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青

《先驅》第58期，2000年（冬）

二十世紀只差一個多月就要過完了。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許多社會主義者都相信二十世紀是社會主義勝利的世紀。例如恩格斯晚年不止一次明確地說，他相信再過十年左右，德國社會民主黨（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就會取得政權。同一時期，英國的社會主義者莫里斯，在《烏有鄉消息》書中描寫了他所推想的在二十世紀裡實現了社會主義的英國的情況。列寧領導下的俄國共產黨，更以為1917年俄國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已經開啟了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時代。誰也沒有想到，事實上，到了本世紀結束的時候，竟是社會主義的前途顯得空前暗淡，至少在絕大多數人看來是這樣。甚至十五年前，還沒有哪個社會主義者預料到，幾年以後那些共產黨統治的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就一個緊跟著一個倒退回資本主義的軌道呢。當然，另一方面，人們也不會完全忘記，在本世紀裡，號稱社會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事業曾經有過聲勢赫赫的發展。其中影響最大的，除了俄國革命之外，就數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現在俄國革命已經被葉利欽等前共產黨官僚的反革命推翻。中國共產黨革命所建立的政權至今表面上還繼續存在，實際上已經蛻變成為資本主義的政權了。這就是說，作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政權，也已經名存實亡了。所以，今天不但是二十世紀之末，也是已經看到了中共革命先勝利然後失敗的整個過程的時候。一個已經完結的過程，自然比較容易讓人了解。我現在想把多年來思考中國革命問題的個人結論整理一下並且寫出來，希望能夠對於有關的理論探討多少起一點點作用。我相信這種探討不僅是對過去的了解和評價，也是展望未來以及決定今後奮鬥的路線的一部份根據。

在那些認為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已經被證明徹底破產的人看來，中國革命跟俄國以及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變革一樣，根本是歷史的大錯誤、大不幸；它們的失敗，表示歷史轉回了正路；人們應該避免重蹈覆轍，徹底拋棄它們那種目標和路線。托洛茨基派從來都自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自然堅決反對上述見解。關於這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已有文章談過（例如《告別馬克思？回到馬克思？》），以後還會在其他文章裡談論，但這不屬於這篇以及由此開始的這一系列文章的範圍。這一系列文章要談的是中國的革命，尤其是用托派的眼光怎麼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那些特點的問題。

中共認為自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和代表，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以農民戰爭為主要的鬥爭方式，進行了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後，不間斷地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在五十年代中期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它認為這是歷史性的偉大成就，也是馬克思主義創新性的運用的一個光輝的實例。後來它的領導人（以毛澤東為主）犯了一些主要是過左的錯誤，妨礙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但不久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健康力量實行了撥亂反正，從1978年開始，根據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採取改革開放的路線，於是走上再次輝煌發展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共採取一條有創新意義的道路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這個說法，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接受，彷彿是明顯的事實。各國有不少社會主義者已經唾棄蘇聯斯大林那種社會主義，但是對中共那一套還保持著相當高的評價，甚至有人還盼望恢復毛澤東的路線。托派根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根據托洛茨基所發展了的不斷革命論，對中共革命的看法與眾不同。事實上，在自認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人們裡面，見解也並不一致。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以下是我現在的看法。

