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莫斯科）

《先驅》第62期，2001年（冬）

這篇通訊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報導了俄聯共及其他左派怎樣回應普京的新勞動法及土地法。第二部份則報導90年代中以來各種左派（共產主義工人黨、改良主義派、無政府派、武裝鬥爭派、毛派、托派等）的思想分化混亂及艱難探索出路的情況。他們之間的爭論，往往涉及俄國復辟資本主義後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是關心世界動向的讀者值得一看的。

2001年7月5日俄國家杜馬以288票贊成，133票反對初步通過了政府提交的新勞動法草案。投票前夕政府發動了有一定規模的全國性偽請願運動，為新法出台製造氣氛。參加請願的大多是青年學生，活動組織者為親政府的“團結”黨。為了吸引人參加，“團結”在大中學校散發了許多傳呼機、飲料、汗衫。學生們著實快活了一場。

鬧了一年多的反新法運動到哪裡去了？6月6日以國會議員舍寧為首的運動頭頭們在首都一家大飯店開懷暢飲，捎帶著也替勞苦大眾們申冤請願。198名代表在傾聽了到會的十幾位議員的講話後通過了向總統的呼籲書。下面是這份文件的部份內容：

“我們，匯集在莫斯科的60家工會代表們，堅決支持您保衛國家的統一與獨立，經濟自強和同國際金融機構作鬥爭的政策。我們一貫的信念是：以法治國，讓人們有同自身尊嚴相稱的薪金，支持民族工業發展，保証社會的安定團結。您在不久前對聯邦議會上院的呈文中指出，現行勞動法有諸多不合乎現實經濟規律的地方，為了保証改革的深入發展，現行勞法需要作重大修正。這些意見我們完全同意。……勞資關係的法律基礎是集體合同，後者是現代文明市場經濟生活中調節、引導勞資關係的主要工具。然而現在擬訂的新法草案對工會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作了諸多限制，許多工會組織乾脆被置於勞資協調過程之外……我們認為這一草案客觀上挑撥勞資關係，把單純的勞工問題政治化，迫使僱員在保衛自身合法利益時對僱主採取強硬立場。我們認為類似的社會分裂只會導致勞資對立，更無利於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我們請求您支持由工會代表們擬訂的草案，以鞏固剛剛建立的階級合作氛圍和社會的安寧”舍寧和他的伙伴們變得真快！誰能在兩年前相信舍寧會在這種卑躬屈膝的文件上簽字？今天這是鐵的事實。6月6日會議後一位與會者眉飛色舞地對我說：“飯店服務是一流的，來了那麼多名人。這才叫真正的工會工作！”。新法通過以後，小工會或是以專業劃線的工會不再可能舉行合法罷工（按新法規定罷工必須得到全體職工，而不僅僅是工會會員多數的同意）；簽訂集體合同的工會必須擁有50%以上企業職工的會員權，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宣告了十年來獨立工會運動的終結。至少在目前這個狀態下獨立工會已不可能生存下去。舍寧打算加入由美國勞聯──產聯建立的“俄羅斯自由工會聯合會”，大樹底下好乘涼。至於政治立場，“自由工會”自然不會容忍甚麼階級鬥爭。

最近三年來“戰鬥性”工會的幹部們剛剛嘗到了一點甜頭，指望著“從流氓變紳士”。新勞動法打破了他們的夢。如果說對普通工人來講，最大的問題是延長工時，對工會幹部新勞動法最大的威脅是集體合同問題。一個無法同僱主簽訂集體合同的工會，它的存在價值立刻大打折扣。戰鬥性工會的幹部們面對兩個選擇：要麼重新拾起草創工會時期的街頭運動經驗，走向底層，建立起工人的政治組織，要麼徹底投降，廁身於老板們恩賜的“階級合作”機構裡，混一碗飯吃。目前暫時是第二條路線佔上風。

獨立工聯作為全國最大的工會，由於政府奪去了它過去擁有的退休基金控制權，一直發言反對新法。今年春政府暗示如獨立工聯再鬧下去，稅警機構會開始全面調查獨立工聯下屬眾多公司的財務問題。獨立工聯的首腦們被嚇得不輕，馬上變了調子。

