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9期，2001年（春）

當代最重要的新社會運動之一是環保運動。它向全人類敲響環境破壞的警鐘，促成各國政府與民間社會把改善環境提上議程。另一方面，整個生物圈的破壞卻持續下去。即使在發達國，某些污染指標可能改善了，但其他污染指標卻惡化了。全球生態更是持續惡化。物種的滅亡速度一年快過一年；溫室效應在加劇；冰山開始溶解。地球環境破壞到不可修復的臨界點一天近似一天。

環保工作為什麼進展甚微？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始終局限在資本主義體制內去尋求解決辦法。不能否認有時也有局部效果，但總體而言收效甚微。要扭轉局勢，得對準病根所在，即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的固有邏輯必然是反人類反生態的。不針對資本主義的環保努力，難免最後被資本主義化解收編，使爭取人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反倒變成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無限擴大生產與有限的自然資源的矛盾

任何清醒而不太自私的人都不難了解，資本主義那種惘顧自然資源的有限性的經濟盲目增長，很快就會超越自然界限而為人類帶來更巨大災難。從1860年至1985年，世界的商業性能源的消費增加了60倍，其中尤以戰後增加得最多。從1860年至今，十個最暖的年份都是在1980年之後，而1998年又是廿世紀最暖的一年。必須盡快在大災難發生前大減各種溫室氣體（專家估計須減少六成，但1997年京都協議只減5.2%）。

許多環境專家指出，西方社會那種物質已很豐盛卻還要不斷追求經濟增長的模式，要為環境污染負責。但要落實他們那種經濟「零增長」主張，得首先廢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因為資本主義只能在不斷增殖的情況下才能保存自己，而這只有在不斷擴大生產及銷售額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資產階級區別於其他一切有產階級的是，只有前者才以純粹積累貨幣為全部活動的目標；佔有貨幣才可以無限積累而不會有腐壞之虞，才可以同一切商品交換並從中增殖。這種積累資本的癖好，與資本家是否有「良心」無關。在市場盲目競爭的壓力下，除非他盡量擴張生產、搶佔市場，盡量賺錢及再投資，否則他分秒都有被對手擠垮的可能。唯一能不斷避過惡運的辦法就是積累再積累，擴大再擴大；由於每個資本家都這樣做，不久就會市場飽和，生產過剩、價格下跌，經濟衰退；但週期性的衰退雖然暫時打斷了這種無限擴大生產的趨勢，不過是為下一輪更大規模的生產與積累奠定新的基礎。至於這種做法會怎樣有損受薪階級及自然生態，資本是不會管的。

明白資本主義這種無限擴大生產的規律，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種種局部努力都沒能改善環境。儘管發達國家已紛紛管制石油含鉛量及規定汽車裝上過濾器，因而可能使每輛車的某些廢氣排放減少，但是由於汽車總量在增加，結果溫室氣體還是不斷增加。英國的一氧化硫便因此在1986-1991年間增加了35%。在1970至1990年的廿年間，世界汽車數量從2億輛增至4.5億輛，消耗了三分一世界石油產量，造成無盡污染。同時，儘管過去廿年增加能源效益的技術不斷提高，每一單位馬力的耗油量有所減低，但由於汽車總量在增加以及引擎馬力增加（這是車廠互相競爭下的產物），結果歐洲的能源消耗自1970年以來還是增加了4成。更可怕的是，汽車總量還是無止境地增長下去。現在第三世界的統治精英紛紛以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為典範，當中包括汽車。倘若世界各國都像美國那樣濫用汽車（平均每1.3個人就有一輛），全球汽車數量就會達到50億輛，而那是自然資源絕對不能承受的。（Nichols: 87,143）

一位專家Bradford Snell曾經向美國參議院提交一份有名報告，指出「若從汽車業所消耗的大量能源、意外發生率及其所造成的污染來看，汽車代步實是現代人所發明的最沒有效率的方法」。汽車平均運載不到兩人，300架車只載400人，而兩節火車廂就可代替有餘了。汽車廢氣又污染大氣，製造酸雨，為禍至巨（六至九成空氣污染來自汽車廢氣）。一個以真正理性看待事物的社會都不難達到這樣的共識：為什麼不停止擴大生產汽車？為什麼不用公共運輸工具代替私家車？

利潤第一還是需要第一

這兒就觸及到資本主義一個最重要的矛盾，即利潤與人類需要之間的矛盾。古代人類有時也會破壞環境（例如古代中國人在中原地帶之濫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但是這多份出於無知。現代資本主義持續擴大生產及使用汽車，並不是由於無知，而是明知故犯，是因為利潤的規律。盲目擴大生產汽車是為了利潤。汽車業及其相關行業（石油、鋼鐵、橡膠等等）都是發財大生意，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佔2成。福特解釋為什麼不去製造較小型汽車（這樣浪費較少）時說過一句話：「小的汽車帶來小的利潤。」對資本家來說，這真是至理名言。最近火石牌輪胎被控故意出售有問題的輪胎更證明這種利潤至上的可怕後果。