中共革命的成就和失敗

我們承認當初中共從國民黨手上奪取政權，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支配，並且剷除地主和資本家階級，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是超越了資本主義限度的革命。但是這些成就並不等於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遵照斯大林主義的傳統，把國有財產制度等同於社會主義。這明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幾百年來絕大多數社會主義思想家的看法。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為了自我解放，也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致命弊病，為了解放一切勞苦大眾以及全人類，而一步步建立起來的新制度。這個社會改造過程的起步，不僅僅是把資本家所佔有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同時還必須使國家權力轉歸工人群眾掌握，使國家從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變成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工具。必須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了，才能夠保證真正朝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就是說，保證一步步把生產力發展到大大超過資本主義的最高水平，足夠滿足全體人民合理的生活需要，同時一步步消滅階級差別和一切社會不平等，最後實現人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和諧社會。中國在1949年之後，雖然很快就實行了大規模工商業的國有化，但是政權和社會經濟的管理權始終沒有交給工人群眾，而是被中共統治集團壟斷著，用來施行一種極端壓制個人自由（尤其是壓制政治異見）的統治。工農群眾（包括知識分子在內）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比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還更少，可說是根本沒有。在這種制度下，官僚專制的種種弊害不可避免要頑強地普遍存在，社會矛盾不可能一步步消滅，反而日益增長（雖然這些矛盾的性質跟資本主義制度下不一樣）。這樣的社會不但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連真正朝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也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社會倘若一定要稱為社會主義，只好說是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簡稱為官僚社會主義，表明它並不是工人階級和全人類自我解放所需要的那種社會主義，也不是幾百年來社會主義思想家所設想的那種社會主義。另外一個可取的名稱，是「後資本主義」，表示它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但是還不一定走向社會主義。這個制度在本質上跟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制度是一樣的。

以上是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制度的評價。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雖然有些改良作用，但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復辟道路的開放。這點到了1988年修改憲法的時候已經完全明確了。1982年所制定的憲法的第十一條全文是：「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這比起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憲法的對應條文（第五條第二款），已經是放寬了。1978年的規定是：「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或者農村的基層組織統一安排和管理下，從事法律許可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1988年在第十一條裡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裡所說的「私營經濟」就是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在前幾年，私人資本的企業是在「個體經濟」的名義下活動的，這時得到憲法保障，可以公開存在和發展了。必須注意到，這時的情況跟1956年以前不同。當初雖然私營企業也是合法存在，但是1954年的憲法已經規定：「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那時的政策是暫時允許殘餘的私營企業存在，但明白宣示要完全廢除。事實上不到兩年就全部廢除了。「改革開放」後，私營企業重新誕生，1988年獲得憲法保證，可以無限期存在和發展。

1988年的修改憲法同時還改變了國家對土地的政策。1982年原定的第十條第四款是：「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1988年修改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就是說，可以出租土地和買賣土地使用權了。從此不少人靠出租土地或買賣土地使用權發財，出現了事實上的新地主階級。已經有最大的投資公司取得了面積比整個澳門還大的土地使用權。

往後在1993年和99年再修改憲法，廢除了實行計劃經濟的規定，所有「國營經濟」的字眼都改為「國有經濟」，規定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1988年已經修改過的第11條，1999年再修改，成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總而言之，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下，更加確定地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私人資本提供了更明確的保障，表示了更大的尊重。

雖然國有企業仍舊佔很大的比例，而且宣佈要保持「主體」的地位，但是它們已經完全放棄了計劃經濟的方法，確定地採取「市場導向」的經營方式，就是變成為了利潤而生產，所以本質上也變成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部份了。況且國有企業還通過股份化而把一部份所有權給予私人了。不少國有企業已經由私人承包經營，還有不少已經正式賣給私人。有財雄氣粗的私人資本由於能吞掉若干國企而得到官方輿論讚賞。

我知道，有人認為上述種種事實並不足夠證明中國經濟已經轉變為資本主義性質，他們可以提出一些理論上的根據來支持中共官方的立場，說中國始終是社會主義社會。我不打算在這裡作理論上的詳細的論述。這篇文章只是把我的看法說出來。理論的討論要留待以後的文章去做。不過，在這裡可以指出：不論官方和一些學者們怎麼說，工人們根據親身的感受就可以知道，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中國已經變了天。以前工人有「鐵飯碗」。除了「首長」們和「高幹」之外，工人（尤其是在國營企業裡的）在社會上的地位最高，受人羨慕。現在工人已經被中外資本家和「大款」們踩在腳底下，職業和生活都失掉保障，並且被迫學習要在資本家和企業家面前恭恭敬敬，乖乖聽話，安份守己，不可妄發議論。從前只愁生產不足，消費品供應太少；現在卻由於商品太多，賣不出去，所以不能開工。

