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期

陳獨秀研究二題

王觀泉
黑龍江省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先驅》第60期,2001年(夏)

一、陳不是因有托派活動而被開除出黨

19291115日中共中央開除陳獨秀出黨,開除彭述之等出黨,開出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反對黨,這在中國共運史上是空前的;在第三國際史(1919-1943)上也是特例,這是後來史稱為「立三路線」時期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的造次。其實,1929年的中國托派僅處在反對共產國際援華政策的層面上,還沒有直接干擾中共的政策和策略的可以稱之為組織行為的活動,那麼為何要用開除黨籍來懲罰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呢?

中共六大中央委員會由23個委員和13個候補委員組成,開創了中共「唯成份論」的組織路線:在36個中委內有21個工人。這是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強加給中共的錯誤指令中最致命的(1),而致命中的致命是把曾是漢陽兵工廠工人的向忠發推上總書記的位置。由於他教育程度低,談不上有馬克思主義素養,就給中共造成了最高決策人的腦袋長在下屬智囊肩膀上的悲劇。這屆中央政治局由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瞿秋白和張國燾組成。前五人是常委,瞿秋白和張國燾則是本屆政治局向上屆中央作為妥協的「榮譽安排」,被留在莫斯科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年底,分工為宣傳部長的蔡和森突然被撤職並被遣去莫斯科,由李立三補入。次年二月蘇兆征病逝,於是本屆中央落在向、李、周、項手中,其中周恩來管組織工作,項英管工會工運。此時,中央決策權與其說在總書記向忠發手中,莫如說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無疑是赤誠的領袖人物,但一貫極左,他特別信服布哈林「第三時期」理論派生出來的中國在反對右傾時強化左傾的革命理論:「中國在愚蠢之極的右傾時期以後,又出現了『左』傾。目前『左』具有盲動情緒、盲動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說來,現在脫離正確路線的傾向上『右』比『左』更甚。」(2)「愚蠢之極的右傾」,顯然罵的是陳獨秀主持的中央,「又出現了『左』傾」,顯然批的是瞿秋白臨時中央,下一屆中央呢?布哈林告誡要防的仍然是「『右』比『左』更甚」的右傾機會主義。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六大結束時作的《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提綱中甚至寫下了肯定使李立三欣喜若狂的一段話:「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和印度革命形勢的必然興起,可能會造成一個嶄新的世界政治形勢打破資本主義制度的相對穩定。帝國主義列強之間衝突的發展,它們對蘇聯的封鎖,以及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世界之間的鬥爭的極端尖銳化,一再證明了當今時代的共同特徵是『戰爭和革命的時代』。」(3)布哈林的《提綱》極左地估量中國革命高潮的見解遠不止上述所引,但就在這段引文中可以悟出李立三欲以中國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從而導致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也將成功於斯役的理論依據,以及作為開除「老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陳獨秀黨籍的政治壓力,足矣!

在八七會議上被排斥出中央的陳獨秀並沒有因此而偃旗息鼓,他仍一如既往地研究中國革命的走勢,關注四一二政變、七一五政變國共分裂後國民黨和中共的全國局勢,其所得出的結論——理論上的和實踐運作上的——是要防「左」:防止中共過份低估南京政府的力量,防止在布哈林的報告搧動下中共掀起新革命高潮的「左」傾盲動主義。這位前總書記似乎仍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他一反再反三反新一屆中央領導的「左」傾盲動主義和「暴動兒戲」。至於他在確認國民黨力量超過共產黨,重新調整革命策略時篤信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或欲以「國民會議」口號作為「兩個波間」的政治替補,並不能與他反對向李體制極左政策簡單地劃等號,視之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因為從1927年四一二政變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甚至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漫長的四年間,中國革命實實在在是處低潮時期,(最終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紅軍向西北方向撤退),192712月廣州暴動的失敗,尤其是1930年「立三路線」使中共幾乎傷盡元氣的全國城市大暴動,足以證明清醒的正是處在旁觀者地位的「老機會主義者」陳獨秀。

廣州暴動前,111112日兩天,陳獨秀連寫了兩封致瞿秋白主持的臨時中央常委信,懇切指出「此時尤不可存『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4)。1213日當他獲悉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已經決定廣州暴動,在無奈之下,寫信給中央提出一系列的退兵之計,全力防止「一旦失敗,我們什麼都得不到」(5)的最悲慘的結局。然而此信未到達中央手中,廣州暴動已經被國際軍事代表紐曼的「進攻、進攻、再進攻」的軍事冒險主義輸得精光!

