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61期，2001年（秋）

過去廿多年，在阿拉伯世界，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的現象，一直引起不少人興趣。到目前為止，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掌權的國家，已經有伊朗、蘇丹、阿富汗；正在發動著反對當地政府或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有埃及、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評價也眾說紛云。有自由派直指它就是法西斯主義，所以自由主義者應當站在原有政府一邊去反對它；也有左翼認為它代表進步的反帝力量，所以應當支持它。

原教旨主義不是鐵板一塊

問題在於，不僅伊斯蘭教，就連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本身，都不是鐵板一塊。原教旨主義之間自然有一些共同點，例如主張嚴厲執行古代回教的教規，例如禁酒、婦女戴面巾及不得工作，以至拒絕接受西方文化與音樂等。但是，這種宗教解釋上的共同點並不能化為政治與社會立場上的共同點。沙特阿拉伯也一直嚴格執行舊的回教教規，但是它卻一直親美，還支持1991年美國攻擊伊拉克，並因此同許多原教旨主義盟友，例如阿爾及利亞的回教黨決裂。後來我們還知道，因此同沙特政權決裂的還有拉登呢。

有學者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拒絕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性。但是拉登不也大量使用現代科技嗎？伊朗的例子進一步說明問題並非那麼簡單。雖然在1979年「革命」的初期，霍梅尼政權嚴厲執行回教教規，但是不久之後就逐漸放寬。女性能否接受教育、出外工作及避孕，可算是「現代性」的標記。塔利班政權以回教之名堅決反對，但是今天在伊朗，女性公務員已經佔三成（相當於「伊斯蘭革命」前）；女性避孕的有兩成多。女性戴面紗的規定已經大為放寬；女性可以投票(而且也有女議員)、可以上學甚至接受軍事訓練。

伊朗的例子說明，同奉一本可蘭經，並不能代表政治上的一致性，因為當代社會已經不是公元七世紀的牧民與行商的社會。資本主義越發展就越難以避免吸納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而這又要求女性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結果就難免要放棄一些舊教規。同其他民族國家的競爭以至鬥爭也常常迫使統治者重新解釋教規。就連霍梅尼在生時，他的最親近門徒也一再反對最保守的教士，嘲笑後者不讓自己的女兒受教育誠屬無知，拒絕利用電視、電台等科技更是可笑。

所以，不僅回教徒不一定是恐佈主義，就連原教旨主義本身，也不必然具有共同的政治屬性。在原教旨主義那裡，從極右到極左，從親帝到反帝都有。可以說，社會上有多少個社會集團，就有多少個回教。有屬於半封建地主及控制了廟宇及土地的教士的回教，也有經營現代資本主義大企業的阿拉伯資本家的回教。當然也有廣大的窮人、小資產階級和學生的回教。不同人可以對可蘭經各取所需（宗教語言的特點往往是抽象的及道德說教的，所以更容易這樣），結果就是有各種政治立場的回教徒。

伊斯蘭國家的「現代化」曲折重重

像塔利班及拉登那樣的回教教派當然是反動保守的。過去廿年，在許多回教國家，這種反動教派都有長足增加。這種「宗教狂熱」本身是有深刻的政治與經濟原因的。雖然二戰前後許多伊斯蘭國家都爭取到獨立及進行工業化，有一些甚至開始了世俗化及建設了形式上的議會選舉，但是這些國家統治階級由於本身的落後性，以及始終依附於由帝國主義操縱的世界資本主義，所以始終無法實現其完全現代化的承諾。民族獨立已經完成了，但構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基礎的土地革命，卻沒有一個伊斯蘭國家能真正完成。即使像阿爾及利亞那樣曾經產生過激進左翼政權的國家，八百萬農村人口中只有二百萬獲得一點土地，其餘大部份無地或少地農民不是繼續留在農村過著赤貧生活，就是逃到城市找那極難找到的工作，而且其農民身份始終被城市居民視為異鄉人，鄉下佬。反觀那些西化的統治精英，口說流利法語，佔據了國家統治機器的職位，雖只佔人口的百份之一，卻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在這種強烈對比下，越來越多破產的農村個體戶被貌似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吸引，也就不難明白了。本來，這種教義過去首先吸引地主階級，但是，由於不少農民對土地改革失望，所以他們開始轉向，尋找新出路。而這時教士們向他們解釋，他們的苦難來自西化及不敬真神，不讀可蘭經。經書不是教富人要對窮人慈悲為懷，繳納濟貧稅嗎？不是教窮人要尊重富人財產嗎？如果富人窮人都能遵此訓誨，又怎會有社會動盪、貧窮及戰爭？土地改革之所以行不通，正因為它背離了教義，使窮富之間發生戰爭。國家之所以危機處處，則是因為統治精英為西方文化所敗壞。所以，阿爾及利亞的回教黨的綱領就是反對工人罷工，反對土地革命。它雖也反對國家統治者，而且表面上很反對帝國主義，但是它著重的是從宗教及文化上去反對：反對在伊斯蘭國家說法語（阿國從前是法國殖民地），反對播放西方電影與音樂，強迫婦女回到家庭及戴上面紗。在統治精英所推行的現代化走投無路之際，原教旨主義者就靠一種「回到從前」去尋找安慰。