既然中共所領導的革命從來沒有建立真正的工人政權，沒有達到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後來中共又親手推翻以前革命的成就，恢復資本主義，那麼，說什麼中共開創了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就證明是錯誤了。托派一直的立場都是：一方面承認中共革命有進步的意義，有值得擁護的成果，但同時認為中共的路線有致命的毛病，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所以不承認中共的路線是唯一適合中國國情、比俄國十月革命路線更有效的、創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托派這種基本立場，現在已經更明顯地證明為正確。

怎樣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

儘管托派能夠指出事實終於證明了托派對中共革命整體上的看法是正確，卻不能否認：中共革命上升期的實際過程同托派的不斷革命論很不相符（至少在表面上很不相符），同中國托派當時的估計更不相符。托派有責任對此提出解釋。

中國共產黨裡面產生托派，是1927年革命失敗（國共分裂）以後的事情。1929年托派被開除出黨，而黨的大多數繼續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內的斯大林派（當權派）領導。兩派的基本政治立場似乎沒有分別。雙方都說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從民主革命開始），都認為工人階級是主要的、佔領導地位的革命動力。但在具體的政策上，雙方分歧很大。那時中共的正式立場還不承認從1925年開始的這次革命已經失敗。它認為這次革命雖然因國民黨叛變而受到挫折，但是整個革命形勢還沒有過去，憤怒的工農群眾反而要走上更進一步的革命鬥爭，首先是用武裝鬥爭去懲罰叛賣革命的大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根據這個路線，於是有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廣州起義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小規模的很英勇但是絕無成功可能的盲目暴動。失敗了的殘餘隊伍有一部份上了井岡山和其他山區，成立紅軍（實際上是農民游擊隊），開闢零散的、小小的武裝革命根據地。這就是後來中共的人民解放軍的起源。托派認定這次革命已經失敗，反對盲目暴動，主張採取守勢，在防衛性和局部性的群眾鬥爭中保持黨的力量，同時爭取緩慢的重新發展。他們認為當時根本不是適合組織蘇維埃和紅軍、建立工農革命政權的時候。應當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立憲會議）、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口號，作為這個革命低潮時期內的政治鼓動的中心口號。要等到將來群眾運動重新高漲，革命形勢再次出現，才是組織蘇維埃、建立紅軍和工農革命政府的時候。

托派力量很小，在各方面（國民黨、帝國主義和共產黨）的打壓之下，一直談不到實際領導群眾和影響政治大局，只能在非常狹小的圈子裡做一些宣傳和理論研究的工作。後來幾十年都未能打破這樣的困境，有時甚至差不多滅絕。中共方面，當時的盲動政策加重了在城市裡面的損失，只在農村武裝鬥爭中有所發展。不過，一直到1931年為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還是保留在上海，各省區的領導機關也堅持在城市裡，紅軍也屢次企圖攻佔較大的城市。1931年底，不利的形勢加上盲動的策略終於使黨組織簡直無法在大城市立足，中央機關不得不搬到江西農村的所謂中央蘇維埃地區去了。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首先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形成了農民戰爭為主和「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往後幾年實際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毛澤東的路線比那些由共產國際指派的、只會盲目追隨國際瞎指揮的領導人高明。於是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讓毛澤東取得了軍事領導權（1935）。在1935-42年間，他又一步步取得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也是在這期間提出來的。中共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黨。這篇文章前面簡單介紹中共自己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就是根據毛澤東思想和後來的鄧小平理論來寫的。

