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

《先驅》第70期，2003年（冬）

90年代初，中國和中亞各國先後踏上資本主義復辟的地獄之路。目前中國國企的私有化已造成大量工廠關門、幾千萬人失業，全國出現了一大批城鎮貧困居民。由於至今沒有受到來自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抗，中國當局正在策劃和實施新的國企拍賣運動，對工人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失業、更深更黑暗的貧困深淵。怎麽辦？哪里是工人自救的突破口？近兩年來在哈薩克斯坦發生的冶金工人反私有化抗爭，爲我們在國內開展類似活動提供了一些正反經驗。哈薩克工人的這場抗爭尚未結束，前景並不樂觀，而中國工人的鬥爭在總體上也有待突破，國際無產階級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是極其必要的。

外資收購，拿好扔壞

伊爾特什冶金廠（以下簡稱伊冶）位於東哈薩克州烏斯京━━石頭城，職工和家屬全算上有一萬人。在蘇聯時代，工廠以附近的銅礦爲依託，進行大規模冶金生産。兩年前，韓國資本控股的「哈薩克之角」（以下簡稱哈角）礦業集團對哈國礦山和冶金企業進行了廣泛收購，其中包括伊冶。「哈角」集團對哈薩克工人的剝削程度是驚人的：12到18小時的工作日，沒有任何休息日，礦工平均工資在45美元左右（折合哈國貨幣爲7000堅戈，一美元等於154堅戈）。「哈角」本身屬於另一個跨國公司，後者在哈的業務更爲大氣，已擁有一批大型石油天然氣開採和冶煉企業。「哈角」入主伊冶後，很快決定改組企業，並按照「剝離不良資産」的原則，把工廠和附屬的銅礦分開，前者關門，後者繼續生産。

要解釋的是，伊冶變成「不良資産」，並非是因爲在生産和銷售上有不可彌補的缺憾和重大困難，相反，不少哈國冶金巨頭很看好它，一直虎視耽耽，只是沒鬥過財大氣粗的外資而已。爲什麽伊冶的新老闆急著關廠？答案可能有幾個：也許他暫時不想過於深入冶金業；也許他有足夠的冶金廠，收購伊冶的真實目的就是關掉它，以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不管怎樣，這個決定改變了幾千工人的命運。「哈角」先是藉口停産不給工人開支（長達18個月），然後詭稱要把廠子轉産爲食品加工廠，成立養豬廠、肉食品車間和皮革車間組成的綜合體。但是專家和工人都指出，由於企業長期從事金屬加工，廠區內積累了不少放射性殘留物，根本不符合食品加工的衛生標準。而且就算萬事順利，新企業也只能安置三分之一的原廠職工。2002年初，全廠職工出現生存危機，普遍付不起水電和房屋管理費，子女不能上學，吃飯靠自己的菜園子和家禽，一些有條件的職工開始外流。2002年春，廠內終於出現了以伊萬•布林加科夫爲首的罷工委員會（其實無工可罷，準確說它是工人委員會），並迅速受到多數職工的認可。勞資雙方的衝突公開化了。

爲了防止資方外運廠內主要設備，罷工委員會成立了護廠隊，把守廠區各主要出口；罷委會還在一年裏舉行了幾十次規模大小不等的請願、遊行和集會，希望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2003年1月26日，五千多伊冶職工及其家屬在工人宿舍小區集會，反對「哈角」的政策並強烈要求對工廠實行國有化。進入二、三月份，工人堅持進行大規模集會，國內不少有影響的傳媒先後報道了此事，伊冶糾紛成爲全國性事件。

左派登場，愛國第一

哈薩克斯坦多少還有一定的政治自由（中國只有專制下的「寬鬆」），所以存在不少合法半合法的工人組織，其中之一是左派控制的「工人運動━━團結」（簡稱團結）。「團結」從一開始就密切關注伊冶的鬥爭，並積極介入，很快成爲罷委會的精神領袖和組織後台。原烏拉爾茨克最大軍工廠工會主席庫爾曼諾夫長駐伊冶，直接領導鬥爭。庫爾曼諾夫現年29歲，是原哈薩克共產黨（1992年重建）中央委員，原哈薩克共青團第一書記。此外，他還是俄國托派組織「左翼先鋒隊」成員。因自己的托派背景，2001年小庫被哈共中央開除出党，轉而成爲「團結」的一個領袖。除他以外，「團結」內還聚集了不少哈共黨員幹部，他們在2001-2003年間的黨內分裂中反對中央的多數派，被開除或脫黨。「團結」裏的這班人一向自命是正統馬列主義者，是否真的如此呢？且看他們在伊冶鬥爭中的表現。

