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68期，2003年（夏）

過去十年，私有化、外判化、商品化、「用者自付」歪風不僅吹遍醫療及衛生界，而且遍及教育、社會服務、公共房屋、退休制度。統治精英這樣做，理由無非是﹕私有化可以為政府省錢；外判化可以增加「勞動彈性」；「用者自付」嘛，簡直就是天經地義，世上哪有免費午餐？這種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在過去廿年都肆虐全球。最早這樣做的戴卓爾夫人就有句名言：「世上無所謂社會，只有個人。」所以，只要是惠及個人的福利，成本都應由個人負責。他們的口號是﹕不要依賴政府！

他們沒有告訴你的是：省了的錢往往只是袋進財團商賈口袋；勞動彈性化的結果是使僱員既沒有穩定工作，又「加辛減薪」，所以無法對工作有長期的承擔及投入感，因而難免被迫降低服務質素；「用者自付」其實是統治精英欺騙老實小市民的大話，因為在所謂「用者」中，普羅大眾佔絕大多數，而他們在打工生涯中早已付出多而收穫少；他們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或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服務（例如清潔），可是在新增財富中工資與商界利潤之比多年來卻不斷下降（註1），反映他們多勞而少獲，而高官巨賈卻少勞多獲，甚而不勞而獲。但高官巨賈還嫌普羅市民享有福利太多，還要強迫他們再為醫療、教育、房屋、退休金多掏腰包。這不過是二度搶劫罷了！

統治精英鼓吹的那套「個人幸福完全是個人責任的思想」，其實只是專門喂飼普羅大眾的迷湯。對於富豪階級，他們唱的卻是另一支曲。無論是殖民地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一樣致力為大財團承擔投資風險。大家都一樣心甘情願去繼續保證那本來就必賺的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的利潤；都不怕用千億公帑拯救股市，實行「投資利潤私有化，投資風險社會化」。所以，我們今天主張醫療、衛生、教育、失業保障等全面貫徹社會化原則，不過是尋求公平對待罷了。

保守派又說，政府的角色要儘量小，而市場的角色儘量大，這樣才能達到資源最優分配。

清潔工人在過去六、七年間儘管勞動強度有增無減，工資卻從六千多元下降為三千多元，同期跨國財團的大股東照樣賺取幾十億幾百億利潤，這公平嗎？保守派說，這也是公平的，因為只要是自由市場決定就必然是公平的。問題在於，現在的市場自由嗎？當國計民生所系的重要行業都只剩下少數幾間企業的時候，這種自由市場不過大財團自由壟斷、自由剝削的那種自由市場罷了。

我們擁護自由，但我們所理解的自由，首先是「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自由」（羅斯福語）。要有這種自由，就要有起碼的社會保障制度。其次，完全不受民主監督的自由市場，等於讓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完全支配人類，這是引向社會動盪甚至社會內戰的必由之路。由大財團壟斷了國計民生的市場，就更加是這樣。要避免這種前途，唯有把市場置於民主監督和立法管制之下。現在特別迫切的就是實行最低工資制。至於政府，問題首先不在其整體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哪方面該大、哪方面該小。它壟斷「合法」暴力來進行壓迫的作用應該要儘量小，而服務市民大眾的作用就要足夠大。

即使到了今天的重大危機的時候，仍然有不少議員學者出來要市民少罵政府，還叫市民自己反省可以為防疫做些什麼。這種方法，簡直就像有人想用水杯滔幹洪水一樣荒唐可笑。在這樣的危機中，個人恰恰所能做到的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整個社會在一個有效的公共權力的動員下，才能應付這樣的危機。而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是深深生病了，我們的公共權力給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統治精英壟斷糊搞了。所以，除非我們先把社會的病醫好，否則任何個人努力一定是微不足道的。在這個關頭，我們更應該重溫大仲馬所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個人並不活於真空；人本身就是社會動物，彼此禍福相連。只從個人努力入手，不從改革社會入手，這樣的社會醫生不過是另一個「賽盧醫」而已﹕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

2003年4月24日

註1：香港僱員工資在附加值中所佔比例，從1970年的57.1%下降為1994年的48.8%，而同期利潤所佔的比例就從42.9%上升為51.2%。如果考慮到兩類人的人數非常懸殊，就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