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水整理

《先驅》第61期，2001年（秋）

直至一九五二年中共鎮壓托派之前，中國托派在大陸主要的城市仍然有活動。全國性的拘捕開展於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日之後托派被一網打盡。關於托派重要領導人被捕前後的活動，人們可從鄭超麟出獄後發表的文章了解到，而托派基層成員的遭遇，至今仍缺乏資料。八月中下旬，先驅記者有幸訪問一位倖存的托派基層成員高飛先生，他傳奇性的前半生，很能反映在中共治下異見者的遭遇。以下是經整理的文稿。

在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年，中國大陸的人民普遍不滿它的腐敗，其中有獨立思想的年輕人，紛紛尋求新的政治出路，高飛是其中一份子。高飛兄弟三人均酷愛欣賞西方古典音樂，高飛兄弟有一同事阿福，全家亦愛好古典音樂，家境尚可，能置一留聲機。阿福為人慷慨，常邀友好回家欣賞音樂，阿福雖未曾參加過任何托派組織，卻頗贊同托派思想，並趁賞樂聚集之機影響與會年輕人。高飛就是這樣成為了托派份子，不久更參加了某地區的托派組織。

解放之後，高飛等托派人士不能公開活動，組織身份也必須保密，組織生活轉入地下，各個托派小組保持獨立，互不溝通。據高飛所知，中共勝利對托派基層組織沒有造成太大的震動，當時組織內部討論也未作深入探討，但對中共政權性質定性為壓制人民的政權；組織多討論當前世界形勢，如資本主義快滅亡等議題。由於形勢逆轉，托派處於地下狀況，高飛小組內各人各自活動，組織絕無討論，他們小組內其中一同志更以個人身份作掩護參加共青團，後來更參加土改，遠赴農村，這樣這位成員更難把個人活動交付組織討論了。

被捕和獄中遭遇

中共全國性搜捕托派份子，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晚上進行（即冬至夜）。在搜捕前，毫無徵兆。高飛本人在午夜被中共公安從床上拉起，扣上手鐐，公安向他宣讀「反革命罪」的拘捕令，隨即押上囚車，開往某市第一監獄，並在該處遭單獨囚禁，經一段頗長時間後，仍未獲提審。對於從未經歷「暴力鎮壓」的年輕人，高飛這個方二十出頭的年輕人，難免一時手足無措，精神慌張。但當他整日呆坐牢房，無限的孤寂使他寧願領受極刑。

獄中生活無聊，門深牆厚，犯人之間無法交談。每日早上獄卒逐一帶犯人往漱洗室清潔，隨即帶回囚室；中午獄卒從牢門下方窗口送飯；下午再逐一帶往室外洗澡，然後帶回自行清理囚室，獄卒則在牢門窗口收集垃圾。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眼前只是四面高牆，一度牢門。對高飛來說，這種生活就是極刑，此時此際他突然希望自己是個修道人，能整天打坐入定，無懼因長期無人交談而患的「失語症」。日夜漫漫的日子，他只好以口哨聲聊以自慰。意想不到的是，口哨聲打開了溝通之門，它得到了高牆內的同志和應。此刻他才恍然驚覺，他的同志們都囚於此間！並非每一個囚徒都能面對這樣的困局，高飛與和應他的同志尚能以口哨傳心聲，但亦有人以長嗟泣歎傳「驚心」。

經過很長時間單獨囚禁之後，高飛終被提審，審訊的法官陣容鼎盛，有六人之多。審訊一開始主審即兇巴巴的質問他知否自己犯了甚麼罪狀，高飛自言沒犯甚麼罪。主審即反問：拘捕當日不是已將罪狀向其宣讀了嗎？高飛自言不認為自己犯了拘捕令上所稱的罪狀。到此，另一法官則以規勸的語氣向他表示，以他的情況，只屬輕犯，大概一兩年就能釋放，何苦如此強硬？最後要他回去牢房好好反省。這一回牢房反省，就反省了月餘，期間聽聞不少提審雜聲，其中最值得一記的是，有一被提審的托派同志以高聲喊叫，說自己為勞動人民擺脫苦難才幹革命，指責看守所人員不讓其表態，高呼托洛茨基萬歲，隨後被銬上手鐐帶返牢房。

高飛等人「奉命」反省，於是案頭有紙有筆，還有附帶一本介紹蘇聯托派份子判刑的書藉。他們就想到口哨以外的與難友聯繫的方法。他們每天清理牢房，看守所人員都會從牢門窗送入垃圾鏟子，常常要鏟子滿了他才傾倒到籮裡去，囚徒們就乘機互傳紙條通訊。高飛在互傳消息的過程中，曾收到一副對聯：「今日一曲高歌壯志豪懷百折不撓樂觀愉快，他年幾番歡暢宏謀遠見萬分悅服吐氣揚眉。」

