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

《先驅》第60期，2001年（夏）

「經濟全球化」這一術語概括的是這樣兩個事實：國際貿易佔各國總產出的比重日益增大；資本的國際流動性越來越強。這種「經濟全球化」與波動有兩方面的關係：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的經濟波動具有同步性，特別是使主要西方國家的經濟波動全球化；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本身也會發生波動━━它不可能直線性地發展下去，特別是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發展下去，而完全可能出現停滯乃至倒退。

經濟全球化與各國經濟波動的同步性呈正相關關係，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初，曾經有過一個經濟全球化相當發達的時期，而就在那個時期，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波動具有極強的同步性，以至於人們談起那個時期的經濟衰退時，幾乎從來不說它是哪一個國家的經濟衰退，而總說它是「世界經濟危機」。直到1929年的大蕭條為止，那半個多世紀中的每一次經濟衰退幾乎總是會在較短的時間內波及英、美、法、德等西方主要工業國，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和工業幾乎是同步發生波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經濟波動的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除1973-1975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之外，經濟的繁榮和蕭條常常只是一個國家、至多是一個地區局部的現象；甚至美國的多次經濟衰退也沒有把別的國家拖入蕭條的泥潭。現在看來，人們在過去許多年中談論的「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消失」這一現象，根源於兩個原因：一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的調節總需求的政策，而這種調節的主體至今為止還是各國的政府而非國際性的權力機構；另一個原因就是戰後最初幾十年中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倒退。而現在，當經濟全球化程度重新上升、各國政府都越來越無法控制資本的國際流動時，各國經濟波動的同步性、經濟波動的全球化幾乎肯定要捲土重來。

經濟全球化為各國經濟波動的同步性提供了傳導的基礎：當一國（特別是大國）發生經濟衰退時，它的總收入下降將直接減少別國對它的出口；它的名義匯率下降或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也都會降低它的實際匯率，從而進一步減少別國對它的淨出口；由於全球化使這些「別的國家」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出口，淨出口的下降將這些「別的國家」也拖入總需求下降的衰退之中。當然，經濟全球化也可能提供減低經濟波動同步性的因素：發生衰退的國家資本的淨流出會大增，而這些流到國外去的資金可能很快就會變為「別的國家」的投資，從而擴大這些「別的國家」的總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這些國家淨出口下降的影響。但是，這樣一種抵消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來說很小。這些「別的國家」的淨出口減少所造成的總需求減少更可能造成投資者對盈利前景悲觀，從而減少而不是增加對它們的投資。更不要說支配投資者的情緒往往具有傳染性，一國的經濟衰退在全球經濟緊密聯繫下很可能使別國家的投資者僅僅因為情緒變悲觀而減少投資。這樣，從發生衰退的國家流出的資金多半不會變成別的國家的投資，而只是變成了地道的游資━━在這樣的條件下，經濟全球化必然要使經濟波動全球化。

從經驗上看，近年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似乎並沒有造成經濟波動的全球化━━東亞的金融危機到現在為止也只是影響了東亞地區，並沒有造成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如果美聯儲局不是在美國股市跌時連續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如果中國當時採取的是人民幣貶值的政策，就沒有人能夠保證東亞金融危機不演變為一場世界性的經濟蕭條。經濟全球化造成經濟波動同步化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歸根到底，只有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那種「逆潮流而上」的自主經濟政策，才可能阻止經濟波動的全球化。

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期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全球化並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它本身也會出現嚴重的波動。在30年代大蕭條之後，許多西方工業化國家對外貿易佔總產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戰後很久才恢復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這可以說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在倒退的原因中，除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西方工業化國家經濟自給自足程度提高之外，主要的就是各國政府在30年代大蕭條時競相以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結果使各國之間的貿易戰愈演愈烈，最終導致各國都轉向保護本國國內市場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了國際貿易的衰落。當時從國際分工向本國自給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嚴重，以致德國歷史學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經濟民族化」說成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當然桑巴特的這一說法也沒有變為現實，但是它實實在在地指出了與全球化完全相反的另一種歷史潮流。我們從這一段歷史中應當得出的教訓是：任何一類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都是不存在的；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是否會逆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發生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世界性的經濟蕭條越嚴重，經濟全球化逆轉的可能性就越大。19世紀7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蕭條使德國轉向了保護關稅政策，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乾脆葬送了那一次的經濟全球化。

當然，許多人認為，現在的發達國家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宏觀調節能力，能夠防止發生任何嚴重的經濟蕭條。但是，恰恰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嚴重地削弱任何一國政府對本國經濟實行宏觀調節的能力，而我們仍然沒有一個有效地對全球經濟進行宏觀調整的機制。事態再這樣發展下去，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局勢。其實這種災難的徵兆已經出現。近年「經濟全球化」所取得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造成的。美國已經維持了近20年的貿易逆差，2000年的逆差預計會達到其GDP的4-5%。這意味著僅美國的貿易逆差就佔全世界一年總產出的1%。而這種貿易逆差表現的是外國資金持續不斷地大量流入美國。就是在「全球化」的宣傳甚囂塵上的最近幾年，全球資金流入美國的步伐明顯加快。但是這種流入完全是以美國投資回報率高的預期為基礎的，而近年美國投資回報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宏觀經濟過熱造成的。這樣一個過程遲早會逆轉。一旦美國盈利率高的神話消失，全球資金流入美國的速度放慢，世界經濟就會進入一個艱難的調整時期。那時候會發生什麼，決不是迷信「全球化」的人所能預料的。

（轉載自中國《世界經濟》雜誌2001年第2期。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