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3期，1999年8月

世界貿易組織以推動世界自由貿易為己任，因為據說自由貿易是天然的善，而保護主義是天然的惡。一位中國學者說：

「無論是國際貿易理論，還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都告訴我們，貿易自由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過程，……如果真正在世界範圍內實現貿易自由化，將會使世界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最優配置和使世界經濟達到最大效率，從而會使全球經濟達到繁榮。」（1）

「客觀事實」並不是這樣。「貿易理論」呢，那就要看你宗的是什麼門派了。先談前者。

先有保護主義，才有自由貿易

今天的發達國家，差不多無一例外，在其工業化早期都推行保護主義來維護其工業。英國是自由貿易論最早流行的國家。但是這只是在它已經取得無可挑戰的工業優勢後才成為事實。英國工業革命後，曾經長期禁止出口紡織機器，甚至連有關圖則也禁止出口。有位移民美國的工程師Samuel Slater是全靠記憶才在美國複制紡織機的。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於1760年，但是直到十九世紀初，國際市場上的紡織品供應國主要仍是印度和中國，而不是英國。英國後來居上，靠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保護主義，而且是一種炮艦政策下的保護主義。英國先征服印度，然後採取一種雙重標準：它對印度入口貨採取高達70%的保護主義關稅，對印度的出口呢，就迫使印度接受自由貿易的低關稅。這就徹底打垮了印度民族工業，使它從一個棉布出口國變成為棉花出口國。棉花出口到哪裡呢？到英國。在英國製成棉布後又運到那裡呢？到印度。同樣的過程也在中國重覆，只是一切是由鴉片的自由貿易的問題開始而已。

其他發達國家在其趕上英國期間也推行不同程度的保護主義。從美國、法國到德國莫不如此。後來的日本及南韓也一樣。沒有證據證明保護主義一定妨礙經濟增長。日、法、南韓一向很保護主義，但其經濟增長在長時間內都比大力推行自由貿易的愛爾蘭、希臘、紐西蘭高。也沒有證據說自由貿易必然導致貿易增長、從而是經濟增長。從戰後到六十年代末的繁榮時期，各國都盛行高關稅及其他保護措施，但是貿易卻急劇增長；反之，整個七十年代，儘管各處都在降低關稅及減少保護，貿易增長卻降低。經濟學家Samir Amin認為，與其說貿易增長促進經濟增長，不如說是相反。（2）也就是說，經濟及貿易增長同貿易是否自由沒有必然關係。

從奴隸貿易到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理論又如何呢？這方面自然不能不談到其開山祖師大偉．李嘉圖。假設甲國有養牛優勢，乙國有種麥優勢；如果各自揚長避短，然後互通有無，這是對兩國都有利的。這是斯密的絕對利益論。但倘若甲國比諸乙國在兩種產品上都有較高效率，那甲乙兩國應否進行專業分工和貿易呢？李嘉圖認為，國際貿易不是根據絕對利益，而是根據比較利益，即兩國應按照優勢最大（就甲國而言）或劣勢較小（就乙國而言）的產品，進行專業分工及互相貿易，結果將是彼此都一樣得益。

李嘉圖的理論在一定限度內自然有參考價值，但是他的模型就算在當時也嫌太脫離現實。他的模型以產品數量與勞動量為單位，但正如一位學者指出，進出口商並非根據這些單位，而是根據以價格表現出來的成本及利潤。自然，很多人企圖在承認李嘉圖模式的基礎上，根據現實條件去作出修正及補充。但所有這些修正與補充都沒有質疑李嘉圖的一個重要結論：即使是生產效率較低的國家，也可在同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貿易中獲利，因此自由貿易是「大家都有利的」。李嘉圖的模型中只有英國和葡萄牙兩國。沒有廣大殖民地。但是，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奠定物質基礎的不是十八世紀的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葡之間）之間的自由貿易，而是在十六到十八世紀之間的、對亞洲、非洲及拉美的搶掠及奴隸貿易。英國商人是從臭名昭著的所謂「三角貿易」中大發橫財的：商船把棉布運到西非出售，再從那兒運載奴隸到西印度群島出售，然後把那兒的糖再運到英國出售。正是這種絕對不自由的貿易使英國從落後國得到巨大利益並完成自己的資本原始累積，為資本主義工業提供最基本動力。再加上保護主義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紀初，英國工業的優勢才終於確立━━對葡萄牙而言固然是難以挑戰，對亞、非、拉人民來說更是不可挑戰。在這個情況下，即使英國不再採取炮艦政策，單憑「公平交易」也可以打垮完全沒有現代工業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後者的手工業被歐洲現代工業品淘汰了；他們只能以原料輸出國及歐洲商品的入口國身份參與國際分工及貿易，而這樣的分工不能不使後者大量資金外流到歐洲，因為他們所出口的都是低增值產品，而入口的是日益昂貴的高增值產品。他們這種與工業國的貿易絕非「大家都有利的」。誠然，二次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炮艦因素」淡出了，國際貿易似乎較為「公平」了。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舉出一個事實就足可使人反省了：儘管第三世界的出口大為增加了，但世界上各國的貧富懸殊是不斷增加，而不是減少。關於現代國際貿易對第三世界的剝削，國際上都有不少有名學者作過分析。

