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驅社

《先驅》第67期，2003年（春）

中國老一輩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王凡西同志去年年底病逝英國里茲，享年九十五歲，臨終時孫兒在旁。王凡西，筆名雙山，一生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歷盡艱辛，逆流而上，顛沛流離，下半生孑然一身，晚年更要在異鄉度過。流亡生涯使他可以自由地寫作，不必像他的老友兼老同志鄭超麟那樣被中共關押幾十年。可是，另一方面，也使他備嘗思鄉之苦和孤寂之痛。

他生於1907年，在中國大革命時期（1925年）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加入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1927年）到蘇聯東方大學留學，得以偷偷閱讀當時由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批評斯大林的文件，並且在1928年參加了左派反對派。他在1929年回國並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不久因托派罪名被開除出黨，旋即與陳獨秀一起推動幾個托派團體的統一。1931年托派統一不久即同其他同志一起被捕下獄，在獄中受盡折磨，1934年出獄，到1937年五月又再被捕下獄，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出獄。1949年中共勝利在即，經過商量後，他的最親密同志鄭超麟及一批同志決定留下來，同時派王凡西流亡香港。但抵港幾個月就被殖民地政府驅逐到澳門。到了1975年，他才有機會移居英國，並得到比較安穩的生活。

在孤寂中他不斷思考中共的勝利與托派失敗的經驗教訓。他批評托派同志那種認為中共跑到農村後已經成為小資產階級農民黨的看法，承認托派低估了斯大林主義當時尚有的反資本主義一面（這個問題直至近年仍在老一輩托派同志中有爭論）。在這方面他表現出一個革命家真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因此而喪失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信心。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局部妨礙過、但沒有根本妨礙中共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可是，這種本質一定妨礙它建設一個自由、民主而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回憶錄中，他說：「極端專橫的官僚統治絕對不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絕對不能建設成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路線，回到工人階級民主，這樣的社會才有可能出現。今天回頭來看這句話，就不能不感到托洛茨基的思想的力量。在革命半個世紀之後，中國不僅沒有變得比較民主和比較平等，反而變得更加專制和更加貧富懸殊。那個曾經激烈反對資本主義的中共，現在也變成資本主義復辟黨。

英國著名的中共黨史專家 Gregor Benton 在他的悼詞中總結托派的失敗的時候這樣說：「王凡西批評他所屬的團體沒能把發展武裝力量和動員農民做為自己的活動的一部分。但是，他也始終質疑毛派那種壓倒性地強調軍事鬥爭的戰略，因為他擔心這種戰略，其結果不過是成為中國過去那種爆發（農民）戰爭、然後是重建專制統治的環環相扣的其中一環而已。相反，他致力論証，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等等新的城市階級才能打破上述循環，才是建設民主的共產主義的出路所在。」

「托派的主要貢獻是他們那枝筆。……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化為一種為自己服務的官學，而毛澤東不過是從他那兒抄襲，才能誇飾自己的「理論家」的資格。相反，王凡西及其同志卻出版了滿書架的書，既有自己的創作，又有經典的的翻譯。……在毛澤東逝世前，托派一詞就足以嚇壞大多數老幹部。但是，隨著社會日益兩極分化和腐敗，官方的思想控制開始鬆弛了，而比較大膽思想的人開始對托派採取比較友善的態度，這包括了……劉賓雁、王若水、戴晴等。」

隨著史大林主義的崩潰和官僚層復辟資本主義，史大林主義官僚的真面目已徹底暴露。現在，在中國大陸，一股重評中共的當年的勝利，以及重評中國托派的作用的春風，正在慢慢吹起。不少歷史學者、共運史研究者紛紛重新發掘被埋葬、被竄改的歷史真面目。盡管中共的文化專制仍然妨礙很多學者對托派作客觀的研究，但是仍有學者從重新評價陳獨秀之中多少還陳獨秀及托派以公道。其中最觸目的是圍繞著陳獨秀研究會的一群學者。此外，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之中也主張要重新認識托派，並給予正面評價。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步曲》（托洛茨基傳記），本身也說明了，不僅這些禁區已經慢慢放鬆，而且這部書也打開了許多讀者的眼界。被埋沒的歷史，像種子一樣在春風之下已經破土而出了。它仍有待茁壯，但是堅硬的凍土無疑已經開始解凍。

王凡西同志一生勤於筆耕，他翻譯的托洛茨基的著作，包括了《俄國革命史》，《文學與革命》，《中國革命問題》等等，教育了兩個輩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繼承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不致中斷方面作出了貢獻。此外，他對中國革命也有獨到的意見。他的《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論稿》，深入地分析了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及其矛盾，今天讀來，許多方面仍然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他不僅致力文字工作，而且始終盡量同現實鬥爭保持接觸。上一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初，當香港的青年激進化運動終於在西方的刺激下興起的時候，他很快就跟本地的激進青年取得聯絡，給他們投稿，同無政府主義辯論，啟發不少青年人轉為托派。後來他去了英國，也始終同當地和香港的同志保持聯絡和交流。他為人博學，謙虛，而且親切待人。在他的最後歲月，當他知道新苗出版社將會再版他的《毛澤東思想論稿》的時候，他非常高興，並且一再表示他要支持到我們到英國探望他，並親手把新書交給他的時候。可惜的是，死神太早召他去了。然而，召去的只是他的軀體，他那種以天下為己任，那種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真正革命的精神，還有他的譯著，是死神永遠不能召去的。

200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