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期

對ZY「對馬克思最大的誤解」一文的幾點想法

李星

《先驅》第58期,2000年(冬)

一.專制制度不能取代生產方式

ZY文中認為「中央集權可以組織強大的生產力」,並舉古埃及、中國為例。這站不住腳。古埃及、中國的專制政權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不能提高「力量」的水平。形像地說,如果斯大林的俄國未能建成從汽車、飛機到化工等一系列沙皇時期未存在過的行業;而僅是調動上百萬的牛、馬、騾子,上千萬人力扛著鐵鍬去挖上萬公里長的運河,這就合乎了ZY的看法。現實生活是完全另一回事。金字塔、長城與假設的蘇聯運河與生產力強大與否無關。暴力本身並不能取代生產:納粹德國被某些人當作「蘇聯的鏡子」,其實它的經濟復甦僅能返回到1929年危機前水平。並且是通過軍備訂貨、勞動軍等短期人為因素刺激,結果戰爭成了不可避免的「經濟奇跡」的一部份。這不是計劃經濟,而是「動員經濟」。(蘇聯的情況相反,軍備競爭是個負擔,而不是刺激發展的要素。)ZY舉出「官僚集體所有制」這個名詞來概括蘇聯階級性質。我想知道,這是與已知的其它階級性質(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私有制)並列的一種所有制,還是特殊環境下一種短命且(在常規條件下)不可再生的怪胎?如果是前者,我們的討論恐怕無法進行。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把官僚作為一個階級,與此相應,不把官僚階層在某時期內行使最高權力的社會當作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ZY自己也承認:「蘇聯官僚集體不是舊時統治階級那樣的階級,除非對階級重新定義。」「……國家所有制本身的脆弱,或者說這個制度沒有牢固的生產關係基礎,甚至可以說官僚們並沒有存在的真正的社會經濟理由。因為維護國家所有制存在的官僚,正是最強大的以貪污和特權來侵犯國家財產並以其無所不在的指令浪費國家財產的力量。官僚的本性是要恢復財產私有制的。」類似的自相矛盾之處還有不少,或者說ZY沒有把話說透。也許需要清理一下思路。

那麼蘇聯的社會形態到底是什麼?19世紀末期以來,我們看到世界上剩下了兩種佔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工人階級統治之下)。在這兩種生產方式中官僚都起著管理員或監護人的作用。資本主義不僅有美、歐、日本模式,還有瑞典、尼泊爾、台灣(蔣介石時期)模式,以色列、緬甸模式。他們各具特色,且外表相距甚遠。但都是資本主義的一部份:所有這些地方都在大工業基礎上存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普遍化。(順便說一句與主題無關的話:菲律賓的自然經濟恐怕連一根毛也剩不下了,當地的毛派還在尋找「封建地主」!)也就是說,蘇聯制度只能要麼是資本主義,要麼是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而生產方式佔主導的只能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其它的假設,以我看暫時屬於科學幻想的範圍,談談可以,不能當成定論。

二.什麼是過渡社會?

ZY文中引了一段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中的話:「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1頁)這個時期的社會,就是所謂的過渡社會。

在這個過渡社會裡,第一:資產階級喪失了生產資料和政治統治地位;第二: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開始由人們有計劃、有意識地進行,價值規律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過去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杠杆作用。只要有這兩個特徵,我認為就可以叫作過渡社會。

但這僅是紙面上的理論。現實生活要複雜得多。

今天許多左派都承認蘇維埃政權變質的事實,ZY文中對這個過程作了詳細論述,這裡不重複。要指出的是工人國家幹部集團有一個致命缺陷:工人階級通過自我組織和底層倡議實現對社會的管理比在資本主義國家容易得多(原則上講):在前進路上的障礙只有一群官員,再無其它。資本主義世界裡官吏、有產者、御用學者、鎮壓機器、社會輿論都通過財產的中介凝結在一起,他們不僅有向心力,而且統治的是一個不斷循環再生的體系。在沒有革命震盪前提下,這個體系自己不會垮下來。

