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期

《帝國》與革命

查理‧普斯特(Charlie Post
劉宇凡譯

《先驅》第66期,2002年(冬)

〔譯者前言:這裡介紹查理‧普斯特對《帝國》的一篇書評。他在美國紐約市教授社會學,同時積極參與教師工會的工作,又是美國一個社會主義團體「團結」的成員。由於篇幅關係個別地方及注釋有刪節。譯自International Viewpoint, 20026月。〕

《帝國》一書真是一樞奇事。它是大部頭的書,共計478頁,深奧難解。傷人腦筋,似應注定默默無聞,頂多是一小撮學院中的左翼知識份子會去翻閱。可是,這本書卻廣受注目;不僅在學術界如此,在主流傳媒及歐美的反資本主義及爭取全球公義的活躍份子中也如此。

《帝國》之吸引人是由於幾個原因。首先,兩位作者並非普通的左翼知識份子。Michael Hardt在美國北卡羅尼亞州的Duke University教書,而Antonio Negri是羅馬監獄的囚徒,因被控在七十年代末在思想上「啟發」了赤軍的(城市游擊)的「罪名」而坐牢。他長久以來屬於意大利革命左派中的所謂「自主主義派」。這一派在當時鬥爭性很強的工業工人中有相當影響,直到今天對意大利的反資本主義青年仍很有魔力。

其次,《帝國》的吸引力源於它的「後現代主義」色彩。一方面,兩位作者擁抱後現代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認為資本主義在過去半個世紀已經根本改變為「帝國」。「帝國」是一個平均分佈的、通暢無阻的網絡,沒有中心可言;它的社會生產在使用工人和技術上都已變得很有彈性,以便迎合不斷改變的消費者的需求,迎合那由於製造業下降而通訊及服務業上升所造成的脫離物質生產的特性,以及迎合交通日益便利所造成的高度流動性。民族國家及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與對抗,在這個新的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中已告衰落。

另一方面,兩位作者又拒不接受後現代主義的「身份政治」所宣揚的地方主義及悲觀主義。對於後現代主義來說。各種當地的由不固定的「身份」所從事的運動,即不是唯一,至少也是今日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他們則批評,這種簡單把當地與全球對立起來的見解,忽略了這樣的事實:「看似地方性的身份並非自主的或自足的,而是實際上促進著資本主義帝國的機器的發展及其支柱。真正的敵人是我們稱之為帝國的全球關係的特殊制度。」(英文版45-46頁)後現代主義其實是在鼓吹一種「次民族主義」,而它之像拜物教般崇拜地方性和特殊性,很容易變成政治上維護「帝國」。(英文版105-115頁;132-160頁)

兩位作者認為,在過去半世紀,全球資本主義已經從帝國主義制度變成一種新形式──「帝國」。在從前的帝國主義下,各國經濟不均衡發展;組織為民族國家的各個帝國主義大國之間劇烈磨擦;工業無產階級在社會改造中居中心位置。反之,在「帝國」下面,跨國公司的投資具有高度流動性,產生了一種以非物質生產為基礎的世界經濟,它平均發展,來去無阻。跨國公司和全球性機構(如世銀、世界貨幣基金會等)支配了世界經濟,使民族國家衰落。最後,一直擔任社會改造的主要代理人的全球無產階級,亦已為「群眾」所取代。

兩位作者對後現代主義的批評是有眼光的,但其所敍述的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卻是不符現實的。他們在書中談到「帝國」的特點是「生產的訊息化」。從前是生產耐用品的工業舉足輕重,而現在則是服務及訊息業既從工業生產的空間限制中解放出來,資本就能迅速而平均地流動。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現狀遠非如此。工業工人階級在全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持續下降。這是資本主義持續機械化的結果。不過,在強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工業工人數量卻保持穩定,或只有輕微下降。尤其重要的,是工業工人的生產量佔總生產量的比例在過去五十年增加了。

服務及訊息生產同工業(並非)無關。(譯按:通觀上文下理,疑原文脫落了「並非」兩字)大部份所謂服務業的投資與僱員都不是個人服務(酒店,理髮室等),而是商業服務,例如法律及金融服務,而這些都是為工業生產服務。同樣,過去廿年訊息產業的增長,大部份都多得把電腦科技應用於工業生產。資訊輕易環遊世界,但構成新的電訊網絡的骨幹,是有關硬件,而這是世上最難以流動的投資之一。過去數年資本主義競爭導致在光纖網絡及電子訊備嚴重生產過剩,而它們沒有一件是所有若能輕易轉變位置或拋棄的。

由於工業投資始終地位重要,所以即使最大的跨國公司也並非輕易從這個地方流到那個地方。全球大部份生產與消費仍然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的國界之內進行:

━━第三世界的工業產出只佔全球二成,而發達國佔八成;

━━對外直接投資只佔世界總投資的5%,其餘95%是本地投資。在那5%的對外直接投資中,72%是在工業化國家之間流動,只有2%是從工業化國家流去南半球;

━━在對外直接投資中,75%是以收購現成的工廠及設備的形式進行,特別是收購亞、非、拉三大洲的工廠及設備。只有25%是蓋新廠。

要了解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一個較現實的方法是看看精瘦生產的國際化。自六十年代中以來,鑑於利潤率下降和國際競爭加劇,資本家重整生產,用消除浪費(多餘的物料,多餘的工作及工人)的方式不削減成本。精瘦生產有許多為人熟知的特點:加快工序,把技術工作變得非技術化,工人的工作多元化,增加兼職及臨時工,對工序及工時作由管理層更嚴格地控制,把從前由工會會員包攬的工作外判等等。

