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60期，2001年（夏）

這本書是大陸學者曹錦清在1996年在河北省農村進行半年實地考察的記錄。它真實地反映了農民、農村、農業的各個方面景象，不少是官方媒介所欠奉的。限於篇幅，我們這次著重介紹作者有關國家機器與農民的各個方面的矛盾。

官逼民反

農民生活好轉，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農民生活日益困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農民最感無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廣播裡就整日響起徵糧催款的聲音，農民一聽廣播響起，便頭皮發麻，腳底發軟。地方政府各部門耍著各種花招搜刮農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計上繳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婦兩人，辛苦一年，勞動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給地方政府徵繳去了。按國務院文件規定，農負率不得超過全年純收入的5%。其實，農負率高達百分之三四十，是個極普遍的現象。如今，你隨便到農村去走走，到處都能感受到農民與地方官吏的嚴重對立情緒。前幾天我回鄉，與一村民談起貪官污吏、苛捐雜稅等事，這位年約40歲的農民憤恨地說：『總有一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時我就第一個沖擊縣、鄉政府，將這批貪官污吏殺光。』」（253頁）

農民負擔重的原因之一，是鄉鎮政府的財政不按量入為出而按量出為入的標準徵稅。這實際大大鼓勵了中共官僚體制的痼疾，即官員無限膨脹。作者說：

「一鄉黨政人員從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劇攀升到百餘人甚至二百餘人。縣級黨政人員，從原來的一二百人擴張到七八百人，甚至千餘人。」

作者經廣泛訪談後作出如下報導：

「上級各主管部門的官員安排他們的子女、親友就業。『如不給安排，就是不給上級領導面子，你不給他面子，他不給你辦事，誰頂得住啊？』（92頁）

農村供電是一個好例子。作者訪問一位在供電所工作的員工。作者問：

「『各村的牆上都寫著物價局、電力局核定的農村電價每度0.45元，並規定農民對超收部分有權拒交。但農民實際所付電價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裡？』他的答覆是：『縣電局機構日益擴大，人員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價格收費，根本無法維持日常開支。』」（404頁）

新官場現形記

甚麼「為人民服務」，早成了空話。各級官員首先是為了以權謀私。一個村支部書記說：「現在人人都認為無官不貪，你就是不喝不拿，潔身清廉，別人也不會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貪而別人都認為你貪，這不是擺著吃兩份虧嗎？既然這樣，倒不如貪一點。」有一天，作者在息縣與新蔡縣交界處看到三輛豪華轎車，兩輛麵包車停在路旁，旁邊站著十幾個衣冠楚楚的官員，像在恭候甚麼貴賓。一問之下，原來是息縣領導人在恭候上級的檢查團。甚麼檢查團，往往是吃喝團。而下級官員為了令上級滿意，自然得大拍馬屁和厚情款待。一位基層幹部告訴作者：

「評比既缺乏客觀統一的標準，那就得在態度、人情、關係與禮數上大做文章。你到縣城外迎接，我就到縣界外等候，你派黨政領導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體出動。一縣想出一個新招，他縣紛紛仿效。手握上方寶劍的欽差大臣到達某縣，鄰近各縣即設立情報組進行火力偵察，看別縣的接待規格檔次，住甚麼級別的賓館，甚至吃甚麼菜，喝甚麼酒，抽甚麼煙，都屬偵察範圍。還得看別人送甚麼禮品，否則，送輕了不行，送重複了也不行。如送禮金的，那麼要打聽清楚送給檢查團主要領導是多少，一般成員是多少。這些情報，都得通過內部私人關係才能搞清楚。總之，……前呼後擁，實在搞得人仰馬翻，神經緊張。幹部們勞命，百姓傷財。」（591頁）

這一幕「官場現形記」現代版令作者聽得「目瞪口呆」。貪污腐敗之熾烈，令不少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享有豐厚的物質特權的主要是高級幹部。農村公社幹部雖有油水（作者報導即使在大躍進的大飢荒中，幹部少有餓死），但是由於毛澤東愛用「群眾運動」來約束一下基層幹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運動），所以基層幹部的貪污不會像今天離譜。無怪乎一個省檢察官說：