今天美國九成的個人運輸是以汽車代步。造成這個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發錢寒的大汽車商的有力干預。從卅到五十年代，通用汽車就一直與標準石油及火石輪胎共謀收購各地的電車線路並代之以巴士。在1936至1955年間，全國電車線路從四萬條減至五千條。同時，福特又利用自己在巴士及火車頭生產上的壟斷地位及強大的政治游說，逐步使城市之間的陸路運輸由私人汽車代替公共汽車與火車。這是美國人均汽車大大高於各國的主要原因之一。（Foster: 115-6）

太陽能明顯比化石燃料環保及便宜得多。現在太陽能始終沒能代替石油及煤，原因不是技術困難，而是因為，那些投資了千萬美元計在固定資本及技術開發上的石油業及汽車業的巨頭們，是不能容忍這些設備及技術再生不出錢來的。所以他們才對發展另類能源抗拒拖延。

環保先驅Berry Commoner曾經提出過生態學四大原理：（一）萬物互相關連；（二）萬物皆有其去處（例如汽車廢氣好像在你眼前消失，但其實是進入大氣並促成溫室效應）；（三）最了解自然界的是它自己（例如許多看似「無用」的物種可能極有生態價值）；（四）萬物皆有代價。美國環保主義者John Bellamy Foster則指出，資本主義全部違反上述四條原理；（一）萬物之間的連繫只有通過金錢關係；（二）萬物有何去處，與資本無關，只要它們不干擾到資本自身的循環；（三）自行調節的市場才全知全能；（四）自然界的豐盛萬物是給予有產者的無償禮物（所以可以任意掠奪及污染）。（Foster: 120）

右派經濟學認為，「目前許多環境的問題，都是由產權界定不清而引起的。」這導致人們無節制地濫用共享的自然資源。解決辦法就是「產權清楚界定與執行，可引發人們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如果制度安排能將資源控制權交到個人而非集體手中，反而會令人們對海陸空或其他資源的看管方式更具責任感。」「如果處理自然資源跟處理其他物品一樣，可以買賣或交換，那麼人們自然願意看到自己的財產得到適當的照顧。」（鄺美慈，1-3）

問題在於：「對自己財產負責」與「對自然資源更具責任感」是一個東西嗎？在自然經濟時代，二者也許多少吻合。一個小農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為了自己及子子孫孫都能不斷從土地獲得產品，往往會盡量保育地力及週遭環境的生物多樣性（註1）。但資本家同小農根本不同；他要獲得的是不斷增殖的利潤，而利潤最大化同自然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不僅並不必然吻合，相反，前者的邏輯一定同後者矛盾。自然界中一切物種、物質與能量都是一個互相聯繫的總體，但是開發自然資源的資本家沒有興趣去照顧這種互相聯繫；他看到的只是利潤。如果某種自然生命真的被折算為價格與利潤，它就會被資本家從其所屬的環境單獨挑出來，變成可供剝削買賣的商品，變成資本家的利潤，直到它們耗盡為止。至於有關環境及其他生物的死活，由於它被視為「無用」、「無市場價值」，更是無人關心。漁業公司只管捕他要捕的魚，趕快的捕，盡量的捕，至於這樣會否危及海洋各種生物的生存需要，它們是不管的。水電公司看上一條大河，然後趕快在上游蓋起水壩發電以便發財，至於整條河流的生物多樣性及其互相平衡是否受威脅，他也是不管的。

自然的多樣性總是處於一種脆弱的平衡中；它們不可能在折算為量的價格與利潤之後仍能保持其多樣性及平衡。大氣層、臭氧層值多少錢？亞馬遜的原始森林值多少錢？地下水值多少錢？━━但這樣的問題能真正提出來嗎？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決定於生物及物理定律，而不是決定於價格。人類的經濟開發必須服從這些自然的界限，才談得上可持續發展。而資本主義那種利潤掛帥的制度則相反，總是要不惜一切打破種種自然界限。

其次，市場價格永遠只能調節眼前的貨幣上的供求關係。為利潤而生產這種機制必然是短視的，其一切經濟行為也必然是短期行為。事實上，市場對於調節生產週期較長的生產事業往往表現最差：不是嚴重求過於供便是供過於求。（香港的物業市道正在經歷同樣危機）但保育自然界恰恰不僅是為了目前及這一代人的消費需要，更是為了人類的千秋萬世，為了千萬個物種的綿延不絕，為了生命，為了地球本身。從這個角度看，自然界絕對是無價之寶；它同利字當頭的資本主義經濟根本勢不兩立。