蘇聯官僚有對財產的支配權麼?ZY認為有,所以推出「國家所有制」一說;同時又認為「這個制度沒有牢固的生產關係基礎,……官僚們並沒有存在的真正社會經濟理由。」從此處可以推出合乎邏輯的結論:官僚層本質上講是一批寄生者。而這與傳統(對階級的)定義相抵觸。難怪ZY想對階級重新定義。我同意,蘇官僚確實沒有一個明確的社會經濟基礎。「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幹部們的社會地位帶有流動性、不穩定性。也就相對缺少向心力。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十月革命後幾十年內,無論上層建築如何變化(工人代表蘇維埃,工廠委員會、工會的衰落,官吏權限的擴大和脫離群眾控制),社會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卻不停地向計劃這個方面演變,排擠市場作用。在這個體系內,官員們無法對手中的生產資料或產品進行真正個人的支配。舉一個例:「吉爾」汽車廠廠長如果想自己生產某種產品(計劃外),他需要同上百個不同部門中幾百個官員打通關係;即使他僅僅想以自己的方式出售汽車,他還是需要一個真正的市場:賣幾百台車還可以,賣幾十萬台沒有真正的市場機器是不實際的。至於生產資料如發電機、輸油管、火車頭更是無從支配起。官員們能作的僅是貪污受賂,俄國私有化結果表明官員這些年來積累的不義之財同蘇經濟所代表的物質財富相比實在是九牛一毛。直到1991年沒有形成真正的資本。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談什麼官員集體所有?

當然,如果在官員中建立一個全面關係網,如ZY描寫,瓜分國家財產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七十年代以後蘇社會上的「黑手黨」一詞通常指由眾多官員組成的地下辛迪加倒買倒賣物資、走私、地下生產(影子經濟)。這裡觸及到「過渡社會」的本質:衡量它的標準不僅包括具體的物質實體,更包括時間、力量對比,趨勢等抽象因素。新經濟政策時期蘇維埃政權面對的是一個公開的資產階級和無數小生產者後備軍;集體化以後資產階級國內復辟的危險消失了。剩下的是外部軍事干涉和蘇維埃政權變質的問題。二戰後外部威脅(直接干涉)也大大減少了。持續存在的是官僚不受底層監督的問題。為什麼從變質到復辟持續了近六十年?

這裡要談一下1937年清洗的後果。

蘇官僚可分為兩代人:革命與內戰的參加者是第一代人;1937年後在這批人被殺光的前提下提拔了大批新血,大學生當部長,剛畢業的工程師當萬人大廠廠長。清洗的後果之一,是客觀上打亂了官僚層內部自然進化過程(已進化相當程度的生命體被人為消除,新生命只好重新進化)。需知第一代官僚(包括英雄形象的「老布爾什維克」們)的墮落已走得很遠;20年代後期白衛流亡人士大批回國「參加民族復興工作」;集體農莊裡的社員們極度不滿(1941年納粹軍進入烏克蘭時曾被許多農民歡迎);城市居民中也有許多潛在動亂因素和「不良分子」。儘管蘇聯在三十年代末消滅了資產階級,在上述因素綜合影響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傾向繼續存在並深化著。最主要的是復辟的主體逐漸形成:官僚層內部整合(通過婚姻、拉幫結派)二十年間達到了相當程度。「量變轉質變」的過程雖尚未達到最後階段,但如按部就班地搞下去,蘇聯的資本主義復辟會比1992年早許多。但史大林在1937年快刀斬亂麻,「凍結」了這個復辟過程。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多布雷寧、葛羅米柯、柯西金、吉洪諾夫等(1937年後)一步登天,極小心,不願當出頭鳥。這批人謹小慎微了50年,直到戈氏上台。個人除了是歷史的走卒外,也能影響歷史進程。斯大林的肅反壓縮了甚至官僚層的政治創意,(出乎他本意地)延長了這個「怪胎工人國家」的壽命。不過,也僅僅是飲酖止渴罷了。

斯氏除了權力一無所有。不了解這個(工人國家官僚)的特徵,難免會困惑。

三.蘇聯社會演變的正面趨勢

ZY君認為「斯大林的國家所有制不能在其生產關係上顯示優越性,所以只能用政治手段,用愚民政策來確保其落後的生產關係得以維持延續,也即使其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處於滯緩狀態。」這段話讓我想起國內圖書館裡看到過的70年代大陸報紙關於台灣人「兩個人穿一條褲子」的「報導」。

(表一)蘇聯平均增長率
  1951-56 1956-60 1961-65 1966-70 1971-75 1976-79 1981-85
國民收入
官方統計 11.4 9.1 6.5 7.7 5.7 4.2 4.0
美國中情局估計 6.0 5.8 5.0 5.5 3.7 3.0 1.5-2.5
工業產出              
官方統計 13.1 10.4 8.6 8.5 7.4 4.7  
美國中情局估計 11.3 8.7 7.0 6.8 6.0 3.5  
來源:Mark Frankland, Observer, 7 December 1980.
(轉引自Beyond Perestroika by Ernest Mandel, Verso, 1991, p.4)

 

(表二)蘇聯每一百個家庭所擁有的家電
  1965 1975 1984
收音機 59 79 96
電視機 24 74 96
冰箱 11 61 91
洗衣機 21 65 70
吸塵機 7 18 37

 

