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9期，2001年（春）

大陸的陳獨秀研究會所出版的《陳獨秀研究動態》，分別在2000年的18期及今年初的23期發表了一些饒有意義的報道與文章。18期上面《世紀末的學術盛會》的報道說：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已經決定把『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傳統觀點取消」。

文章又報道了1999年底召開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研討會」，說研討會「通過熱烈討論，在一個重大問題上達到了共識：新近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表明，1923-1927年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中國大革命，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條件下進行的，『國共合作』只是個陪襯。……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全部來自莫斯科，並且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親身執行，只有一小部份在他們的代表嚴密監督下由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執行。現已查明，一些重大事件（如過去被定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主要罪狀的『中山艦事件』和『黨務整理案』上的退讓）是由莫斯科的代表在未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的情況下直接處理，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在中國共產黨的頭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曾經加以抵制，但是沒有成功。……過去黨史著作上說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歷史上是沒有的；它是1927年7月上旬斯大林面對大革命失敗無可挽回的形勢、文過飾非而尋找替罪羊的產物。」

對海外研究者與讀者而言，這些觀點本身並不新鮮。幾十年前就已經有美國學者Lee Feigon的陳獨秀傳及旅美華人學者郭成棠的《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指出這些事實。雖然當時海外有關蘇共與共產國際的史料大大不如今天豐富，但畢竟所能看到的已經不少；況且，因為學者在海外（某程度上可包括香港）享有相對的學術與言論自由，所以能夠百家爭鳴，在這個情況下，像中共過去那樣純粹污衊咒罵的「官史」不可能立得住腳。中共黨史研究室的觀點不新鮮，但是卻又意義重大，為什麼呢？因為這代表大陸史學界那股撥亂反正、重新研究歷史真相的健康力量，在經過十多年的蘊釀積蓄之後，正在逐漸勃發興旺。幾十年來，中共對於陳獨秀與托派，只有純粹的污衊。這種舖天蓋地的謊言達到了這種程度：老一輩中知道真相者莫不違心幫助宣傳，而沒有經驗的新一輩者則完全接受。這種局面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步改變，但真相的顯露還是困難重重。1979年之後，已經不再罵陳獨秀是漢奸及拿日本特務的錢了，但是那種成王敗寇思維還是佔上風的，所以依舊罵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葬送大革命；1984年之後，史學界承認共產國際的政策也要負責任，但是陳的右傾罪名還是硬要他戴上。〈陳獨秀研究動態〉的主編唐寶林先生是近年比較客觀公正去研究陳獨秀的研究者，但是他在1989年出版的陳獨秀傳下卷時仍不得不各打五十大板說：「說到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和作用，應進行具體分析，既要肯定它的歷史功績，也要研究它的缺點錯誤。但是，階級聯盟即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定，並不是錯誤，而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功績。至於它在國共合作領導權問題上的右傾錯誤，是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和條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陳獨秀。過去檢討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完全歸咎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太著重了個人責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糾正。但身為黨的總書記，反過來把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說他本人原來是完全正確的，錯誤都「來自國際」，是『遵守國際紀律』，『服從國際命令』的結果，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32頁）