「『論官位，我這個省檢察長不算小，論職權，可以懲治一省範圍內的貪官污吏。但說實在的，我連一個縣官、鄉官都檢察不了。不要說沒有案發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這裡來，也很難。如今官場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個一個的關係網絡。一人貪贓，往往牽動一串。上下說情，曉以利害，很難秉公執法。黨政腐敗，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敗問題，但單靠紀委、檢查部門，收效甚微。如此下去，這個黨的前途，實堪憂慮。』我問呂先生：『靠紀委、檢查部門無法有效遏制黨腐敗，那還有其他更有效的辦法嗎？』他說：『只有靠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群眾運動、政治鬥爭，年年搞、月月搞，當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眾運動更不行。如今只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講群眾運動，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給地方官員吃定心丸嗎？地方黨政以權謀私，肆無忌憚，實與取消四大自由、群眾運動有密切關係。』我問呂先生：『在當前幹群關係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中央發動一場反腐敗的群眾運動，將會有何種後果呢？』這位老先生沉吟良久，說：『看來也不行。滿腹怨氣的群眾一旦起來，從村委到鄉、縣，一定有許多幹部被活活打死。天下豈不大亂。』」（609-610頁）

但維持現狀，又能避免「天下大亂」嗎？作者報導一位縣黨校校長的說話：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亡在內部腐敗上，弄得官迫民反。我們能否逃脫這一歷史宿命？我可以告訴你，許多人都持悲觀態度。」（181頁）

官僚集團離心離德

不僅官員與農民的矛盾日漸尖銳，就連官僚集團內的矛盾也是這樣。上級指責下級，下級也指責上級。面對農民抗稅的大小騷亂日多，高級以至中央官員往往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指責他們「作風粗暴」。一個省委書記這樣說下級幹部：「不給你們壓任務，下指標，你們就不動；給你們壓任務，下指標，你們又亂動。」例如為了收稅，一些基層幹部竟至毀人家園、奪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殺人。但是，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基層幹部不忿於被指責。一位鄉黨委書記說：

「『農民負擔確實太重。問題在於，沉重的農民負擔，不是想不想減的問題，是能不能減下來。……更要命的還有上面各部門的利益。宣傳部門每年要我們訂幾十種報刊雜誌，這十幾萬元還不是最終攤到農民頭上嗎？去年，電力部門要在我鄉建一所變電站，也要鄉政府出錢，鄉政府又不是搖錢樹，這筆錢不也落到農民頭上嗎？每度電按規定只有四五毫，實收八九毫，這差價給他們用到甚地方去了？……農民負擔越重，催徵的難度越大，地方政府與百姓的矛盾越尖銳。農民上訪上告，上級信訪部門倒是客客氣氣地接待他們，反而指責我們基層幹部作風簡單粗暴，甚至以為基層幹部中飽私囊，欺壓百姓，其實我們執行的任務，哪一項不是來自上面的？』最後這位書記嘆氣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亂。」（459頁）

官僚集團內部離心離德，官員與農民矛盾亦勢成水火，這統統是社會危機要爆發的先兆。但是直到現在中共的對策，是緩和危機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別是它至今仍是對於一切負面報導，一概以捂住為法。上至朱鎔基，下至基層幹部無不如此。事實上，作者本人的實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輕，拜托人情才能進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壞安定團結！」

分田單幹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時期相比，現在河南農民生活無異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許多農民以雜糧為主（例如紅薯與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麥米飯。在解放前，能經常吃上這些精糧的，只有地主。而現在許多農民經年都能吃小麥造的白饃（饅頭）了。所以老一輩農民對目前生活是比較滿意的。（202頁）

生活改善是因為單位產量在過去50年提高了幾倍。部份原因是由於分田單幹，農民有了經營自由，所以積極性提高了。所以一般農民是再也不願走過去強迫集體化的老路。但當作者問到一些農民是否願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產權轉移、集中到種田大戶手上，他們卻答：「如將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農民吃甚麼？」（496頁）

有些人主張私有化道路，根據之一是分田單幹已顯出局部私有的優勢。但曹書告訴我們，土地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不能全歸功於分田單幹本身，還要考慮過去集體化時代所留下來的農田水利建設及種子改良、化肥及農藥的推廣等等。（76頁）正因如此，農民對毛澤東的評價並不像一些言必希臘的知識份子那樣全盤否定：「我又問：『你們認為毛主席好呢，還是鄧小平好？』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都好哇。』