林業公司為發財而濫伐的例子是臭名昭著的。（註2）誠然，有些公司會從事商業植林。但是，資本家植林的方式也是反生態的。自然生成的樹林是生物與基因的多樣性的寶藏，具有無限的實用及觀賞價值。但商業性植林呢，生物多樣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資本家視為有經濟價值的那種樹。Foster引述一個商業杉林的例子：

林業資本家「把最高限量的養份、水份、太陽能灌注於新一輪的植林中。他把那些年齡、大小太過參差的杉樹剷除，因為這類杉樹的砍伐效益較低。他剷除一切生長緩慢的樹，賣不出的樹，剷除一切下層林叢及任何可能損及收成的動物。他所種植的快大的道格拉斯杉樹排列得非常整齊，基因劃一，不像從前那些自然生成林那樣不整齊。他除掉多餘的苗，施加化肥以便於樹快高長大；……結果是毀滅了生物與基因多樣性，……流經這些樹林的河溪很少有魚，動植物、昆蟲及菌類極少。老樹林的土地是一塊具有豐富的植被的地方。但商業性植林的土地卻是不育的。」（Foster: 111-2）

資本主義農業對土地的破壞

土地是最早被資本家「劃定產權」的自然財富。二百年來的實驗結果卻證明農業資本家大大損害而非保育土地及週遭環境。為了各自能從變動不居的市場得到最大貨幣回報，大地主往往選擇出租土地給農業資本家而非自己經營，而農業資本也往往選擇租入土地經營農場而非買入土地。這個情況直到今天改變很少。在1994年，美國農業土地有一半是出租土地；大農場尤其多租入土地經營（佔六成之多）。租入土地經營可以增加資本應付市場的靈活性。可是，租入土地者往往只知耗盡地力而不會保育地力；他們像伐木公司一樣只想到盡量與盡快剝削自然資源，以便盡快與盡量推銷商品。

至於在自己土地上經營商業農場的地主，可能較有一點長遠眼光；但是，他們的任何長遠眼光也得受制於市場競爭。他們在劇烈競爭下也是沒有耐心與時間進行保育的。如果土地因過度開墾而地力下降，他很少想到休耕，而是千方百計去補充地力。在十九世紀廿卅年代的歐美，資本主義農場需求肥料之亟，竟然驅使農場主拚命從秘魯大量進口鳥糞；美國政府在19世紀下半期搶佔了幾十個海島，為的只是掠奪鳥糞。拿破侖在滑鐵盧大敗之後，農場主即跑到戰場收拾屍骨肥田。但有機肥的供應畢竟有限，所以其代用品必須盡快找到，而且最後找到了。1842年首次發明人工合成的磷肥；人工氮肥要到1913年才發明。化肥在戰後的普遍應用與濫用同時亦宣佈環境災難的開始（Foster & Magdoff: 33-6）。無限量供應的化肥打破了有機肥固有的自然界限，讓資本家可以從土地不斷變出高產量的農作物，但這亦同時大大損害泥土固有的有機物，妨礙植物吸收無機氮。為克服這個困難，只好再增加化肥量，於是更多泥土有機物被毀。惡性循環使化肥使用量日增，大大超過了土地及環境的自然淨化能力。過量的化肥滲入水源殺死魚類，同時毒害人類及其他生物。農藥也大體如此。最強勁的農藥，最後都敵不過昆蟲的抵抗力。但是商業農場的對策不是尋找較天然的辦法，而是發展更強勁的農藥並更加以濫用。農業越是資本主義化，就越只求短期利潤而不顧及生態平衡。今天，水土流失，土壤肥力消失的現象日益嚴重。全球每年失去的耕地大如英國。

土壤肥力消失還有第二個因素: 資本主義社會下，大部份人類排洩物不能循環回到土地。而這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城市與鄉村的矛盾的結果。自然，城鄉矛盾遠早於資本主義時代。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城鄉矛盾才達到最尖銳，因為這時城市才成為工業生產中心，並從鄉村吸引了大量勞動力。上百萬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成為常規，而城市越大，排洩物的循環便越困難（註3）。本來，只要人類的排洩物能循環回到土地，而不是像現在那樣流入大海污染海水，就能既增加土地的有機肥又可減少整體污染，何樂而不為？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真正有益的循環再造是對立的。它追求的是利潤的量的單線擴張，而沒有興趣於循環再造。Commoner寫道：「產品總是單線發展為廢物；谷物變成排洩物，鈾化作幅射廢料，石油與氟變為二噁英，化石能源變作二氧化碳……結果總是廢物，而這損害了一直支持生物圈的循環過程。」（Foster: 122）