但是各種各樣的因素都在動搖著這種官修史學的立場。首先，凡是謊言都有其邏輯：小謊言不去糾正，說謊者就只有用更大的謊言去遮掩，最後演變為彌天大謊。斯大林、毛澤東有關蘇聯與中國革命的謊言也是這樣。但彌天大謊只是沙上堡壘。一旦其中一塊小謊言給糾正了，整座謊言之堡就要早晚崩解的。再者，國內外形勢也在加速著史學界的重新思想。一方面是蘇聯陣營的崩潰，另一方面是中共各級官員的腐敗越演越烈，日益遠離中共最初宗旨，在在促進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對傳統官學提出種種懷疑。近一兩年來，知識界圍繞著所謂「自由派與新左派」的爭論，標誌著知識份子的獨立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史學界，這種批評精神也有了新發展。唐寶林先生在第18期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發表了一篇長文（後來收在新苗出版社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書內），題為《聯共檔案揭開中國大革命真相》，所說的恰恰同11年前所說的相反。文章質疑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做法，承認陳獨秀之要求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聯盟是無可非議的。關於革命失敗的責任，作者更指出：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實際權力和工作範圍是很小的。大量工作實際上是在「國蘇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共產黨的一切工作也必須服從「國蘇合作」的方針。「合作」應該是平等互利的。「國共合作」對於共產黨來說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蘇聯一直以犧牲中共的利益來實現「國蘇合作」。所以，在大革命中，真正的國共合作是沒有的。有一種說法，說過去中共不批判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錯誤，是因為莫斯科的路線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執行的，所以我們中國人應該負責。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以下的論述證明，許多具有決定意義的政策是莫斯科的駐華代表親自執行，許多重大事件他是他們親自處理的，然後把嚴重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顯著進步，不過，這畢竟是漫漫長路的一步而已。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欲加之罪糾正過來了，可是，有關他後來又成為托派運動的領袖這一點，以至對中國托派的評價，卻還是給無數謊言的迷霧籠罩。在1979年之前，托派一直被中共污衊為「暗害者」、「反革命」、「日本特務」。到了80年代末，這些指控已經基本不提了。但是，為了證明中共在1952年無理逮捕及長期拘禁托派始終正確，許多人還是任意給托派加上各種次一級的罪名。所以，一些研究托派的學者在評論陳獨秀加入托派的時候，總是「理所當然」地視陳這樣做為「誤入歧途」，是其政治生命的污點，而絲毫不去懷疑，這種論證方法究竟算不算是論證。王觀泉先生的《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沒有成王敗寇的成見，兼且是一部力作，水準大大高於國內許多其他著作，但是該書卻不能在大陸出版。

托派的綱領是對是錯，這自然可以爭論，不必亦不能定於一尊。立場大可不同，事實卻要尊重。可是，不僅中共當局仍沒有打算平反多年來加到托派頭上的不實罪名，而且有關托派的文獻大部份仍被列為禁區，不能出版，實際阻止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這不能不說是學術研究與探索歷史真相的最大障礙。

但是，知識界中的批評精神的浪潮已經高漲起來，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相反，它一浪急似一浪的湧上那座謊言沙堡。《陳獨秀研究動態》在最新一期（23期）上高放教授的《訪美歸來話托派》可說是打破禁區，追求歷史真相的一次大膽嘗試，高放是人民大學中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名老一輩學者。原文不長，我們把它轉載在欄內。

這篇短文其實只是電話中的簡短談話，所以所涉及的事實及評論自難週全。例如，文中所舉的幾個美國政治團體，究竟算不算托派，認真探究起來也是不容易回答的。其次，崇尚黨內自由民主，與經常分裂是否有直接因果關係，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談清楚（其實列寧時代的俄共也崇尚黨內自由民主，但至少不致「經常分裂」。反過來，托派經常分裂，亦非由於崇尚黨內自由民主）。這些問題只能留待日後探討。重要的是這篇短文的基本精神：它正式宣告擺脫過去那種動輒拿敵我矛盾來對待共產主義運動的其他流派的官學立場。這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一步，是史學界的先進學人們開始真正解放思想的一步。正如《世紀末的學術盛會》一文說，越來越多學者認識到，「今後黨史、革命史的研究，應當擺脫過去那種黨派鬥爭的格局，也不要輕易使用『左傾』、『右傾』的帽子，應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是否有利於當時革命和建設的發展，以及國家、民族和社會的進步，來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

但誰來判斷「是否有利」於革命、民族與社會？慘痛的經驗告訴我們，天下間並不存在永不犯錯的人，不存在什麼真理化身。真理只存在於永恒的百家爭鳴與事實驗証之中；所以，任何定於一尊的官學思想，都是同追求真理格格不入的。我們當然樂見中共官修黨史改正其過去一切不實之詞。但是，我們並不樂見把一時的新見解又一次定於一尊，成為新的官學範式。不，真正的進步不在於不斷修改官學，而是在於根本打破一切官學，恢復思想與學術自由，讓一切史料重見天日，鼓勵一切學術辯論，並據此糾正一切錯誤。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史學界才能真正煥發青春。像過去幾十年那種任意污衊托派的專制主義，於托派固然是不幸，但更是全體中國人的文化精神的不幸。從反右到文革的一整段悲劇就証明此言非虛。

高放先生勉勵各國共產黨同托派求同存異，加強溝通；這是非常值得歡迎的呼籲。反過來，我們作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盡管人微言輕，亦當然要有這種精神。比方說，英國的托派（首先是統一書記處那一派）現在就同包括英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個左翼政黨合作發起社會主義聯盟。我們誠心希望也能同大陸一切思想開放的共產黨員求同存異，加強溝通。

（2001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