首先，「團結」並不絕對排斥私有化，而是把重點放在反對外國資本上，至於本國資本進行的收購活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些哈國資本家，包括冶金巨頭（「阿爾泰━━阿瑪克」公司老闆）В•佛羅洛夫（俄羅斯人）已多次請求地方和中央政府把伊冶轉交給他們，並保證恢復生産。「團結」執委會主要頭腦對佛羅洛夫等人的要求公開贊許，並透過自己的刊物不斷督促中央政府儘快拿主意，批准佛羅洛夫「光復」伊冶。

在上層統戰爲主的政策指導下，罷委會沒有試圖把工人（包括最積極的那部分工人）更好地組織起來，沒有建立工人代表制，這使得工人在鬥爭中缺少應有的組織性和動員能力；沒有試圖恢復部分生産，以解燃眉之急，沒有試圖接管工人小區的管理權，以解決生活用電用水和食品問題，沒有試圖重新開放廠辦免費托兒所（被新老闆關了）。反失業、要吃飯的鬥爭被工人領袖們解釋爲「趕走洋鬼子、歡迎國軍」的愛國行動，並進一步簡化爲呼籲內閣把工廠轉交給大好人「事業型企業家」佛羅洛夫。除了左派的「團結」，還有些自由主義反對派國會議員借機作秀，表態支援工人的「愛國義舉」，並最終以政治手段逼迫東哈州州長梅傑辭職，但工人並沒因此得到什麽好處。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裏，工人的確佔領了工廠，可肚子每天還是空的。伊冶的名聲越來越響，工人們的積極性卻越來越低落，這一切沒有逃過資方的眼睛，反攻很快開始。

槍桿子裏面出産權

哈國內閣一面對工人的要求有所回應，多次邀請罷委會主席布林加科夫去首都開會，聽取後者的意見，一面與哈角代表不斷磋商，並最終達成了某種默契。應該說，鑒於哈薩克資本的虛弱，這個結局是意料之中的。值得深思的是，「團結」等愛國左派一面大罵當政者是帝國主義走狗，一面卻把希望寄託在所謂開明派身上（開明走狗是個什麽樣子？），以至於工人在最後面對老闆的槍口時，毫無準備！

今年春季過後，大老闆開始準備清場，並首先在輿論界作好了統一口徑的工作。全國性大報《駱駝隊》東哈州地方版《地區駱駝隊》主編Д•丹尼列夫茨基是「團結」執委會成員，同時還是烏斯京━━石頭城的現任市議員。在丹尼列夫茨基的領導下，《地區駱駝隊》一直積極地正面報道伊冶鬥爭。2003年3月中旬，丹尼列夫茨基被解職。地方輿論（無論國營私營）被州政府下令不經審查不得發表任何關於伊冶鬥爭的消息，有的報紙（比如《伊爾特什之火》）因犯禁在印刷廠裏就被公安人員沒收，不准發行。同時，哈角公司在當地和全國性傳媒上有計劃、有步驟地大量散佈反對、醜化工人的宣傳材料。

4月15日石頭城市民事法院對布林加科夫等四名工人進行審判，分別給予罰款處理（藉口是舉行集會時有違法行爲）。現在看來，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挑釁和激起街頭衝突，以便爲全面鎮壓工人提供藉口。宣判當日當地和州裏都準備了大量警力，隨時準備「平暴」。可是，儘管大街上聚集了不少工人，但直接衝突得以暫時避免。眼看事態在惡化，罷委會和「團結」仍以爲能夠僥倖過關，一門心思地等著召開政府許諾的內閣特別會議，以便一攬子解決問題。7月1日傳來公司要強行入廠的消息，在這個關鍵時刻罷委會主席布林加科夫應招前往首都準備列席內閣會議；事實證明這完全是資方與政府的圈套，內閣會議並未開成。由於一年多來罷委會和「團結」一直在灌輸所謂民族資本應該接管工廠、要爭取政府中的「開明派」（指當時的總理塔斯瑪甘別托夫），由於關鍵時刻工人最信服的領袖不在鬥爭一線，更由於許多人害怕與資方的激烈衝突會影響內閣的決定，絕大多數工人沒有作好與資方的僱傭打手決一死戰的精神準備。7月2日，哈角僱傭的保安公司「科立特」負責人聲稱如發生工人抵抗，他的武裝大隊會立即向抵抗者開槍。7月3日，大批武裝保安順利佔領了工廠，沒有發生什麽嚴重反抗。目前，廠內生產線和其他主要設備都被公司僱來的外地工人拆卸下來，部分設備已被外運。