俄聯共議員團在7月5日投了反對票。從年初以來，俄聯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反政府立場空前強硬起來。特別是關於土地自由買賣問題，俄聯共宣布“誓死抵抗”。

土地法通過的前前後後

2002-2003兩年間，俄國應償付三百億美元以上的外債。為了籌足款子，中央政府費盡心思。斂財的秘訣之一是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作為投石問路的措施，暫時允許買賣工商企業佔地和一般居民的菜園子佔地。今年6月中旬杜馬正式通過了“土地法”，為上述措施創造了法律基礎。議會裡反對最力的是俄聯共。普京上台後由於自己的愛國主義立場，一度受到俄聯共的支持。近一年來總統的工作班子同俄聯共關係迅速惡化，原因有四：

1.俄聯共不具有廣泛群眾動員能力，在可能發生的動亂，無法起到制動閥的作用；

2.與此同時俄聯共在議會中開價太高，影響經濟自由化速度；

3.地方政府中親俄聯共的州長們消極抵抗中央集權的國策；

4.俄聯共本身不是有生命力的群眾性政黨，又拒絕在它的基礎上改造為體制內群眾運動，一旦國家進入動蕩期，蜂起的民眾無人駕馭。

俄聯共是在十年後蘇政治及經濟生活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雖不能說獨一無二，倒也相當罕有的怪物。它的上層領導（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一般是原蘇共中央的成員，1992年後在議會裡逐步奪得了一定的政治地盤。他們同商界的聯繫是通過重工業企業經理集團進行的，但也有例外：石油進出口。他們的子女絕大部分被安排在商業機構中，而不是俄聯共的官員。黨內聯業機關幹部和中下層領導大部分來自科研、教育機構。許多人有學術職稱，並且一般都不很年輕。不明真像的人也許會說：知識精英棄學從政，可敬可佩！實際情況是這樣：蘇聯後期培養了一個龐大的學者階層，很多是濫竽充數的。國家解體以後有能力的去了西方，年輕力壯的不少改行下海，中等年齡的人們最尷尬，好容易熬到好日子，一下子甚麼都沒有了。他們有怨氣，最積極的一部份就來搞政治。俄聯共領導幹部主要是從這些人裡爬上來的。一般黨內群眾都在退休年齡，有少量青壯年黨員：在職軍官，小官員，工業企業的領導。工人黨員的年齡在50-60歲之間，並且肯定是原蘇共黨員。

近三年來入黨的青年激增：商人、學生、甚至黑社會大哥。這一波入黨潮同俄聯共“職業化、正規化”政策有直接關係。各大省會城市建立了“議員助理培訓班”，“愛國實業家對話論壇”，2001年4月黨中央全會上通過了“全黨經商”的決議。經商有道的黨組織受到表彰。這一決議的背景是中下層領導幹部不滿的增長：他們已大都成為州市一級地方議員，有些實惠到手，但與商界聯繫很弱。黨中央這次下決心解決商黨整合的問題。

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俄聯共發現了新的危機：來自總統的威脅。反攻的重炮被安排在土地問題上。俄聯共的分析專家指出，現在全國一千萬個家庭，四千萬人口擁有自己的菜園子。土地買賣會直接威脅到一大批人的生活問題；俄國民間的愛國觀念在蘇聯時期根深蒂固，“祖宗留下的土地不能丟”這一口號深入人心。至於其它的政治問題，比如對高收入者徵收累進稅被正式廢除（2000年6月），在群眾中沒引起甚麼興趣。目標確定以後，俄聯共挽起袖子，作出一副大幹的駕勢。7月5日杜馬第二次審議“土地法”的時候，俄聯共召集了有四千人參加的集會，於議會門口示了三個來小時的威。聯共首都市黨組織對外宣傳說有兩萬五千黨員。如果實有一萬，也不少了。7月5日集會連一半的黨員也沒有動員起來，此外到場的還有許多非聯共分子：共工黨，托派，“工黨籌委會”。示威者的年齡層也很說明問題：一片白花花的腦瓜頂之間偶有幾個暗褐或是金黃的黑點游動。