其他伊斯蘭國家都或多或少經歷這一過程。原教旨主義可說是以小資產階級為主、但包括其他階層的人民，對統治階級的強烈而又思想混亂的抗議；抗議他們既未能成功擺脫帝國主義的間接操縱，又未能成功使國家現代化、卻又只知殘民自肥。伊朗的1979年「伊斯蘭革命」，埃及總統沙特因展開與美國及以色列的和平談判而被激進回教徒剌殺，阿富汗從1973年帝制被推翻之後的長達卅年的內戰與動亂，都同上述因素有密切關係。

沒有出路的青年學生擁抱原教旨主義

但原教旨主義的最主要政治力量來自青年學生。這裡有兩方面因素。第一，是因為青年學生在衰敗的資本主義與半封建主義的混合經濟中，地位最不穩固，前途至為暗淡。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需要，許多回教國家都大力發展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高中及大專學生。從前大學生大多來自西方精英階層；但是，過去幾十年越來越多城市小資產階級、小地主的子弟有了機會晉升大學。這些子弟較少西化，較多保存傳統宗教信仰及習慣，而且往往因為受到西化精英的排擠而更自覺地強化原來的「傳統」身份。連一些女大學生也以戴面紗為榮。另一方面，這些學生在畢業後卻不容易找到較好工作。在阿爾及利亞，由於好工作往往被說法語的上層階層所壟斷，原教旨主義成為不少只說阿拉伯語的中下層學生的鬥爭旗幟。貶法語而揚阿拉伯語，不僅是宗教問題，而且首先是經濟利益的問題。

此外，還有一大批沒能升上大學的中學生。他們更陷於一種進退為谷的境界。但是，成為原教旨主義溫床的，首先得數近二十年如雨後春筍般的宗教學校。許多回教國家都無法為人民提供起碼的基本設施。在巴基斯坦，在1982至1992年的十一年間，人口增加了33%，但基本設施只增加6.9%。外資的湧入使農村破產加速。許多人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時候，許多原教旨主義者藉著財雄勢大（許多人都有從事毒品買賣），在巴國及其他回教國家建立了許多宗教學校。在巴國，這種趨勢還得到當年統治者齊亞將軍的贊助，為的是拿原教旨主義者來反對左翼。1971年巴基斯坦只有900間宗教學校，但是到了齊亞將軍統治末年，便已增至8000間，還有另外25000間沒註冊。這些宗教學校成為窮人子弟受教育的唯一機會，而且學校還往往提供住宿飲食，所以極受他們歡迎。這些學校教士往往以極嚴厲校規整治學生，包括以鐵鍊鎖住犯規學生，長年禁止外出，沒完沒了的誦經。許多學生一直到成年都不讓見到女性，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成長有多大害處實在不難了解。事實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一詞，原意即為宗教學生。而許多塔利班人都是從巴基斯坦的宗教學校畢業的。這種封閉而野蠻的教育方式培育了一大批狂熱、專橫、缺乏獨立思想的宗教信徒，他們對這個世界，對婦女以至對人類，仇恨心理可能比愛護心理更強烈。

美國、蘇聯與伊斯蘭世界

不過，如果沒有英美帝國主義的插手培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的恐怖主義傾向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快。在戰後印尼，美國中情局一直與右翼軍人合作培植反共的回教黨。回教黨在1965年的政變中幫助了蘇哈圖屠殺了一百萬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在埃及、敘利亞、巴基斯坦等國也都是這樣。拉登本人更是美國中情局刻意培植來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蘇軍。（請參閱同期有關此題目的文章）

