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永上書.六四.群衆運動

區芳

《先驅》第72期,2004年(夏)

今年2月下旬,北京醫生蔣彥永致信全國人大、政協和國務院,要求爲1989年六四事件「正名」。三月初,信的內容被海外主流媒體發表,自由派也紛紛在國內外中文網路上聲援蔣大夫,迅速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蔣彥永上書」風潮。從海外替蔣造勢的組織程度和同步性來看,不排除此事有更多的內幕,而遠不止是「蔣先生那陽光般閃爍的良知」[1]大放異彩那麽簡單。新一波「爲六四正名」運動或許是北京上層複雜權力鬥爭的一枚棋子,也可能與自由派干預國內政治生活的種種努力有關(「爲64死難者昭雪將引發中共的分裂」)[2]。不過,對今天的無産大衆來說,澄清內幕的全部細節既不現實也無必要;真正需要我們做的,是從本階級利益出發,對八九運動的政治內涵進行分析和總結,提高工農反剝削抗爭的思想和組織水平。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重拾六四話題,主要出於現實階級鬥爭的需要,而絕非一味談史,這是必須提醒讀者注意的。

八九運動是一場反資本主義復辟的自發性群衆運動

六四鎮壓後不久,曾追隨中共幾十年的美國左派活動家韓丁(William Hinton)與前者正式決裂;在同年7月的一次講演中,韓丁對中共走資路線進行了有系統的揭露。韓丁指出80年代末中共已開啓了私有化的閘門:「政府官員從工業中拿去許多大塊,拼合成爲私人的財富,然後同外國資本家作買辦式的交易」;他嘲笑了所謂黨內存在(反市場改革的)「保守派」的說法:「統治集團中是有分歧的,但是分歧只在於私有化的速度和規模,在於計劃和自由市場怎樣混合之類」;他解釋了爲什麽群衆對「官倒」深惡痛絕:「有勢力的人,高官位的人,可以利用權勢以低價向國家買入商品,然後在自由市場以高價倒賣出去。他們靠這種辦法已經發了大財」[3]。1989年初,經濟自由化(價格闖關)和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産(「官倒」)已引起相當多數群衆的不滿和警覺,「反官倒」的呼聲日益高漲,並最終引爆了以學生爲先導、以首都工人和市民爲後期主力的89春夏大抗爭。

從總體上講,八九運動是被對「官倒」的普遍不滿和憤怒動員起來的,而「官倒」則是中共官僚第一波大規模化公爲私的代名詞。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場運動是以抵制復辟爲原動力的自發性群衆運動。1989年9月,在對八九風暴做出的初步總結中,香港共産主義團體「先驅社」認爲它是「革命性的運動。說得準確一點,是初期階段(沒有充份發展)的,而且沒有充份自覺,尤其是還沒有拋棄和平幻想的革命運動」[4]。不過,這些自發的抗議和反復辟要求遠沒有上升到政治綱領的高度,而是停留在自發而非自覺的階段,最後也難免失敗。

不容忽視的是,與15年前就已醒悟的韓丁相比,許多大陸「老左」崇毛派今天仍喋喋不休地叫喊什麽「我國現在的社會是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正確的,符合實際的」[5]云云,試圖爲當政的官僚壟斷大資本蒙上一件社會主義皇帝新衣(其實最多是寫了幾條馬列語錄的遮羞爛布)。這部分「老左」已徹底淪爲資本家的「左派」吹鼓手,他們的思想根基決非社會主義,甚至也不是改良主義,而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主義。

當然,也有部分崇毛派以「激進老左」的面目出現,他們並不否認八九運動的反復辟呼聲「是根本合理的」;他們承認如果把反復辟群衆與資產階級自由派相提並論,「就是喪失最起碼的階級分析,喪失最起碼的階級立場」[6]。但對六四鎮壓的政治原因,激進老左只會長噓短歎「聯繫群衆的作風被破壞的時間已久,積累下來的前所未有的群衆不滿一旦爆發,就很難馬上找到正確的處理辦法」,「很多曾經參加過和領導過轟轟烈烈的群衆性革命運動的人,在最需要聯繫群衆時刻,卻低估了群衆的因素」[7],似乎一切(或主要)在於中共失去了「毛澤東那樣有遠見、有魄力、敢走群衆路線的領袖」,才會鬧出六四那樣天大的禍事來。