同時,跨國公司則把低薪的、勞動密集的工種向南半球轉移,製成零部件後再向北半球輸出作最綘裝配。

所以,資本積累及社會權力的中心始終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不是像兩位作者所言的、「帝國」已成為一個「分散化的全球網絡」。全球的不平衡及綜合發展,例如北半球同南半球在收入及生產上的差距,就依舊不斷擴大。有些第三世界國家,如墨西哥、巴西、南非、南韓、台灣等,成為勞動密集的生產線及零件生產地,成為中心國家的資本積累的外延。但廣大地區,例如撤哈拉以南的非洲,頂多也只供人家挖取原料的地方,更壞的只被視為巨大的廉價勞工的儲備,處於極端貧窮和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災難中。

兩位作者說甚麼民族國家因國際性機構的崛起而衰落。恰恰相反。要這些國際機構能有效運行,首先要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增強起來。跨國公司既無興趣又無能力締造一個世界政府。所以他們只追求建立一套多邊協定及國際機構,以便為世界市場帶來內聚力及秩序。跨國公司通過自己的政府去協商成立世貿組織以及地區性的貿易協定。為確保跨國公司能不受妨礙地做生意,確保其財產的安全,這些國際性機構需要民族資本主義國家把國有企棊私有化,廢除社會福利及勞工保障法例,撤消對市場的種種管制等等。這些國際機構的成立,本身正好增強了民族國家的作用,而不是像兩位作者所言、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力已然轉移給國際機構。

兩位作者認為,「過去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現在在各個重要方面已經為一個超級強國決定一切,把各國按單一方向協調起來,按共同的權利觀念來對待它們。這是決定性地屬於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英文版第9頁)

不能否認,所謂「共產政權」崩潰後,「保衛人權」或「反恐戰爭」代替了反共。可是,帝國主義侵略採用了新的思想,不代表帝國主義之間的磨擦終結。英美的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剛來。支持戰爭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便生磨擦。大部份歐盟國家也非常反對美國軍方面出兵政變伊拉克的政府。

持續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與衝突,來自那並不那麼順暢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的特性,來自它的不平衡及配合的發展方式。精瘦生產的國際化以地區生產鍊的方式出現。美國、西歐及日本的跨國公司,都把零件及裝配工序外判到當地的「邊陲」地帶:墨西哥及其他局部拉美國家之於美國;東南歐之於西歐;東亞之於日本。大部份製成品都在世界經濟的核心國家發售。因此,北美、歐洲及東亞這三大區域性貿易與生產的同盟,彼此在為北半球的成品市場而互相競爭,也經常彼此爭取對方在「南半球」的生產鍊。

在兩位作者眼中,「帝國」時代標誌著資本與勞動的關係已經根本改變。「在這個沒有中心的帝國,權力分佈於網絡,並通過流動的及結連的控制機制來分佈」。(384頁)「非物質的勞動及合作成為主要的生產力。」生產與再生產已無從分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融合起來;社會主體既是生產者,又是單一機器的產品。在這新的歷史局面中,無法再找到一個標誌,一個主體,一種價值,或一種實踐是被摒除在外的(385頁)。在這世上,只要是從屬於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榮衰代謝的,不論其為集體勞動於工廠的工人,還是因失業及強迫移民而被摒棄於社會生產之外的人,都一律平等地成為新的革命主體,也就是兩位作者所說的「群眾」(Multitude)。「群眾」的任何反抗行動,從拒絕工作,或從地球一端移民到另一端,同警察衝突,罷工等等,都要等量齊觀為強大反抗的形式,因為,「帝國之建設,經濟與文化關係的全球化,表示帝國的虛擬中心可以在各點上予以攻擊。」(59頁)

這種結論是立足在一個可疑的論據,即認為生產已經「訊息化」,社會生產亦「分散化」。事實相反。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仍然佔主導,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

過去廿年的政治挫折及資本所促成的經濟重整,打擊了工人階級的信心及行動能力。可是,近年來階級鬥爭的形勢又改變了,有組織的工人顯示出在經濟的戰略性部門的力量。1995年法國公務員的罷工,(由運輸、郵政及電訊員工帶頭),表示西歐工業行動上升。美國在1997年發生的CPS工人罷工雖然規模較小,但也有同樣的象徵作用。

兩位作者的「群眾」理論不僅是對今日資本與勞動的關係的不真實描述。這種理論的歷史本身就很長而又不正確。早在七十年代末,Negri就論証,一個新的「革命主體」已經代替了,意大利北部的大工廠的「集體工人」。他及其「自主主義派」認為「社會工人」(Social worker),即包括一切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不論是就業的還是失業的,都成為了社會革命的新力量。他們特別推許失業者,說他們是拒絕了工作。(Negri他們認為工人要「拒絕工作」才能夠革命──譯按)。他們這一派亦因此以學生及失業青年為基礎。可是,這種理論有時把一些「自主主義」的青年人的政治絕望式的行動合理化,例如向有組織的工人及在業工人施以思想上及肉體上的攻擊,理由是他們沒有「拒絕工作」。

今天意大利的自主主義派,例如Tute Bianehe,再沒有肉體上攻擊組織化的工人,但是,他們常常對警方採取一些行動,不管令社會的實際力量對比。在實際上,他們常常以自己的勇氣及非暴力行動來代替工人階級的群眾行動。兩位作者的理論沒有簡單地把這種行徑合理化,但是卻大大妨礙了人們去癉精歇慮地思索鬥爭戰略,思索怎樣促成反資本主義的青年同基層工人結盟。而這卻是使全球公義能達到長遠的成功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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