7月28日在就73武裝進廠事件發表的聲明中，「團結」執委會忍不住抱怨「政府完全站在外國人一邊，開始迫害工人積極分子。……保證過的討論國有化部長級會議一拖再拖」，聲明最後號召「所有工會和反對派都應該行動起來，反擊傲慢自大的外國投資商，因爲後者想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並奴役我們的人民」。進入8月，罷委會仍堅持每天在市議會門前集會，但通常只有幾十個人到場。「團結」忙於參加全國地方議會換屆選舉，在石頭城也推出了自己的五名候選人；此外還計劃在石頭城召開反全球化論壇，將有來自俄國和西方的300多名左派、工會與社會運動人士出席。召開論壇的費用從何而出呢？論壇籌委會負責人之一庫茨涅佐夫（西伯利亞工人聯合會領袖）在自己的文章中直言不諱地說：「當地企業界人士會負擔一部分」。與此同時，大量伊冶職工正在賤價出售住房，攜家帶口離開此地。

伊冶抗爭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麽？

第一：反對私有化的鬥爭無論進行得如何激烈，本質上仍是經濟鬥爭，它的直接目的是解決職工的一些具體困難或避免生活進一步惡化。目前中哈兩國工人都面臨嚴峻的飯碗危機，所以反私有化，首先就要保飯碗。在這樣的前提下，即使國有化的要求被拒絕，代之以新的私人老闆，只要後者能保證不削減工作崗位（鬥爭的底線），也並非不能接受。

第二：關鍵問題是，工人及其組織者是把希望寄託在所謂的事業型企業家（比如佛羅洛夫）和資產階級政府內的「開明派」身上，還是依靠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力量，主動去解決工人急需解決的生活問題。比如伊冶宿舍區的自來水去年就已被部分切斷，工人只能接雨水喝，如果罷委會有組織地向房管單位施加壓力或乾脆自己動手，恢復供水，就會使工人感到自己的力量，也會提高罷委會的威信，而工人的團結性、對自身利益的覺悟和爲此奮鬥的意志，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根本依靠。

第三：哈薩克斯坦工人不同於中國工人的最大之處，就是前者還有一定的可能性合法和半合法地組織起來，進行經濟和政治鬥爭。對任何工人組織來說，言論和出版自由、遷移權、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都是象空氣一樣重要的東西。中國不少以左派面目出現的國家主義者，一貫地反對取消專制當局對政治自由的禁令，客觀上（可能還有主觀上）就是在阻礙工農群衆起來反抗（不論經濟還是政治鬥爭），就是在爲中外資本家抗槍站崗。幫助、引導工人在每次自發鬥爭後保存組織、儘量爭取當局在政治自由上一點一滴的讓步（工人組織在某種形式下合法半合法的活動、出版權等等），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責任。

第四：工人階級只要試圖爭取改善生活，就會不可避免地觸及鬥爭方式問題。我們馬列主義者一向認爲絕不能一味用向上呼籲、等待國際國內的「善心人士」替工農出頭等消極辦法，來解決問題。工人只有盡可能多和廣地組織起來，爭取跨企業、跨地區聯合行動，不怕採取直接行動（如遊行、阻攔鐵公路、佔領工廠、不許老闆按期交貨），才能讓老闆及其政權感到壓力。在今天的中國，反私有化鬥爭之所以重要和帶有特別尖銳的現實性，是因爲它涉及到上千萬、幾千萬人的生存權，如果工人在生與死的問題上都不敢反抗，不敢在必要時候違反老闆政權的一些法律（比如攔鐵路、阻止老闆掠奪企業設備等），就更不要指望有人會替我們出頭。

第五：主要依靠工人集體行動，並非意味著對其他鬥爭形式不屑一顧。蘇中等國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許多私有化交易甚至不符合復辟者自己的法律。用法律手段有根有據地揭露資本家們如何瓜分原工人國家的社會財富，戳穿後者的成功神話，既可以使工人們對保衛國企的正義性增強認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當局輕易找到藉口進行鎮壓。

第六：中國的革命工人組織，決不能象哈薩克的「團結」那樣，在反私有化鬥爭中充當各個資本家集團之間的分贓工具。無疑，我們真正的共產黨人有義務保持鬥爭目標的現實性，我們不能放棄利用統治者的任何內部矛盾來改善工人的處境；但我們更有義務澄清工人頭腦中的偏見與幻想而不是迎合這些偏見，利用每次有限鬥爭去增強先進工人的階級意識。

200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