這就是磨拳擦掌半年多的準備結果。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久甘諾夫一本正經地把7月5日集會稱作“人民起義”。

土地的自由買賣確實對今後政治經濟生活影響重大。城市土地的商品化會直接沖擊人民的生活水平，從市政服務到食品價格。瘋狂的土地投機可能會吸走一部份工業資金。千百萬人得以維持體面生活的重要生活來源──菜園子面臨滅頂之災：土地法要求園主支付定期的“不動產稅”。盡管如此，絕大多數人仍在平靜地觀望；沒有比挖土豆或是看電視更重要的事。沒有，也不可能有……

掃蕩極端派

在目前萬眾一心，等著挨刀的大氣候下，一小幫上竄下跳的動亂因素不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兩年來普京當局扎扎實實地開展了一系列活動，有步驟，有分寸地打擊從極左到極右的體制外政治運動。

2000年3-5月，“革命共青團”的5名中央執委會先後被補；在這之間近十名無政府主義者被補；2001年春一系列自由主義者組織和刊物被搜查和傳訊；2001年3月極右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主席利莫諾夫被捕，在此之前號召“武裝起義”的自由主義組織頭目在南方城市薩拉托夫被捕；2001年初托派組織“工人民主”彼得堡分部被搜查，其成員被傳訊；2000年秋冬在首都進行了一系列抄家和傳訊，主要目標是公開號召武裝起義的斯大林派刊物和負責人。一年半以來托派和毛派團體的電腦網頁經常被封，而今年初三名“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員在拉脫維亞以“恐怖主義”被判十五年到十二年不等的長期監禁。

整頓“兩極地帶”的目的是設法控制過去處於官方政治機器視野外的邊緣力量。從托派到毛派，從工運中的激進分子到“武裝鬥爭”的鼓吹者都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壓力。自從1993年10月政府──議會武裝沖突結束以來，政治流派的存在從未受到甚麼嚴重的威脅。民間也好，官方也好，對於游離不定的政治浪人都不大理睬。泥潭式的生存空間使極左派們的發展帶上了下列特點：組織散漫，政治活動波浪式進行，有一搭沒一搭；“童言無忌”，說甚麼的都有，基本上沒有誰想過可能的政治後果；極力模仿西方，從術語到外部包裝無一不學，特別是在首都等幾個大城市。當然這些現象還同工運及其它社運的不振有關。

其實左派們絕非無事可作，從出版工作到工廠裡的活動，土壤還是有的。許多左派報刊都在工人中有銷路，這是非常足以珍貴的，因為激進左翼的報刊本來印得不好，大都設計原始，使用很小的鉛字。可是大多數左派選擇了另一條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十年來成長起來的左派都沒有經歷過群眾運動這一最可貴的學校考驗，在最近兩年沉悶的政治氣候下許多人露出了真面目。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苦惱感覺，“像掉進黑洞裡一樣”。各個組織和個別的積極分子提出五花八門的方案，有主張“全體左派開到烏克蘭去參加起義”的（“左翼”雜誌），有建議“同自由派建立反普京聯合民主陣線”的（革命共青團特維爾州分部），有力陳“革命工會就是好”的（西伯利亞勞工聯合會），有聲言“對工人不能講政治，誰講政治誰是特務”的（“馬克思主義同盟”），有鼓吹“俄聯共是主要左運力量，不支持俄聯共就是關門主義”的（“工人民主”彼得堡分部），有大呼“人民只跟著英雄走，直接行動會激發群眾熱情”的（“保衛政治犯委員會”），有直指“列寧的理論已經過時，我們需要從小事作起，穩扎穩打”的（地區共產黨人黨），有抱住舍寧大腿不放，贊美他“不失工人領袖本色”的（“左翼先鋒隊”），有孤芳自賞，推出“工人全是白痴，只有共工黨裡有健全理智”理論的（共工黨莫斯科市委理論部），有痛陳“普京不明下情，非清君則不可以救國”的（彼得堡碼頭工人工會”，“俄羅斯工農黨”）……

