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大躍進下的俄羅斯人民及民主

劉宇凡

《先驅》第57期,2000年(秋)

1989年,美國一個名為福山的官員寫了一篇有名文章《歷史的終結》,後來再發揮為一本著作,宣稱資本主義民主是人類所能發展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民主還沒有普及全球,來自社會主義者的阻礙仍很強大,但畢竟這是全球各國的總目標與總趨勢。

東歐、蘇聯的變天,南非白人統治的結束,尼加拉瓜、台灣、印尼等國的民主化,好像在在證明福山的正確。按照福山之類的自由主義觀點,代議民主與自由市場是最佳的聯姻,是經濟增長與繁榮的萬應靈方。中國的流亡民運人仕也莫不以此為圭臬,所以他們大都支持中共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所遺憾的僅是它拒行代議民主而已。

十年下來,東歐與前蘇聯的情況究竟怎樣呢?

從大躍進到大倒退

所有這些國家,基本上都轉向了代議民主與市場經濟。可是在市場經濟下勞動人民的生活普遍沒有改善,反而大大惡化了;另一方面,原來的黨官紛紛搖身變為財閥富豪。代議民主也沒有使人民當家作主,相反,卻為高官富豪之繼續篡奪政治權力、化公為私,貼上「人民授權」的光輝標籤。

除了波蘭,所有東歐及前蘇聯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在1997年仍比1989年低。匈牙利下降了10%,捷克是11.4%,羅馬尼亞是17.8%,俄羅斯是40%。就業方面則由全民就業變為大量失業。大多數國家失業率都超過10%,俄國是9%,羅馬尼亞是6.3%,捷克3.1%。各國實際工資在1989-95間下跌8-54%。波蘭的生產總值在1996年已回到1989年的水平,但工資仍墮後。

葉利欽上台後,在1992年1月全面推行「震盪治療」,包括撤消九成物價管制,把四分三大中型企業以種種形式私有化。葉利欽政權相信,震盪越大,療效越高;一旦開放市場,就能一方面迫使企業在一個競爭性環境中提高效率,汰弱留強;另一方面降低需求,增加供應。可是,事情並沒按這種理想發展。首先是失控通脹把俄國人民的儲蓄一舉掃清:1991年通脹高達1500%;1992為875%。以後逐年下降,到1997年降為20%。國際投資者紛紛祝賀俄國成為又一個有前景的新興市場。但是,不僅八成人民完全沒有了儲蓄,而且俄國的生產與消費卻還是跌個不停。在基本尚算和平的情況下,生產在7年間跌了50%(參看表一),實在世界少見,在俄國也史無前例:第一次大戰,俄國生產下跌25%,內戰期間下跌23%,二次大戰也只下跌21%。

工業生產尤其下降得厲害,而這同投資也急劇下降大有關係。目前那一點一點投資,使擴大生產或研究開發極其困難,甚至只是更新舊的設備也不容易。在1980-90年,設備平均年齡是9.5-10.8年,而1990-95年卻上升為10.8-14.1年。較新的設備(少於五年),在十年前尚佔29%,現在只有5%。這個情況本身已說明生產在未來仍可能會收縮。由於缺錢,各企業間日益以物易物以求生存。以物易物佔工業生產之比,1992年為6%,然後逐年上升,到1996年達到35%。缺錢也使企業長期拖欠工資;長達半年的並不少見。若付工資,用產品充數也常見。

表一 俄國經濟1989-97

國民生產總值 工業生產指數 農業生產指數 投資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 價格變化 失業率
1989 100 100 5.6 na
1990 97.0 99.9 100 92.7 na
1991 92.2 91.9 95 23 1,526.0 na
1992 78.8 75.4 86.5 18 875.0 4.7
1993 72.0 64.7 83 13 307.4 5.5
1994 62.8 51.2 73 11 197.4 7.5
1995 60.2 49.5 67.2 10 47.7 8.9
1996 56.9 47.0 63.8 9 17 9.3
1997 57.1 47.9 63.9 8 na na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81 P.61

