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期

政治瘟疫更可怕

劉宇凡

《先驅》第68期,2003年(夏)

專制瘟疫擴大SARS瘟疫

第一種政治瘟疫是新聞封鎖及專制政治。大陸封鎖消息才導致大陸和香港疫情漫延。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廸亞‧森(Amartya Kuma Sen)曾有一書《飢荒與公共行動》指出,中國1959-61年的大飢荒之所以發生,而印度人雖比中國更窮、可是沒發生過這樣的大飢荒,原因之一是印度多少有有新聞自由和民選政府,使政府不能完全草菅人命至斯,而中國則二者俱缺,下情無法上達,上面則瞎指揮,才使災難再擴大。

疫情不同飢荒,可是,中共高官的對策卻一如既往,封鎖消息,還反過來含血噴人。病毒可怕,但是高官的麻木不仁和死愛面子更加可怕。這兩點可說是中國大陸官場的共同基因。每個官員由於只需要向上級負責,完全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所以對於人民疾苦都置若惘聞。現在吏治是敗壞到這個程度,深圳一間無牌醫院經營了六年之後才被取締。而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所以,專制瘟疫無疑把肺炎瘟疫擴大。

私有化瘟疫使大陸民工看不起病

過去廿年,在全世界及大陸都流行第二種政治瘟疫,就是把包括醫療在內的公共建設及社會服務當成一盤生意去做,實行大規模公司化、私有化,或者「用者自付」。香港固然早已染上,而大陸尤甚。

十多年來,中共逐步取消公共醫療,推卸政府應有責任,迫使醫院統統自負盈虧,使所有醫院都向錢看﹔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原有的公費醫療則由三方供款的醫療保險所代替,使普通工人負擔增加。由於醫療撥款不足,各級政府乘機推行私有化,不僅把醫院賣給同官場有關係的私人,而且把醫療投資也對外開放,吸引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外資進入大陸收購醫院。王永慶就在大陸設立了長庚基金會作為投資醫院的跳板。47日,遼寧省瓦房店有400多名醫護人員抗議當局把6所醫院私有化。

在農村,情況尤其惡劣。本來,在人民公社時期,中共的農業政策雖有很多問題,但是,當時多少也進行了公共醫療建設。上引的那位經濟學者阿瑪廸亞‧森,就曾經指出,雖然印度沒有發生大躍進那樣的鬧劇及那樣大規模的死亡,但是,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卻使中國人在正常年份很少出現飢荒,也使農村有能力維持起碼的衛生制度,反之,印度沒有這些條件,所以印度的死亡率比中國高很多,1980年平均壽命只有五十左右,而中國則得差不多達到七十歲。可是,八十年代以後,由於解散人民公社的同時,又沒有用其他辦法維持公共醫療,所以農村公共醫療系統完全崩潰了。留下來的衛生院由於欠缺經費,所以只能夠靠提高醫療收費來維持,結果使農民普遍看不起病。現在農民都是小病自己醫,大病就只有等死。

至於那些離開農村,走到城市找工作的民工,雖然已經身處城市而且受僱於工廠,但是因為工廠普遍不會按照法律規定為民工購買保險,所以他們依然無法獲得任何醫療保障。在這次疫情中,他們就成為風險高卻最不受保障的一群。風險高,因為不僅工廠擠迫,宿舍擠迫,一旦染病就傳播很快。而民工只有幾百元人民幣月薪,去一次醫院動輒要花百多二百元,所以民工基本上看不起病﹔若民工平時染上感冒發燒,大多不會去醫院,最多自買成藥,或者去附近小診所(很可能連醫生在內都是無牌經營)看病。大病就只好辭工回鄉。民工在非典下回鄉,就已經在促進病毒擴散。雖然現在中央政府已經下令規定醫院一定要免費為民工治病,但事實上醫院把有病民工趕走,又或者只給有病民工吊鹽水、不給任何治療的情況,還是時有所聞。且不說中央的撥款根本不足夠,就算足夠,在沒有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監督下,那些錢自然落到貪官袋中。所以,現在各地農村為防疫情而採取的種種自保行為,例如嚴防城市人或外地人進村,都是理所當然的。這根本是中共長期歧視農民的結果,他們只知向農民徵稅,不知向農民負起政府的應有責任,向農民提供起碼的教育和醫療,才使得農民沒有起碼的安全保障。在疫情下他們一病就更可能死路一條,所以即使他們有時採取過火行為(例如破壞附近即將興建的隔離醫院),真正責任也不應由他們負,而是由中共那種的剝削農民的政策來負。

總之,中國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以及政府摧毀公共醫療,大大提高了疫症風險。

社會醫療學的研究說明了,疾病同社會的狀況有密切關係。貧窮、不潔食水、居住擠迫等,都導致許多疾病(例如肺癆)惡化。反之,社會不平等的縮小,特別是保障低下階層享有免費醫療,則有助於減少疾病,包括傳染病。但過去廿年,各國政府倒行逆施,推行大規模私有化。最早這樣做的戴卓爾夫人有句名言:「世上無所謂社會,只有個人。」是以舉凡教育、醫療等一切社會服務,只要惠及個人,就應由個人負責。可是,這一次肺炎事件再一次說明﹕個人並不活於真空;人本身就是社會動物,彼此禍福息息相關。在預防疾病上,尤其需要只講互助合作、不講病人的支付能力的公共醫療制度。特別在這個經濟不景、貧窮增加的時期,削弱公共醫療只會幫助病毒傳播。

針對這兩種政治瘟疫,從根本上來說需要貫徹兩大原則﹕一個是重申醫療的公共性,反對在公共醫療系統實行任何商業原則。一個就是貫徹新聞自由,和爭取真正的民主。中港兩地人民都要為此而準備長期奮鬥。

今天需要無數個斯托克曼醫生

北京蔣彥永醫生今次挺身而出揭露真相,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挪威作家易卜生一個叫《人民公敵》的劇本。故事寫一位叫斯托克曼的醫生,在某市行醫。當地有一個溫泉,是渡假勝地,為當地帶來不少收入。但是斯托克曼醫生發現溫泉有病毒,於是要求市長(也是他哥哥)關閉溫泉,消滅病毒。市長的回應是典型的商家口吻:關了溫泉,豈不斷了財路?故事發展下去就是市長、市政府、市議會以至一切有勢力人仕怎樣壓迫斯托克醫生,阻止他公佈病毒,攻擊他是「人民公敵」,而醫生怎樣單人匹馬堅持抗爭。他失敗了,但他的奮鬥說明了誰才是「人民公敵」,說明了病毒還不算可怕,更可怕的是唯利是圖的既得利益者﹔對付這種人只有大膽抗爭一途,即使一時未成功,至少也讓人民了解誰在加重災害。

2003521

(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曾經先後在先驅網頁、2003419日《蘋果日報》論壇版及台灣《連結》第九期發表)

分類:第68期, 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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