(表三)蘇聯每個城市住戶的平均居住面積(平方米)
1965 10.2
1970 11.2
1975 12.2
1980 13.1
1984 13.9
來源:同上;p.8

 

(表四)蘇聯每年每人平均食物消費量(公斤)
  1964 1975 1980 1984
肉類 / 脂肪 41 56.7 57.6 60.4
牛奶 / 奶製品 251 366 314 317
雞蛋(個) 124 216 239 256
魚類 12.6 16.8 17.6 17.5
水果 28 39 38 45
來源:同上;p.28

 

需要指出,3、40年代已有人提出過蘇聯是官僚集體制社會的理論。當時吹捧蘇俄工業奇跡是知識圈裡的時髦(特別是30年代)。所以作者們設想這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是人類的未來。只有全世界出現「官僚集體制」社會後,才能談得上共產主義。現在ZY君乾脆否認這個「官僚集體制」有什麼優越性。是不是與最近3、40年來蘇聯在國際輿論眼裡「呆板、灰色」的形象有關?(20年代初,流亡的孟什維克大叫過「封建官僚反民主革命」,因他們看到國內一片廢墟,又沒有資產階級民主)。

儘管斯大林集團扼殺了工人民主,但蘇聯社會並未停止自身內在的變化。它的一部份繼續發揮著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就人民生活來說,20年代末,蘇工人平均生活水平已超過了戰前(1914年)水平。這包括了醫療保險制度、勞動條件改善、免費療養(休假)、進修上學機會大大增加等。當然,進步是相對的。官僚層的錯誤(強制集體化使農民全面破產)導致工人階級成為工業化資金唯一主要來源。1931年工人平均工資僅為1927年的25%。3、40年代蘇生活確實是停滯的,有大量赤貧現象。儘管如此,教育、衛生(二戰期間未發生瘟疫)仍有長足進步。這同今日走資的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文教衛生滯後乃至退步成鮮明對比。50-80年代初步建成了一整套社會體系,在它裡面一個普通人可以有相當的保證成為受過良好教育,有舒適生活保證的社會成員。在80年代蘇聯仍在向前發展,那個時期建成了歐洲最強大的建築工業,一大批先進的醫療用品生產企業,按產量可以超過幾倍需求。所以說蘇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不是事實。(衛生紙肥皂出現短缺是在1990年,而上一次短缺是1942-1945年。90年的短缺風潮與政治鬥爭有直接關係)

社會心理發生的變化也說明蘇聯生產關係中有向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持續加強的趨勢。整個社會缺乏「買賣」的這種觀念,俄國人不懂得討價還價。由於不必日思夜想如何與周邊人等明爭暗鬥,或者時刻提防被「老千」們欺騙,蘇聯人際關係較簡單自然。不是「黨的雨露」,而是初步誕生的(在高生產力水平上)無階級社會萌芽在起作用。ZY文中關於「無孔不入的關係網」更像日本、台灣的現實,而與蘇聯少有關係。

蘇聯的政治危機扎根於日益增加的,來自民間的需求(文化的,精神的,對參與管理的需求),科學與日益老朽的官僚之間的矛盾。官僚不能滿足這個長大成人的蘇聯社會的需求,自身幾次改革失敗。失敗的原因正在於生產領域的一切混亂和錯誤產生於官僚本身。它的許多操勞成了多餘的無益的「無用工」。

四.政治革命與資本主義復辟

自從托洛茨基提出在官僚專權的工人國裡,工人階級有進行政治革命的任務以後,世界托派運動就把促進政治革命作為自身的幾個中心任務之一。「社會主義陣營」二十世紀末的資本主義復辟似乎否定了托氏看法的科學性。問題在於,托氏也警告說這並非唯一可能,另一可能即資本主義復辟也是始終存在的。其次,在三十年代末,當他提出這一主張時,經歷過俄國革命的群眾還佔人口的大多數,從農村進城的幾千萬工人也還沒有達到八十年代當代蘇工人那種沒有鬥爭意志、毫無對自己階級利益的認識的地步。三十年代國際政治大氣候也不斷醞釀了一個又一個革命風暴。這與八十年代截然不同。「任何真理都是具體的」。離開上下文去審視托洛茨基的觀點,難免會有刻舟求劍的效果。從另一方面來說,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81年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都表明:社會主義陣營的工人階級仍保存著自我組織的能力。這一次又一次的經驗證明工人確實有進行政治革命的力量。運動失敗是由於工人缺少政治經驗,和有覺悟、有組織的工人革命團體。它的出現需要有意識地去建立,不能單靠群眾運動的自發性。

