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貴

《先驅》第59期，2001年（春）

在中國，一個農民的普通孩子，在我們國家的很長的時間內是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走出農村的。文革結束後，從77年開始，高考才成為一個農村孩子進城的一條獨木橋。80年代後期，個別富裕的農民也可以花大約一萬塊錢買一個城鎮居民的身分了，看起來像是一種封建社會的贖身。許多大城市象上海廣州等地可以憑借一定的投資拿到的藍印戶口本也屬於類似的做法。經濟因素的介入來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種社會進步。但這一買一賣也直接體現了一種生而不平等。否則的話，為甚麼要買賣一種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為甚麼沒有城鎮居民去贖買一個農民身分，只有農民贖買城市居民的戶口身分呢？所以，農民的社會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某電視台的一個節目裏有一天誇耀說，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舉辦“農民運動會”的國家，那是在“農民運動會”舉辦期間說的。真是滑稽邏輯！他們沒有問一問，這個世界上目前有多少個國家規定了“農民”只能是“農民”，並且農民需要用錢來取消農民戶口換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對於農民倒是從來都沒有主動明確地歧視過農民，甚至會以種種形式來維護農民的利益，這在電視等媒體大家已經看到了很多，包括“農民運動會”也可以列入類似的積極範疇。一般所謂的歧視都是以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威勢來形成的，並且有一定的理論來說明其集體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級之處，中國的農民都不具有這些社會特徵，中國農民佔人口約80%的這一現實決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視的條件。那現實中農民的低下社會地位是通過甚麼來實現了的呢？是通過政府一再對於城市居民的各種優惠而遺漏農民的利益來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也規定過“公民具有自由居住遷徙”權利，但1958年就改變為嚴禁自由居住遷徙。這一由先進到落後的倒退過程，有其他的社會心理潛因嗎？我至今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是革命剛剛成功的共產黨人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原則才選取了先進的法律取向，而後來某些人的農民意識抬頭、同時又發現拋棄農民利益對經濟嚴重困難時的政府是個轉機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沒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潛在意識上的永遠只能是謎。

作為一個從小就在農村長大的農民，我始終困惑著。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困惑著。

我千百次地問蒼天，問為甚麼我會是農民。為甚麼我不生在一個市民的家庭？為甚麼作為農民我天生就被剝奪了一切和城鎮孩子一樣許許多多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鄉的光榮和坎坷？假如沒有後來的高考，我還沒有到城市裏工作的權利。我的權利只能限於在土地上耕作。

盡管我今天已經不再是個農民，我家裏沒有了一個農民，但憑著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卻不能不關心這個仍然存在的階層。我始終不能忘記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兒，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發我永遠關心社會問題的最初起點。這段特殊的生活經歷使我每一次面對農民問題時都不能平靜。由農民問題我想到中國太多類似的社會問題。

農民今天部分人是進城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城市中的“另類”。他們住在城市裏，幹最低賤最累人的活，幹城市居民不願意幹的一切活，但他們仍然不是城裏人。盡管比以往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時候農民出入城市都要生產隊裏開條子），但在法律上他們仍然沒有城鎮戶口，所以進了城他們仍然是農民，人們通稱這些人為“民工”。發給“城鎮居民的最低生活補貼”是不會發給他們的。

還不僅僅是個戶口問題，經濟補貼問題，實際上在有關中國法律的勞動保障一條中，剛剛有學者考証出來，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並不在國家法律中所說的勞動保障之列。也就是說，農民在土地上的勞動不算勞動，或者說，中國法律中的勞保條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而不保障農民的勞動。該條法律條文上卻沒有說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勞動權力，用詞是中國公民。但在執行的時候，農民的勞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我們可以說，中國農民不是中國公民嗎？

對於農民也還不僅僅是勞動保障問題，農民們也沒有工人、幹部、解放軍、教師這些城市居民們所具有的醫療保障。從來沒有。今天，當城市居民面臨醫療改革的時候有些驚惶失措，農民不必，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享受過那種優待。在中國，農民本來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約1/10，再加上沒有任何的國家醫療保障，這麽多年了農民們是怎麽熬過來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當年的知識青年們倒是有些瞭解，所以，他們為那麼多年的非人鍛煉痛哭流涕，他們也死活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色相都要換取回城的權利，也所以愛著農民姑娘的知青們只能在小河邊對著“小芳”無奈之中說“byebye”。