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農業與土地的、正常的物質與能量交換之斷裂有了新的發展。畜牧業日益與飼料業分離，使二者的上述交換沒法進行。過去很多農場既種植谷物又飼養牲畜。飼料來自農田的豆類，而牲畜排洩物又反過來用於肥田。但是當廉價氮肥大量推出之後，農場主就不再像過去那樣須依賴種植豆類植物（豆類植物可吸收空氣中的氮）來作為氮肥來源。不再種植豆類植物，自然也就少養牛羊，因為這些植物的莖可作為牛羊的飼料。從此農場可以或者專門生產谷物，或者專門畜牧。這樣就為飼料業完全分離出去奠定基礎。再者，隨著資本的積聚與集中，巨型的養牛養羊養豬工廠（他們經營牛場羊場就像經營工廠，成千甚至上萬的牛、羊、豬、雞擠在狹窄的工場內動也不動地只管吃睡排洩，所以叫做農場工廠）出現了。他們所需的飼料，不像過去那樣由自己農場生產，而是由老遠的飼料公司供應；這也意味著，牛羊等的糞便再也無法回到土地，就像人類排洩物無法回到土地一樣。（Foster & Magdoff: 40-1）

農業不同工業的地方是前者的生產不能單靠投入人類的勞動與技術的物質力量；農業首先是有機物的生長；它首先遵從的是生命的規律而不是機器的規律。樹木要幾十年才能長成；小麥要100多天。在未能大量應用科學於農業的年代（十九世紀上半葉），資本家為求增加原料供應，在改變自然方面最多可以改變植物的原產地，例如把橡膠樹從巴西移植到錫蘭，把咖啡從西非原產地移植到世界各地，但也僅此而已；他們不能改變有機物的基因及其生長規律。兩次大戰所帶來的科技革命徹底改變這點。科技革命令資本家無情剝削人與自然方面如虎添翼，並達到逐漸打破一切自然界限、扭曲生命規律的程度。嫌豬牛生長期過長？不要緊，餵飼激素就行，於是「快大豬」、「快大雞」紛紛面世。把太多牲畜集中於農場工廠會增加疫症可能？餵飼抗生素就行了。（至於這些化學物會怎樣危害人類與自然，對不起，那與企業無關。）嫌有機菠菜生長期70天太長？大量使用化肥就可以縮短到45天。嫌麥子生長期太長？進行綠色革命吧！

但是，幾十年後的今天，可以更清楚看到所謂綠色革命，客觀上只是幫助農業跨國公司發財，對普通農民、人類與自然都是弊遠大於利。農業跨國公司當年推出雜交種子，宣稱其為「高收成品種」。但這個名詞是誤導的；它們之所以有較高收成，不是本身產量特別高，而是由於其對水及化肥的反應較敏感而已。要利用雜交種子的好處，得要大量投入化肥及灌溉設施。其次，這類種子較缺乏對病害及蟲害的抵抗力，所以又需要施加大量農藥。又因為雜交品種的固有天然缺陷，使其後代難以保持純正；為了保持好收成，農民不能依靠自己育種，得每年從農業公司購買種子。所以能引入雜交品種的往往是富農，而他們為求有利可圖，很少會在土地上混種不同谷物，相反，只會大規模推行單一種植。但單一種植本身也使谷物缺乏抵抗力，更須依靠農藥。總之，綠色革命只是大大助長濫用化肥農藥，但農業公司卻越發財，因為農業日益依賴他們所供應的種子、化肥、農藥、農用機械等等。綠色革命的第二個害處是單一種植的流行把谷物基因的多樣性趕盡殺絕。人類歷史上曾種植過至少幾百種谷物，但是現時只餘下15種；而在這15種谷物中，越來越多是源自同一品種的種子。世界小麥產量中有三成來自同一品種種子，而玉米則達七成。生物的多樣性被犧牲了。有農業專家指出，只要改善耕種方法及貧富懸殊，貧窮農民就可以有好得多的收成，根本不用採取飲鴆止渴的「綠色革命」。但資本的邏輯是不顧這些社會及環境後果的。（F. Lappe’ & J. Collin 107-8）近年農業跨國公司推行的基因改造食物更主要是為了壟斷種子生產來發財的技倆而已，同解決饑荒無關。把能抗農藥基因植入玉米等等，更只是為了迫使農民非要在購入種子時一併購入他們的農藥不可而已。把種子的基因改造為自我絕育（以便阻止農民保存種子再種）更是只有資本家才想得到的無限歹毒的發財方法。但是這種為利潤而無情打破自然界一切固有界限的做法正在把人類與生態推向災難；要牛吃動物蛋白而不是吃草所造成的瘋牛症就是一個最好例子。（註4）