巴西為什麼專門出口咖啡？

自由貿易論者的最大毛病是抹煞歷史發展，死抱著由幾個抽象元素建築成的模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是在歷史中發展的，所以也只有從歷史分析中去探討。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分工及貿易，並不是比較利益的定律的作用，而首先是資本主義工業國對第三世界的控制與剝削。馬克思說過：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並根據每個國家優勢的自然條件規定出生產種類。

先生們，你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天賦吧。

二百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係的自然界在那裡連一棵咖啡樹、一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五十年，那裡連一點咖啡，一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天賦作競爭。」（3）

長久以來，古巴專門生產甘蔗，巴西是咖啡，東南亞是橡膠，並拿這些優勢產品去同發達國家交換技術與機器。可是這種國際分工並不是落後國家貫徹比較利益原則的結果。因為這些植物根本不是天然生於當地，而是殖民主義者從外國輸入，並在工業國家的威迫利誘下變成後者的原料供應地。

波利維亞、加納及尼日利亞的原料出口佔出口額達95%。許多落後國家都是這樣。但那主要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原料豐富，因此就發揮這方面優勢。歐美各國的原料同樣豐富，但是沒有變成以出口原料為主。這種世界分工是帝國主義強加給落後國家的不平等分工。如果落後國家到現在還要按照「比較利益論」、「自由貿易論」來發展經濟，那麼，他們的勞動人民就永遠只能當礦工、種植園工人、牧羊人之類，或頂多做低增值的工業工人。這樣去發揮「比較利益」無疑是一種沒有發展前途的發展。

如果德國、日本、南韓、台灣等國都聽從自由貿易論者的忠告去發展經濟，那麼他們早就無法促進工業發展，早就成為另外幾個半殖民地，因為只要世界市場上已經存在一些具有工業優勢的國家，其他國家就很難在「自由」市場上同它競爭，資本就很自然流入劣勢較小的部門，首先就是初級生產部門。這些國家卻選擇在國家補貼及保護下發展虧本工業（初期不能不虧本）。從「比較利益」的觀點看也好，從個別資本家的錢眼看也好，這做法都是有違常理的。可是，實際上這條路線為他們擠身發達國家之列奠定基礎。我們這裡不是簡單主張第三世界以德、日、韓、台為圭臬。我們只是說明，上述那位中國學者的言論是多麼片面，多麼脫離實際歷史，多麼善忘━━忘記我們中國百多年來所吃過的虧。

比較利益論從來沒有完全正確過，放到今天就更為荒謬。在李嘉圖的模型內沒有資本流動的問題。相反，他是以資本不會流出國外為前提的。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兩樣了。現在跨國資本流動於全球，並且是按照全球經濟及政治形勢，而非按照一國之比較利益，去分配投資。

出口導向的害處

說自由貿易促進「最大的效率」，也同事實距離很遠。中國人從前把對外貿易稱為「互通有無」；今天，國際貿易已經不是「互通有無」了，而是「互通有有」，因為超過一半的國際貿易所涉及的出入口貨物是基本相同的。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牙籤部份來自日本；另一方面，該州又有一間工廠每年生產10億雙即棄的筷子出口日本。這樣的貿易該叫做增加效率還是該叫做浪費，是值得探討的。如果兩地工廠各自供應本國，而不是互相交換牙籤與筷子（二者使用相同的木材），是否更好些？有位經濟學者這樣打趣：美國入口丹麥曲奇，丹麥又入口美國曲奇。其實，大家交換製作方法不是更有效嗎？何苦千里迢迢去貿易？（4）自然我們不是主張各國自給自足。但是，現在至少值得反省：目前的國際貿易是否已經太多太濫呢？據說國際貿易可以令消費者多些選擇━━但是，不少學者都指出，現在許多商品，雖然都標榜自己什麼獨特配方，實際上大同小異而已。不過，更壞的一種貿易，就是帝國主義一直向第三世界農民威迫利誘，迫使他們放棄自給糧食的種植，改種出口用的經濟作物。由於各國都被誘使這樣做，結果是經濟作物的世界價格持續下跌。農民一方面失去自給糧食的保障，變成要依賴進口糧，另一方面收入日益下跌及不穩。巴西採納了這種放棄自給、依賴貿易的模式；在1977-84年間，基本食物生產下跌13%，而人均出口經濟作物增加15%，結果是有幾成巴西人營養不良。南韓在1990年的稻米自給率達到108.3%，但在開放市場後，自給率跌到95.2%，農民收入下跌，農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的貧民窟。這種模式自然增加了跨國農業公司的效率，因為生意額大大上升；它也增加了跨國銀行的效率，因為第三世界出口增加可以多賺外匯，這樣才還得起欠銀行的債。對於勞動人民來說，這種效率卻是更快走向饑餓與死亡的效率。

1999年7月24日

（1）《貿易自由化與中國對策》，李欣欣，遼寧人民出版社，284-5頁。

（2）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amir Amin, Zed books, 1997, P.26。

（3）《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馬克思，馬恩選集第一卷208頁。

（4）The case aginst the global economy, edited by Mander and Goldsmith, Sierra Club books, 1996, P.229-258。