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8期，2000年（冬）

前言

1997年開始的有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發展到今天，不僅越來越熱烈，而且其現實意義也日益重大。香港報刊上曾經有過介紹。但是這些介紹的缺點是不僅語焉不詳和有時過於學術性，而且評述爭論的基本性質過於偏頗。本文的目的是比較多面地介紹爭論雙方的主要論點，希望讀者看完之後多少了解這場爭論及其現實意義。至於對各派的評論，則有待另文分析。

稱這場爭論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並不恰當。因為許多被列為「新左」的人，並不願意接受這個名稱，而且若是循名責實，許多人都事實上算不上「新左」。甘陽自稱為「自由主義左派」，並且把爭論描述為「自由主義右派與自由主義左派」之間的爭論。這比較符合多數情況，但也嫌過於簡單化。而且他這樣說似乎主要是為了洗脫自己的「新左」嫌疑，為了與像韓毓海之類的「新左」區別開來。我們身處大陸以外，了解這場爭論自然難免有失當之處（歡迎糾謬）。但是，即就已經看到的材料，就知道局面混雜得多。如果勉強要給這場爭論一個名稱，不如說是各種右派與各種各樣反右派的爭論。無論是哪一邊，都很雜亂。有時雜亂程度叫人懷疑是兩陣對圓還是各派混戰。就右翼而言，似乎既包括了主張「新權威主義」的吳稼祥、蕭功秦，即主張那種加強國家機器以便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派，又包括了奉海耶克為宗師，即貶抑國家而獨崇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一派。自然，這兩派也並非根本對立，而且已經有人指出兩種思想在共同敵人前（新左）合流━━畢竟，新自由主義也不是不要國家機器，而只是要一個對各種資本家而言要足夠小、對勞動人民而言則足夠大的國家機器而已。至於同右翼思潮對壘的一邊，就更加混雜得多，談不上一個統一的派別，其中有左翼自由主義者、「新左」、老左、毛派；但更多的是無法歸類的模糊派。這一面的陣勢將來更難免會發生進一步分化。

自由主義本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這兒不打算就其本身作探討。為了方便了解這場爭論，這裡只略嫌簡單地指出；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今天右翼自由主義可說是主張一種赤裸的、少受國家限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左翼自由主義則主張一種改良的、其資本對人民與生態的剝削自由多少受國家限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爭論已經溢出自由主義的左右翼範疇，但它畢竟在爭論中起著一種座標作用。

老左、「新左」、毛派等等則以不同方式走得比自由左派遠。「新左」之所以被稱為「新」，是相對於以中流雜誌為代表的老左而言。老左一開口便不分青紅皂白地罵「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就既痛罵了走官僚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級官員，但也痛罵了任何爭取正當的個人自由與民主制度的知識分子。「新左派」不會這樣。他們同樣批判「市場經濟拜物教」，但是至少目前還不致於像老左那樣根本否定個人自由。當然，「新左」本身也是同樣雜亂，當中就有不少人同時又具有某種毛派傾向。雖然他們還不致於像某些正統毛派那樣實際主張回到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去，但是他們對毛的過份頌揚本身也使人們看不出他們與正統毛派的分別。在這個意義上，「新左」就不那麼新了。

不過，不論當前的思想分化多麼混雜，還是多少可以看到一條界線的。這條界線，最終來說不是奉誰人為宗師，而是關乎怎樣評價20年的「改革開放」，怎樣看待中共官僚的歷史規模的化公為私，怎樣看中國社會及國家性質，尤其怎樣看待勞動人民。即使表面上是純粹抽象的學術爭論，最後都可以還原為現實問題。

在90年代中之前，知識份子中的這種分化尚不明顯。廿年來，不少知識份子都成了自由主義信徒，有些甚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是非常右翼的一派的信徒。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明顯分化要等到90年代最後幾年，隨著中共的改革日益變為官僚化公為私，貧富懸殊及社會風氣敗壞，才開始出現。首先值得注意的爭論，是怎樣看待各級官員化公為私的腐敗。