葉利欽所寄望的外資大量流入並沒有實現。世界的對外直接投資中,九成仍是流向發達國家,而在那餘下的一成中,大半是流向其他國家,只有少部份流向東歐及前蘇聯,而在1989-96年間,其數額只是流向英國的一半。俄國比東歐更低,只有匈牙利的一半。

生產與投資的萎縮自然引起嚴重失業。誠然,開放市場及資產階級重生,促成金融業、零售業及飲食業的就業人數增加了好幾十萬,可總體就業數字在1990-95年間下降了12%。

在俄國1.5億人口中,有4千4百萬屬於貧困線以下。從表二可看出人民生活惡化到什麼程度了。麵包、肉類、馬鈴薯、蔬菜的平均消費量都下跌,其中肉類跌得尤其厲害,與1980年相比下降了三成。如果工人不是普遍在後院自行種植馬鈴薯及蔬菜,那麼連那一點消費量也不能維持。人民已經對政府、市場改革、國家、社會以至自己失去信心。這就是為什麼越來越多人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社會危機導致醫療系統崩潰,有錢才能住進醫院。這種狀況再加上酗酒,使平均壽命迅速下降,而男人尤其如此。在6年間,男人平均壽命縮短4年。由於死亡率高於出生率,人口每年淨減少一百萬。

這種大倒退實在驚人,而且令人感傷。一個超級大國竟然因為「改革」而淪落如此。這個國家曾經不僅是核子及航天技術大國,而且在科學、文化、醫療、教育等各方面並不遜於許多發達國。它的醫生、教師所佔的人口比例更比不少發達國都高。但是,這個文化水平相當高的民族現在連生孩子也要三思了━━非洲人在生活困難時也不會顧忌生孩子;俄國人會害怕正正反映他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震盪療法」事實只有震盪,沒有療效。

表二俄國社會危機

堅尼系數 實際工資 出生率 死亡率 婚姻率 平均壽命
1989=100 每千人 每千人 每千人
1989 0.271 100 14.8 10.7 9.4 64.2 74.5
1990 0.269 109.1 13.6 11.2 8.9 63.8 74.3
1991 0.325 102.4 12.2 11.4 8.6 63.5 74.3
1992 0.371 68.9 10.8 12.2 7.1 62.0 73.8
1993 0.461 69.1 9.4 14.4 7.5 58.9 71.9
1994 0.446 63.7 9.6 15.6 7.3 57.6 71.2
1995 0.471 45.9 9.3 14.9 7.3 58.3 71.7
1996 0.483 52.0 8.9 14.1 5.9 59.9 72.6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81 P.66

1997年的經濟下滑曾經好像停止了,並因此引起人們寄望來年的更大的增長。可是,1998年的亞洲危機以及西歐經濟(特別是德國)的放緩,使已經融入了世界市場的俄國再受一次重創。油價大跌使依靠石油賺取外匯的俄國盧布大幅貶值,政府宣佈還不起債。1998年的生產總值又進一步收縮了4%。政府靠向IMF再舉債才勉強過得去。

人民生活的大倒退令人傷感,而貧富懸殊、官員之化公為私及貪污腐敗則令人憤恨。

黑幫資本主義

俄國的私有化不像捷克那樣以平均給人民分發股票的方式為主。在俄國,以這種方式私有化只佔一成多。大多數國企是被官員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侵吞。從一開始負責政府官員都知道這點。當時主持私有化的部長說:「他們偷呀偷的。他們盜竊一切,不可能再阻止他們。但讓他們偷吧,化公為私吧。那時他們就會成為這些財產的所有主及稱職的管理專家。」美國的索羅斯也響應這一說法:「這是搶匪資本主義,無法無天,但同時也很重要及行得通。」

他們的綱領實際就是迅速從官僚層中製造一個全新的資產階級。自由市場至上論者常常以為,市場那看不見的手只要一旦讓它們自由運作起來,經濟均衡與人人受惠即至。他們忽略了社會本身的階級結構與權力結構,忽略了締造市場經濟的統治階層永遠不會公正地去完成這個任務。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如是,今天資產階級化的官僚更如是。托洛茨基在分析蘇聯官僚層在計劃經濟中的作用時,也指出:篡奪了國家權力的官員在分配經濟資源時,是永不會忘記自己的一份的。現在,當這個官僚層徹底拋棄了「社會主義」之後,當然更會首先把財產分給自己。在前蘇聯,約100個部委控制了全國國企;當一些部委因私有化而撤消時,有關官員就創立股份公司,佔據著同一間建築物及原有一切財富;公司主要股權由國家掌握,其餘則在原官員中分配。