這班「激進老左」至今有意無意地回避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實:主導和支援六四鎮壓的黨政軍高層「老革命」,以及他們今天的政治繼承人,在十五年裡全都成了大資產階級的一員[8]。不是什麽「低估群衆」「作風被破壞」,而是官僚集團的本位利益,趨使他們從跟著毛澤東「運動群衆」,到推進市場改革,到瓜分國有資産,再到悍然鎮壓起來反對的工人學生,所有這一切都貫穿著一條利益紅線。「激進老左」與官僚集團(和現在的官僚資本)扯不斷的思想、歷史與組織淵源,使他們充其量僅是官僚資本的一個左翼批評者,而非階級敵人。

八九運動的不足及其原因

八九運動的規模、聲勢和群衆熱情令人驚歎,但不足之處也顯而易見。簡要說來,自始至終沒有出現(更別說被群衆廣泛接受)任何具體的、以工農利益爲主導的行動綱領,運動的政治代言角色更被自由派知識界全面把持;北京當地沒來得及出現任何群衆性工人組織,首都之外的工人尚未普遍動員起來;多數市民群衆對當局抱有幻想,學生中對資產階級民主的迷信也很普遍,還沒有決心以群衆的力量把鬥爭進行到底。於是,偌大的風潮真地匆匆「隨風而來、隨風而去」了。

八九運動的局限性,首先體現爲工人階級的局限性。正如「先驅社」的同志們所看到的那樣,在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中國工人「無法鍛造出自己的先進骨幹以至政治獨立性,就是連起碼的組織自由也被中共剝奪。相反,他們滋養了對自己的單位以至『國家』的深刻的依賴性和政治消極。1989年工人回應學生的民主運動,說明工人階級中最有思想的部份已經開始作獨立思考,以至蒙矓地感到要起來阻止中共化公爲私」[9],但這個初步嘗試立即就被當局打垮了。

中國工人的政治消極既非無産者天性使然,也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臨時現象;它是中蘇等官僚專斷的後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普遍歷史面貌。由於資產階級的財産和政治權力受到剝奪,典型意義的階級鬥爭在這些國家不復存在,從而使工人的傳統階級意識和群體抗爭精神日漸模糊化;由於官僚集團的壓制,工人又喪失了通過參與管理社會生産生活(工人民主)來學習統治的外在條件。此外,官僚集團剝奪了所有階層(甚至包括官僚在內)的政治自由,即使是執政當局內部也並不存在「精英民主」或「貴族議會」的機制,一切都個人化、「暗箱化」和「圈子化」了。

五十年來的大量事實證明,這類卡在歷史發展死胡同裡不上不下的「僵局社會」基本上難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出現。那裡的工人階級要麽被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所馴服,甚至不具備從官僚手中奪回政治權力的願望和勇氣(如50年代後的蘇聯);要麽因爲抗爭的機會太少時間太短而來不及大大提高自身的思想和組織水平,就被強悍的國家機器重新打翻在地死死捆住(如1956年的匈牙利、1980年的波蘭和文革初期的中國),複歸一潭死水的局面。結果我們只看到一堆似是而非的、充滿剝削階級文化偏見的口號和旗幟,比如1956年匈牙利工人委員會曾幻想「呼籲聯合國保障匈牙利國際中立」,比如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爭相用「最高指示」來保護自己,最後被新舊官僚集團各個擊破。說到底,在階級鬥爭傳統被割斷、新的政治經驗和組織探索又極度匱乏的背景下,中蘇工人階級實在難以奇迹般地戰勝本國的官僚集團。

最後不能不提的,是官僚集團對任何自下而上的群衆性反抗和工人民主的要求都極其仇視和恐懼,其程度遠超過對國際資本主義滲透復辟的恐懼。爲什麽呢?因爲復辟後官僚集團還可能變身爲有産者或資產階級政客,從而保持(和大大擴張)自身的權力和財富;翻身的工人階級卻會剝奪官僚們的全部政治和物質特權,這是官老爺們絕不願看到的!以波蘭團結工會爲例,它的起起伏伏,也是一部波共軍政官僚和國際資本聯手打擊左翼工人的肮髒史。70年代末波蘭工運高潮之際,當局悍然宣佈軍管;除捕殺一批鬥爭骨幹外,政府還大肆採用鉅額贖金制度、雇傭黑名單等經濟手段對付工運廣大基層積極分子。在團結工會內部,那些有梵帝岡教庭、北歐社民黨和中情局支援的派系自然輕鬆交錢過關,並以工人「保護神」的面目出現;獨木苦撐的左派幹部卻無計可施,紛紛下獄,從而在政治上被一步步窒息。80年代末,部分堅持戰鬥的波蘭左派工人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工人党,但大勢已掌握在瓦文薩等親資分子的手中。