『解放前，這一帶產量很低，且處低洼地，常受澇災。小麥畝產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畝120~130斤。一般土地，每畝百來斤左右，一受澇災，往往顆粒無收，只得逃荒要飯。』

『中農之家（王老漢解放前有30畝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無苛捐雜稅，一年勉強能接得上吃。但在那個年頭，苛捐雜稅特別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兵匪，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問題是包產戶能否繼續提高生產力？現在看來，包產到戶當初所發揮過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已到盡頭了。農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一畝上下，農民最多只能吃飽，完全談不上現代化生活。這對上一輩農民來說還是可以忍受的，但對於中青年農民來說，要他們這些文化水平較高、見聞較廣、去過城市甚至部份打過工的農民來說，頓頓吃饅頭仍是不能忍受的貧窮。何況，守著這幾畝地亦意味毫無保障，因為只要一點天災人禍，或有家人生病，則連吃飽也辦不到。

土地生產力相當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國8000萬貧困人口中，有6000萬是直接因為缺水。但是分田單幹之後的小農恰恰最沒有力量發展水利建設。一位村支書說：

「1981年實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單幹，農戶各顧其家，村幹部省卻集體化時每日派工、評分的頭痛事，所以幹部群眾都認為該政策好。然也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全村土地的機耕率比1981年前還低。全村有10餘台拖拉機，基本用於運輸。大部分農戶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設投入大大減少。如今二三千畝耕地，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7口是集體化時期打的。從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間，村裡只打了2眼深機井。分田到戶後，再集資打井，困難頗多。如誰受益誰出錢，如今打一口井費用很大，他們未必出得起這筆錢。」（294頁）

毛時代那種由國家機器強迫農民集體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體化自然很壞。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單幹本身也往往走向另一極端，就是把一些分無可分的農業機械及農田水利也分掉，結果只是造成生產力的破壞。作者在一條農村看到水渠被破壞挖掉，就問當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麼用？」；當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嘆道：「統一的水渠也能分，中國農民分的勁頭和分的徹底性實令我驚嘆！」（114頁）

但全歸咎農民並不妥當，也同作者自己所觀察的有矛盾。當年那種一刀切分光集體財產的勁力首先來自國家強制。一位縣政法委主任說：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單幹，行政指令，一級一級壓下來，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徹底越好。多年來的集體積累，一夜之間化為烏有。還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症』。其實，最大的後遺症就在於，村集體一旦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村委就形不成一個健全的組織，有許多公共事務就辦不成。……

他們說，如果當時不採取強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隊、各小隊的實際情況與村、組農民的多數意願，那就好了。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繼續走集體化道路，就讓他們繼續搞下去；如果幹部與群眾願意分田單幹，那麼就分田單幹。……就河南農業來說，在集體化時代各地發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與大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麥畝產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實行機械化，集體積累也比較多。像這樣的大隊，多數農民對分田單幹的要求並不迫切，甚至沒有這個要求。」（447頁）(註 1)

新合作化運動與國家民主化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與規模經營。依靠目前的機械與技術水平，一個五口之家能耕作50畝-100畝（81頁）。以這個標準看，目前土地最多僅夠一億農村勞動力使用，其餘近3.7億得靠工業、服務業或農村其他經濟部門吸收。這是一條漫長道路，而目前的起步點只能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去逐步提高經營效益。為了克服單幹的局限，一種辦法是由國家推動重新集體化，另一種是私有化。私有化為大多數農民反對，所以不能選擇；重新由國家推動集體化，則毛時代的失敗經驗已証明行不通。（764頁）尤其因為「各級地方政權存在著日益脫離社會、且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趨勢。……官吏以權謀私……。」（767頁）

作者認為出路在於鼓勵農民自發地實行合作化。這種合作化同過去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國家官員去發動。「新合作運動的宗旨是：把小農扶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走自己的路。」（766頁）

但令作者苦惱的是，要農民自發地聯合起來，同農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認為，「農民歷來善分，分到家庭而後止，從來不善於在平等協商基礎上進行各種形式的聯合」。（165頁）「分散經營的農戶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別人來認識並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一般情況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頁）「合伙、股份制企業差不多有一個共同的結局：鬧翻、散伙」（191頁）