腐敗有利論

右翼經濟學家乾脆認為，經濟學不談道德，不必去管什麼腐敗不腐敗。樊綱說：

「經濟學本身不談道德！第一，它不對一種（任何一種）價值觀的好壞作出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是十分謙虛的：它不打算改變『人性』，而只滿足把現存的『人性』接受下來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市場經濟之所以是經濟學家普遍推崇的一種經濟制度，說到底不是由於它是多麼的『高尚』或『高級』，相反，是因為它的『低級』，……是一種使雞鳴狗盜之徒相互交易的制度；」

（《「不道德」的經濟學》）

另一位經濟學家張維迎則說「如果腐敗不能從體制上根治，那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所以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如果力度把握得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也屬次優》）

寫了《告別革命》的哲學家李澤厚或多或少也參加了這場論爭，他早在該書強調，中國發展道路要嚴格按照四個程序：（一）經濟發展；（二）個人自由；（三）社會正義；（四）政治民主。目前的階段只能爭取經濟發展，其他三個目標都得靠後。所以，他為文表示很欣賞中共的「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任何人想把「社會正義」放在「經濟發展」之前，都只會引起革命，弄巧反拙。

吳稼祥則說：

通向天堂的道路，都是用追求自由的磚塊鋪成的；通向奴役和地獄的道路，是用追求平等的鴉片鋪成的。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一切災難，不都是對平等的瘋狂追求造成的嗎？造成中國目前的不平等狀況，是基本政治制度的不自由。在沒有自由政治制度的條件下，對經濟平等的過份強調，只能導致罪惡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復闢。……任何一個世界強國，都是長期堅持自由市場制度的國家。……讓新左派某君滿意的文革時期平等的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是官方語言）；讓新左派激憤的有了一點經濟自由的今天的中國，成了世界第四大經濟強國。

持有這種立場的人，自然不會對當前的化公為私、貧富懸殊加以嚴厲批評了。

但是，凡是稍有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都不可能採取這種麻木不仁的立場。何清漣的主要功績即在於批判官員化公為私，呼喚經濟學家要有「人類關懷」。她在《經濟學與人類關懷》一書中說━━：

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經濟改革已在各種陣痛中行進了整整20年，目前正經歷著『邊際效益遞減』的痛苦歷程。……

反思我國改革的全部問題，就會發現我們的結果不公正，其實就源於起點的不公正與過程的不公正。一個在銀行掌握貸款權的銀行職員或在國有土地部門掌握土地資源分配大權的公務員，在致富的競爭起跑線上已遠比一般平民百姓遙遙領先。可以拿到各種批條的特權階層或與特權階層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遠非普通公眾可以相比。……

可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先得解決起點不公正的問題，讓權力從經濟領域中退位，否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這類問題，正確的選擇可能是，也只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大概沒有幾個人會把何清漣目為新左派。甚至「自由主義左派」也大概談不上。但她又事實上在批評腐敗及揭露改革的黑暗面，認為一個公正的市場經濟現在就要確立，不能等到經濟充分發展之後。

腐敗根源何在？

不是每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都那麼公然地為腐敗塗脂抹粉。但是，右翼與「左翼」之間的顯著界線，是對腐敗根源的分析。右翼認為，腐敗根源不在市場經濟；恰恰相反，市場經濟本是好的，壞就壞在國家對市場的干涉，尤其壞在國家經營許多民生事業；國有企業本身正正是腐敗源頭。樊綱說：

所謂腐敗，可以有一個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利用公權謀私利”……我們這個經濟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恰恰在於“有條件搞腐敗”的人數太多了一點。在我們的經濟社會中，有太多的經濟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產、供給與分配，“公共財產”在社會總資產中所佔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決定”的事情，“計劃分配”的事情太多，進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規模太大，政府官員的人數太多。……因此，要想把我們經濟社會中的“以公權謀私利”這種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種體制改革，還是在於“減少公權的數目”，縮小政府的規模，減少花公家錢、“玩”國有資產的機會，把更多的事交還給個人與市場去做。