思想是這樣地混亂，大家都感到不是辦法，又都拿不出甚麼主意來。其實尋找“一吃就靈”靈丹妙葯本來就很可笑，但更糟的是許多人以為他們已找到了出路：“風來折腰，順水行船”。革命旗子悄悄收起，暫時國家安全機構的鐵掌還未危及自家性命。與此同時官方一手炒作的國安部接待處爆炸案（1999年）接近尾聲：5名被告（四名革命共青團領導幹部，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指控“建立非法武裝組織，以暴力侵犯國家權力”等重大罪名。如罪名成立他們都會被判15年以上徒刑。同案的無政府主義者嫌疑中有三名作了“坦白交代”，成為主要“証人”。

國安部今年初正式要求所有俄國的網絡公司自費配備監視裝置（兩萬美元一台），以利於國安人員工作，此外國安部要求本部門提供無償網絡服務。兩項要求都在平穩實現過程中。進入7月，總統為他自春季以來發動的恢復死刑運動劃了一個驚嘆號：他在同世界銀行代表談判中公開為恢復死刑辨護。

有的左派自我安慰：西方也有左派政治犯，也有種種限制，左翼運動不是照樣存在？反全球化反得震天動地。這些人不願（不敢？）看到西方與俄國的國家機器重大差別：前者固然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但“鳥籠自由”還是確保的，因為西方社會的高生活水平和複雜的改良主義機器使左派暫時無能為害；俄國則越來越拉美化，這是一個有巨大工人隊伍和半軍事化政權的國家，是一個在未來二十年的急待解決工業基礎設施崩解危機的國家，一個沒有任何有相當威信和動員力量的改良政黨的國家，一個群眾習慣於等待，而政府習慣於以力服人的國家。那些坐在莫斯科的“歐洲文明左翼”們有沒有能力應戰？有沒有這個決心？

星流雲散，各奔前程？

十年前蘇聯解體的時候，曾有過一個龐大的反對派運動。甚麼人都有：工人，農莊莊員，警察，企業領導，托兒所的阿姨，工程師，教授，原蘇持不同政見者，作家，記者……直到葉利欽衛隊的隊員。這些人唯一共同點是反對解散蘇聯。當時也出現了第一批政治組織，從左的觀點批判社會：托派、無政府派、霍查派、斯大林正統派、工聯派……他們一般是沒有甚麼真正的組織，領袖即是組織，起的作用主要是介紹久已失傳的非蘇共理論。在當時“打倒國賊葉利欽”的心情下，反對派運動表現了驚人的政治容忍度：在政治集會上托派與保皇派的刊物自由出售，共產主義工人黨的“義勇隊”裡萬像包羅，從無政府主義者到法西斯主義者，同政府的沖突中反對派唱著“天佑吾皇”和“國際歌”在1993年10月前仆後繼，許多政治立場相反的人在“十‧四”事件後的緊張氣氛中互相保護。那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蜜月階段，大多數人還不懂得“蘇聯人民”的時代已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階級社會和它鐵硬的階級矛盾。1993年以後，俄國資本主義復辟鞏固下來了，反對派運動也逐漸的諸神歸位：大多數人在新社會裡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對政治冷漠了，留在運動裡的人也很快分化：經商的經商，當議員的當議員，差一點的去作記者、議員助理，去修學位，出現了“高等同志”和“一般同志”（俄國人頑固地保持著許多蘇聯時代的符號標志，我曾聽到兩個自由主義金融分析專家彼此互相稱同志）。