現在,陳獨秀研究或李立三研究,以及「不斷革命論」研究或集中在開除陳獨秀出黨這個非同小可的「點」上,大都持中東路事件的發生和陳獨秀反對中共對事件的認識及相應的處理方法;尤其是當把中東路事件利益升格到如下的結論:認為中東路事件「很明顯是反映著現在世界的蘇聯社會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就是全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殘酷戰爭,帝國主義有計劃地進攻蘇聯的表現」(6),因此,號召全黨「保衛蘇聯」時,再聯繫陳獨秀當時已經聲明自己篤信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理論,因此開除了他的黨籍,開除了一群黨員的黨籍。這樣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也許並不錯,但卻失之簡單草率,一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為方便落實政策而借陳獨秀晚年講過幾句「我什麼主義都不信」之類的話,就說他已經脫離托派相仿,太簡單化了,歷史成因遠比此複雜得多。促成李立三主持的黨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根本原因,是在於陳獨秀堅決反對李立三(或稱「向李體制」中共)「畢其功於一役」的全國大暴動計劃。因為六屆二中全會後的中央明白,陳獨秀雖然早已無權,卻仍然有一言九鼎之威,唯有他能干擾甚至阻擋住李立三的暴動大計劃,只要鎮住陳獨秀,寫在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上「擁護中央的決議,擁護黨的鐵的暴動」終極目的,才具有鎮住黨員的千鈞之力。

陳獨秀為中東路事件寫信給中央而受到中央嚴厲批評之後,並不氣餒,他花了極大的精力連續於85日和11日、1010日和26日向中央發出4封信(可能不止此數),尤其是「八.五信件」擊中了本屆中央的要害,掀起了軒然大波。這封長達1.5萬言的信中,陳獨秀已經超越單一的反對「高潮說」以制止「左」傾盲動主義,而是從時局,從國共雙方的實力,從中央制定政策和策略時是否貫徹民主集中制等高層次問題上提出嚴肅的批評:「現在的中央政策……始終不認識革命失敗與資產階級之勝利,始終不認識現在是列寧所謂『革命兩個波間過渡期』,則在政治分析與估量上自然發生錯誤。政治上有了錯誤的估計,即是把敵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壞,把自己的情形估量的非常之好,自然要發生盲動主義;盲動主義碰著不動的阻礙,自然要發生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惟恐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黨的德莫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份子,造成自己偏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證明其『革命高潮將要到來說』。」這種一針見血的批評,李立三是難以容忍的,但更使本屆中央難以容忍的是:「八.五信件」中的第十條:「德莫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和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糜不振,都是相應而至的必然現象。」(7

在李立三為策劃「畢其功於一役」掃蕩異己而啟動「警察政策」壓得各級黨和黨員不敢提出異議的1929年,毫無民主可言。陳獨秀就成了李立三的心腹之患。不只如此,陳獨秀還在嗣後的三封信中批判本屆中央的決策,而且把矛頭指向共產國際和蘇聯黨政對中國問題的決策。這就使本屆中央開除陳獨秀的黨籍有了更高一層的政治靠山。陳獨秀卻還在1010日的信中寫了如下一段話:「最後,你們還拿出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的上層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8)然而,陳獨秀遇到的正是為了實現極左路線而「不計其他」的一群當政者:在無奈失望之下的陳獨秀遂與彭述之聯合署名了後來被確認為是他以托洛茨基派的群體身份向中央政治局發出的堅持己見的最後一封強硬的信:「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9)。陳彭信中的「反對派」當然決非「托洛茨基反對派」,但令陳獨秀始料不及的是20天之後(19291026日——1115日),向忠發、李立三的中央政治局果然開除了陳獨秀的黨籍。

好,現在,李立三踏平了實行「左」傾路線的一切障礙。次年611日作為「立三路線」行動綱領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或幾省首先勝利》(即六月決議)作為中央決議下達,其中有一段話是此次路線的關鍵,也是李立三忠實執行布哈林「第三時期理論」在世界範圍內唯一的實踐:「中國是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鎖鏈中最薄弱的一環,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發的地方,所以現在全世界危機都已嚴重化的時候,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10