《腐敗的經濟學原理》

朱學勤（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說得更形象化：

在為市場機制辯護時，似應分清什麼是市場機制能夠負責的，什麼是它不能負責的。這一混亂一開始由新左派朋友帶入。當他們在義憤填膺地批判中國市場經濟造成多少人間不公，並由此還遷怒於跨國資本入侵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時，他們忘了這里的市場經濟並不是那里的市場經濟，它還更多地受權力機制牽制，經常是“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它若骯髒，還稱不上馬克思當年批判的那種“每一個毛孔里都滴著資本的骯髒“，而是“每一個毛孔里都滴著權力的血腥“，表面上是市場經濟骯髒罪惡，其實是後面的權力機制在作祟。因此，那些被新左派譴責的人間不公，包括被他們譴責的資本與權力合謀，在中國的現實環境里，更多地是應歸咎於那只蠻橫的“腳“，而不是歸咎於那只骯髒的“手“……

《1998年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

何清漣在這點上其實與右派沒有分別。她甚至認為，從腐敗到生產過剩，都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國家繼續作為投資主體」的錯，是公權太大，因而起著「反市場作用」。

被稱為「新左」的韓毓海、汪暉等人則同右派相反，他們認為腐敗根源在於市場經濟本身。他們反對右派的市場觀。右派把市場經濟視為能天然達到經濟均衡及使所有人受益的機制，把市場當作不具有像國家那樣的強制性的機制、相反是最自由最維護個人意願的「看不見的手」。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批評最值得注意。他是比較像樣的左派。只有他最公然地大量引述馬克思的文章及評擊資本主義。右派不僅大大誇大市場的優點，而且認為它能夠慢慢促進專制的瓦解。韓毓海這樣批評：

他們一般地說，市場經濟可以代替和摧垮一個全能的政治社會。但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蘇聯、東亞和拉美這些迅速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地區，市場社會助長了一個權錢交易的社會，這項交易━━權錢交易，被歷史證明是市場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則的大買賣。在那些地方，市場摧毀的從來不是全能的政治社會，它摧毀的只是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種類似於“發誓三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之式的知識分子和無數奉行明哲保身主義的冷漠大眾。……“自由主義者”在贊揚市場時一般聲稱，市場規定了人人賺錢平等的原則，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因而，只有市場才能把我們帶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們很少去指出名義上的機會均等與現實不平等的關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現實中是怎樣運用的以及遭遇了什麼樣的問題。由於他們根本沒有思考僅僅是在名義上、形式上獨立公正的國家在面對強勢的經濟和弱勢的群體時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這樣美麗的空話還不如不說。馬克思說，不是契約里規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條文上規定的平等，而是現實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佔有量，決定了我們實際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經濟保證的自由就是賺錢的自由，但是，根據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自然就有讓孩子輟學的自由，就有讓女人賣身的自由，就有允許官僚腐敗的自由━━只要這些行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只要這些行為看起來是“自願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動腦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現實都只能從馬克思所說的現實出發，從而毫不費力地明白一個起碼的常識︰在這樣的“市場”勝利的地方，站起來的從來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種畸形的“資本主義”。……

今天，某些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人玩弄的“保護私有產權“的字眼，不過讓人想起那些在“化公為私“的“自發私有化“過程中發了財的人，轉過身來要求以某種“天經地義“的“學理“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還有，當他們在走向世界的口號聲中擁抱全球化慷慨激昂地反對“民族主義“時，完全不了解跨國資本一方面加強了民族國家壓迫的一面，另一方面則迫使民族國家修改法律，杜絕罷工來維護他們的投資安全，更以反對“保護主義“為由不准民族國家建立自己金融和銀行系統的安全體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擁抱的全球化不過是擁抱大資本，他們反對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民族國家內含的民主力量。當代世界居然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這難道不是一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嗎？……

如果市場的權力運作與特權階層靠得太近直至被他們壟斷，或者干脆是由他們“發動“和決定的，那麼所謂保護私有產權，就很容易變成是秦暉教授所說的保護特權階層的“化公為私“和壟斷財富，這樣的市場改革造成的社會究竟是什麼，當年的德國和意大利、今天的拉丁美洲已經提供了歷史樣板。而如果作為權力和權力分配場所的市場向更廣泛的社會階層開放，那麼保護私有產權就是指保護中小企業，保護一般勞動階層和工人階級有能力參與市場競爭。━━而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民主問題離不開整個社會的民主問題；當然反過來也一樣。

