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期

馬克思論出版自由與國家自由

《先驅》第66期,2002年(冬)

編者按:最近關於出版自由的正反兩方面的辯論忽然熾熱起來。香港政府正在加緊在限制政治自由特別是出版自由方面向中共看齊。它在保護國家安全的名目下搞什麼廿三條立法,故意混淆思想言論與實際行為的界限,以方便它以言入罪。董建華這種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引起廣泛抗議。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從「左」翼角度去附和董建華,認為為保護「國家安全」去限制出版自由是有道理的。中共的專制立場也一貫拿馬克思主義作為掩飾。究竟馬克思本人怎樣看出版自由與國家安全?


1842年,只有24歲的馬克思針對新修訂的書報檢查令發表了第一篇政論《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辛辣而深刻地諷刺了當局表面上放寬檢查,實際上是加強檢查;有力地捍衛出版自由,重申法律應區分思想言論與實際行為的界線。官方指責那些反對書報檢查的人不信任國家,馬克思揭穿他們:「檢查令要求對官員階層無限信任,而它對非官員階層卻是從無限不信任出發的。」我們從這一篇文章摘錄了部份內容,只要稍讀一下都會知道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去限制出版自由的人實際上只是污蔑馬克思。不要以為這只是年青馬克思的意見。在馬克思成熟後依然把這篇文章編入他的文集。

我們義當捍衛出版自由,但是東周刊無恥地刊登女星被迫拍的裸照事件,卻又再一次提供彈藥給反動陣營:看,給你們出版自由,你們就濫用它來發表墮落資訊。而報刊業的大老闆就趕忙出來,指天誓日地保證會自律,以保住他們做老闆的出版自由。但這是一種怎樣庸俗的出版自由啊!

馬克思在另一篇同期論文,即《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繼續分析出版自由的可貴,而且對於有出版業老闆把出版自由了解為「行業自由」,或「做生意的自由」的時候,馬克思答道: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換言之,真正的出版自由就是出版者及作者並非為了謀利而出版或寫作,而是為了自由探索真理。

即使在他仍然是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的時候,馬克思就已經顯出,他一面能繼承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的菁華,另一面又能批判其糟粕,所以能遠遠超越它們。因此我們也把這篇論文摘錄發表。


1.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

馬克思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檢查令。

「根據這一法律〈即根據第2條規定〉書報檢查不得阻撓人們對真理作嚴肅和謙遜的探討,不得使作者受到無理的約束,不得妨礙書籍在書市上自由流通。」

書報檢查不得阻撓的對真理的探討,在這裏有了更具體的規定:這就是嚴肅和謙遜的探討。這兩個規定要求探討注意的不是內容,而無寧說是內容以外的某種東西。這些規定一開始就使探討脫離了真理,並硬要它把注意力轉移到某個莫名其妙的第三者身上。可是,如果探討老是去注意這個由法律賦予挑剔權的第三者,難道它不是會忽視真理嗎?難道真理探討者的首要義務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東張西望嗎?假如我必須記住用指定的形式來談論事物,難道我不是會忘記談論事物本身嗎?

真理像光一樣,它很難謙遜;而且要它對誰謙遜呢?對它本身嗎?真理是檢驗它自身和謬誤的試金石。那麽是對謬誤嗎?

如果謙遜是探討的特徵,那麽,這與其說是害怕謬誤的標誌,不如說是害怕真理的標誌。謙遜是使我寸步難行的絆腳石。它就是規定在探討時要對得出結論感到恐懼,它是一種對付真理的預防劑。

你們讚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爲什麽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豪放不羈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一片灰色就是這種自由所許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現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什麽事物,卻只准産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我們的命運不得不由書報檢查官的脾氣來決定。給書報檢查官指定一種脾氣和給作者指定一種風格一樣,都是錯誤的。

從下面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對檢查令來說,傾向是多麽重要:

“這方面必要的前提是,對政府措施發表的見解,其傾向不是敵對的和惡意的,而是善意的。一旦發現作品因感情衝動、激烈和狂妄而帶有有害的傾向,應不准其印行。”

這樣一來,作者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遭到了涉嫌的制裁。追究傾向的法律,即沒有規定客觀標準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