托派一面反對中共的盲動政策，一面批評它日益脫離工人而依靠農村武裝鬥爭，指出這樣中共會變成小資產階級的黨。到了抗日戰爭開始，中共第二次跟國民黨合作，宣佈擁護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領導，又說它自己的新民主主義就是孫中山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的三民主義，於是中國托派就斷定中共已經墮落為小資產階級農民黨了。根據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理論，托派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支配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小資產階級是不斷沒落、分化的階級，所以在政治上一定是搖擺不定，不可能起長遠的、決定性的作用。而農民的大部份更是小資產階級裡面最落後、眼光最淺窄的那部份，所以更不可能在政治上起獨立的、決定性的或領導的作用。總而言之，中國托派當時判斷中共不可能領導革命勝利，更不可能打開社會主義的前途。反過來，他們認為下次革命真正的興起和勝利，只可是按照不斷革命論所指出的路線。

不斷革命論

不斷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原始的馬克思主義裡面本來就有。它的中心內容是說：雖然在先進國家裡（例如英、法），民主革命（資產階級性的）和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性的）是截然分開的兩個歷史階段的事情，中間隔著長達多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時代，但是在後起的國家，無產階級（工人）卻可以在民主革命中起很大的而且是獨立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一成功的時候，就不停頓地把革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的革命黨應該立定這個目標，爭取實現這樣的前途。不過這個見解沒有受到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重視，反而漸漸一般都認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必然是兩個歷史階段的事情。民主革命所能夠達到的最高成果，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裡，只能夠盡力迫使資產階級民主派把革命進行到底，建立最民主的政制。後面這種見解叫作階段革命論。俄國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的前身）內的孟什維克派堅持這種主張。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派提出「工農民主專政」的理論和路線。他們認為，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資產階級未老先衰，不可能像先進國的資產階級那樣領導民主革命，只會破壞和出賣革命。所以工人階級不應幻想同它結成革命聯盟，而要自己起來領導民主革命，建立工農的民主政權（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權）。倘若俄國的工農民主革命刺激起西方國家的工人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革命也就可立刻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了。否則俄國工農革命政權只能實行資本主義限度內的改革。托洛茨基（那時他不成一派，游離於孟、布兩派之間，根本不想另組一派，反而幻想促成兩派統一，一起幹革命）認為孟什維克派的路線當然是錯誤，布派反對同資產階級聯盟、主張直接建立工農政權，是正確的，但是不徹底，也不實際。他發揮馬恩原有的不斷革命論的精神，指出：工人階級當然要堅持政治獨立，在民主革命中爭取領導權，主要是爭取領導農民；倘若這個努力不成功，就什麼民主政權也不會出現；反過來，倘若成功了，所建立的革命政權就只能是工人階級的專政（就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政權）。這個工人革命政權當然不應自我約束，只限於實行民主改革，反而很快就不得不開始實行社會主義改革（否則這個工人政府就站不住腳）。俄國工人應該把建立工人專政作為直接的革命目標，用不著把革命分兩步走，也用不著等待西方工人革命發生後才來建立俄國的工人專政。不過，必須西方革命不久也成功，俄國的工人政權才能夠長久穩定，完成社會主義的事業。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他說列寧路線的危險在於：倘若列寧堅持他的立場，成立了工農民主專政之後不敢超越資本主義的限制，結果就只能招致工農專政的倒台。後來，1917年2月革命爆發後，列寧修改了路線，主張直接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政府。托洛茨基也拋棄了組織上的調和主義，加入了布爾什維克派，成為僅次於列寧的領袖。於是有十月革命的勝利。

在列寧生前，工農民主專政論和不斷革命論之間，並沒有真正爭論過。托洛茨基早在1906年就發表了他的系統見解，出版了《總結與前瞻》（就是對俄國1905年革命的總結前瞻），但是流傳不廣，1919年再版之前列寧也沒有看過。托洛茨基在書中對工農民主專政論作了正面的批評。反過來，列寧只根據別人不準確的轉述對托洛茨基的意見作過一些批評。革命勝利後，大家沒有空閒去檢討過去這方面的分歧。列寧只在個別同志（越飛）面前說過，當初是托洛茨基方面正確。托洛茨基一直堅持是自己正確。這情況大大便利了斯大林等老布爾什維克派在1923年以後假裝正統列寧派來反對不斷革命，並且根據這立場來「指導」中國以及其他落後國家的革命。

