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芳　陳藝謀

《先驅》第67期，2003年（春）

50年代的伊拉克，在英帝國主義及其本國王室走狗的文治武功下，可說是一窮二白：3%的人口擁有95%的國民財富，瘟疫頻頻，農村嬰兒死亡率高達千分之三百，全民文盲率達92%。1945至1958年間物價上漲了三倍，工人工資卻只增加了一倍；石油工人平均每天要幹12到14小時，而薪水還不到墨西哥同類工人工資的20%。

伊拉克的民族解放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必需打開兩個“結“：石油和土地。本地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居世界第二位，但這一民族財富長期被西方資本霸佔。美、英、法、荷蘭出資成立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和兩個子公司壟斷了勘探、開採、運輸和銷售等全部生産環節。從1934至1972年，“伊石“開採了近十億噸原油，獲利六十億美元。很長時間以來，伊政府只得到一噸原油4個先令的象徵性“稅金“。1952年，在群衆性罷工和示威的壓力下，“伊石“同意把年利潤額的35%留給伊政府。儘管這僅是一小部分石油收入，儘管由於伊政府無權過問公司帳目，使得“伊石“隱瞞真實利潤額成了公開的秘密，這筆錢還是占了當時伊拉克國民年收入的30%和政府年收入的50%。很清楚，全部收回石油工業是伊拉克人民擺脫落後必需突破的一個“瓶頸“。

另一個“瓶頸“是土地。在1958年，全國總人口的70%是農民，而占農村人口1%的地主和封建領主擁有84%的的耕地。一般佃農70%的年收成屬於地主，還不算無窮無盡的苛捐雜稅和高利貸盤剝。二戰後各地農民不斷暴動，要求一半（！）收成歸自己，卻幾乎每次都被當局駁回（！！）了。不摧毀大土地所有制，就談不上農民的解放，現代工業的建設，也要求廢除農村的人身依附關係。二戰後的伊拉克歷史證明，誰能解決土地和石油問題，誰就會得到工農的認可，就能落實自己的綱領。

“阿拉伯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

20世紀上半葉，在俄國工人革命的衝擊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可說是豁然開朗。新生代愛國運動紛紛靠攏莫斯科，要錢要槍。在思想上，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帝國主義分析，許多小資產階級革命家有所借鑒。但是從一開始，小資愛國者的“拿來主義“，就是以明確拒絕本國工人革命爲底線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又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以下簡稱復興黨）的誕生和壯大，是這種“拿來主義“的範例。幾十年裏，伊拉克和敍利亞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運動反帝、反共、亂中奪權；上台後翻臉屠戮工農，大幹快上搞工業化，以求“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著實表演了一番。

幾十年來，復興黨一直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說它治下的伊拉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否真的如此呢？復興黨兩大創始人之一米•阿弗萊克，在解釋他們與共産主義運動的分歧時，寫道：“共産主義的哲學對歷史和社會發展演變的解釋，僅僅是並且完全是憑經濟因素（做出的）……不尊重個人，輕視個人的自由……（共產黨）廢除了財産權，因而扼殺了個人的一切積極性“[1]。

阿弗萊克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但與此同時“不主張把阿拉伯民族分爲兩個或更多的階級……我們把阿拉伯民族置於一方，把一切企圖阻礙它進步的人置於另一方“[2]。這班小資革命者既不敢排斥階級鬥爭，甚至還希望影響、領導它，以便亂中奪權，卻又容不下“剝奪資本家、建立工人政權“的鬥爭目標，就只好不停地打文字秋千。阿弗萊克一面批駁馬克思主義，說後者把“各國被剝削階層之間的（國際）聯繫，置於他們與本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聯繫之上“，一面強調“民族主義如果同不公正、貧窮困苦聯繫在一起，它就失去了全部意義“，“不要把我們對民族意識的強調，錯誤判斷爲對本民族剝削者（應採取）寬宏大度（的立場）“等等[3]。

既然小資愛國知識份子們不敢正視階級矛盾的本質，他們就更要挖空心思在“民族“、“文化“、“阿拉伯人特有的魂魄精神“上作文章了。復興黨一大通過的黨綱宣佈：“社會主義是源於阿拉伯民族主義內部深處的必然産物“。阿弗萊克和後來的薩達姆•侯賽因，都吹噓阿拉伯文明是“世界所有文明的搖籃“[4]。

談到資本主義私有制時，阿弗萊克寫道：“復興黨認爲，一個國家的主要力量，蘊涵於能促進行動的個人積極性當中。復興黨不是廢除私有財産，而是阻止濫用私有財産（帶來的權力）“[5]。復興黨在伊掌權後，進一步提出“在社會主義行動的道路上，我們並不把它（即生産資料的私人佔有—編者注）看作是一個正在過去的階段。私人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將永久地攜手前進，他們（兩種成分）是社會主義公共事業的合夥人。這（即允許私人資本存在━━編者注）必然帶來利潤，只要這些利潤不導致剝削（就行）“[6]。然而，資本的性質決定了它要不停地追逐更多利潤，在資本主義競爭基礎上大資產階級的出現是早晚的事，復興黨如何應對這一趨勢呢？無非是以行政壓制來拖延時間罷了：“私人成分能否負責重工業？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允許私人資本這樣作，將意味著來自私人（對國民經濟）的大規模投資，它的影響會因此增加……這將危害我們的政治領導“[7]。復興黨口中的“我們“，可不是伊拉克的工農大衆，而是以黨政要員爲首的既得利益集團。

1947年復興黨一大通過的“社會主義黨綱“裏，從第26到第38條多處確實規定了“國民經濟屬於全民所有“，“公正分配，禁止剝削“，“取締私人公司“等等。但正如上面指出的，復興黨對“剝削“的解釋很隨意，只要不是重工業資本，有利潤也不算剝削。“取締私人公司“的許諾從未完全兌現過，伊拉克復興黨政權上台之初，確曾剝奪了一批産業在10萬英鎊以上的大商人，但中小資本不但被保存下來，而且在七、八十年代得到巨大擴張，迅速成長爲新的大型商業和工業資本。

綜上所述，復興黨在執政後，推行的是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在基本維護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前提下，以軍事和文職官僚集團爲權力核心主導社會經濟生活，對市場的破壞性和無序性實行有限控制，以求得國民經濟相對均衡快速的發展。復興黨既保護資本家的産權，又對後者的政治意志有所壓制；既不放鬆對無產階級的鐵腕“監護“，又給它一些好處（下面會談到這一點），維繫著暫時的階級平衡。復興黨波拿巴主義的相對成功，與近30年來民族資本和無產階級政黨在政治上的軟弱有莫大關係。這種軟弱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我們將在另文分析這個問題。

附注：

[1] [2] [3] [5]1959年版《爲了復興黨》，米•阿弗萊克著，貝魯特先鋒出版社。

[4] [6] [7]1979年薩達姆•侯賽因專訪。見Fuad. Matar著《Saddam Hosseim》，黎巴嫩《第三世界中心》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