在看起來戶口環境通過買賣等途徑轉換都較為寬鬆的今天，面臨城市失業人口的巨大壓力，許多城市“把進城農民趕回農村”已經成為一個公開解決城鎮失業的祕訣，招工時一句“需要本市城鎮居民戶口”也就把所有外地農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為農民不具有城鎮戶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國統計的失業人口或者說下崗人數，一定不包括農民閒居人員。農民從來不在人們的視野之內。

長期以來，在中國做農民實際上就成了一種懲罰。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會在刑期結束後剝奪他們的城市居民戶口，而把他們貶為農民。這樣的做法在很長時間裏通行。

假如做農民不是這樣遭罪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幾年有甚麼苦可訴！《天浴》中知青的悲劇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說，他們當年上山下鄉是一場飛來的橫禍，那麼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看來真的就是被拋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農村不只是一般的苦啊，那與知識青年們他們原來城鎮生活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啊。

看來毛主席對農村是有一定的瞭解的。他號召的上山下鄉政策中有著起碼公平而客觀的思想核心，那就是農村是苦的，沒有受過農村苦的，或者對中國整體有著虛幻感的城市孩子是應該去農村鍛煉鍛煉的。“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可以在那裏大有作為”的思想包含著其他多方面的期許。

但知識青年仍然憤憤不平。他們說，人有多少個青春，我們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放在農村？

農民沒有憤憤不平。假如上山下鄉十年就是浪費的話，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說，農民在農村“浪費”了他們的終生？這種限制農民遷徙和工作權利的戶籍制度已經在中國執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沒有徹底放開！

在每一個知青想尋找自己公平的時候，農民的公平去向誰要？

稍微意識到這個公平問題的中國農民都會在生育子女時感嘆到，他們就要再生育一個農民了。有時候那種抱憾和一個奴隸的感嘆不會有特別大的距離。我相信許多城市居民正是考慮到避免生育一個農民的後代而斷絕了與農民女子的愛情。類似這樣的悲劇在農村和城鎮中上演著。大家對這一點還是有一點覺察，因為改編自農民作家路遙小說的電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樣的一個愛情悲劇。它反映的社會現實遠比從小生長在大上海的陳沖拍攝的《天浴》有著更為廣泛深刻的社會意義。當然，他們兩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們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言人。

撇開不同的視點看，兩部片子牽涉城鄉差別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劇的基礎建立於一個知青回城的困難上，女主角年輕、她是城市人、她是社會優勢的獲得者，對於瞭解中國真實國情的人們女主角的悲劇性就有效降低了，只獲得了觀眾對文革的進一步關注和對一種畸形情感的同情，該片沒有觸及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而《人生》的悲劇建立在一種廣泛的社會制度上，男主角愛一個農村的姑娘，但為了徹底擺脫自己農民的命運，他放棄了個人的幸福，意欲和一個城市居民的女兒結婚，他是一個中國的“於連”。所以，兩部片子所反映的社會意義深度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無論是哭哭啼啼的知識青年，還是今天為著解決下崗問題而心裏打著“把農民趕回農村”算盤的管理幹部們，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一種東西，那就是他們這些中國人都最適合生活在封建時代，而絕不應該是生活在今天這個電子時代。因為他們都沒有現代社會所起碼需要的平等與人權觀念。

嗚呼，時代！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賽說過：“在所有的人都獲得自由之前，沒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沒有人能被稱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獲得幸福之前，沒有人能獲得幸福！”

假如我以一個國家為一個“所有”單位而論的話，我們身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種各樣的不平的話，實在是因為我們有正好配得上讓人們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質和管理人才。在一個人人漠視他人權益的社會裏，實際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權利的同時自己的權益也在受到同樣水平的傷害。一個社會的良知和社會公平意識是會水平發揮、平均反射在每一個人身上的。只要一個社會中有明顯的一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麼這種不公正的意識終有一天是會發揮在其他人身上的。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殘酷，它說明即便生活在城市裏的居民，也是在許許多多的方面受到“農民”一樣的不合理管理，當然不是表現在戶口上面，而這種隨隨便便犧牲或漠視部分人權利的事情也會表現在其他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殘疾人，如知識分子階層，如城市貧民，如一切非權利階層……。