高飛在單獨囚禁的一年零三個月的日子中，不時被提審，在提審過程裡，他逐步了解到他們這批托派份子的底細，已完全被中共所掌握，其透徹度之高，就是連托派同志之間都不知道對方托派身份的，中共也一清二楚。高飛相信一定有人出賣了他們，而且此人相當熟悉他們的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審官員要求他坦白交代，這時他也認為沒有必要再隱瞞些甚麼，如實地寫出個人報告。最後他也承認自己思想有錯，不該參加托派組織！自此的幾個月裡，高飛在一系列的材料上簽署，直至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提審時，主審官員向他宣佈釋放令，他才完結這種坐牢交反省報告的日子。

出獄與政治運動

出獄後，高飛並未能重過正常的生活，鄰居不友善的監視，派出所不時前來的查訪，昔日的同窗兼同志怯於與他來往，即使踫上面也決絕地轉身不見，職業無著，都使他無法融入當時的生活環境。在這孤單寂寞下，他再與阿福一家來往，可遭派出所人員指責他思想仍未改造好，不時派員跟蹤。這種極端孤立的生活維持至一九五五年末，直到中共大搞公私合營，社會風氣較寬鬆，高飛才覓得某地水土腐蝕室化驗師一職，而且頗受重視。在56至57年間，高飛工資不俗，生活大大改善，他亦感愜意。怎也沒想到，這美好的日子倏忽即逝，58年反右運動一來，他這個「歷史反革命」再遭大殃。

高飛遭殃的原因很簡單──他講真話。工廠領導為響應反右運動，規定職工每日下班後參加學習班。有一次，討論專題為：任何人掌握不了毛澤東思想，將來一定一事無成。由於當時社會鼓吹個人崇拜，很多人「認為」成功的人一定掌握了毛的思想，就是那些著名的金牌運動員，也稱因掌握了毛的思想才奮鬥成功。高飛對此，不以為然，於是亦墮入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陷阱。中共自稱最受得起人家批評，「共產黨人」有「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氣量。高飛不虞有詐，對毛思想的威力表示懷疑，他說：「科學家愛因斯坦、牛頓，從未掌握過毛澤東思想，而他們的成就卻是世界公認的，我們應如何理解呢？」他這一問就成了日後歷次運動中不斷被揪鬥的理由。工廠領導或任何人均無法反駁他的疑問，但他們以「托派思想仍在高飛腦中作祟」為名，令他飽受煎熬，只要運動一來，他這個「不肯悔改的托派份子」就是揪鬥、下放、勞改的頭號人物。中共發起的運動一浪接一浪，高飛個人的工作、生活完全被打亂。最後，他感到大陸社會已無他立錐之地，毫無前境，於是，他決心擺脫這個困境──逃出大陸。

逃亡

自打定決心逃亡後，他細心考察地圖，選定逃亡路線；為了成功越過大鵬灣，他努力習泳；為了在海上能辨別方向，他學習觀星。待一切準備就緒，他的逃亡大計就開始了。

他首先乘車到惠州，再從惠州到淡水。在淡水下車後，他躲於田間，待天黑後，沿公路步行至鹽田，接著向南前行，遇山即穿過山脈。他這麼一走便走了幾天，他專挑人跡罕至的樹林行走，晝伏夜出，到達海邊時，已人疲糧絕了，猶幸要找的大鵬灣就在眼前。此時星空明朗，高飛心頭一熱，不禁暗喜天助他也。意料之內的事，他已逐步達到，意料之外的事頃刻而生。當他縱身下海奮力向南前游之際，發現海水與河水不同，海流擊蕩，一浪接一浪，打得他這個從沒有與海洋打過交道的內陸人頭昏眼花，以為就此葬身大海，幸好剛有一突出水面的石頭，讓他可攀上歇息。待身心稍定，他仍想奮力再試。因縱海之時已有寧死不歸的想法，此時有前無退，他再翻身下水，努力向前游。約四小時後，他已筋乏力歇，可距離目的地尚有四五小時之遠。在絕望之際，他發現不遠處有一漁火，他認定方向奮力游去求救。船家終於把他帶上漁船，僥倖地此船是港方漁船，若不，他逃亡大計必以失敗告終，日後生路更為崎嶇。

船家把高飛載到香港，代他聯絡在港親人，要求他姐姐以一千元替他贖身。高飛終於成功「偷渡」香港，時為一九六五年。

在中共統治的五十年當中，他們壓制一切有獨立思想的人，在高飛成功逃脫的背後一定有更多的可哀的亡靈。今天蘇聯托派早已獲得平反，我們的中國托派何時才獲得平反呢？是不是要等到推翻專制統治之後，中國托派才有機會獲得全面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