運動停滯了，人少了，階級分化明顯了，理論矛盾馬上尖銳起來。車臣戰爭的爆發，對軍隊的態度，對葉利欽政府的定性，十月革命的歷史問題重新浮上水面。左派與右派分家，左派內部分流的過程在1994-1998年時斷時續，但總的趨勢是越走越遠。年青的左派開始著手工人運動，第一批罷工，第一批犧牲者：丘巴克薩爾市萬人拖拉機廠總罷工的結果以共工黨領導的罷委會被鎮壓告終（註：兩名主要成員被發現吊死在家裡，警方宣布：自殺）。理論討論活躍起來了：托洛茨基，毛澤東，墨索里尼，“西方馬克思主義”，意大利“武裝工會”的理論（所謂“紅色旅”），拉美城市游擊戰理論。甚麼書都有人讀，人們真誠地尋找出路，熱情還在，盡管許多人已感覺到他們處在漫長的反動時期。

這也是托派大肆活動的時期。兩個托派組織都擴張了自身影響，作為唯一擁有多多少少嚴謹正統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流派，托洛茨基主義首次向後蘇社會中的抗議群體解釋“為甚麼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不相容”、“蘇聯是過渡社會”、“工人不能不管理社會，否則建不成社會主義”、“工人革命黨內應有充分的民主”。毫不奇怪，托派吸引了大多數有思考能力的左派青年，這是俄國左派的啟蒙時期，從那時起，出現了第一批有理論素養的左派。共工黨內工運活動家群體形成，這些人大都與托派有關。

1998年是一個分水嶺的年頭。獨立工會開始引起社會的注意，5月全國礦工團堵鐵路，6-8月份全國性罷工浪潮把“戰鬥性”工會拋上浪尖。利用尚存的法律保護，利用工運中巨大的真空狀態，左派發動了一系列罷工，請願，圍堵鐵公路活動。舍寧（阿斯特拉罕州），伊薩耶夫（薩馬拉），甘莫夫（下新州），波波夫（伍羅斯拉夫州），韋捷爾尼科娃（彼得堡），這批人幾年的工作開花結果，創建了一批新工會，或是奪取了舊工會領導權。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打擦邊球，既同已衰朽的反對派運動拉開距離，又不認同哪一個具體流派。事實上，純工會的“經濟主義”傾向已形成。左翼反對派出身的工運人士多少填補了改良主義運動的空白，所以站穩腳跟並不困難。另一個傾向──“武裝鬥爭”也嶄露頭腳：“革命共青團”和無政府主義圈子裡的格瓦拉崇拜，多年間不停的文字宣傳不會不留下痕跡：第一批爆炸發生了。幾個共青團員被捕，痛快招認了自己的活動。當時他們僅以“破壞文物”和“流氓”罪過關。許多人認為他們是英雄，他們自己覺得是英雄。出獄以後，他們被選入共青團中央。在反對派運動1994年出現危機後，左派分子有疑慮的時候一般都向托派請教。“工人民主”莫斯科分部的聚會點毫不誇張地說，被踏破了門檻。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打破了許多人頭腦中的偏見和偶像崇拜，但是政治天真的消失並不意味著一個人非革命不可。熟讀馬列托的經典並不難，重新認識歷史並不難，難的是接受經典的政治結論。這些結論是工人運動的結晶產物，要那些剛剛開始摸索工人自我組織的道路的人接受他們，太難了。列寧的“工人階級應有獨立政治立場”和“永不信任資本家”，對共工黨的工人來講就是“把俄羅斯往火坑裡推”，馬克思的“國家應該消亡”更是“胡扯”，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不用說是“不現實”的。在擺脫蘇聯教育中的政治蒙昧之後，左派工運人士通常向右轉，成為平平常常的工會官僚。

