純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並不能解決大多數市民的切身問題。表面看來，好像我們的見解跟官方相近，其實正正相反。不但我們一向主張群眾關心政治經濟兩方面的問題，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廢，堅決反對官方23條立法的意圖，而且關於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我們的見解也與官方正正相反。官方認為目前的經濟不景只是一時的困難，而且主要因為受外圍情況影響。我們則指出，香港經濟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只要不超越資本主義（即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範圍，普羅大眾（一般的打工者）的景況難望改善，很可能越來越壞。

現在特區政府在中央極力支持下所採取的振興經濟的措施，所起的作用無非是一方面製造商機，另方面提高本地區的競爭力。這就是首先要滿足資本家賺錢的慾望，然後讓打工者從資本家的指縫中取得一點生活資料。鑑於當今整個世界市場都是勞動力過剩，競爭激烈，香港尤其受到大陸廉價勞動力巨大的的競爭壓力，政府這種措施一定不會解決普羅大眾的困境。如果失業數字稍微減低，就算不錯了。同時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方面一定繼續削減，令一般的生活水平降低。

為了扭轉上述的趨勢，必須普羅大眾認識到改造經濟制度的必要，用集體的力量去實行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根本變革：首先掌握政治權力，然後使經濟資源也歸大眾掌握，並且為大眾的生活需要服務。這自然是一條長遠奮鬥的道路，而且不是香港一個地區之內能夠完成的。在最後目標達成之前，我們唯有一面盡力用集體力量抗拒剝削，保衛我們的生活水平，一面盡力促使人們認識唯一的出路何在。這就是說，要同時從事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奮鬥。我們決不可以只關心經濟而不關心政治，尤其不可相信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唯一出路的鬼話。

200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