（《在「自由主義」的姿態背後》）

楊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未必會像韓毓海那樣走得那麼遠，但是他也說：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然對經濟自由有所警惕，有所保留，而不會聽任弱肉強食規則漫無邊際地起作用。如果說經濟自由趨向於兩極分化，趨向於蔑視弱者的生命和尊嚴，那麼政治自由則給了每一個人以反抗的權力，以呼喊出自己聲音的權力，給了弱者聯合起來反抗強者的權力。……新左派之新，正新在其政治自由的主張上，或者說正新在自由主義上。至於說左，我想無非是代表廣大的普通勞動者，代表一切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右派根本就是維護競爭中的強者的利益，維護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說到底，這些人的自由主義是經濟自由主義，是強者自由吞噬、壓制弱者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在歷史上激動過無數志士仁人的自由主義。有人說我是新左派，我不勝榮幸。

對資本主義的評價

另一位稱得上是「新左派」的人物是汪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他同韓毓海一樣不僅對右派那種歌頌市場經濟為自由樂園的觀點表示不滿，而且對西方以至全球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不同意右派那種把資本主義現代化看成為全球各國的共同前途及唯一歷史歸趨。汪暉說：

這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歷史的最終目標，認為人類過去三百年━━說白了就是啟蒙運動以來━━走過了一條共同道路，現在正在向全球化的歷史邁進。但是，過去三百年中的殖民主義的歷史呢？過去三百年來的戰爭和掠奪、壟斷和強制呢？過去三百年中的販奴呢？三百年來，由於殖民主義、不平等貿易和科技發展，人類確實處於一個日益接近的關系之中，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在非洲和美國之間、在中國與列強之間，這樣的共同道路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虛構的共同歷史。

右派之所以嚮往西方，是因為西方已經解決了它們的「現代性」的問題，即代議民主與市場經濟已然確立。反過來，社會主義之所以應被揚棄，是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反現代性」運動，即它不僅是反西方的，而且是反民主自由與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運動代表的是一種後退而非進步。但汪暉指出，當今西方之所以具有一定民主，並非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特性，相反，是來自各種社會運動的挑戰，包括工人社會主義運動的挑戰的結果。

沒有這些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少數民族爭取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運動等等）就沒有歐洲的民主制度的成就。這也是一種例證，說明現代性內部包含了一些自我改進的機制，或者說，現代性的衝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衝擊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把美國、歐洲和澳州的制度簡單地看成是資本主義制度。恰恰相反，其中包含了許多社會主義因素。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持久批判和反抗，就沒有當代的、為我們這里許多人所向往的那些制度改革和發展；如果沒有為爭取下層階級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利的社會斗爭，就不會有現代民主的成就；如果沒有民族解放運動，當代世界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

（《關於現代性答問》）

韓毓海則提醒人們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亞洲危機正是這種矛盾的最尖銳反映：

那些在1989年搗毀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東西，今天正在搗毀資本主義世界。

眾所周知，由於世界金融危機，這種破壞性的力量被稱為是似是而非的『全球化』帶來的，但是，馬克思在150年前的預言還是容易被記起的，他認為，資本主義邏輯中蘊含著破壞性和自我毀滅的力量，搗毀資本主義的將是資本主義自己。

接著，他指出這個固有矛盾，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的盈利動機在資本主義邏輯中的首要地位：不擇手段的獲得剩餘價值和控制資金，並迅速的轉向新產品的開發和市場爭奪，以維護自身的競爭地位。……

全球化是指資本主義的邏輯對社會的全面滲透。……溫良資本主義不過是個美麗而破碎的舊夢。

（《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廿一世紀，1999年4月）

嚴格來說，汪暉等人並沒有根本反對市場。他認為有必要區分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就象Karl Polanyi把市場與市場社會區分開來一樣：

按照布羅代爾對於歷史資本主義的研究，資本主義是一種壟斷的形式，具有長遠的歷史。市場機制也有長遠的歷史，它不能等同於資本主義。如果我們相信市場機制，就不應該擁抱壟斷的資本主義，而是反對這種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是自由市場，也不是市場規則，而是反市場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權力的市場化和市場的權力化是一種典型的資本主義現象，即使它不是一種現代現象。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重新定義社會主義，因為迄今為止以國家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壟斷形式，一種反市場的力量。