不知天高地厚的“游擊隊員”們也對托派有好感：世界革命就是最好嘛！他們半玩半認真地“武裝鬥爭”宣傳暫時以被捕和下獄告終。

托派們在新的環境下感到很不適應。蘇聯早已不復存在，政治革命已是多餘，斯大林主義也不再是過去的龐然大物。今後怎麼走下去？在左運中的馬列主義宣傳已經徹底打垮了本來就不堪一擊的蘇共官方理論。需要實際工作。工運水平處於一百年前沙俄時代的狀態，激進青年人數既少，更不聽理論。如何在這條件下開展實際工作？如何對待已有的友好但非同志性的工運關係？如何對待“游擊隊員”和他們的崇拜者？從1998-1999年起，俄國托派進入了一個很不簡單的時期。其中一派“左翼先鋒隊”竭力模仿西方老大哥，對外宣傳中著重青年問題，婦女、民族壓迫（原住民）、性問題，在工運中以作工會幹部思想工作為主（坦白地講，我從來未見過他們在工會群眾中作過甚麼工作），主題是經濟問題，政治話題不得不涉及時著重強調“反全球化”，反對西方資本。2000年夏，“左先”成為“工黨籌委會”主力之一。這個組織是近於完美的許多托派國際分部的樣版：很好看，但是沒有甚麼用。講一句陳詞濫調：“這些同志缺少在火熱的階級鬥爭中的鍛煉”。以“左翼激進”吸引青年，以“戰鬥性”爭取工會上層陣地的策略在風平浪靜的改良時期是夠用的，風大浪急的變幻時期這一套是行不通的。工人階級革命意識的發展、幹部的錘煉、工人自我組織的出現和發展，這些對社會革命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不能在夏令營式的活動中形成的。看不到這一點就等於政治自殺（或是自閹）。

另一個托派組織“工人民主”試圖重走托派“進入主義”的道路。這一錯誤的可悲在於它首先假定俄國存在著巨大的改良主義運動和政黨，其次它把自身存在和擴張的意義絕對化，而托派（馬列主義運動）存在的真正意義──社會革命則變成了一個抽象而美好的未來。本文無意討論“進入主義”戰術的利弊，這裡只想指出兩點：

1.無論多麼困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堅持對發生的重大事件作出獨立結論，並公開自己的立場；

2.以作群眾性政黨的內部爭取工作來取代同群眾直接接觸，始終是危險性極大的政治寄生主義，是戰略防禦，而不是戰略進攻。一個十年二十年不進攻的革命政黨不可能存在下去。

2000年以後，共產主義工人黨（編者按：關於共產主義工人黨的介紹，請看《共產主義工人黨走過的路》，載於《先驅季刊》第55期，2000年春季號）的危機更加尖銳化了。在2000年12月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公佈了黨員數字：3500人。以秋里京為首的黨中央專心於服裝生意（土耳其皮貨，希臘襯衫），能撈一把就撈。同年12月位於基彌洛沃州的礦工城市安瑞蘇仁茨克發生了一千多礦工反對市政服務漲價的活動，在礦工“漲價就堵路”的最後通牒後市政府取消了原有的決定。今年3月市檢查院起訴礦工領袖瓦洛比尤夫，指他“擾亂秩序”、“詐騙”、“侮辱州府省長”、“強姦”。出庭作証的“証人”之一竟包括當地共產主義工人黨的領導！瓦洛比尤夫質問共工黨中央：“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中央首長們支支吾吾，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原來基彌洛沃州的紅色州長圖列也夫與共工黨高層交情很厚，打了招呼：“整整這個姓瓦的”。這齣悲喜劇的特別荒誕之處是共工黨機關報“勞動俄羅斯”在該州早已禁止發行，以免擾亂民心。

俄聯共在去年底舉行的州長換屆選舉中斬獲不少。就好像拿自己選民開心一樣，紅色州長們上台後的首批措施通常是損害民生或政治反動之舉。烏里揚諾夫州州長沙曼諾夫中將（親俄聯共，車臣戰爭屠夫）上台第二天把房租水電氣收費抬六倍；梁贊州長柳比莫夫（俄聯共黨員）上台後撥公款建立“陸軍小學”，培養極右沙文主義軍事幹部（類似的陸軍小學全俄已開辦四百所），柳氏本人主張恢復君主制；圖拉州長斯達拉杜勃采夫（俄聯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連任後宣布對州內系列企業私有化，因為“共產主義就是私有化，恩格斯講的”（圖拉州私有化委員會主席，俄聯共黨員阿爾焦姆耶夫2001年1月發言）；庫爾茨克州長米哈伊洛夫（俄聯共州委書記）宣佈振興州經濟的頭號措施是“非猶太化”。為甚麼俄聯共站得很穩？因為政治消極的多數群眾不參加投票，只要一個黨有穩定的支持者，贏得選舉是板上釘釘的事。以梁贊州2001年3月議會換屆為例：全州選民投票率28%（按選舉法規定，最低線為25%），俄聯共候選人得票50%-30%的可以順利當選。而該黨的穩定選民基礎恰好在10%-15%之間。投票率最低的社會群體是產業工人和青年學生。也就是說，革命潛力最大的階層完全處於官方政治機器日常運作之外。