但是如果沒有蘇聯共產黨及其一眾中東共產黨的叛賣，以及此一叛賣所最後導致的蘇聯的自我崩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不會在九十年代迅速發展。在五、六十年代，左派在中東（以及世界各地）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連一些中高層軍官也因此親蘇左傾（最著名例子是埃及的納塞爾），甚至想模仿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本來呢，斯大林本人不見得真心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其實，他自己也是以色列的「教父」，因為他有份支持成立以色列國，盡管這違反了阿拉伯人民意願。但是，在冷戰時期，蘇聯畢竟好像代表了反帝的最重要力量，所以不少阿拉伯人似乎願意忘記斯大林的罪惡。可是，斯大林死後及其往後幾十年，蘇聯官僚統治者那種自私自利、不惜拿各國人民的利益作為同美國討價還價的棋子的陰險做法，只有變本加厲，而無真正減少。早在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中，當埃及人民奮勇反擊英、法、以侵略之時，蘇聯代表卻與美國代表在聯合國一起投票要「雙方」停火，卻不包括要以色列撤出佔領區。這種背叛使整個中東都爆發群眾示威，「蘇聯佬出賣了我們！」的口號響徹雲霄。往後幾十年，「蘇聯佬」依舊固我，而且越加傲慢，竟至於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誠然，後來的親蘇政權進行過一些進步改革，但是功不補患。廿世紀歷史早証明，用槍桿子是建設不起社會主義的。所以，蘇聯在阿富汗的一敗塗地，實際上也預兆了蘇聯自己的命運。連蘇聯自己也日益喪失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而且日益親美。難怪以蘇為代表的那種「社會主義」左派，雖然在中東火紅過一段時期，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已經是強弩之末了。蘇聯崩潰之後，就更加信譽掃地。而中、俄兩國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都不去阻止美帝攻擊伊拉克（中國代表在安理會中只投棄權票，不投反對票），就足以令到阿拉伯人民心寒了。一方面，整個回教世界，從中東到印尼，從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都陷入巨大社會及經濟危機，另一方面，原來吸引過無數熱血青年的社會主義左派（斯毛版本），卻又喪失了吸引力了，這種思想真空遂使「回到從前的教義」反而成為「新出路」。

不過，原教旨主義將比蘇聯式社會主義更快破產。畢竟，原教旨主義在反對甚麼上還比較清楚，但是在支持甚麼政治、經濟立場上就非常混亂模糊。這本是很自然的，因為一部可蘭經無法為當代社會提供甚麼認真的指導。所以，在伊斯蘭的共同旗幟下，事實上存在各種矛盾以至敵對解釋及派系。而不論哪一派，都沒能在依附性的落後資本主義之外尋找新出路。即使已經完成「伊斯蘭革命」的國家伊朗，情況也不能令人萌生敬意。

越「革命」越依附帝國主義

伊朗在「革命」廿年多後的今天，仍然是一個依附性的資本主義國家。左翼及共產黨給教士們摧殘淨盡了；在當年殺了100多個「性犯罪者」（包括同性戀者）之後，人民的生活習慣也「淨化」了許多了。但教士們也終於承認，畢竟市場經濟是最好的調節器。換言之，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是紋風不動。而伊朗經濟結果怎樣呢？它還是陷入了一切發展中國家所陷入的那樣的死胡同：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之欠發展。國家仍要依賴石油作為主要的換匯商品，但是油價的持續下滑使換匯日益困難，因而也使入口先進設備日益困難。基本生活品物價飛漲，外債高達三百億美元。為了償債，統治者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貸款，但要以實行私有化、開放市場給外資為代價。政治上高喊反帝多年，但回過頭來還得在經濟上向帝國主義出讓經濟主權。這就是為甚麼前幾年伊朗發生了人民騷亂及學生反政府示威。阿富汗即使沒有九一一事件的衝擊，它那套更荒唐的原教旨主義同樣不能在依附性的落後資本主義之外找到新出路。

這當然不是說，原教旨主義會很快消失。只要真正的出路還沒有找到，各種非理性的「激進」思想就會始終具有吸引力。

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