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54期，1999年11月

董建華政權從誕生之日起即被評為商人政府。不過，那時大概誰也沒想到這個評語在兩年後的今天會顯得那麼貼切。在嚴重經濟衰退下，董採取了一種赤裸的劫貧濟富的政策。對於工商界，它百般愛護。地產商只是嚷一下，董建華立即在施政報告中順應商意、減建居屋。在此之前為了幫助大財團特別是地產商尋找新的發財捷徑（舊的已經大不如前了），他花巨額公帑推出什麼數碼港、中藥港、科學園、創新科技委員會等。就算是一向備受忽略的中小企業，也得到廿五億元的貸款擔保。這種向工商界派錢的做法，連一向袒護工商界的《信報》也譏之為「社會主義政府」（我們且不問這個名詞是否用得恰當）。另一方面，對於普羅大眾，它卻擺出一副晚娘臉，不斷打擊他們的就業及生活保障：凍結公務員薪金；降低新入職公務員起薪點；削減綜援及其他社會福利開支；把公營服務私有化等等。

《信報》社評哀嘆自由放任已成歷史陳跡。其實，就算是在殖民地時代，把港英政策一概稱為自由放任，也是值得懷疑的。但也要承認目前董政權所作的干預要大大超出港英。董政權正在全力幫助工商界把經濟危機轉嫁給普羅大眾。不多不少，這是商人政府向全港打工仔女發動的一次階級鬥爭。

董政權是「民粹主義」嗎？

這種公然劫貧濟富的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民眾不滿。董政權民望之低實在令一眾當權派坐立不安。為了提高民望，這個政府一年來費盡心機去爭取民意，或爭取不到的時候就去製造民意。為達目的，它可以用到非常卑鄙的手段。最明顯的例子是藉製造恐慌來剝奪數以十萬計的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

有人擔心，董政權這種利用所謂「民意」來推行保守政策的做法，早晚使這個政權變成「民粹主義」的專權政府。據說，這種政府為了鞏固權力，會人為製造社會分化，發動狂熱群眾去打擊所有潛在敵人。在他們眼中，貝隆（下詳）與希特拉都是一樣的，因為大家都是借發動「狂熱」群眾上台。

對董政權有所警惕是對的，但是把「民粹主義」套在它身上未免有點莫名其妙。董政權在居港權問題上雖然偽造民意，但未曾發動過任何群眾運動；它從頭起就同群眾沒有任何有機聯繫。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十九世紀的美國農民的民粹主義運動還是比它稍早的俄國知識份子的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一種反對富豪或反對沙皇專政、要求建設平等社會運動。這一切都恰恰同董政權所作所為相反。本世紀中葉在拉美興起的民粹主義運動自然同其源起有很多不同，但是就以最典型的貝隆主義為例，貝隆總統在其1946—55年任期內所推行的政策，大體上是抑壓大財團（例如實施國有化）和促進勞工保障的。勞工運動不能因此支持貝隆本人（畢竟他並非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但沒有理由根本反對他有利勞工的政策。而希特拉呢，則不僅其人要反對，他的反動的社會政策更要反對。不問貝隆所推行的政策是左是右，即不問其政策比較有利於哪個階級，而只問它是否專制，以此同董政權等量齊觀，對於普羅大眾認清敵我又有什麼幫助？退一萬步，即使我們抽空當事人的政策的社會內容，像一些學者那樣，認為只要是利用狂熱群眾運動來取得政權並實行專制的人，都稱之為民粹主義，因此可以把貝隆與希特拉等量齊觀，這樣定義的民粹主義也不大適用於董。貝隆與希特拉都不失為Charisma，即特具魅力、廣受愛戴的群眾領袖，因此可以從兵士或軍官變為元首與總統。董建華呢，這個充滿銅臭氣的商人，天然害怕群眾，在群眾中絕無一點威信。他上台純粹依靠中共的祝福。把這個人與貝隆或希特拉相提並論，未免抬舉了董了。