斯賓賽的話包含的樸素共產主義理想情懷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深體會，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一切暫時的利益獲得團體的體會。盡管這種共產主義情懷不是來自於馬克思本人，但太陽出發點的這種人類大同的精神本來是我們中國人一點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個世紀前中國人赴盪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們今天看是不是我們只得到了表面的一切，卻失落了很多共產主義的精神真諦，因為民主和平等權利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碼在農民這個明顯的問題上我們嚴重違背了有關的原理。

一個發生在中國北方城市的凶殺案例也許為這種思想可以做一個解釋。一個19歲的農民，從小父母雙亡，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會對這樣的農民一般不會有任何的幫助，一切負擔會傾斜在他們的親戚身上。後來他隨著年老體弱的奶奶過活，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嘗生活的艱辛，精神上更是無依無靠，這個孩子幾次自殺未遂，精神瀕臨崩潰。後來，作為民工他到城市裏打工，可是老闆不給工錢，並且找人對他棍棒相加。在要錢無望，生活無著，遭人毒打之後，他到一個市場逛遊，無意中看到賣肉攤上的屠刀他就順手操了起來，以此連續殺傷殺死多人。

許多專家和群眾對他這種報複行為很吃驚，以為他神經錯亂，為甚麼不去報複那個老闆，而是去濫殺無辜？其實說白了，這個農民在報複社會。我認為是這個社會的整體生存狀態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每一次當他面臨人生的絕境時，社會都沒有向他及時伸出溫暖之手，甚至是連勞動的權益都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我們可以想象，即便是他為老闆不付工錢而去上告，他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他有沒有這個知識能力？我們有沒有貧民可以諮詢的法律部門？而我們現實中的司法公正有沒有給他有足夠的底氣？我看答案幾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會看不到其他的出路。盡管殺人是萬惡的，但他卻不是毫無理由地選擇了報復社會。近年來中國這樣的報復社會的案件有很大增長的趨勢，他們都反映了一種社會下層，尤其是農民對社會生存條件的敏感。

看著這樣由於貧窮和社會分配畸形而導致的犯罪，讓每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這個孩子不是個農民，假如這個孩子得到了足夠的學費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一樣享受教育的權利，我們的監獄裏就會少一個罪犯，社會就少了一份威脅和損失。數不清的這類案例讓人思考犯罪，也讓人思考我們的社會，思考我們的種種落後意識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甚麼樣的深層危害。

我常想，盡管我已經不再是個農民，但不能保障我不會有一天倒在這樣的農民報復的屠刀之下，喝上這樣的毒水，葬身於無名的火海。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們每一個仍然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的急切問題，他們的生活質量不改變我們整體的生存狀況就難以改變。有一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驚奇，你也不用驚奇。所以我關心他們實際上就是關心我們自己。我們天天生活在一起，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一家人，當哪一個人生而不平等地與我們生活在一起時，我從社會中獲得的那份不應有的優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慚愧——我渴望與他們平分社會的每一份利益。

我已經把農民問題當作中國的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標誌好長時間了。

在這裏也許我們還應該重申當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時的一句口號：“一人一家的怨仇不算甚麼，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國人民、全世界的人類去”。這裏邊包含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絕大多數的人民（當然包括農民）獲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時候，你個人距離真正的文明狀態才會近一些。

有人說，一個歧視婦女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那麼一個歧視農民的社會就更不可能是一個文明的社會。

農民，知識青年，下崗工人，當你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看他們以及他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環境的時候，你還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太多的知識青年回城以後在反思他們所受到的苦難，我竟然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當年的知識青年為他們所體會到的農民疾苦起而為農民鳴不平。我為這種社會良知的淪喪而感到無奈。我為那一批多達兩千萬的知識青年中沒有一個“變異”，除了為自己哭喊，反轉過來為曾經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的農民兄弟來講話，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震驚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東戰亂地區，甚至在一些特殊的動物保護圈裏，你都會看到一些人因為偶然的機遇認識到一個不平的現象就義無反顧地重新回到那個圈子裏去解救苦難，甚至是去解救一些動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們向世界大聲疾呼注意那裏發生的一切。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美國記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間慘劇讓他對人類悲哀到自殺。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魯迅語）。但是，經受許多年共產主義教育的兩千萬中國人——知識青年——到農村走了一圈，他們回來哭了恨了，只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太苦使他們在那裏受了罪，可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反轉回來向社會大聲吶喊：農民們怎麼辦？可能也有人做了甚麼，但既沒有觸及到根本，也沒有形成一種引人注目的潮流。

我至今對50多年前的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充滿了敬意，可是今天這種平等精神哪裡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