但國家所控制的那些股份,往往也持有得並不很久。

90年代初,官僚及其朋黨瘋狂成立各種各樣私人公司,尤其是銀行。曾經有一段時間,每星期有40間銀行成立。只要出得起7萬美元便行。這些銀行沒有興趣向長期的商業及工業活動借貸;他們只有興趣與國家銀行的朋黨勾結,低息借入國家的錢,高息貸出;他們尤其起勁投機於外匯買賣及政府債券。他們都發了大財,而政府卻越來越窮。1995年,後來成為七大金融寡頭之一的波塔寧向葉利欽建議,以抵押拍賣形式處理大型國企。方法就是私人銀行借錢給政府,而政府以國企控股權作扺押;幾年後政府若還不起債務,股權即歸銀行。最後政府當然是還不起債,而大批優質國企便落入金融寡頭之手。一個金融大亨承認,現在七大金融寡頭控制了超過一半以上俄國經濟。

別列佐夫斯基,這位葉利欽跟前大紅人、企業家,便是靠上述種種方式成為巨富的典型。當前蘇聯崩潰時,他利用經濟聯繫陷入大混亂之際,通過其朋黨關係成為VAZ這間大型車廠的獨家銷售代理;他以低價入貨,高價出售,利潤率高達100%。在通脹超過100倍的時候,他故意拖延付款給車廠,使後者陷入困境,工人拿不到工資。到他終於肯付款之時,他付出的盧布已幾成廢紙。VAZ臨近破產,而他卻發了大財。別列佐夫斯基接著把手伸向西伯利亞石油公司,Aeroflot航空公司,再控制了傳媒及廣告公司。葉利欽為酬答他的財政支持,委任他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二號人物。

如果這些新生官僚資本能在大發國難財之後,真正從事生產性投資,那麼,索羅斯的話也許還有一丁點兒的道理。但不。這些官僚資本根本沒多大興趣從事生產性投資。他們主要是大肆投機倒把。他們這樣做完全合理,因為這樣的利潤率高得多,而且往往是無本生意。其次,從他們的利益看,投資國外比投資國內更有安全保障━━誰知道什麼時候自己會成為調查對象?西方銀行家估計,在過去十年,為數達1500-2000億美元外逃到西方。流出的資本是流入的十倍。正當無數企業因缺錢而連更新設備也辦不到之時,前烏克蘭總理用700萬美元購買了美國加州的豪華別墅,葉利欽女兒買下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間堡壘,無數新生資本家購入法國南部渡假勝地的別墅與遊艇。一個美國財政部官員說:「我們以前相信俄國第一代資本家會是好人,但他們其實是連自己母親也操的混蛋。」

奇怪的是,從1997年開始,俄國不是已經實行了代議民主嗎?為什麼人民不能通過民主程序監督這些前共黨官員?為什麼官商勾結與貪污腐敗反而越演越烈?

神聖一票?

關鍵在於,只要經濟上的貧富懸殊與弱肉強食繼續,也就是說,只要大多數人民仍處於生存痛苦掙扎而一小撮官商輕易地霸佔住經濟命脈、傳媒、廣告,政治上的一人一票是沒多大用的。如果一個工人在勞動8-10小時之後仍要回家種他的馬鈴薯,試問他還能有多少精力去分析政治經濟的複雜問題?即使他精力過人,他還要碰上一個難題:當傳媒都操在葉利欽、別列佐夫斯基之流的官僚財閥手中並完全按其一已私利去寫文章、發消息時,他怎樣才能不致被騙、才能弄清真相?再退一萬步,即使他能弄清真相,他又能怎樣做?頂多不過是耐心等幾年,在大選時投出他那神聖的一票。但事實上他這一票並不神聖,相反,早就被強姦了。因為在他等待的幾年中,官商們早已化公為私、發家致富而且其權力牢不可破了。