托派一直都認為中國1927年革命失敗是由於中採取了孟什維克那種與資產階級聯盟的路線，而不是採取十月革命的不斷革命路線。國共分裂後，談不到繼續同資產階級聯盟了，但中共仍舊信奉階段革命論，這樣就難免將來再次由於遷就資產階級而葬送革命。至於不斷革命論的路線，托派認為必須由工人政黨來執行，農民（小資產階級）黨是不能勝任的。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雖然長期間未能掌握不斷革命論，就是因為一貫堅持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是真正的工人黨，所以能夠在1917年及時改正路線，走向勝利。反過來，一向是農民黨的社會革命黨左派，雖然能夠一度同布爾什維克合作，參加十月革命，但是革命後四個月就退出蘇維埃政府，八個月就發動反革命暴動而被粉碎了。所以托派一向強調要以工人黨的身份主要通過工人運動去領導農民運動。當然也要吸收農民裡面接受了社會主義革命立場的分子入黨，但是堅決反對把黨變成農民黨，反對漠視工農之間社會地位和意識上的分別。這也是布爾什維克派一貫的立場，列寧曾無數次表明這種態度。

然而，後來的事實竟是，中共領導革命勝利了，而且實行了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等社會主義改革，托派也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性的國家，雖然是官僚主義變態的。事實好像是農民解放了工人，而不是工人解放農民。這簡直是歷史重重地打了不斷革命一個嘴巴！

農民黨問題

有些托派的人作出如下的解釋。應該承認以前說中共變成農民黨是判斷錯誤，其實它並沒有喪失原來的工人黨性質。它不是一直都自稱是工人黨嗎？所以到底還是工人階級（通過工人黨）領導了農民革命勝利。這個說法，在表面上維持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或者不如說是保住了面子，實際上是給毛澤東思想的臉上貼最好的金箔。況且，還有比面子重要得太多的問題。倘若人家接受了上述辯解，以後在革命行動中是向托洛茨基還是毛澤東學習呢？

我認為，應該根據新的世界形勢，把不斷革命裡面評估農民革命作用那部份修改一下。托洛茨基原先的理論是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那時還沒有不斷革命成功的先例，而且沒有工人國家存在過（1871年的巴黎公社只是活不下去的嬰兒），想在落後國家的革命裡跨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門檻是很難的。連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黨都很難做到（孟什維克根本做不到，連布爾什維克都要最後關頭，即1917年4月，經歷一次思想上的重新武裝，才趕得上挑起那歷史性的重擔），所以那時托洛茨基說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黨不可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要勝利只能是不斷革命），是完全正確的。尤其是主要作為制定路線的理論前提，而不是作為絕對性的預測，更是非常正確，非常必要。但是有了蘇聯先例之後，而且它在戰後變得相當強大，聲勢赫赫，在新的革命當中，一個革命黨（即使是小資產階級革命黨）要「以俄為師」，就容易許多了。所以不應再完全否定農民黨領導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不過，作為建黨路線來說，仍舊應該是努力建造真正的工人黨，而不是脫離工人去建造農民黨。有時候使用次等的工具也能做出好的產品，但是高明的工匠應該爭取最好的工具。何況，上文已經說過，中共那革命產品並不算好，只不過總算做出來了而已。

這是個談論中國革命與不斷革命理論問題裡面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複雜得很。我在這裡只說了一點關鍵性的見解，當然很不充分，以後還要詳細討論。跟這個問題密切關連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到底對不對，這裡還沒有談到，也要留待以後再談。至於其他問題，例如到底應該怎樣給中共黨定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一成立就是工人國家，中共政府為什麼那麼專制，跟毛澤東的農民戰爭路線有沒有關係，中共的革命到底是不是否定了托派的不斷革命論，後來中共也談不斷革命論了，那理論跟托派的不斷革命論是否一致，倘若中國革命只進行到民主改革（土地改革等）為止，不實行國有化和集體化等等，結果會不會較好，等等，都準備陸續談到。

200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