由此可以看出，兩個大黨的工作重點都放在“撈油水”上面，利用尚存的政治資源為黨官員打拼升官發財之路。群眾運動未來的領導權很可能會落在三股力量身上：新生的“戰鬥性”工會官僚，毛派（格瓦拉派），托派。

第一股力量以舍寧為首，在上層精英中打開了局面。議會游說工作已被舍寧派所熟練掌握。向他靠攏的有共工黨的一系列工會，西伯利亞勞動聯合會，個別的自由工會。此外高工資的熟練技術工人工會受到新勞動法沖擊，對前途十分恐慌，他們也向舍寧靠攏：飛行員工會、鐵路貨運工會，碼頭裝卸工人工會。新生工會官僚的長處是擁有許多專家：律師、會計師、文字工作者、經濟學家，此外物質資源也遠多於其它勢力；他們的短處是政治資本過於單薄，工人基礎仍極窄，而賣身投靠的速度又過快，脫離基層的程度日益擴大。資產階級是否有意利用他們作為控制工運的工具，是舍寧派的政治前途關鍵所在（至於個人前途，當然是不會缺衣短食的）。

第二股力量尚在形成中，可以相當準確地叫作“毛派”。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下：最根本矛盾是全球南北矛盾，帝國主義與新殖民地的矛盾；需要聚集人民民主力量，以建立進步的反帝反殖民人民政權；這是新殖民地國家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主導力量是工人階級，青年和一切革命份子；革命性應以武裝鬥爭來衡量；俄國是半帝國主義，半殖民地國家（關於這一點有爭議）；俄國與北約的鬥爭是客觀上的反殖民反帝鬥爭（有爭議），應予以有條件支持。

毛派的喉舌是“左翼”雜誌，共工黨莫斯科黨組織青年部，“革命共青團”，他們在工會中也有不少支持者。這裡存在著一定的合流現象。新生工會官僚很樂於打愛國牌，他們同毛派的關係主要是友好的。此外模仿西方搞階級合作也未必前途似錦，所以腳踏兩隻船是多數舍寧派的表現。

托派的情況要複雜一些。這批人已完成了他們“馬克思主義掃盲”的工作，被蘇共歪曲的面目全非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國際共運史已多少撥亂反正，對托洛茨基的個人地位在俄國左派裡已無疑問，許多人更非常崇敬。以後怎麼辦？兩個主要托派組織在戰術上保持西方大哥家傳的秘訣：進入主義，長期活動，向“非傳統社會階層”的政治積極份子靠攏。人們產生一種感覺：托派們事實上不知道幹甚麼，所以決定繼續他們過去幾十年的工作。對現實生活提出的具體問題，比如說車臣問題，對俄聯共的態度，對毛派理論的立場，工人經濟鬥爭應怎樣搞才會推動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這些問題在托派那裡暫時沒有答案。有的人試圖在改良主義陣營裡佔一個左翼反對派的位置，有的人純粹是沙龍清談的愛好者。

今年2月在西伯利亞工業重鎮克拉斯納亞爾茨克發生了化工廠職工攔（鐵）路事件。工人要求漲工資：從目前的30美元漲到60美元一個月。要求未被滿足。工人們悻悻地離開鐵道線回家去了。在那裡，工人階級的脈膊還在跳動。這給人以希望。如果目前的左派墮落了，早晚會有新人出來。工人革總會有為自己開闢道路的那一天……

200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