當階級不平等仍然存在的時候,當工人始終是經濟上受剝削的時候,單純政治上的一人一票是不能直接有助工人階級積極而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的,更不用說當家作主了。尤其因為,積極參政需要通過自己階級的群眾組織才成。黨官與財閥可以很輕鬆地組織政黨、商會等等。但工人階級,即使在西方,卻不那麼容易。在俄國就更困難了。曾經在1989年崛起的獨立工會,現在由於工人忙於生存掙扎而銷聲匿跡。工人政黨同樣式微。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工人只是一個個分散的原子,無法干預政治事變,也無法有效利用議會民主。

所以那個統治了蘇聯70年的黨官集團,不僅沒有在市場經濟與代議民主下讓位於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公僕,反而讓他們名正言順地侵吞了國家財產。人民仍是靠邊站及被剝削、被壓迫。1995年,74%政府官員仍是來自欽選幹部(欽選幹部是指專由蘇共最高領導層委任的高級職位);在地方政府中,數字則為82%。在私人工商業,61%來自欽選幹部。但有謂那是低估的,因為在餘下的39%中,不少人其實是躲在幕後的高官的代理人而已。再者,來自平民的私人工商業往往只是小企業,同官商勾結而生的財閥不可同日而語。

曾經被西方譽為民主鬥士的葉利欽終於在去年底不光彩地下台。其實他本應不光彩十倍。他站在坦克上「保衛民主」不到兩年,就在1993年以總統之名攻陷了反對他的國會。這就是他的俄式民主了。然後在他任內,他率先令葉利欽家族成為財閥。他早就臭名遠播,但為什麼他能在1996年連任?關鍵是他及其朋黨所控制的傳媒偏幫他(競選對手簡直難得出鏡機會),同時他又慷國家之概,許下一個又一個競選諾言,又給了選民短暫實惠。當國家檢察官Yuri Skuratov膽敢在去年調查他與別列佐夫斯基的勾結時,由普京任頭頭的國家安全局即在電視上公佈檢察官招妓的錄影帶並使他辭職。雖然不久之後,葉利欽因為名聲太臭,也被迫辭職,他卻早已同普京作了交易:他交出權力給普京,而普京保證永不追究他的經濟犯罪。結果是人人都知道他貪污腐敗,但普通人民沒有證據。

普京的當選,代表著民主的進一步的遠離,而不是接近。這位由葉利欽指令的繼承人誠然最後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但那是因為,到了選舉關頭,幾乎一切已成事實;社會上沒有一個候選人能在政治與經濟資源上可以同普京匹敵;在這個時候,在那些居然還有心去投票的選民當中,客觀上他好像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贊成普京,也就是贊成維持那儘管令人不滿,但多少還算有點秩序的現狀,要麼反對普京,而那意味無政府狀態(普京就是那樣恐嚇選民的)。多數選民害怕社會進一步解體,所以就這樣把票投給普京。而普京甫當選,即大談要建設「強大國家權力」,要大力對付車臣分裂份子。一個前特務頭子說出這番話,難免叫西方評論員指為俄國的波拿巴特。這是對的。說到底,靠搶劫人民起家的「黑幫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真正容忍民主制度的。

俄國的慘痛經驗不能不叫人重新審視自由市場至上論與資本主義民主。中國那些死硬的史大林、毛澤東主義者有時也會大談這些慘痛經驗,但目的只為論證官僚集中的命令經濟的「優越性」,論證史毛的歷史正義性。我們同他們絕不相同。我們絕無興趣復活史毛的模式。我們分析俄國經驗,是為了找出真正能造福勞動人民的出路,為了探索真正的民主制度。

在下期我們會繼續報導波蘭、南非的「改革」經驗。

2000年8月5日

統計數字大多來自:

  1. The Russian Catastrop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Winter 1998;
  2.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1999, United Nation.

其他參考資料:

1.《經濟研究資料》,1999年4月與2000年2月。

  1. The necessity of gangster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Feb, 2000.
  2.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ummer, l999.
  3. World Socialist Web, http://www.wsws.org.
  4. Workers liberty, London, various issues.
  5.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Paris, various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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