第二天——612日,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主席團寫信(信指定由當時在莫斯科的本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轉達),要求批准六月決議(11);721日,在下達的第八十四號通告中指示各省市黨組織成立行動委員會作為暴動司令部;81日,中央政治局暫停黨、團、工會組織系統的工作,成立中央行動委員會,兩天後正式下達決定舉行武漢、南京暴動和上海大罷工,打響能夠「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的中國大暴動,但是此次「畢其功於一役」的暴動給李立三的第二次「左」傾路線寫下了極其沉重的一筆。僅僅789三個月止於本屆中央於98日發佈的《中央政治局接受國際關於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致國際電》,我們給讀者留下如下數據;紅二軍攻打武漢,這是李立三倚重的一戰,部隊1.6萬人損失1.1萬人,丟掉了洪湖根據地;紅七軍攻打柳州,喪失右江根據地。6000人部隊減員4000人;紅十軍攻打九江,損失更慘重,精兵兩萬人敗退只剩下不足3000人;紅三軍銜命攻打長沙,攻佔後,彭德懷研究了敵我雙方的兵力和形勢,認為守不住,決定退出,受到了李立三扣來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一頂,撤下彭部,命令朱德毛澤東部紅一軍團再戰長沙,屢攻不克,朱毛不得不擅自決定撤回江西,不然損失不堪設想。1929年、1930年中共的工作重點是在城市創建地下工作系統。李立三路線在白區的損失最為嚴重,絕對減員當然不會超過紅軍的損失,但城市白區減員大多是幹部(還應把若干叛變幹部為今後黨的工作埋下的隱患計算在內),其政治損失無法定量統計,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地下黨員由2000人減至不足千人,所造成的破壞使中共一時之間難以重建堅固又穩定的地下工作體系。江蘇和南京由於是國民黨黨政重地,由李立三親自督戰,暴動計劃僅處在「意想」之中,就被國民黨工偵破,犧牲了200名黨員和兵變幹部;武漢地區犧牲了包括多位省級幹部在內的幾十名黨員;天津500位地下黨員只剩下二三十人……地下組織遭到破壞連累靠近黨的工商文教各界人士、普通群眾和青年學子,影響極壞至於一時之間無法重建。

19291115日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在第5天——1120日寫了《致中共中央的信》,在這封萬言書中,陳獨秀非常冷靜地全面地分析了「向李體制」的中央六屆二中全會以來盲目跟從「第三時期理論」把黨引向極左暴動而導致中國革命面臨深淵的狀況。舉出大量的實例駁斥中央開除陳獨秀群體黨籍的諸多站不住腳的理由,歸結到一點——可以說最致命的錯誤:反對黨內民主,強調集中而走向個人獨裁。就1929年冬季形勢,把陳獨秀正確地提出當前絕對不能搞武裝暴動的意見,斥之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錯誤,甚至限定他「一週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陳獨秀當然嚴詞拒絕並正式聲明:「我此時已根本承認托洛茨基的主張是合乎列寧主義的,我如何能說和自己意見相反的假話!」信末,陳獨秀指出:「其實,我若是能夠昧起自己良心來不顧階級利益和他們骯髒一氣,沒有決心認識過去的真正錯誤所在,並附和他們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他們必然還要借重我老機會主義的筆和口,來攻擊所謂托洛茨基主義,以希圖大家心心相印的掩護自己的錯誤,更何至於開除我的黨籍。」(12)這番沉痛的話,道盡了政黨政治的歷史教訓。

二、國共合作抗日與「不斷革命論」

開除陳獨秀出黨甚至連政治中心圈(黨中央各部委、江蘇省委、上海區委機關)中的幹部都感到意外,「就是中央他們自己也說:『有些人感到莫名其妙!』」(13)這對政黨政治中最高當局獨斷專橫是極其深刻的教訓。也許下面這個例子可以使當今研究者感到沉重:824日——即中央發出「堅決消滅反對派」的第四十四號通告後10天,上海租界西捕和上海警署逮捕了彭湃、楊殷、顏昌頤和邢士貞四位重要幹部。他們知道必死無疑且距死期不遠(6天後被秘密槍決),就通過關係向中央交上最後的遺言,其中有「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要多從教育上做功夫」的內容(14)。明顯地對李立三「消滅反對派」的作法憂心忡忡。殊為可惜的是烈士忠言入不了決策者的耳朵。

