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先驅》第68期，2003年（夏）

香港陷入經濟不景氣已有好幾年，失業的人很多，沒有失業的打工者也普遍待遇減低而工作加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打工者一直逆來順受，但求保住職業。甚麼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和其他改良的要求，簡直想也不敢想。「非典」瘟疫爆發後，疫情險惡，在「共渡時艱」口號的壓力下，紀念五一，談論勞動者爭取權益，似乎顯得更不合時宜。但是，勞動者在這個高度文明的時代，而且是比較富裕的地區，真是這麼無可奈何，只能聽天由命嗎？

瘟疫是人類的公敵，必須全民通力合作去對抗，這點是不成問題的。但所謂通力合作，並非只要求人人盡力，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那麼簡單。在合力抗疫的工作中，怎樣讓工作者發揮最好的效能，合理分擔責任，避免不必要的犠牲，始終是個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對於前線和下層的工作者來說，這方面尤其重要。事實上，在今天艱苦沉重的抗疫工作中，前線的醫護人員和下層的助理工作者明顯是有人手和設備都不足、工作量過重，甚至保護也不足等問題。如果不迅速改善這些方面，不但對有關的工作者很不公平，而且對整個抗疫工作的成效也一定有很大的損害。為了充份並趁早發現這類問題，以及採取最適當的措施，必須讓有關的工作者有充份的機會提出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換句話說，這就是要讓勞動者的權利得到保障和發揚，而不是拿任何大帽子來加以壓抑。不但維護醫護界的勞動者的權利是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維護一般勞動者的權利也是一樣。如果一般勞動者的工作環境惡劣，或工作過重，或收入太低，一定不免增加他們染病的危險，而且妨礙趁早診治，結果危害全社會。所以，決不能說：在瘟疫的威脅下，勞動者的權利變得不那麼重要了。相反，應該說是更重要、更迫切、道理更明顯了。

瘟疫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健康和生命，而且加深了經濟不景氣，使大批沒有染病者也陷於生活困苦，連老板們也大嘆生意難做，甚至要倒閉破產。怎麼解決這種經濟問題，即使不比防治瘟疫的醫學問題更困難，至少也幾乎一樣困難。不過，這兩種困難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分別。醫學上的問題在於怎樣趕快做更精深的研究，進一步提高人類的知識水平，戰勝當前這個新的挑戰。雖然解決問題的具體途徑還有待多方探索，總的努力方向卻是明確無疑的。而且所有工作者都同心合力去解決問題，沒有人出於私利而故意阻撓問題的解決，也沒有人由於自己思想上的問題而無法同意正確的解決辦法（至少大體上可以這麼說）。醫學問題是科學上的問題，主要靠專家研究解決。專家所找出的答案有充份的客觀根據，不但不難在絕大多數專家之間取得一致，而且大概不難讓多數普通人和政府當局都同意施行。經濟問題就大大不同了。各派經濟理論的分歧很大。這派認為天經地義的，那派可能認為徹底錯誤而且極端有害。目前的經濟困境並不是前所未見的特種困境，各派經濟學家並不承認還不知道正確的治理方法（不像非典瘟疫那樣）。事實上，各派都有自己認為正確的對策。問題是各派意見紛紜，而且不像醫學問題那樣能夠作出讓眾人都信服的驗証。相反，由於利益、權勢和成見的影響，社會上平日主流的經濟學見解總是只符合有權勢的少數人的要求而對多數人不利的見解。所以，在當今的經濟困境中強調全民合作、共渡時艱，等於叫普羅大眾遷就特權階層的利益而犠牲自己的需要。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宣佈118億元的「紓困及振興經濟」措施，雖然這對於眼前的民生困境能夠有些緩解的作用，但在真正振興經濟，尤其是保障和改善普羅大眾的生活方面，是談不到的。道理在於：政府始終堅持原有那套以私營化和降低營商成本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並不是香港所特有的，而是二十多年來在資本主義世界裡普遍推行的政策。這種政策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沒有造成對勞動人民有利的結果，只有損害勞動人民而造福資本家和其他特權者。

降低營商成本，歸根結底無非是降低勞工作本，換句話說，就是相對地降低勞方的所得而增加資方所得。這種政策要求勞方降低自己的工資去幫助資方跟對手競爭。競爭結果，在失敗方面的勞動者固然要遭受失業或其他損失，勝利方面的勞動者在國民總收入裡面所佔的比例也會不斷減少，甚至有部分勞動者連收入的絕對數也減少了。近二十多年世界霸主美國的情形就是這樣。

私營化的對象有兩種。一種是原先公營的企業，另一種是原先公營而不屬於企業（不以謀利為目的）的事業，如醫療以及其他社會服務事業。把公營企業私營化，明顯是把經營所得的利益從公眾手中轉移到資本家手中，自然是損害了普羅大眾而便宜了資本家。至於把本來非謀利的社會服務事業交給資本家經營，更明顯是強迫公眾向資本家進貢，所以私營後多份要提高收費或者降低服務的水平。歐美各國私營化的結果正是這樣。香港也正在出現同樣的情況。

私營化的鼓吹者極力強調私營可以比公營減少浪費，效果好。但是他們無法証明為甚麼不能改善公營的方法。如果公眾有辦法監督私營的企業和事業，保証它們經營得好，為甚麼不能同樣有效監督公營的呢？公眾監督公營事業，豈不比監督私營事業更理直氣壯嗎？任何管理學的理論如果能夠証明私營的效果一定勝於公營，必定隱含著兩大前提：第一是維持著國家官僚高高在上的特權，第二是維持著普羅大眾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長時間的勞動，收入低，文化水平也低，慣於屈服……）。只有在這兩大前提之下，由官僚壟斷著管理權的公營事業才不能避免腐化，而私營以後至少有市場規律可以起相當的監督作用，尤其是在有競爭的情況下。但這兩大前提正是我們應該努力去打破，而且能夠用勞動人民的力量打破的。所以，應該反對私營化，相信社會化才是出路。

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本來已經是相當高度社會化的經濟：一切主要的生產事業都是為社會需求而生產，而且企業單位由許多人組成，經濟關係高度複雜化。不過所有權仍舊歸私人或少數人所組成的財團。經濟行為的決策權更是這樣。這種制度造成了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但也周期性地造成生產過剩（產品難以賣出去）的危機，於是資本家因賺不到錢所以減少投資和生產，工人失業，生活難以維持。如果像現在這樣發生瘟疫，更迫使許多經濟活動停頓而危機加深。在這樣的困境中，甚麼降低經營成本和提高競爭力，統統不是解決辦法。真正的解決辦法就是徹底的社會化：連所有權和經營決策權都改為社會公有，直接為滿足全體人民的生活需要而生產和分配。只要實行了這種新制度，就不會再有生產過剩的危機，也不會再因為必須暫時減少某種並非生存所必要的消費（例如旅遊）而令許多人生活成問題。今天人類的生產力，只要合理地運用，停止用來生產殺人毀物的武器和各種浪費無益的消費品，已經足夠滿足所有人合理的生活需要。而且在合理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下，生產力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在整個經濟制度根本改變之前，只要朝這方向採取一些措施，也可以明顯緩解危機。所以勞動者應該努力推進社會化：從局部的社會化一直到全面的社會化。

2003年五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