無限商品化與普遍的損人利己

資本主義同過往時代的分別之一是生產力急劇的提高。它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其對人與自然的剝削的機制非常完美，能夠在科學幫助下打破人與自然的固有的界限。但他越這樣做，便越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方面是無限擴大生產的趨勢與購買力的有限性（這是資本盡量節省勞動成本的必然後果）的矛盾週期性地爆發，另一方面，由於生產力高度發展，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日廉，結果是大部份消費者在生活必需品方面越來越花費不多，因而這方面市場容易飽和；兩方面因素都使市場有停止擴大之虞，從而使資本家的發財機會縮小。這對資本家來說都是災難。為了克服市場狹窄及由此引起的危機，資本家只好盡量在商品生產上推陳出新，刺激消費意欲。所以每一次新的繁榮週期，都以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商品、從而是新的消費熱點為其起點。例如廿世紀初的電氣化及汽車業；而戰後則是核能代替煤油發電、人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的時代（合成橡膠代替天然橡膠、合成纖維代替天然纖維、合成化肥代替天然化肥、塑膠代替玻璃等）。眾所週知，恰恰是這些新技術新商品，由於其極難降解，才造成了今天極其嚴重的污染及生態危機。現在生物科技更成為許多跨國公司走出投資機會不足的困境的救命靈丹，而不管自然基因受到無法挽回的污染的巨大風險。

有些人認為環境污染的主因是發達國家的人消費太多。結論是叫人停止「消費主義」，實行綠色消費。這其實只是揚湯止沸的辦法而已，因為消費主義只是病癥所在，不是病根。從1946年至1970年，美國人口及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增長了43及126%；人均消費量呢，只增加了6%，但同期污染卻增加了100倍。（Nichols: 45）可見關鍵不一定在消費量，而在於所消費的新商品及其製造技術。戰後塑膠大量代替皮革，意味污染增加，因塑膠極難降解；其次，塑膠生產所需勞動只及皮革生產的四分一，但所使用資本及能源分別是皮革的10倍及30倍。塑膠之代替皮革，意味就業機會減少，能源消耗大增。（Foster: 123）。

只抓住「消費主義」現象的錯誤還在於：它把污染責任放在消費者身上而非大財團身上，而這等於是為罪魁禍首開脫。有些純粹鼓吹綠色消費的環保團體天真地相信，在資本主義下面是消費者用錢投票決定廠家生產什麼。請問：消費者幾時投票決定生產核電？人工合成物？幾時決定生產基因改造技術？或互聯網？通通沒有。消費者所能有的選擇，不過是在業已生產出來的商品之間買或不買而已。即令在這方面，也很難說消費者有多大主權。你能決定不買電力嗎？即使在競爭性的消費品之中，消費者的選擇也是有限的。（你能根本不買塑膠製品嗎？你能知道罐頭內真的不含味精？）不要忘記，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正是因為人類的需要不再直接支配生產；支配生產與人類需要的是貨幣與利潤。他們不懂得，不是消費決定生產，而是生產決定消費。我們不是說消費者運動沒有意義。當然不是這樣。問題只在於消費者運動應採取什麼方向，是針對資產階級在投資與生產上的霸權，還是避免作這樣的針對？

表面看來，資本家還是挺關懷消費者的需要的。君不見他們千方百計來迎合消費者的口味嗎？實際上呢，他關心的只是你手上的購買力能否變成他的利潤。英國汽車製造商Lord Stokes說過，「我其實並無興趣於製造汽車；我只有興趣於賺錢」。今天，食品上的各種各樣添加劑對消費者不僅沒用，相反，只會有害身體，但是它們照舊無節制地加到食品中去，無他，只是利潤作怪而矣。

資本主義越發展，人類需要被資本家任意扭曲的情況就更嚴重了；如果消費者能真正支配自己的需要，又易於滿足，資本家就無利可圖了。但是他們決不容許這事發生。因此資本家盡量通過「完美無瑕」的廣告來刺激人們各種各樣欲望，以便製造虛假甚而有害的需求（例如對香煙及瘦身的需求）━━你還不夠漂亮，或者不夠瘦，皮膚不夠白，所用的手提電話不夠高科技。在廣告的每天洗腦下，消費者往往買了許多其實不一定需要買的東西。你買的東西越多，便製造越多垃圾。全世界每年花在廣告上的金錢是2,500億美元。資本主義同浪費簡直是同義詞。