出於以上所說的幾大原因,八九運動固然成爲中國人民政治覺醒的里程碑,但那場風暴及各方評價更像一面鏡子,可以讓我們看到二十年來中國社會思想演變的脈絡,而不是一個應該全面學習、仿效的群衆鬥爭範例。但這不是中國工人的過錯,相反,在六四鎮壓中,是首都工人和市民(而不是自由派知識界)承擔了大部分苦難和犧牲。十五年過後,資本主義已在中國全面復辟,工農反抗也有了不小的發展,可惜總的說來鬥爭仍處於低潮,這又是怎麽回事?

爲什麽工農反抗至今仍處於低潮?

應該承認,目前工人的組織程度仍極薄弱,鬥爭的廣度和烈度也與過億工業無産者的動員潛力不成比例。在筆者看來,工運不振的主要原因有下面幾個:首先大陸長期全面禁止政治自由,政治迫害倒頻繁發生,使得集體鬥爭的外在條件太惡劣。其次中共玩弄群衆政治熱情和奉獻精神的種種卑劣手法,已傷透人心,在此過程中某些政治概念也被徹底扭曲和顛倒,「群衆運動」一詞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後就是言論與新聞出版權的缺席,也讓大批青年工人和學生對國外階級矛盾的真實狀況和階級鬥爭的具體進展不甚了了,更容易被自由派往往並不高明的說辭打動,這最後一點在八九運動中表現的特別明顯。正是由於學生和市民看不透「官倒」是當局資本主義市場改革的必然産物,由於階級分析的名譽被官僚集團極大地敗壞而受到青年的普遍厭棄,由於呼嘯而起的學生和工人毫無政治鬥爭經驗,他們才會把「一切取決於改革還是腐敗的速度更快些」、「海洋文明與黃河文明的優劣」之類的自由派說教當一回事。

時至今日,階級壓迫的現實讓許多人的頭腦清醒了不少。在無産者中間「資本家剝削我」「老闆該死」「公司不是你的家」等樸素的階級意識已到處可見。從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發,目前急需澄清階級鬥爭的某些基本概念,以便先進工人和進步青年在尋找政治出路的過程中少走彎路。在這些被中共歪曲得不成樣子的概念裡,讓我們單獨談談「群衆運動」。

什麽是群衆運動?

嚴格說來,本文所談的群衆運動,特指資本主義社會被統治階級(階層)進行的持續性、成規模的反壓迫鬥爭。這些鬥爭也許是經濟性質的,也許帶有政治、文化要求;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採取武力手段;可能局限在某地區或某國,也可能是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在具體實踐中,群衆運動常是上述特徵的混合物。處於初級階段的群衆運動,儘管表現形式很可能千奇百怪(比如以宗教或民俗爲號召),但所提出的要求無外乎改善生活(或阻止生活進一步惡化)、維護群體尊嚴、保衛家園、爭取基本的政治自由、整頓吏治等幾大類。從根本上說,群運的興起來源於社會生産生活內部矛盾的發展,是勞苦大衆自下而上改變自身生存狀態的外在表現。

群衆性反壓迫鬥爭能否獲得重大發展,關鍵在於工人、尤其是産業工人對鬥爭的集體參與和政治領導,因爲在被統治者中間,只有工人階級有能力控制社會生産的中樞部門,造成統治階級的全面管理危機。所以,工人階級(包括農業工人)的大規模介入是運動升級最明顯與最可靠的標誌。在小農占人口多數的落後資本主義國家,農民對群運的廣泛支援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爲它使運動能夠以迂回的方式對原本消極觀望的多數民衆産生影響;此外,在農村的帶動下,以士兵運動的形式分化農民爲主的政府軍,可以進一步加快舊國家機器的瓦解。