許多人在反對國家干涉的同時，完全不了解對干涉的需求恰恰是從市場活動內部產生的。還有人根據哈耶克在累進稅問題上的觀點，反對在現實條件下實行必要的福利保障制度。的確，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照搬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不現實的，更何況福利制度本身也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危機。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反對福利制度的觀點還原到實際的生活中將是怎樣的情形呢？在大量工人下崗而社會保障制度嚴重不完善的情況下，拒絕進行稅制改革、建立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只能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可避免的社會動蕩。里根—撒切爾主義對西方社會造成的破壞值得我們警醒。如果有人━━事實上確有其人━━用自由市場理論論證金融投機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在我看來，至多表示他是一位庸俗的“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擁護的不是市場的自由，而是市場的壟斷。……如果一個人真正徹底地堅持自由主義的原則，例如市場的原則，他或她就應該批判資本主義及其支配下的市場關系，而不是做資本主義的辯護士。

（《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天涯，1999年第1期）

中國是否資本主義社會？

反對「新左」的人，未必個個都否認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有些人亦未必那麼完全不顧事實地歌頌資本主義，但是他們也反對「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新左」根本是無的放矢：中國還算不上資本主義，它還是處於專制主義的歷史階段。至於這種專制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還是「東方專制」的歷史模式，統統無關宏旨。有關宏旨的只是：中國既然不是資本主義，既然資本主義還未來到，大批資本主義豈不是幫助了專制主義力拒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陰謀？

汪暉並不同意上述論點。他說：

首先是當代社會的文化危機和道德危機已經不能簡單地視為中國傳統的腐敗（因而有人反過來說這些問題是傳統的失落的結果），因為許多問題恰恰產生於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其次是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國有企業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時候，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再次是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之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最為重要的世界性現象，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已經將中國的經濟和文化生產過程納入到全球市場之中。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問題，包括政府行為本身，都已經不能在單一的中國語境中加以分析。……

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口號是“反封建”，並因此而熱烈歡迎資本主義。到今天，資本主義己經來臨了，可是他們卻日益失落：

中國的啟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啟蒙知識分子……不能不承認自己已經處於曾經作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中國的現代化或資本主義的市場化是以啟蒙主義作為它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文化先鋒的。正由於此，啟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毛的社會主義嘗試時曾經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性，但是面對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社會危機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一些堅持啟蒙主義姿態的人文學者把現實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歸結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強烈反對汪暉上述見解：

我們與汪暉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暉……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份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了，知識份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於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為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專制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於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系列指標和事實來證明的。汪暉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證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關於1997年的以下數據︰關於投資，國有經濟佔總投資的52.5%，聯營經濟佔0.5%，外商投資佔7.8%，港澳台投資3.8%；關於就業人數，國有經濟佔總數的15.9%，聯營經濟佔0.1%，外資佔0.4%，港澳台投資佔0.4%，農民佔從業人數的71%。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只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保護，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根據以上這些情況，我不知道汪暉有甚麼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暉的思想遠不止於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份子的批判矛頭應及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啟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制，提倡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

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市場經濟、憲政體制（法治、權力制衡）的肯定，屬於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面、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民主與自由是矛盾還是相容？

隨著市場化改革及官員化公為私日烈，知識分子對民主的態度日益分化。右派秉承海耶克之流那種為捍衛「經濟自由」而敵視民主的論調，恐怕多數「暴民」會借民主侵犯「經濟自由」。

劉軍寧說：

自由與民主，盡管是同為世人所追求的兩個目標，但卻有著各自的內在邏輯。一旦這兩種邏輯互不相容，兩者就會發生衝突。這是我讀罷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的最大感想。因為，純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義的多數決定的原則基礎之上的。可是，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輕則滋生弊端，重則導致恐怖，最終混滅了自由。與多數決定相一致的原則是平等的原則。該原則認為，眾人的力量應該凌駕於個人的力量之上。多數人的智慧優於個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數比產生立法者的方式更為重要。一旦多數人的權力成為決定一切的權力，這時雖有民主，但卻沒有自由。然而，在這種沒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們充其量不過是心滿意足的奴隸，因為民主中孕育著新專制主義，其形式是中央集權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直接參與的多數專制的政治權力。這種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劇了自由在社會中的逐步失落。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論源自盧梭。