始料未及的是,開除陳獨秀,受益的是中國托派。托洛茨基就特別歡迎這位「老同志」的加盟。到哪裡去找一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影響,又是自由主義者、民主黨派,甚至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都公認的領袖人物呢?要發動理論批判或輿論攻勢「扳倒」陳獨秀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肅托運動的運作與蘇聯的辦法是一模一樣的,就是誣陷陳獨秀為「日本漢奸」較之「共產黨叛徒」之類政治傾向的帽子容易欺騙人或被人接受,誠如托派理論家鄭超麟所說的:「抗日戰爭發生以後,形勢改變了,人們攻擊陳獨秀為『漢奸』……從此人們不再提『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一類的話了。用後來習慣的話來說,『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漢奸』屬於敵我矛盾。在『敵我矛盾』前,何必再提『人民內部矛盾』呢?」(15)因此對於「二次革命」、「不斷革命論」在長達50年(1929-1979)的中共路線鬥爭中,或者是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中,且不說規模研究,連氣氛都未形成。學術研究應該實事求是,說得專業一些是應遵循歷史唯物主義。

其實,中國托洛茨基派作為推動中國共運的另一條路線,根本談不上與中共對等,它完全處於弱勢。193054個托派組織才形成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全國組織,不數日:51日成立、7日就因叛徒出賣而幾乎一網打盡,幸虧陳獨秀及彭述之等未被捕,但到了第二年10月,國民黨終於逮住陳彭。自此之後雖經當時住在巴黎巴比松的托洛茨基親自過問,想使中國托派再形成組織,又於1939年與困在江津的陳獨秀有了聯繫,但已無全國性的組織可言。19425月陳獨秀去世,中國托派分裂成多數派和少數派各自為戰。實際上是「弱」弩之末一直維持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除彭述之、王文元、樓子春等少數幾個人撤離大陸,餘下皆於1952年底一網打盡,對於這種絕對壓倒下的托派,似乎也用不著什麼政治的認真對待,因此,真正涉及理論批判的,似乎只有1929813日中央第四十四號通告中的一段:「托洛茨基最主要的危險便是:不承認一國範圍之內如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忽視農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認贊助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質與動力的關係。於是,形成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主張。」(16)

讀者明晰,這段對於不斷革命論的批判,與陳獨秀在「八.五信件」中反對李立三中央從言論上的高潮論到掀起大暴動,沒有絲毫理論上的聯繫。唯一有聯繫的反倒使人在李立三的「畢其功於一役」中嗅到「畢社會主義革命於民權革命一役」的味道,真可謂之匪夷所思。只是通告中一定要有批「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內容,加上蘇聯反托的歷史背景:19271219日,聯共(布)中央正式決議開除托洛茨基的黨籍;次年1月托洛茨基流放西伯利亞;又過一年,到了中國反托的1929年,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境。蘇共對托洛茨基本人及托季(諾維也夫)聯盟的處分法辦日復一日升級,給李立三封殺陳獨秀一個極佳的榜樣和機會,只為的是找個國際藉口:「從組織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與無產階級的最高原則,堅決地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堅固黨的一致」(17),為3個月後開除陳獨秀發出警示。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談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舊向新轉化,又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理論時涉及到「不斷革命論」也只有一次,即193757日的《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中指出;「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方向去」。文中毛澤東形象地指出這等於是「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轉變論」就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指出:「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著。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緊接著,他指出:「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社會主義。」(18)這裡,「一切必要的階段」從政治策略的角度是很有彈性的,使人想起陳獨秀二次革命論「兩個波間」過渡期的「國民會議」口號也可算作是「階段」內容之一。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提到了「革命階段論」「第一個階段為第二個階段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需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發展論」(19)筆者以為此論至少也是有彈性的,使人想起的仍是二次革命論。19454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談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陳獨秀的錯誤時,被批判的第一條是:「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階段(約有半年時間),黨內的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到投降主義。」(20)批判的第二條雖然用了陳獨秀「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份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小組織」等嚴厲的虛詞,但批判的不是「不斷革命論」,而是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他們武斷地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這個批判與上引「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階段」是相一致的。但是陳獨秀「二次革命論」是不是「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呢?考其一生的業跡,似乎找不出任何實證。(下面還將陳述。)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判了「不斷革命論」,令人奇怪的是,被批判的不是陳獨秀而是瞿秋白!決議中說:「192711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這次會議是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主持的臨時中央從武漢潛回上海後的第一次會議。瞿秋白與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都發表了「無間斷的革命」(瞿秋白譯文),為此,他們倆都在19286月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和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六大中作過檢討受過批判(寫入國際決議但未受處分)(21)。不批陳獨秀的「不斷革命論」而批早已消失殆盡的瞿秋白,(當時瞿秋白已被國民黨槍決逾10年,陳獨秀雖已逝世3年但托派仍在活動),這可真使人大惑不解。說白了對「不斷革命論」在中國複雜的化分化合的革命鬥爭過程中,尚未吃透其性質(或者說衡估其利與弊)。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公開的文章做在說國民黨「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領袖,有廣大忠忱的愛國的黨員」上,以維持團結共赴國難(22)19387月在武漢召開國民參政會,毛澤東發去賀電,並有7名中共黨員選入。這些說法和做法,從共產主義ABC的角度都可以悟出這等於是承認第一第二兩次革命中橫插了一個國民黨專政。國民黨方面當然也有反共的底牌未揭。所以,實際上國共雙方都在為抗日戰爭後的「轉變論」作準備。「不流血」轉變是根本違反階級鬥爭規律的,「橫插一個資產階級政權」是絕對不允許的。於是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捨陳獨秀「不斷革命論」而具體點出「兩個波間」中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的「二次革命論」上。但是,陳獨秀的國民會議口號是1927年革命低潮期這一特定時空下的一種應對策略,此與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擁護臨時國大和國民參政會,把人民軍隊編入國防軍建制等等,同樣是為最後奪取第二階段革命的主動權作出的應對策略。正因如此,「上下兩篇文章」就為「橫插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埋下了抗戰勝利後三年內戰的導火索,從而造成了流血的「轉變論」,因此,「二次革命論」沒有錯。