美麗新世界早就降臨了。在赫胥黎這部卅年代的小說中，人們以福特為上帝，吃快樂丸保持快樂，又以浪費為榮，以縫補衣物為恥。人們以在工廠試管中出生為正常，以胎生為奇恥大辱，所以那位胎生的「野人」只有自殺一途了。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呢，前幾點早就做到了。後一點還未做到，但可能不遠。君不見香港的母親在公眾地方母乳餔嬰早就被趕盡殺絕，得躲在公廁進行，反之，奶粉餔嬰才被視為正常。掌握了基因改造技術的跨國公司，更是廿一世紀資本家的新的發財技倆。現在，從食水到郵政，從醫療到退休金，從個人私隱到植物以至人類基因，莫不紛紛被資本家商品化，化作一盤盤大生意。

普遍的商品生產就是資本家普遍的損人利己。在小商品生產時代，由於市場的狹小，價格和利潤要受當地社區的血緣紐帶、風俗習慣、傳統道德的限制，從而使小商品生產者不一定要損人利己。資本主義的特點正是利潤打破了一切自然與人類需要、一切地域與傳統道德的限制，成為全球市場的最高統治者。這時才出現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所嘲弄過的普遍損人利己：醫生期待病人多、律師樓希望訴訟多、建築商希望火災多、棺材商祈求死人多（註5）。在環境問題上，這個原理則變成「越污染資本家越快樂」。這要分兩個層次說明。第一層：沒有幾個資本家願意自動安裝減廢除污的技術，因為這會增加成本。他越是把自然界當作免費垃圾崗及淨化器，他的利潤就更多。Monsanto自己發明了一種可以清除廢氣中的氧化琉的裝置並向外推銷，但是它卻不肯在自己的工廠安上這種裝置。人人這樣做的結果，當然是污染物遠超過自然界的淨化能力。但越多污染恰恰又會為資本家帶來新的商機。這就是「越污染越快樂」的第二個層次。食水越污染，蒸餾水供應商及過濾器供應商便越發財。（這些資本家更利用廣告去宣傳「水要蒸餾過才算清純」這種反科學反人類的口號，以圖擴大銷量。）溫室效應越厲害，冷氣機供應商就越多生意。空氣越污染，罐裝「新鮮空氣」或氧氣便越有銷路，空氣清新機越多人買。就連綠色思想也變成供資本家發財的「綠色消費」━━環保噴霧劑，環保飯盒，環保電池━━儘管以HCFC代替CFC（製造噴霧的化學物）一樣破壞臭氧層，環保電池本身的生產過程一樣不環保，環保飯盒徒具虛名。事實上，環保工業本身也成了大生意。有些環保份子相信，只要發展環保工業就能解決資本主義的污染。他們忘記，資本家發展環保工業，前提是要有利潤。像膠瓶這種無利可圖的廢物，在香港就沒有回收商願意回收再造，結果是讓它們繼續污染。

市場環保主義還是人民共有共享資源

右派經濟學總愛拿孤立的個人與孤立的例子來說明為什麼公有制必然被壞環境，為什麼必須求助於市場來解決環境問題：假設有一個由各家農戶共享的草原。由於對草原使用沒有劃定產權，所以各家農戶總愛盡量多飼養牲畜；無節制地飼養的結果是迅速把草吃光。唯一解決辦法是把草原劃定產權；擁有草原的主人定必盡量保護資源免於耗盡。「目前許多環境的問題，都是由產權界定不清而引起的。」可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自然資源理應在許多千年，不，許多萬年前已經被對經濟學無知的人類所耗盡，不必待到廿世紀才來勞右派經濟學家的駕。人類千百年來都在共有的耕地、樹林、草原與河流資源上合作生產、共享成果，但沒有變成無節制地浪費。瘋狂耗盡自然資源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尤其是晚期資本主義，才出現的。否定這點就是否定歷史事實。英國資產階級在十六世紀開始成功把農民共有的樹林與草原圈佔為私產之前，農民一直在風俗習慣、傳統道德的調節下共享資源（放牧、伐木為柴、採摘野果菌類）。右派經濟學那種二分法根本是虛假的。要麼無節制耗盡公有資源，要麼就私有化資源━━為什麼不能設想有第三種可能？憑什麼說共有共享就一定等於濫用？就不能自行有效調節使用權（註6）？

「劃定產權然後容許買賣產權」的辦法與自然生態根本不相容；實行它只是意味將那個萬物互相關連的生物圈肢解。我們怎樣劃定海水與海洋生物的產權？或者大氣層？清新空氣？水的循環？候鳥？根本沒法劃定。經濟學最多只是使用一種極其「間接」而又異常主觀的辦法：例如人為製造一個企業買賣污染大氣權的市場，規定凡是污染者都要花錢買下「污染權」才能排出廢氣；訂價則決定於企業願付多少。很明顯，這種訂價完全是任意及反生態的。清新空氣的供應是由整個生物圈的良性循環所決定，而不是決定於任何人為「訂價」。其次，「污染權」買賣純粹是挖肉補瘡，因為該減的污染根本沒減，相反它其實暗含了這樣一個前提，即承認有錢人有權污染，窮人無權污染，甚至是實際承認富人可以恃著有錢而迫使窮人吞下富人所製造的污染，因為污染最多的工廠往往坐落在窮人地區或窮國（想想Union Carbide的毒氣在印度玻拍爾省毒死6000多人的慘劇吧！）。發達國有毒廢料也是這樣按市場規律而被運到窮國掩埋。（註7）