從這個角度回頭看八九運動,當它得到部分首都工人的積極支援以後,運動就擴散到了學生圈子之外,開始直接對社會各階層産生影響。自從1949年以來,這是工人階級首次直接向當局的大政方針(經濟自由化)挑戰,事實上已超過了文革初期合同工運動的政治水平,因而也讓上層統治集團極度恐慌(「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10])。北京工人的失敗,在於它基本沒有組織和政治經驗,只憑著一股階級本能和團結精神與當局搏鬥,失敗是難免的。但正如「先驅社」所總結的那樣,「工人階級因爲本來沒有自己的組織及骨幹、而沒能阻止復辟,但是,另一方面,同樣原因也使工人階級未曾在1989年的鎮壓中受到重大打擊。之前是一盤散沙,鎮壓之後仍是一盤散沙,工人階級損失的只是散兵遊勇而不是自己的組織及骨幹」。

「先驅社」的總結指出六四鎮壓並未傷及工人階級的筋骨,從反面觸及到了群運的力量來源和生存形式問題,不能繞過不談。正因爲群衆運動紮根於工農和一切被統治階層的日常反壓迫鬥爭,後者的狀態(組織及骨幹)也是群運興衰的晴雨錶。20世紀30年代初,德國法西斯力量上臺後,對當地革命工人運動進行了全面鎮壓。從絕對數字上,犧牲的革命工人似乎並不太多(約兩萬人),實際上這些人是德國左翼工運的精華,是最好的鬥士;一個革命工人骨幹的周圍總聚攏著一幫積極分子,而他們的後面則是上百同情社會主義的一般工人,這些星星點點的左派工人組合就是群衆運動活生生的面孔、智慧和肌肉。被納粹打斷了脊骨的德國工運,至今也沒能恢復到70年前的狀態;相反,對至今尚未全身心地投入階級鬥爭的中國無產階級來說,六四鎮壓絕非歷史性失敗,而是它重返中國政治舞臺的開端。

爭取政治自由,但不支援資產階級自由派

血汗工廠裡的中國無產階級,爲了求生存,就不能不進行鬥爭,想鬥爭就不能不觸及到政治自由問題。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等,既是工人運動發展的外在條件,也是刺激工人(至少是先進工人)起來鬥爭的動力。那麽,正在忙於推進憲政的自由派是我們的敵人,還是盟友?必須指出,八九運動期間,自由派學界能夠大膽地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首先是因爲他們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官方輿論陣地,自由派只是希望把他們的事實權力法律化而已;即使在15年前,工人組織和工人媒體的存在並不屬於自由派「精英民主」的藍圖設計範圍之內。今天呢?空前壯大的私人資本正在穩健地化身爲主流,它的學界槍手更是公開敵視自下而上的群衆性抗爭,不停地扣著「義和團」「多數暴政」等大帽子。

這次的蔣彥永上書事件,從一個側面暴露了自由派(以及背後的私人資本)與當權官僚資本之間的利益和精神聯繫:「社會越來越不公正,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如今社會矛盾將越積越深,火山大爆發式的對立局面將越來越有可能,這既非當政者所願見,也非中華民族之福。爲了避免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爲『64』正名已經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11]。從這段話裡,可以聽到剛剛取得私産入憲保證的民間資本是如何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的!

堅決爭取開放政治自由,認清自由派與官僚資本同流合污的階級本質,以群衆鬥爭爲主要手段,以階級組織爲根基,維護獨立的階級利益和政治立場,這就是中國工人現階段的主要任務。

2004年3月20日

[1]見2004年3月9日劉曉波文章「直面六四──讓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於蔣彥永先生爲六四正名」

[2]見趙達功文章「蔣彥永引領紀念『64』十五周年浪潮」(大紀元2004年3月10日)

[3]1989年7月13日威廉·韓丁在紐約大學的講演「『六四』的真相和前因後果——一位在場者的報告」《先驅》第33期,1995年6月

[4]見1989年9月11日向青「八九民運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5]見2000年11月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海濤文章「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問題」

[6]1998年《中國與世界》連載習東「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一些思考」

[7]同上

[8]這份名單上首先應列入鄧小平、陳雲、王震、宋任窮、薄一波、李鵬、喬石等鎮壓的主要策劃和領導者。

[9]見2001年4月1日劉宇凡「關於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初步報告」

[10]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11]2004年3月9日《大紀元》「全球紀念『64』十五周年籌委會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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