五.關於當代俄國資本主義

1992年以來俄國確實已經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從後資本主義退回到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先例。俄資本主義按實質是一種「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即商品交易的普遍化。但也僅此而已。國家和企業都不從事什麼長遠的經濟規劃。近現代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制度,如銀行、證券市場,在俄國還實際不存在。也就是說名義上都有,實際上不起作用。如銀行不從事貸款,而是從事貿易,或是發放貸款須以抵押擔保,並且一定是貴重金屬或不動產,而不是工廠。俄國銀行像放高利貸的商人。生產關係的倒退導致生產力的毀壞;而不是什麼「關係網」的阻撓。後者的解釋有點像五十年代關於地富反壞右搗亂的說法。蘇生產力的毀壞是驚人的,社會心理創傷也是巨大的。一度有過擔心,這種破壞是否會達到使先進生產關係的物質載體,也就是說基礎設施、技術設施(俄私有化中廠房變商場、車間改倉庫的事層出不窮。新資本家只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對什麼社會生產的合理性、規劃生產毫無興趣),和擁有高文化水平的工人和技術知識份子(他們中許多人十年來酗酒成風,或是幹非所長:飛機設計師當賭場發牌員,精密車床製造工人蹲在火車站賣小吃)同過去的生產關係一道消失,就是說「亡國滅種」。但俄國處於世界資本主義之中,是它的一部份。俄國的主導生產方式只能是資本主義。這也意味著化為廢墟的時代不會降臨,因為資本主義始終需要生產和再生產剩餘價值。而這就返回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勞動──資本對立、階級鬥爭、社會革命。

六.關於蘇聯階級性質的辯論

類似的辯論已有幾十年歷史。第一次爭論出現是在世界革命受挫後出現的,約在1920~1922年間,無政府主義者、孟什維克是主要參加者。第二次是在二戰前後。參加者是原托派和各色反莫斯科派。第三次恐怕出現於蘇解體後。即工人革命成果消失後。好像每次都重複一樣的句子。

我想說一下十年來俄國辯論的情況和後果。

原蘇共的遺老遺少們的言論沒什麼內容,至於在那些大體上認為蘇社會有重大缺憾的人中,爭論圍繞著幾個問題展開:

1.蘇聯是什麼社會?

答:國家資本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奴隸制,封建社會,等等。持類似觀點的人有如下結論(證據我不想詳寫,因為這些證據跟ZY君寫的差不多,先是指出蘇聯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然後開始各顯法寶定性,或農業社會主義或封建法西斯,最好玩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沒有耗盡自身潛力,仍有一個歷史階段需要過渡,無產階級革命不可能,因為生產關係尚未達到這一水平(足夠引起革命的水平)。然而,一部份人表示無產階級革命畢竟需要,雖然這違背他們的理論邏輯。此時出現另一個問題:

2.是否需要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這裡我無法複述他們的觀點,因為聽了要發瘋。(舉兩個例子:革命勝利後所有革命黨應禁止招納新黨員,以防變質(他沒說是否禁止老黨員退黨);所有國家公職官員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應被閹割,以防變質)。

我認為,這些走火入魔的表現,原因部份是在革命運動落潮以後的危機。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官員們一直扮演了具有兩重性的角色。既出於自保的考慮對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反剝削鬥爭給予政治支持和物質援助;同時又時刻提防著任何新的革命浪潮,當不能或不自信能夠控制運動「不逾界」的情況下,紅色官僚總是不惜一切加以阻礙和破壞的。這導致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長期來不上不下的尷尬局面。「革命本身解決一切理論爭議」,但在沒有一個新的成功的革命經驗下,理論研究正是難以追求一個理想狀態的。另一原因,特別是在蘇聯,可能包括今日的中國,是長期缺少一支堅強有力的馬列主義革命隊伍,使得零星的探索者「腦子裡刮風」,同時又過於主觀,不屑於前人的經驗。

七.最後,關於蘇聯消失是好是壞,以及「保衛蘇聯」

ZY君認為蘇是「國家所有制」,消失掉是好事;但即使蘇聯確是工人國家,我們是否應歡迎這個事實上的「工賊國家」倒台,以重新放開手腳工作不受干擾呢?我想這是不許可的。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一個極重要的工作是時刻保持政治獨立,以使群眾隨時看到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另一條出路。我們(如果認為蘇社會形成了許多比資本主義要進步的因素)必須反對資本打擊社會進步的任何行動,哪怕這一反對僅是象徵性的。蘇聯的倒台對群眾首先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掙脫資本牢籠理想的失敗,而不是別的。事實上近十年來群眾運動在世界各地的消沉(包括一向有鬥爭傳統,近十年來又飽受新自由主義摧殘的拉丁美洲)與蘇聯的變化有直接關係。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革命高潮常常受到蘇聯官僚的阻礙。今天已沒有這個障礙。種種機會主義流派仍會起阻撓作用,但這是原則上不同的兩樣東西。

200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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