市場環保主義認為，市場是保育稀缺資源的有效工具；越稀缺的資源價值越高，從而減少濫用。有環保主義者因此主張，只要提高自然資源的價格就能保護之。他們忘記了另一面：價格越高也會吸引越多廠商去搜刮資源增加供應，或是尋求其他代用品（這往往也會增加污染，例如以合成物代替天然物）；不論哪一種方法，長遠來說都是要耗光自然資源的。海魚就是這樣。魚價上升並沒有減少濫捕，相反是加速了它。目前全球15個最重要的捕魚區中已有11個近於捕光。我們中國人同樣沒有因為鯊魚日少、魚翅價昂而少吃魚翅。事實上，價格高昂不一定會降低需求，因為現在資本家並不囿於本國市場，而是盯緊全球市場，而全球市場中各國的發展水平極其懸殊；如果自己國家沒多少人買得起，總有另一些富國的人買得起。燕窩對泰國人來說太昂貴，但在港台卻有許多中等收入的受薪階級吃得起。

如果市場不行，國家直接介入又如何？現在不少發達國家已經開徵環保稅，但是其效用之成疑已見端倪。如果要環保稅行得通，前提是它必需很高；（還要假設企業不會逃稅━━當然是一個不大可能的假設）有人估計，如果要使美國汽車業把環保成本納入其企業成本內，其所需的環保稅將是3.8萬億至6.6萬億美元；汽車公司當然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這樣將使駕駛汽車的成本增加至車主無法負擔的地步（如果我們把人類千秋萬代的、對清新空氣的需要也計算在內，那更是任何貨幣量都是不足以衡量的）。所以汽車公司絕不接受這樣高的稅。其實，比這溫和幾十倍的環保稅，大財團同樣不接受的。對政府來說，小民不接受不打緊，大財團不接受可不行。要知道政府決不是階級中立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是首先為資產階級服務。所以在1993年克林頓一旦遇上大企業反對，便乖乖取消施徵溫和的能源稅的建議；1990年福特車廠成功促使加州州長否決州議會有關一種減污制度的立法；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在企業反對下取消環保稅。（Nichols: 146）當美國環保團體為阻止污染而買下污染權（但不加使用）時，當地政府就出面阻止了。

我們並非反對一切市場機制，更不是原則上反對環保稅。我們反對的只是讓市場機制控制主要經濟決策、從而是控制自然界；一定程度的市場機制與環保稅，都有其可借鏡之處，但它們只能在一個非資本主義社會下才有可能對環境發揮良好的作用。

分析到底，出問題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當前的最大問題，就是全球貧富懸殊，而這是破壞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污染地球上的責任也是懸殊的；大部份污染都是富國的富人階級造成的。（註8）其次，第三世界之環境破壞，正是過去二百年的殖民主義造成的長期貧困使然。尤其最近廿年，他們為求還富國的債而要向富國賤價出售自然資源。以伐林為例，一個國家越是欠債多，就更容易被世銀、IMF等國際機構強迫以增加出口原木來還債。在1989年，三個負債最重的國家━━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庭━━同時亦是伐林最嚴重的國家。（Friends of the earth: 14）亞洲金融危機亦迫使印尼在1998年把原木出口稅大減三成，以便增加出口、換匯還債。同樣，在第三世界，由於地主富農佔有大多數良田與水利，而貧農少地甚而無地，迫使後者開墾更多樹林。

貧富懸殊並不始於資本主義；但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貧富懸殊才達到空前尖銳地步。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225個富豪的全部財富，就已經相等於全球一半人口（25億）的總收入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是兩極分化，而不是什麼中產化。進一步擴大市場與商品的統治範圍，只會進一步惡化貧富懸殊，從而惡化環境問題，而不會有助其解決。

結語

人類社會已經面臨十字路口。只要想想現代戰爭就夠了。有什麼東西比現代戰爭更破壞環境與生命？自然，戰爭亦非始於資本主義。但是，也只有到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才達到足以用核彈毀滅地球從而毀滅自己的程度。但資本主義有可能真正弭兵嗎？不可能的。當軍火工業本身也成為超級發財的大生意的時候，經常的備戰及各種局部戰爭更是發財必殺技。所以，雖然只要世界停止生產殺人武器幾年，將資源用於救助環境與窮人，就可以大大緩和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是，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硬是不為。