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爲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物件。我的行爲就是法律在處置我時所應依據的唯一的東西,因爲我的行爲就是我爲之要求生存權利、要求現實權利的唯一東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現行法的支配。可是,追究傾向的法律不僅要懲罰我所做的,而且要懲罰我在行動以外所想的。所以,這種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一種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國家爲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是製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進統一的法律,而一切製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你們竟不根據行爲來判斷人,而根據對人的行爲動機的看法來判斷人。你們要求謙遜,但你們的出發點卻是極大的不謙遜,你們竟把個別官員說成是能窺見別人心靈和無所不知的人,說成是哲學家、神學家、政治家,並把他們同德爾斐城的阿波羅相提並論。你們一方面要我們把尊重不謙遜作爲義務,但另一方面又禁止我們不謙遜。你們命令我們信任,同時又使不信任具有法律效力。你們把自己的國家制度估計得如此之高,竟認爲這些制度能使軟弱無能的、平凡的人━━官員成爲神聖的人,能替他們把不可能的事情變爲可能。可是,你們又非常不信任自己的國家機構,竟害怕私人的孤立的意見,因爲你們把新聞出版界看成是私人。在你們看來,官員們在處理問題時完全沒有個人糾葛,沒有怨恨,不會感情用事,不會心胸狹隘,也沒有人類的弱點。而沒有個人糾葛的東西,即思想,你們卻加以懷疑,認爲其中充滿了個人的陰謀和主觀的卑鄙意圖。檢查令要求對官員階層無限信任,而它的出發點卻是對非官員階層的無限不信任。可是,爲什麽我們就不應當以德報德、以怨報怨呢?爲什麽我們就不應當認爲這一官員階層才是值得懷疑的呢?品格也是一樣。同秘密行事的批評家的品格相比,公開說話的批評家的品格從一開始就應該受到不抱偏見的人們的更大尊敬。

整治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因爲這種制度本身是惡劣的,可是它卻比人還要威風。

當你能夠想你願意想的東西,並且能夠把你所想的東西說出來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


2.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

(第一篇論文)

馬克思

的確,在有書報檢查制度的國度裡,國家享受不到出版自由,但是有一個國家機關卻能享受到,那就是政府。不用說,政府的公文是享受到充分的出版自由的,難道書報檢查官不是每天都在實踐(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間接地)絕對的出版自由嗎?

自由確實是人所固有的東西,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實現自由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可見各種自由向來就是存在的,不過有時表現為特權,有時表現為普遍權利而已。

人體生來就是要死亡的。因此,疾病就不可避免。但是,人們為什麼不是在健康的時候,而只是在生病的時候才去找醫生呢?因為不僅疾病是一種惡,而且醫生本人也是一種惡。經常的醫療將把生活變成一種惡,而人體則變成醫生們的操作對象。

檢查制度老是要出版物相信,它(出版物)有病,無論它怎樣證明自己是健康的,反正應當治療。但是檢查制度甚至還不是一個高明的醫生,它不是對症下藥。它只是一個鄉下的外科郎中,治療一切病症都用那唯一的萬能工具━━刀子。它甚至還不是一個設法恢復我的健康的外科郎中,它是一個施行外科手術的唯美主義者;我身上的一切,只要它不喜歡的它就認為都是多餘的,它認為不順眼的地方就都砍掉。

現在我們來談談出版自由的辯護人。

報告人希望出版自由這種一定行業的自由同過去一樣不被排斥在一般的行業自由之外。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把出版自由歸結為行業自由。

行業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審判自由,這一切都是同一類別,即沒有特定名稱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種。但是,由於相同而忘了差異以至把一定的種用做衡量其他一切種的尺度、標準,範圍就完全錯誤了。

審判自由就是審判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範圍就是一定範圍的自由,同樣,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本性的一定範圍的生活方式。要獅子遵循水螅的生命規律,這難道不是反常的要求嗎?

宣稱出版自由為一種行業自由,這無非是在未保護之前先行扼殺的一種對出版自由的保護。當我要求性格要按別人的方式存在才算自由時,難道我不是抹殺了性格自由嗎?出版物向行業說道:你的自由並不就是我的自由。你受你的範圍的規律支配,同樣,我也願意受自己的範圍的規律支配。你所認為的自由對我說來是完全不自由;因為把木匠這一行手藝的自由換之以哲學家的自由,未必能使他滿足。

為了保護(甚至僅僅是為了理解)某種特定範圍的自由,我應當從這一範圍的主要特徵出發,而不應當從它的外部關係出發。難道降低到行業水平的出版物能忠於自己的特徵嗎?難道它的活動能符合自己的高貴天性嗎?難道這樣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嗎?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

貝朗熱唱道:

我活著只是為了編寫詩歌,

呵,大人,如果您剝奪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編寫詩歌來維持生活,

在這種威脅中隱含著嘲諷的自白: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就不成其為詩人了。

作家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家或其他人來說,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把出版物貶為單純物質手段的作家應當遭受外部不自由━━檢查━━對他這種內部不自由的懲罰;其實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對他的懲罰了。

當然,出版也作為一種行業而存在,不過那已不是作家的事,而是印刷廠主和書商的事了。但是這裡所談的不是出版商和書商的行業自由,而是出版自由。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選自網上版,個別字眼同印刷版有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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