認為董政權是民粹主義的說法可能導致嚴重的錯誤。這種說法等於認為，「民主自由」的威脅不僅來自董政權，而且來自「不理性群眾」。所以，在居港權事件中，有一些一向關注人權、民主的知識份子哀嘆一向視為代表進步的工人變成盲目排他的盲目群眾。這個見解當然有問題。我們暫且丟開那種「群氓」觀，先談形勢估計的問題。除非大陸發生顯著變化，否則未來四五年，都看不到會有右翼或左翼群眾運動大舉興起的跡象。香港右派政黨（包括民主黨）不少，而民建聯更是突出，但其群眾基礎仍太小。至於左翼，今天連政黨也沒有，就更說不上大規模發展了。因此一個強大群眾運動出現並同現政權結合的可能性，也就很低。自然，董政權對普羅大眾以至一般民主自由的進攻將會繼續。但董建華主要依賴的不是群眾運動，而是國家機器━━首先是本地政府，但也包括中央的國家機器這個強大後盾。因此，對人民種種政治與經濟權利的威脅，主要仍是來自董政權及其所代表的工商界（還有中共），而不是「狂熱群眾」。

中產階級恐懼的「社會分化」

那種誇張了香港群眾運動的發展的看法，或是將董政權描述為民粹主義的見解之所以出現，自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它們反映了一些所謂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願望與恐懼：留戀香港過去多年的「繁榮安定」、階級和平的時代，恐懼這個時代一去不返並代之以社會分化、階級鬥爭、政治獨裁、「群氓」興起的混亂與動盪時代。其實，香港民眾從來都是安份的，甚至太安份了。如果這樣的群眾有朝會變成「騷亂者」，那一定是統治階級剝削壓迫得太厲害，因此所有責任應當放在後者而非前者身上。其次，殘酷的事實是：不論你喜不喜歡，怕與不怕，我們的確已經告別了繁榮安定時代，的確開始步進衰落與動盪時代。在經濟衰退下，董及整個工商界只會更嚴厲地打擊普羅大眾。社會分化、階級衝突簡直是不可避免的。印尼正好給我們一個活生生例子。香港遠未發展到這個階段，但是社會正在與繁榮安定背道而行，則殆無疑問。想再有真正的繁榮安定，想群眾不致變成「群氓」，首先得阻止情況惡化，也就是說，首先要解決貧困、失業的問題，解決壟斷資本為謀暴利不顧民生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意味著須要根本改革這個社會，意味著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鬥爭，除非你認為董政權與工商界會自動讓步、或是認為勞動人民應該逆來順受。其實，對任何社會分化與群眾行動都視為有害，根本是錯誤的。不是任何一種社會分化都是壞的，也不是任何一種群眾運動都會變成群氓運動。事實上，「中產階級」所眷戀的繁榮安定時代，本身就是社會經濟不斷分化的時代━━八九十年代正是本港貧富懸殊空前擴大、製造業工人大批失業的時代。這種有害大眾的分化，卻沒有引起「中產階級」的注意，只因為受苦的不是他們。只是當他們自己也多少變成受害者了，當他們看見普羅大眾的生活明顯更惡化而顯出不滿了，才從內心發出恐懼，恐懼「社會分化」。

其實，從人民立場看，建築在貧富懸殊不斷擴大的基礎上的繁榮安定與階級和平，根本就是一種欺騙，一種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團結與和平。這種虛假的安定與團結是必然要幻滅的，而且已經開始幻滅了。工人群眾如果從幻滅中不再受統治階級的愚弄，認識到他們的利益並不與統治階級相一致甚而是矛盾的，認識到要起而為一個政治與經濟都要實行高度民主的新社會而鬥爭，這樣一種同統治階級思想分道揚鑣的社會分化，恰恰是一種健康的社會分化━━除非你是站在統治階級而不是普羅大眾立場上去看。根據這種路線而發展起來的工人運動，同樣也是一種健康的群眾運動，因為它不是簡單的破壞，而是在改革舊社會中建立一種新社會。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工人運動的所有參與者須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理性，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秩序。這樣的運動，同那種單純為洩憤而發生的騷亂，或者法西斯式主義（它利用小資產階級群的無知去消滅民主制度並重建一個國家專權式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群眾運動根本是相反的。世界工人運動從誕生之日起，本來就是以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為目標的。雖然這個目標還遠沒有達到，但是它至少成功爭取過重大的民主及社會改良。把工人運動同法西斯運動混淆根本是錯誤的。要發展這樣的工人運動自然不是易事，須要對自己和對工人進行長期的教育，須要有漫長的努力的思想準備。但是，只要方向對頭，即使一時效果很小，也算是寸進。反之，現在寄希望於統治階級的自我改良，還希期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可以恢復繁榮安定，並且不分左右地敵視群眾運動，即使一時好像有尺進，但結果一定證明原來是在向後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