在當代，對民主的威脅，不再是來自公開的敵視，而是來自對民主的過分熱衷和頌揚。這種熱衷與頌揚，不是給民主以恰當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與自由並駕齊驅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義變相地妨礙、抵消自由。

（《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

韓毓海揭露右派之所以反對民主，是因為他們要維護特權分子及敵視勞動人民：

今天，中國知識界撇開許多緊要問題︰諸如民主、資本、腐敗、利益分化等問題，獨獨高揚起“自由主義”的大旗，這種立場的選擇並非偶然。因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確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廣大人群卻要求有發言的場所和表達自己聲音的方式━━“民主”。兩廂比較，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哪一頭，應該說是清楚的。

保守的“自由主義”……不是限制集權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限制政治領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他們認為，人民主權的原則實行到底只能是摧毀所有差異性，拉平社會差別，而且，人民參與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會動蕩。正是因此，他們才認為“消極自由”和“消極參與的大眾”比積極的參與要好得多。與此同時，他們並不認為各種形式的集中權力和“少數人”專制是危險的，而認為直接民主才是“萬惡之源”。而這就是近二十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高貴的“自由主義”的聲音，是當代中國主流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意識形態。……

現代社會的總體趨向卻是︰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隨著市場的壟斷，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他們參與市場競爭和公共事物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質和文化資源的限制。一方面是他們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市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市場越來越神秘莫測，越來越沒有公開性和公共性。

《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後》

依靠什麼階級？

不過，那種敵視勞動人民的偏見，並不限於右派。事實上，在一些同樣反對腐敗、反對權貴私有化、嚮往民主的知識分子當中，即較為同情工農處境的自由主義者當中，不少仍存在著對勞動人民的偏見。經歷過毛澤東假社會主義與工農階級之名所犯過的一切暴行後，這些知識分子已經不願意真正親近勞動人民，更不願視之為民主旗手。若能不把他們當作暴民，已是萬幸了。

其實，對民主的態度反映一個更深層次的爭論：知識分子應當依靠什麼階級來達至他們所理想的那種社會。矛盾的是，一方面一般自由主義者不願意認真討論階級；他們寧願討論公民、市民社會、人的權利等等。另一方面，許多自由主義者卻力捧中產階級，視之為中國希望所在。他們嚮往的是一個中產階級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等到一個中產階級成長起來了，就是這個理想社會出現之日了。只是，這個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出現在中國的不是強大的中產階級，而是官僚資本。在這個情況下，知識分子也日益分化為兩大類，一類是為官僚資本面上貼金之流，而另一類則混亂得多，共通點只是都多少反對官僚資本，但正面立場卻非常混雜。像何清漣之類，可說是繼續保持對勞動人民的嫌忌（最多不過是保留一點同情心），同時繼續堅持其對中產階級的渴望。在殘酷現實下，她卻不得不發出這樣的哀鳴：

改革之初，中國大多知識精英設想中國將進入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因為中產階級佔主流的社會，對穩定社會有極大好處。……私有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以及九十年代以來的股份制改造過程，都使人們懷有這樣的期望，部分知識精英認為中國腐敗有利於消除舊體制就是基於這種認識。

然而事實卻令人失望。由於中國以權力市場化為改革的起點，出現了嚴重的利益分化。現在的實際情況表明，中國現在不但沒有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菱形結構社會，其社會結構反而與南美國家、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等國相似，成了兩極分化社會。

本節的分析可看出，各個階層的人數表明中國社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上等階層少，下等階層、社會邊緣階層相當龐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屬於社會下層與邊緣階層。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

上引的楊帆及汪暉的文章則明顯表現出另一部份知識分子日漸靠近勞動人民。像汪暉那樣公開贊揚工人運動對促進近代社會進步的作用，近年已算少見。韓毓海更大肆諷刺那種把中產階級無限拔高的天真想法，認為近年的西方中產階級已經不再承擔著消費、生產與技術創新的舊有角色，而是在資本及商品邏輯全面支配社會下，變成一個「股票市場的龐大後備軍，把追求利潤看作理所當然。這樣的中產階級連改良那種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的能力也消失了。」