要真正保護生態與人類，越來越需要把人類社會從資本統治這件拘束衣中解放出來，需要廢除它的統治，並代之以一個由全體勞動人民共有共享自然資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對抗及競爭將被合作互助所代替。

2001年2月16日

註釋：

註1：

殖民主義者往往將征服土地上的農業看成原始和落後的，但最近發現的一些殖民地時期的專家紀錄文件，卻有著完全相反的看法。譬如說，一位在1890年奉派到印度的英國專家佛克爾（A.J.Voelker）就如此寫著：

「在任何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像印度農人這樣明白如何清除雜草，運用灌溉裝備，以及具有這麼多對土地能力的知識的。更奇妙的，是他們對如何輪作，以及對『混合種作』及休耕的瞭解。……至少在我是從未見過更完美的耕作景像。」（F.Lappe’ & Collins: 79）

註2：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及第三卷都提到，由於樹林生長需時，使得資本家沒有興趣經營種植樹林，除了伐之砍之。他認為在資本主義下，樹林很少可能會按社會的整體利益去管理。（Burkett: 89）

恩格斯也說：「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一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僅如此，至就連這個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製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時要獲得利潤，成了唯一的動力。……當西班牙的種植場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認為木灰作為能獲得最高利潤的咖啡樹的肥料足夠用一個世代時，他們怎麼會關心到，以後熱帶的大雨會沖掉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恩全集第20卷：521-2）

註3：

「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佔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份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552-553）

註4：

「歷史的教訓是：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麼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麼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139）

註5：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去年舉辦的一個「創意廣告比賽」更充份揭示這種損人利己的商品社會的冷酷。學會的問題是怎樣去非洲賣鞋。被選為創意答案的竟是「在地上多撒鐵釘及玻璃」！更可怕的是沒有人覺得有問題！

註6：

美洲印弟安人對土地沒有什麼產權觀念，但是共有制並沒有使他們無節制地耗光資源：

「我們（加拿大Yukon印第安人）以小群落的形式聚居，並按時遷移。群落各有界限，不會越過狩獵，因為有其他印弟安人使用。……我們有自己的神明與宗教來教導我們如何和平共處。神明亦教導我們怎樣與土地和平共存，學會現在稱之為保育、資源管理及多用途之土地使用等東西……人們為社群之需要而忙碌工作。所有財產都屬社群所有；個人不會有所損失，除非整個社群發生供應不足。這種共有共享需要有計劃、組織與領導者，此三者並非正式設定的制度，卻自然得到貫徹。所以我們實難採納白人那一套（意指劃定土地產權）。」（Roy Vogt: 18）美洲印第安人對所捕獵的野牛的一切盡量利用；他們看見白人為牛皮貿易只取野牛皮，其餘盡皆拋棄，以及白人之濫捕濫殺野牛，非常震驚，難以理解這種牛皮貿易。牛皮貿易在把野牛趕盡殺絕之後，亦即意味印第安人的末路。

註7：

1992年世銀的首席經濟學家Lawrence Summers（後來官拜美國財長）在內部的備忘錄中就是這這樣赤裸說話的：向低工資國家傾倒有毒廢料的理據是無可非議的。像非洲那樣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污染水平亦嚴重偏低，同時兒童夭折率又很高，所以在非洲傾倒廢料較符合經濟效益，反正他們人均壽命較短，在來得及患癌前己死掉；在發達國傾倒則不行，因為他們人均壽命長得多，由此患癌機會較大。（Nichols: 167）

註8：

發達國家的人口只佔世界26%，但佔了全球商業性能源消耗的61%及原料消耗的80%；美國人口佔世界不足5%，但佔世界能源消耗的25%及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的22%。（Nichols: 41）

參考書目

市場環保主義━━香港的借鏡，鄺美慈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

綠色革命，F. Lappe’ & J. Collins，中譯本，香港遠流出版公司，1992年。

生物圈與人類社會，劉國城著，人民出版社，1992年。

Burkett, Paul, Marx and Nature —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St. Martin Press, l998.

Cock, Martin and Hopwood, Bill,’ Global warning — soci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nt publications, l996.

Croall, Stephen and Rankin, William,’ Ecology for beginners’, Icon books, l992.

Foster, John Bellamy, ‘The Vulnerable Plane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l994.

Foster, John Bellamy & Magdoff, Fred,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ility: relevance for today’s agriculture’,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l998.

Friends of the Earth, ‘Rainforest destruction and the High Street Banks’, UK, l994.

Mcnally, David, ‘Against the Market’, Verso, l993.

Nichols, Dick, ‘ Environment,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resistance books, l999.

Vogt, Roy, ‘Whose property? The deepening conflict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democracy in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