小農單憑自己的力量的確很難聯合起來；他們不能沒有一個真正為自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引導與協助。但是曹錦清很清楚，現在的中共各級政府並不是這樣一個政府；相反，它是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權力。由政府來幫助農民合作化，「我敢斷言絕大多數官員不把這種合作社搞成官辦與低效，是不會罷休的。」（499頁）

作者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來扶助農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堅決讓他們自己走路」，包括辦教育，辦刊物，精簡官員等等。但是，如果各級官員已經成為脫離社會，凌駕社會之上的異己力量，你又怎能確保這些官員願意只限於「扶助」而不去粗暴干涉呢？老實說，單是請官員不來管農民自己的事已經近於不可能了。中國的國情就是官員無處不管，無事不管；尤其對於真有可能發展成功的事業（例如農民的廣泛的自我聯合），就更是難以忍手不管。所以，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民主政革國家這個重大命題，但是一旦深入分析便仍是無法迴避。

沒有民主責在農民？

作者不熱衷於民主奮鬥，因為他同許多人一樣，認為中國民主前途遙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國是一個小農國家：「全盤引進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這種……政治民主制雖然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權力的特權化傾向，但在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傳統且依然以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內能否有效地運行……這是大有問題的。」（768-9頁）一個小農國家只能同政治專制相適應，難於建立民主。

這個解釋簡單明了，但並不正確，兼且自覺或不自覺地顯出對農民的歧視。中國沒有民主，這筆帳不該簡單算在農民頭上，因為當代中國已經不是鴉片戰爭時代的中國，並非除開地主之外便只有農民一個階級。在「改革開放」前，除農民之外還有近億「老大哥」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後，廿年來更產生了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專業人仕。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即使相對小農只佔人口少數，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民族的民主先鋒，先後打倒過許多專制政權。在近代中國史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民主奮鬥的成績遠遜於外國，但是也不是等於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國現在何以沒有民主，至少要問：為甚麼工人階級至今沒有為民主鬥爭？是天生不能還是暫時不能？為甚麼許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資產階級，至今仍那麼令人失望，不僅沒有多少民主呼聲，反而不少人熱衷結交權貴以謀利？又為甚麼那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黨，那個靠農民軍隊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會變成同農民利益對立的黨？全都是因為小農「素質」太低造成嗎？這樣豈不是把其他階級，把國際因素例如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俄國革命及其墮落、中共本身的蛻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後來的冷戰及對中國的圍堵等許多其他因素一筆勾銷嗎？不首先回答這些問題，卻輕率地拿農民的素質太低來解釋政治專制，是否有點不公正？

作者能夠注重調查，深入農民中間去作訪談，這種實幹的治學精神是好的；能夠為農民伸張正義更是值得贊賞。可惜作者同時也承襲了一些對農民的偏見，承襲了這一代知識份子對民主鬥爭的悲觀情緒，看不到目前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著重進行點滴的改良工程，或著重向領導人出謀獻策。問題是，難道幾十年來的經驗還不足以証明，最好的主義或政策，一經那高踞社會之上的官僚集團執行，總難免走樣變質？

註1:   「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駐馬店地區利用公社體制調集成千上萬名勞動力，奮戰近10年，建成了以板橋水庫為中心的自流灌溉系統，使受益的确山縣、遂平縣、泌陽縣、西平縣等五縣的相當大區域內成為水稻種植區。水稻畝產高達800斤至1000斤。所以，凡受此水利系統之益的地區，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後，這一自流灌溉系統屢修屢毀。這個『毀』，可不是毀於天災，而是人禍，毀於分田單幹的小生產方式及農戶的自私短見。由於灌溉渠道佔地很多，沿渠農戶不斷地與渠道爭土地。冬季築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進地退，春季是地進渠毀。一條河渠，一處開決，即成廢渠，何況沿渠農戶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設，徒具形式，且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一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為小麥、玉米產區。兩熟不及一熟。又如農業科技推廣，分田單幹後阻力甚大。各分散的農戶成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單元。且各農戶的勞動力結構、經濟狀況與文化程度各不相同。這一戶引用玉米良種，那一戶為了省幾個小錢，使用自留種。但玉米揚花，四處飄散，結果良種無效。今天這戶打藥除蟲，蟲飛到那一戶的田裡，明天那一戶打藥除蟲，蟲又飛回到一戶田裡。再說，農業機械設備的閑置與浪費，實是驚人。如今經濟條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較多的村，幾乎家家購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