（《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廿一世紀，1999年4月）

但最尖銳批評何清漣的卻是毛派。韓德強批評何清漣把下層民眾看成暴民，及因此貶低文革：

誰是社會的真正大敵？在《現代化的陷阱》中，何清漣有這樣一句話︰“對於社會來說，‘流氓無產者意識’或曰‘暴民意識’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敵。”……何女士偏偏把既無權又無勢的流氓無產者當成社會的大敵。這是為什麼呢？在《陷阱》一書中，我沒有找到答案，但《歷史的吊詭━━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再思考》一文給我提供了線索。該文第三部分專談貧民政治，文章說︰“所謂‘貧民政治’道路，主要依靠暴力搶掠資源並佔有資源，只有破壞性而缺乏建設性。實施‘貧民政治’並不代表貧民整體上都能得到長期好處。”……何女士對文革顯然有刻骨仇恨，……但是，文革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其發動恰恰是為了永久性地避免暴力的發生，永久性地讓人們免於血腥和恐怖，使人間成為天堂。不錯，文革是一場災難，但它是在尋求理想征途上的災難。……如果只是簡單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細地解剖其殘片，那麼人類社會仍然會在以暴易暴的循環中難以自拔，甚至有可能會毀於一旦。

（《我與何清漣分歧何在？》）

另一個有強烈毛派傾向的「國采」則說：

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不為無產階級服務，就為剝削階級服務。在私有制社會里，知識分子更願意為剝削階級服務。何清漣女士也不例外。

何清漣女士……是在為私有制吶喊，是在為私有制服務，她的階級立場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之上的。但是，她是站在大的剝削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立場上嗎？又不是。《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都是反對當前中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是為中國新生的中小資產階級服務的，所以遭到了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現政權的打擊。我們必須看到，她在分析當前中國的階級狀況時是十分客觀的，是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狀況的。但是她所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是沒有用的。反對大資產階級當然會遭到被反對者的打擊，而不為工農服務就不能得到工人和農民的支持和響應。企圖同大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創造一個新生的中小資產階級，來緩衝中國的無產階級和整個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徒勞的。只要人或階級代表資本，這個人或階級就會不斷表現出資本貪婪的屬性，所以中小資產階級並不能緩解無產階級和整個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正是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的“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現在的當權派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喪失了警惕，喪失了斗爭精神，喪失了毛澤東思想，所以修正主義在中國奪取政權，資本主義在中國就出現復辟。那麼這個復辟資本主義就自然引起……階級斗爭。……這樣的真理，何女士是看到不的。

（《評何清漣女士的觀點》）

在許多被稱為「新左」的人當中，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對毛澤東的正面評價。韓毓海，崔之元等人未嘗走到像韓德強那樣遠，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褒揚毛澤東。崔之元更多次為文贊揚毛澤東的鞍鋼憲法以至文革。但是，在反對當前那種官僚資本主義及右派論述的時候，主要援引毛澤東的遺產實在是幫勞動人民的倒忙，因為，儘管右派完全抹煞毛時代的中國的成績是錯的，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說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也有太多太多反面經驗。不加批評地將毛視為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正面根據，很容易給右派反擊成功。吳稼祥的下面的話不只有煽動性，而且不能說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左”是什麼？左就是極端，左就是自戀狂，就是惟我獨革，惟我獨善，天下的真理都在我的肚臍眼上，左就是無情無信無恥，中共統治的殘忍、虛偽和厚顏，就是左傾思潮帶來的。在極左的文革時期，中學生打死老師，子女揭發父母，妻子出賣丈夫……那時期的中國人難道不是人類的異種嗎？

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左翼知識分子，固然要獨立於官僚資本階級以至一切中外有產階級，但也要獨立於過去那種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官僚社會主義；須要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兀自摸索出路，尤其須要堅決保衛一切人━━不論左派右派━━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堅決抵制一切要向權力找尋論爭支點去打擊異己的企圖。否則他們在今天很難贏得這場發展中的大爭論。而輸掉這場論戰，也就是在爭取知識分子重新站到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上面再輸掉一次仗。

20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