筆者這麼說是不是有點機會主義?可能有點,但不在筆者而是國共分裂後十年(1927-1936)的歷史演變,不只使中共喪失了不斷革命的時機;喪失了不斷革命的力量(從廣州暴動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更因捲入斯大林鎮壓托洛茨基派的運動迅速漫延成為共產國際大整肅,於是「不斷革命論」成了萬世不劫的「逆論」。正因為如此,從蔡和森寫《陳獨秀主義》(19319月)起,直到近期為逐步落實陳獨秀的政策而立論相對公允的研究,對「不斷革命論」還是含糊其詞語焉不詳,或仍認此論為托洛茨基的逆論。其實,「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定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一種可操作的策略導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德國革命失敗後,於18503月在倫敦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寫了一個文件《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23)。馬克思、恩格斯有鑒於40年代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無產階級從參加到失敗的不斷重復,加上德國第一次民主革命即失敗,他們一直在思考無產階級如何才在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遭到失敗後保存自己的政黨地位以便能「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都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一切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在無產者手裡的時候為止。」接著又指出:「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改變私有制,而在於消滅私有制,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有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兩段引文中的四個「直到」和三個「不在於……而在於」,等於是宣告無產階級奪取資本主義世界統治的全部政權,手段呢?就是「不間斷地進行革命」,其中存在著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端倪。

陳獨秀組建中國托洛茨基派雖然干擾了中共六大以後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但是,中國托派從來沒有幹過階級投降主義的事。肯定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對陳獨秀提出在國民黨南京政府相對穩定而工人運動處於低潮期時的所謂「兩個波間」提出國民會議口號,也就不會被扣上投降主義或反對派取消派之類帽子。因為「告同盟書」中寫著類似的建議,當資產階級取得統治權而組成政府後「到處都要盡可能從同盟成員中提出工人的候選人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候選人相並列。並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選人當選。」甚至還指出「在工人候選人毫無當選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工人候選人,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估計自己的力量,並向大家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場和自己的黨的觀點。」當然寫於1850年的「告同盟書」並不適合於80年後國民黨一黨專政、不准反對黨活動的1927年的中國,但當工人運動處於低潮期能夠在爭取到的合法權益中保存「黨的觀點」而點燃起繼續革命鬥爭的火焰,何嘗不是一種革命的策略呢?

註釋:

1《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

上卷,第157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第36857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45《陳獨秀著作》第3卷,第81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389726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

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738頁。

89《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第7284頁。

10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16136頁。

12《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第85-105頁,引文在第101頁,引文中「肮髒一氣」按現代修是「沆瀣一氣」。

13《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第97頁。

14《周恩來選集》上卷,第25頁。

15《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第3卷,第202頁,香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161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407408頁。

1819《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66頁。第2卷,第678頁,人民出版社19527月重排豎排本。

20《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毛澤東選集》的「附錄」收入第3卷第955-1003頁,以下凡引該文均出自此卷,不另註。

21參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295頁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及第757頁《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

2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595頁。

23《馬克思恩斯選集》第1卷,第361-371頁,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以下引文不另註。

原載《安徽史學》(季刊)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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